十八

  臨近中秋，林教授建議舉辦一個沙龍，他問劉函有沒有辦法提供一個大約二十人左右的場所？但是沙龍在這個社會的政治環境下比較敏感，政府很可能會把它當作非法集會驅散了，林教授說就叫中秋茶話會吧。

  劉函：「地方是有的，就放在我們展廳吧，我們展廳二樓有一個很大的接待室，二十多人沒問題。你另外還有什麼要求？」

  林教授：「能提供些水果、茶水就行。」

  劉函開玩笑地問：「那沒問題，我再給你配個服務員。我能參加嗎？」

  林教授：「你開玩笑了，你是東道主，哪有不讓你參加的理由？」

  沙龍在一個晚上舉行，林教授請了他的一位美女學生作為沙龍主持人。沙龍沒有主題，但有話題，話題涉及：社會、文化、思想等各方面。

  美女主持人先道了開場白：「臨近中秋，由林教授發起，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大家暢聊話題、抒發情懷、品杯中茗、賞窗外月。各位都是學界高人、商界名流、社會精英，在此可以暢所欲言，發表自己的高見。」

  林教授：「我先說個問題，為什麼當今社會，無論是媒體、官方或人與人之間，都充滿了謊言、虛偽、掩飾或對事實表示沉默？」

  美女主持人說：「哪位對林教授的問題感興趣，請發表一下自己的見解。」

  一位戴眼鏡四十多歲的先生先發言了，他說：「我先就林教授所說的謊言作個分析：謊言有兩種效果，一種是騙別人，一種是騙自己，當今社會的謊言兩種效果都有，或者二者兼有。我認為騙別人的都是壞蛋，騙自己的都是笨蛋，二者兼有者又笨又壞。俄羅斯作家索忍尼辛有過一段名言，他說：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自己是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但他們依然在說謊。這段話說出了說謊者既在騙自己，又在騙別人，是又笨又壞者，這是說謊者中最惡劣的人。

  不知誰說過一句話，說是：『說謊就等於他對上帝很大膽，對世人很怯懦，因為謊言是直對著上帝而躲避著世人的』。說謊的目的又是為了什麼呢？說謊的目的是達到依其本質所不能的目的，如果說謊者把他原意說出來就不能達到他原有的目的，如果這個目的是善意的、友好的，那他就沒有必要說謊。所以，說謊者是為了達到行惡的目的，並且這種行惡是一種內虛，說謊的功能是掩蓋內虛，虛是內在本質，說謊是外在表現。所以我就不必多說媒體、官方或人與人之間為什麼要說謊。」

  另一位先生說：「英國哲學家培根對說謊有過比較深刻的分析，培根說：『說謊的罪惡是遠遠超過其益處的，經常說謊者絕不是高明的人而是邪惡的人。—個人起初也許只是為了掩飾事情的某一點而說一點謊，但後來他就不得不說更多的謊，以便掩蓋與那一點相關連的一切。』

  謊言的目的是：第一，是為了迷惑對手；第二，是為了給自己準備退路；第三是以謊言為誘餌，探悉對手的意圖，以一個假的意向，以了解—個真情。

  至於謊言危害：謊言的危害有三種，第一說謊者永遠是虛弱的，因為他不得不隨時提防被揭露；第二說謊使人失去合作者；第三這也是最根本的害處，就是說謊將使人失去人格——毀掉人們對他的信任。」

  一位女士舉手要求發言，主持人說：「請這位女士發表一下她的見解。」

  這位女士說：「我來說一下林教授命題中的第二點，關於虛偽和掩飾。虛和偽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偽就是剛才所說的說謊，它是主動給人以假象，我們把說謊稱為作偽。另一種給人假象的虛偽就是掩飾，我認為，作為掩飾性虛偽沒有作偽這麼惡劣，掩飾性虛偽只是為了掩蓋了真相。比如說一個事件發生了，同樣是掩蓋真相，掩飾性虛偽者事後可以解釋說他不知道事已發生。但作偽者會編造一個子虛烏有的事件來欺騙他人。掩飾性虛偽的另一種說法是：掩飾是沉默而不得不穿上的一件外套，當一個人對其事件是知情的，卻又不得不保持沉默的時候，掩飾性虛偽是最好的辦法。

  再說下沉默，沉默使別人無法得到探悉秘密的機會。培根說：沉默是弱者的智慧和策略，強者則敢於面對事實，直言不諱，因此保持沉默是一種防禦性的自全之術。但是，這種防禦之策在現實的社會中很多地方不管用，他們不允許你保持沉默，所以逼著很多人作偽與掩飾，即所謂的逼良為娼。就像柏拉圖所說：如果尖銳的批評完全消失，溫和的批評將會變得刺耳，如果溫和的批評也不被允許，沉默將被認為居心叵測，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許，讚揚不夠賣力將是一種罪行，如果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那麼，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就是謊言。」

  眼鏡男又說：「我拿培根的一段話對林教授的問題作個總結吧，培根說：虛偽和沉默有三等。第一是隱秘、緘默和守秘密，就是一個人不讓別人有機會看出或推測出他的為人。第二是掩飾，是消極的，就是一個人故意露出跡象端倪，教別人錯認他的真正為人，以假為真。第三是作偽，是積極的，就是有意並且顯著地裝出他實際不是的那種人。因此，比較明智的做法，就是努力保持坦率真誠的形象，又掌握善於沉默的藝術。但不在萬不得已時，不要作虛偽的人。」

  林教授說：「有時沉默也是一種惡，沉默有兩種，一種是對自己不認同的觀點不發表意見，如剛才那位女士說的那種隱秘。另一種是對邪惡保持沉默，那是助惡。」

  林教授又說：「我們為什麼要討論『謊言、虛偽、掩飾和沉默』這個話題呢？因為通過這個話題的討論，使我們認識到了『謊言、虛偽、掩飾和沉默』的本質，從而可以知道怎樣揭穿『謊言和虛偽』。

  如何揭穿『謊言和虛偽』呢？那就需要我們廣泛收集真實的信息、時刻探究事物的本質、增強事物的透明度，以邏輯思維的方式來分析事物本源，這樣我們才不會被『謊言和虛偽』所迷惑，才能在這個充滿『謊言和虛偽』的社會中有獨立的人格與思想。

  至於『掩飾和沉默』是對於極權暴力社會的一種消極的反抗，就像培根說的那樣：『沉默是弱者的智慧和策略』。」

  美女主持說：「大家對林教授所提出的問題討論得非常熱烈與精闢，現在各位還有什麼問題要拿出來討論？」

  一位頭髮花白的中年男子說：「現在社會上很多人在講，如今的社會沒有真理和正義可言，有錢就是真理，有權就是正義，不知大家對此有什麼看法？」

  林教授說：「這裡有幾個概念性的東西，即：真理、正義、錢和權。那我先講錢的概念：金錢是財富的象徵，它只是一種象徵，但它不具有財富的全部特徵。知識、經驗、智力、社會關係、人情等都是財富，但這都是不是金錢，但這些也可以轉化為金錢。所以，財富可以轉化為金錢，但金錢不一定能轉化為全部財富。我把金錢分為五種色彩，五彩繽紛。一，金色：通過辛勤、合法、良心所擁有的金錢；二，藍色：通過幸運、合法擁有的金錢；三，白色：通過憐憫、施捨、贈與所擁有的金錢；四，灰色：通過辛勤、合法、良心受損所擁有的金錢；五，黑色：通過不法、不道德所擁有的金錢。金錢的色彩是決定人們幸福的關鍵。」

  一位中年女士舉手要求發言，她說：「我來解釋一下真理，所謂真理就是一種不變的思想，這種不變的思想是基於不變的事實，但是事實往往是不可知的，這樣真理也就變得不可知了。所以人們就要確認一種理想的事實，要假定這一事實是真的，並把這種事實作為一種標準，這就是真理，真理應該是主觀的理想。因為永恆的真理不可知的，所以人們永遠在追求真理。有人認為科學定理是真理，但是科學是可以被證偽的，就像牛頓定律是真理，但是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後牛頓定律就不是真理了。要尋找一種不變的思想是艱難困苦的，倒不是因為找到了真理之後真理所加於人的思想約束，而是他的痛苦在於他認為找到真理後又被新的真理所否定。

  真理有自然的屬性和精神的屬性，自然的屬性就是科學的定理和定義，精神的屬性，就是信仰。真正的永恆的真理是信仰的真理，因為信仰是不變的，如對上帝的信仰，聖經是真理，對佛教的信仰，釋迦牟尼的教誨是真理。因為科學是可以證偽的，所以，自然界沒有永恆的真理。

  至於有錢和真理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錢和真理一毛錢的關係都沒有，根本是兩個概念的東西。拜金無非是一種個人的理念，談不上真理，所謂有錢就是真理就是一句不符合邏輯的病句，錢不能主宰科學，錢不能改變信仰，錢能改變的所謂信仰就不是信仰了，只是理念而已。」

  林教授說：「那我再來說說正義吧！最早提出正義是什麼的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他在《理想國》一書中，以蘇格拉底對正義的追問。當然，不同的歷史環境、不同的社會價值觀，對正義的理解會不同。當今社會我們要以普世價值的理念來討論正義。我認為，正義的前提是自由，就像蘇格拉底說的：『正義就是有自己的東西干自己的事情』，正義就是自由。但是正義的自由是受約束的自由，所以我認為，契約精神就是正義。

  契約精神內容很多：諸如遵循權利與義務的約束，即自由是在約束下發揮的；要誠實信用，說過的話要算數，不能出爾反爾，要說到做到；要遵循公平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家也可以學著蘇格拉底式地追問，問正義是什麼。

  我再說下權力，權力實質是人與人之間一種特殊的影響力。是一些人的行為強行改變另一些人生活方式的一種關係。權力是一方對另一方單向施加的影響，所以說，沒有約束的權力是不正義的。權力不受制約、權力濫用，隨心所欲、放縱地使用權力，這是集權者嚮往的自由，集權者的自由就是人民的災難。只有把權力轉化為權利，服從轉化為義務，才能體現正義，強權之下本身就無正義可言。所以說，有錢不代表真理，有權不代表正義。」

  美女主持說：「大家還有什麼思想要交流的？在我們這兒沒什麼禁忌的，大家可暢所欲言。」

  劉函說了：「古希臘為世界貢獻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同期，中國為世界貢獻了老子、孔子、孟子；印度為世界貢獻了釋迦牟尼；但是2000年後這些先聖們對世界文化的影響和貢獻又是如何呢？」

  一位五十左右的男子說：「我來回答這個問題吧。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優劣是最敏感的話題，也是最值得討論的話題。

  公元前500年前後，古希臘誕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被稱為『希臘三賢』。中國也在這一時期前後，誕生了老子、孔子、孟子、莊子。更有意義的是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和中國的孔子、印度的釋迦牟尼都沒有留下任何文字性的著作，蘇格拉底的思想是由他的學生柏拉圖和色諾芬在後續的記載中加以闡述的。孔子的思想則是由他的弟子在後續的《論語》中加以闡述。釋迦牟尼也是一樣，在其即將涅槃時，將其根本思想『四聖諦』『八正道』及『十二因緣』傳授給弟子，所以有弟子們在向世人宣講佛法時，在經典開頭先加上『如是我聞』的字樣，告訴大眾這是他們親耳聽到佛這樣講的。在同一時代，以相同的形式，形成這種歷史上哲思的開端，不能不使人懷疑是否有神的安排。

  從這時起，形成了古希臘和東方兩種文化及兩種思維方式的巨大差別，兩種文化從此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古希臘人把哲學從文化形態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哲學中的追問和精密邏輯證明又構成了科學的開端。

  古希臘人的知識觀就是一切從『無知』作為開端，蘇格拉底總是跟別人討論問題，他說我無知因此我向你請教問題，對方一定表現出全知道，於是就回答蘇格拉底的問題。蘇格拉底不斷地追問、換著角度追問，最後回答者承認自己無知。蘇格拉底的這種方式被後人總結為『知識助產法』。

  中國人的知識是一種已知的知識，是作為經典和教條固定了的知識，你只要按教導去做就行了。翻開《論語》與《道德經》，無一不是在說教。中國先聖們的教導是類似於宗教的說教、是不可質疑的、不可追問的。『三人行必有我師』，沒有人去質問兩人是否可以？四人是否可以？三人裡面是否有壞人？中國人一方面墨守成規、很教條，但看似墨守成規和教條的東西其思維又很發散，比方說孔子說的三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說是眾人，他不能以精邏輯去推斷，因此很難形成科學的創新。

  西方文化注重的是自然哲學，研究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及自然與自然的關係，他們從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質的本體論入手，進而發展為今天的科學技術。

  中國文化注重的是人文哲學，研究的是人與人的關係，講的是仁和義、德和善，進而發展為帝王統治學說。所以說，我的結論是中國2000年以來對世界物質文明沒有貢獻，卻有著許多精神上的糟粕，這種思維方式致使中國現在還是處於封建的意識形態，而國際社會早已步入輝煌的精神和物質的文明。」

  林教授說：「我不完全贊同剛才那位的觀點，分析孔孟思想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利弊，應該從孔孟思想的作用著手。孔孟思想是一種人文工具，它是調整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一種工具。我認為，孔孟思想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分為兩類：一是調整平等主體間的關係，即調整平民和平民間的關係和調整統治者和整統治者內部間的關係；二是調整不平等主體間的關係，即調整平民與統治者之間的關係。簡單地說就是：一種是調整平等主體間的關係；另一種是調整不平等主體間的關係。

  為什麼很多人說，中國古代孔孟思想是糟粕，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件東西用得好就是精華，用得不好就是垃圾。

  我認為孔孟思想不能作為一種政治統治工具，它運用於我們的生活是精華，如運用於政治統治上它就是糟粕。就是說：它用於調整平等主體間的關係是精華；它用於調整不平等主體間的關係是糟粕。

  為什麼孔孟思想在中國大陸一直不好用，而在新加坡、在台灣、在日本，中國的孔孟思想盛行。究其原因，因為它們是民主政體，民主政體中統治者和公民是平等主體間的關係，它不採用孔孟這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不平等條件來調整統治者與公民的關係。儒家的基本思想就是：孝、悌、忠、恕、仁、義、禮、智、信，如果這些僅僅是統治者要求老百姓做到的，如果用這些來調整老百姓與統治者的關係，那老百姓就被奴化了。

  任何事物都有精華部分和糟粕部分，儒家思想的糟粕之處就在於它建立了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並用其思想理論來調整它。為什麼儒家思想不能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揚光大，就是因為它建立了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是把它的糟粕發酵過頭了，美酒變醋了。

  如果要用儒家思想來調整社會關係，那先必須建立平等的社會關係，那儒家思想作為調整平等主體間的關係上將大放異彩，政治和諧了才能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

  主持人說：「林教授對中國孔孟思想文化的論述有獨到的見解，有很高的學術參考價值。各位還有什麼問題要拿出來討論的？」

  有人問道：「為什麼自古以來都是小人當官發財，有識之士老是被壓制？」

  劉函：「這個問題我來說說。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上這樣寫道：德才兼備是聖人，德勝於才是君子，才勝於德是小人，無才無德是愚人，寧可用愚人，不可用小人。這就是中國帝王的用人理念。首先，皇帝自認為自己是聖人，但是歷史上昏君也不少，如果是昏君，他就不知道什麼人是德勝於才，什麼人是才勝於德。如果用上德勝於才的，那就是民族的幸運了，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如王充在《論衡》中說的：『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眾上』。

  王充說的遇，就是在等機會了。但是君子在等，小人不等。實際上歷史上的皇帝大都是昏君，小人有才、讒言昏君，得勢上台。所以就有：薄能濁操，遇，在眾上，才高潔行，不遇，退在下流。如果遇明君，明君自認為自己是聖人，他不會用小人，但他會用愚人，所以君子永遠不遇。別人是精英治國，我們是小人治國、愚人治國，這是中國社會永遠沒出息的原因。所以就有剛才的那位先生所問的，為什麼自古以來都是小人當官發財，有識之士老是被壓制的結果。」

  一位先生說：「前陣子在放一部魯迅小說改編的電影《阿Q正傳》好像蠻有意思的，大家不知看過沒有？」

  另一位先生說：「魯迅筆下的阿Q與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筆下的唐吉訶德有同工異曲之妙。唐吉訶德是書讀瘋了，把書中的世界映射成現實的幻想。而阿Q是沒讀過書，把經驗發展成幻想，再把幻想提升為精神。所以劣等群體都是拿著唐吉訶德的幻想，憑著阿Q的精神，與普世的價值觀在進行戰鬥。」

  美女主持說：「提到魯迅先生，大家對魯迅先生有何評價。」

  劉函說：「魯迅先生的著作我看過很多，他寫過一篇小說集，取名為《吶喊》，魯迅先生講述到，當時他正在日本的一個鄉間醫學專門學校學醫，教學是用電影播放形式上課的。有一回，魯迅先生描寫到：『我竟在畫片上忽然看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中國人被綁著的，左右站著許多中國人在看，這些中國人都是強壯的體格，但都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被綁著的中國人是替俄國做軍事上偵探的，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中國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這就是魯迅寫《吶喊》的緣由。中國這個社會只有為數極少的人是清醒的，魯迅的《吶喊》就想叫醒沉睡的大多數中國人。」

  劉函繼續說：「魯迅從1929年開始『吶喊』，但一直沒有真正叫醒過大部分中國人，有些人是醒來過的，但這些人是怎麼醒來的，醒來後又怎樣了，我來分析一下：

  1.五四以來，一大批青年被人喚醒，青年們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結果怎樣呢？專制與愚昧一直統治著中國，黑暗一直籠罩著中國。所以被叫醒後的一大批青年又洗洗睡了，部分被叫醒的人繼續戰鬥著。

  2.有一部分人是被叫醒，但醒來後在黑暗中摸索，前面有坑但他們不知道，在前進的路上掉進坑裡去了，死了。中國知識分子是最早覺醒的，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被人喚醒過一次，喚醒他們的人催促他們大鳴大放地往前走，但是叫醒他們的人在前面已挖好了坑，結果走在前面的都掉下去了，死了。走在後面的就不繼續往前走了，躺下繼續裝睡了。

  3.另外還有一部分人也是被叫醒的，但天空中罩著黑幕，睜眼看見周圍一片黑暗，偶爾看見一絲光明，他們嚮往著光明，就跑到明亮的地方去了。改革開放，喚醒了很多人，他們了解到了西方文明，接受了普世價值觀，但在他們周圍遍布了洗腦後入睡夢遊者，還有叫不醒或裝睡不願意醒的人，他們無力改變這個世道，所以只能去往光明的世界了。

  4.還有人是被尿憋醒的，但醒來後撒泡尿又去睡了。這些人受到統治者或既得利益者的侵害而痛醒了，但醒後統治者安撫了他們，為他們平反，又給他們洗了腦，他們感激不盡，不認為這些侵害是黑暗制度造成的，他們嚮往著美好，統治者又給他們灌了美好的藥水洗腦，讓他們繼續睡下去做美夢，當別人在這種制度下再行遭受侵害時，他們閉著眼睡著了，看不見了。

  怎樣才能真正叫醒睡著的和裝睡的人呢？我認為可以採取以下的辦法：

  一是怎麼叫醒真睡著的人？叫醒真睡著的人，一定要觸及他的靈魂，喚醒他潛在的良知，灌注以光明的、正義的理念，提高他們的認知程度，用光明與黑暗的對比，激發人的正義感，其手段就是通過教育。一個有潛在良知的人，通過教育，一定能激發出他善和正義的本能。使他認識到善和正義是有利於人類的，能讓人類更美好的，通過教育賦予他有這種正義感和責任感。

  開放和言論自由，是為灌注光明、正義的理念築就了通暢的渠道。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喚醒和激發了一大批改革精英，他們捅破了黑暗的天幕，讓正義的陽光照射到祖國的大地。

  二是怎麼叫醒裝睡的人？對於一個裝睡的人，他們是清醒的，只是因為利害關係不敢醒來面對現實，對這些人不用採取教育的手段，只能用利益與痛苦強迫他們起來。就是要讓他們認識到如果這麼躺著就會遭受到極大的痛苦和利益損害，使他們認識到不起來主持正義他們將遭受滅頂之災，就是要讓他們躺著中槍。

  所以我也要吶喊！繼魯迅《吶喊》後再次的《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