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移駐漢口
一則，因為我們平素注重行軍訓練，二則，由常德到津市，我們已修有康莊的大道，所以，雖然在大雨之中，我們全旅官兵分作五路行進，人馬車炮，肅靜整齊，完全照著預定計劃，平平安安到達目的地。
雖不敢說雞犬不驚，但一草一木都未驚動百姓，那是真的。後來，連年遇見常德各界紳商，談到那次我們開拔，地方百姓都不知道，還以為是平常的行軍演習，口口聲聲地誇獎，以為在那時的軍隊中，是很難有的。
我覺得，國家養軍隊，責任就在保護人民。不驚擾百姓，只是守了本分而已，有什麼可夸的？若竟以此自傲自滿，就可笑得很了。
試問，國家法令，幾曾叫軍隊騷擾百姓來著？可見那是中國百姓的可憐。軍隊能守個本分，他們就看著稀奇不得了的事了。
還有一層，我要贅說：就是軍隊駐在一地，平時當有戰時的辦法，每時每刻都須有開拔的準備和作戰的準備，平時養成了習慣，一旦有事，要走就走，說打就打，一點不用周章費事。
若不然，遇有變動，種種麻煩都蝟集蜂擁而來，那時一手提燈，一手提籃，跑來跑去，拿東動西，一點頭緒沒有。則不但使人家看著笑掉牙齒，而且天大的要事亦被耽誤了。
我們由常德上船，沿途河流縱橫。有些地段水向南流，乃是長江的水流向洞庭湖去。洞庭湖中水不大，多沼澤之地，張敬堯乃和當地土劣勾結，將沼澤中沖積的土地圈起來，使水不能入，從事放墾種植，致湖中容水量大減。
黃河怕決口，長江則無決口之虞，即因為長江賴有許多大湖小湖為其水囊。張敬堯放墾的結果，即不啻把長江的一些水囊堵死，使水發時，無法流瀉。十八年、二十年長江連發大水，張敬堯輩實應負相當責任，這是我實地觀察後的感想，並非空談。
這次到津市，臨澧鎮守使王振亞已被他的副使卿衡所殺，聽說王和卿兩人意見不合，感情惡劣，平素你防著我我防著你。一次，王振亞到什麼地方去，卿衡伏兵於路殺之。
我們到津市的時候，吳佩孚正在保定一帶，和段芝貴打得激烈，張敬堯自湖南退入鄂境，吳光新亦向武昌方面撤退。張、吳結合頗有攻取武昌的意思。
那時，鄂督王占元看著武昌危急，打一電報給我說：「張、吳將不利於武漢，望弟台速率所部星夜來援，沿途萬勿停留。」
於是，我們在津市駐了兩天，即趕緊準備船隻，向武漢出發。當時辦得幾艘小輪，拖著民船，至藕池口，因煤炭用完，特開到沙市裝煤。
此時，又接王占元一電，說張、吳已經解決，叫我毋庸前來。但電中並不提我們部隊當駐何處。這時正在六月，江水泛濫，各處都漲著水，我們沒地方屯駐，乃決心仍開武漢。在路上遇著軍艦來接，我即乘軍艦先到，隊伍隨後亦到，暫停鯰魚套。
武漢一帶也是大水，水位平岸，第二天早上，我即往督軍署會見王占元。王像個鄉下土佬兒，見面也沒說個長短，他就問我道：
「煥章先生，你的隊伍現在打算開到哪裡去呢？」
那一種不負責任的神氣，很出我的意外，我只好掏出他給我的求援電報，請他看，他接到手裡一看，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說道：「噢，噢！那麼就駐在諶家磯造紙廠吧。」
王督軍不但樣子像個土佬兒，就是一切辦法，也是鄉下守財奴大財迷的辦法，既不像軍人，也不像懂得政治的人。我順便寫他幾件事在這裡，以見一斑。
他每逢犒賞軍隊，總是一吊大錢或兩吊大錢，那時已用大洋，一吊錢比一元錢還差遠了（別人犒賞總是二三千元）。他常常從常德辦煤，用民船裝，用小輪拖，運到漢口，每噸成本不過七八元。他賣給漢陽兵工廠，都照六河溝煤價，每噸二十二元，又在武漢大鑄銅元，以軍用車運往順德、保定等地出賣，大發其財。
人家罵他，這樣做法，到底算是商人，還算是國家封疆大吏？他也滿不在乎。他為何如此蔑視自己，即因為不讀書，沒知識的緣故。這等人一旦拿官到手，不知如何做法，就唯利是圖，無事不干。
諶家磯造紙廠狹隘卑濕，房屋不夠住的，我們全旅一萬多人開了去，大半都搭帳篷，另有相距二十里名灄口的地方，分去一部分人屯駐，也是搭帳篷。
那時大水之後，天氣溽熱，住的地方如蒸籠，官兵們因此致病的極多，到後竟死亡三四百人。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為官兵們祛病的辦法，仍是努力野外演習和科學的訓練，不使他們精神體力稍有弛懈。
我們部隊在常德時，即全體戴用草帽，帽由新鄭辦來，價錢很便宜，夏天時候尤感合宜。因為普通軍帽只一層薄布，緊緊地箍在頭上，前面一塊黑色漆布的遮檐，更易傳熱，在炎陽中一曬，簡直悶熱難當。
第八師的官兵於夏天由陝西開往甘肅，一營人中害火眼病的達二百餘人，皆是戴那種軍帽曬出來的。我們此次由常德到漢口，也正值六月天，故官兵皆戴草帽，天雨時，再加上一個油布罩。天晴即將油布罩除去。
到了漢口，人們沒見過覺得奇特，就呼為「草帽兒兵」。駐諶家磯期間，每日往來武漢、灄口一帶，買東西，辦公事，每與人民接觸，兵們都很謙和有禮。
他們坐車坐船，遇見老弱婦孺，即起立讓座。街上人來人去熙熙攘攘，若碰著、踹著，兵們無不讓著百姓。鋪子中有人潑水，不小心潑在兵們身上，那人駭得臉上改容，以為一定闖了大禍了，而兵們反倒安慰他，說：「不要緊，這不怪你。」
那時，王占元的隊伍一向強橫兇惡，人民沒見過這樣客氣有禮的兵，都稀罕的不得了，因此，對草帽兒兵產生了極好的感情。
造紙廠的規模很大，造紙的全部手續，都是以機器替代人力。原料放入機器，攪漿、成紙、烘乾、打捆等程序，倏忽間即告完成，所以一頭放入原料，一頭即出一捆捆整齊良美的紙張，用人三五十個，即抵得萬人之手，較舊式手工業辦法完美迅捷多了。
我參觀的時候，嚮導者告訴我三件事：一、造紙原料，也都用的舶來品；二、財政部已將此廠秘密抵押給日本人，第一次押款五十萬。第二次交二百萬；三、廠中人員都由財政部薦來，對於紙廠的經營完全是門外漢，只知做官弄錢而已。
嚮導者的話不是道聽途說，那時中國的事就是這樣的情形辦理！真使人聽著氣憤得發昏。我還常常想，中國的社會若要進步。必定得一切生產機械化，電力化，除非萬無辦法，不必再提倡什麼手工業。
我要寫許多通俗的書，說明古不如今，舊不如新的道理，宣傳科學萬能的種種事實，以破除社會上一般泥古守舊的思想和觀念。
其實，這些固然重要，但還有更重要更根本的問題在，那就是打倒黑暗的軍閥統治，剷除腐敗的官僚政治，中國的國民革命不完成，什麼問題都說不上。
拿這個造紙廠來說，他們難道不知道機器生產比手工業好嗎？難道不知道科學比所謂國粹高明嗎？然而，他們不但不能將機器大事提倡，普遍應用，連這一所新式造紙廠也不能好好地加以合理經營，使之日益發展。
不但這一所紙廠不能有好的經營與發展，甚至為了羅掘搜刮，連這僅有的新式工業也要拿去向外國人抵押出賣。軍閥官僚的統治不打倒，從哪裡去談改革生產，發達經濟呢？
我也參觀了漢陽鐵廠，那裡的情形是同樣地叫人難過。鐵廠的規模也是很大的，但辦理得極糟，裡面到處是破爛，顛顛倒倒，無人過問的樣子。
並且聽人告訴我，這個鐵廠因資本缺乏，歐戰時已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日本二十五年。後來，我到莫斯科去，看見西伯利亞道的鐵軌多是漢陽鐵廠所造。
我想，一定有人會詫異，為什麼自己廠造的鐵軌國內看不見，在外國反倒有的？其實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張之洞先生看明白一國若要抵禦外侮，非有新式武器不可；要辦槍炮，非有鐵有鋼不可；要有鐵有鋼，又非有礦不可。因此，努力辦礦，辦鐵廠與煉鋼廠。才踏踏實實地做了一些成績出來。
今日談及張之洞，人都要談他為老腐敗。其實真正知本知末，知所用知所學，真正能實做實幹的，至今還要數到他。
民國以來的當權握政者，對此等根本大事反倒無人注意了，一個人要能站立起來，非有骨骼不可，同樣的，一個國家要能挺立於世界，亦非有鋼有鐵不可。道理再淺顯也沒有了，用不著那些想得高說得遠的文章。總而言之，我們必得自己煉鋼製鐵！
那時，粵漢鐵路局長是我一位熟人。一天，他約我到他局中去坐。那房子堂皇極了，屋中裝飾陳設都是洋派，地毯、沙發等無不極盡奢華，我和他座談著，心裡總覺著不舒服。
那時，粵漢路尚未通車，局長先生卻擺起這個架子來，他若想想造鐵路的款子是從外國借來的，不知他心裡難過否，若用這些擺闊的錢去修鐵路，至少可多修數十里。
在這裡，我如寒天喝了冷水，在心裡冰著，至今還不能忘記。1936年我從廬山循浙贛路到杭州，看見浙贛路的情形就進步多了。每個車站不過三五間簡單的小房，用一二個工役。站長睡行軍床，從早到晚勤勤懇懇。無事不干。路務辦得極好，路軌修得極好，路員多勤勞樸實，很有一番新精神。
又有蕪湖對江裕溪口的一條運煤的淮南鐵路，也是簡便適用，惠益人民者至大。回想起來。中國有些地方的確進步很快，但許多方面仍不免官僚化，不脫老爺少爺的辦法。處處學闊，學洋派。
他們不知，外國人在中國的，不是大使，就是富商，「吃飯穿衣量家當」，應該各方面較量較量才是。
九月尾上，中山先生派了徐季龍和鈕惕生二位先生帶著信到漢口來看我。他們對我說了很多勉勵和鼓舞的話，希望能夠一致從事革命工作，使我很是興奮感激。
我和他們說，連年以來，國事窳敗，今日南打北，明日北打南，甚至北與北火拼，南也與南相打，使國家破碎，外侮日亟，人民活在苦痛之中。北方大佬們深中清廷遺毒，積重難返，他們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謀富貴，沒有一點為國家為民族的遠大眼光。
四萬萬五千萬人民都把眼睛望著中山先生和他所領導的團體，稍能振作上進的將領也是存著這樣的心。
因把我多年的積悃和處境盡情傾吐一番。徐、鈕兩位先生都很以為然。在一起盤桓多日，又請二位看我們部隊的操練。
後來，我派我的秘書任佑民到廣東去回看中山先生，表示，只要他用得著我時，我當然無不盡力以赴。1924年打倒曹、吳之後，我首先即電請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計，與此次的往還是頗有關係的。
此時，吳蔭卿先生也來看我，他為九江鎮守使，江西軍務幫辦。和地方上處得極好，百姓都愛戴他，真正能做到平民化。
那時，北洋官吏到了南方，總是軍警遍布，戒備森嚴，把民眾當成與自己對壘的仇敵一般。吳則不然，他常常獨自一人，拿著一根手杖，滿街滿巷地轉圈，遇見商民就和商民談話，遇見農民，就對農民問長道短，往往兩下談得忘形。以此很知民間疾苦，與百姓處得非常融洽。
其次，便是愛貧保赤，真有愛人如己的精神。每在街上遇見無依無靠的孩子，他就帶回家來，悉心教養他，又送上學校，使受相當教育，直到能夠自立方肯罷休，他的養女養子極多，都是這樣來的。
對於自己的兒女和自己親戚子弟，也是一般地使受教育，決不格外溺愛姑息。等到他們能夠自立，即分出去令其獨立成家。此時，若再求助於他，就是挪用若干銀錢，亦必使覓中人，按月計息，定期歸還，決不含混過去。
他持家勤勞節儉，沒一點官僚的腐敗習氣，對朋友真誠熱心，最愛說老實話，對於公家事則均能認真辦理，任勞任怨以赴。
他原是天津武備學生，在第六鎮為標統時，最擅長術科，偵探步哨動作尤佳。記得光緒末年，那時候國人尚不知國歌何物，他最先按著風琴，教我們唱歌，素愛這些陶情益智的東西，還能耍許多有趣的戲法。
而且，平日生活很有秩序，講衛生，終年都是行冷水浴，直到七八十歲高齡仍結實健康。我和他很早的即相投契。往還甚密。
這次他從九江來，我也請他看我們隊伍操練。看完，一一加以指教改正，十分詳細。
張敬堯的部隊退到湖北後，知道王占元要解決他，當時將一部人分載幾艘輪船開向武穴。此時，不知同誰勾結，又將這部分隊伍由武穴開回，要到諶家磯屯駐，顯然要同我們隊伍鬧事。
這種擾民害國的部隊，使我痛惡，因決定將他們解決。當派韓多峰、張樹聲布置妥善，於夜把他們全部解決。共繳獲七生的五野炮二十七尊、機關槍一營、輜重營一營、炮彈及步槍彈無算，被繳械的兵員全部遣散，辦得十分妥當。
王占元知道了這事，心癢眼熱，以為我們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繳獲的槍炮當歸給他。我始而不肯給，繼而他派人來，再三再四地要求，最後，又派了孫傳芳來交涉，我不願為這等事鬧成意見，就都送給了他。後來，他卻把這些器械都被別人繳了去，真是可笑之至的事。
諶家磯附近還有一所揚子機器鐵廠，主辦者為王寵惠先生之兄，王光先生。
王先生曾約我到他廠中參觀，細細看了一會，辦理很是科學化，覺得很好。那時，我們十六混成旅在北京辦有一所子弟學校，官兵子弟在學校讀書至十五六歲者。都令其學一專門之技能。此時，我即與王光先生商量，請其每次收我們十名，學習機器及管理各項。
後來，十六混成旅官兵子弟在此畢業者很多，有的出來充當機器匠，有的主辦修械所，頗有成績。王先生又勸我們旅中的官長們入些股子，俾其業務得以充實發展。
我將此意告訴大家，當時很有幾位入股的，哪知，後來這王先生去世，這個廠旋即倒閉。原來當王先生勸我們入股時，其廠即虧折難支，我們是外行一點不知道。
錢雖不多，但都是官長多年節用積蓄下來，所以很覺得對不起他們，由此亦可見出中國工業之一斑，國家事業，握在官僚軍閥之手，他們胡亂用人，辦得一包糟糕，而真有才能的人，國家不能用他，自己千苦萬苦，好容易創出一個小規模的事業，卻又為力量所限，無法站立發展，宛如路邊野草，只在一種自生自長的情形下聽其消滅了。
這時候，曹錕和段芝泉在直隸扮演的那幕武劇——直皖戰爭，已告結束。
初，曹令吳佩孚攻打保定，段派段芝貴率隊自涿州向南抵拒，兩方接觸，左起天津，右至紫荊關，皆是戰線。段芝貴所統的是新成立的西北軍及邊防軍，完全新兵新器械，其軍械即用西原借款辦的，軍中自顧問以至軍需、軍醫亦皆用的日本人，這明是皖系打仗，實際顯然即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提線的傀儡戲。
戰事起後，自涿州至定興一線最為激烈。直軍器械窳敗，處境至苦，但士氣極盛，很能鏖戰。皖軍處於優裕之境，恃著有日本為後台，反不大肯打。
段芝貴在前線指揮，專車中老帶著女妓，喝酒打牌，恣意行樂，到高碑店時，直軍一個衝鋒直打到車站，段芝貴還在車上摟著妓女打牌，竟被直軍活捉而去，俘獲妓女達四五十名之多。
在廊坊，皖軍尚有兩整旅未及編隊的炮隊，亦被掃數繳獲。至此，皖軍終成瓦解，戰事即告一段落。
段先生的慘敗，決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不當以日本帝國主義為靠山，受日本帝國主義之唆使；第二，他不當輕聽安福系賣國官僚挑撥離間的話；第三，他不當重用段芝貴這種荒唐鬼。
因此國人都痛恨他，反對他，士兵是百姓出身，士兵父母兄弟皆是百姓，百姓人人對他切齒痛恨，軍隊哪能有士氣作戰？武器縱然精良，處境縱然優勢，也是枉然的了。
段先生被打倒之後，當逃人外國使館的時候，扔下了一個打破了的迷夢。吳佩孚趕快把這個夢拾到手裡，自此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橫衝直撞，直到1924年坍台方罷。
這個迷夢是什麼？就是「武力統一」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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