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陸軍檢閱使
我們從河南開拔時，吳佩孚本答允每月仍由河南撥助二十萬元為我們的餉項，但這顯然是一句哄騙的話。
在他，是惟恐我們的隊伍不潰散，縱有的款，亦必剋扣不發：哪會更有為我們在別處籌餉的道理？我一離開豫督之任，他那不值一文的諾言，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那時，北京政府完全仰承曹、吳鼻息，吳佩孚此次將我調職，其用意即要置我們於絕境，亦必瓦解，因此，財政部亦不敢捋其虎鬚，為我們籌發餉項。
好在我們全體官兵多年在飢困之中掙扎，幸賴上下一心，艱苦奮鬥，得以自存。在河南兩月，稍得喘出一口氣，至此，又重新陷入糧匱餉乏的境地。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那時的陸軍部長為張敬輿先生，辛亥年間他為二十鎮統制，我在他部下為八十標第三營營長，曾同醞釀革命，討伐復辟之役，他又為我贊劃甚多，這些前面都已說過，他對我有極好的印象。
此時，看我處於如此困境，就盡力為我幫忙。首先，把我的部隊改編為一師三個混成旅：第七混成旅，旅長張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長李鳴鐘；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長宋哲元。十一師包括兩個旅：一以鹿鍾麟為旅長，一以劉郁芬為旅長。
部隊有了名義，餉項就不難設法。經我多方奔走呼籲，始得由崇文門稅關和京綏鐵路局兩處，每月合撥十五萬元。數目雖然不敷分配，並且要到1923年下期方開始撥付，但洛吳的陰謀詭計也畢竟沒有成功。
關於餉項方面的事，我後來派薛子良、鄧鑒三及楊慕時三人分任督辦與總辦，整理得弊絕風清，稅收增加甚多，真是點滴歸公，自有崇文門監督之設，當以此時辦得最清明。
在我們部隊的餉項還無著落，正在百般籌措的時候，張敬輿先生尤熱心為我們設法，他常常向黎總統替我們說話，可黎以我們在浦口武穴擅自停兵不受命令為詞，表示對我不放心。
而張對他極力解釋，並勸他去看我們部隊，希望能從我們隊伍整齊與精銳上引起他的些許同情，而予我們相當幫忙。但黎總統是個圓滑的角色，他怎肯平白為我們出力？
那天，張先生同蔭午樓先生陪同著黎總統看完了隊伍以後，黎總統集合全體官兵講話，大意說：
「你們是有革命歷史的隊伍。什麼叫做革命？就是拼過命的必定都有飯吃。我從床底下被革命黨拉了出來，領導民軍，推翻滿清，所以才當到總統。你們將來慢慢遇著機會，自然也會和我一樣，能夠高升，能夠飛黃騰達。」
我真不明白，他的話是什麼意思！隨後敬輿先生說了幾句，勉勵大家刻苦努力，奮進不懈，要做救國救民的軍人，而不為一派一系的私人走狗，都是有益好話，頗能助長官兵的精神。
散後我和蔭午樓先生同坐一車，他發表他的感想說：「您這沒有別的，就是賣什麼的吆喝什麼。不像別人，明明賣的油條，卻吆喝著賣饅頭，明是做著政客土匪，卻還頂著軍人的頭銜。」
當時，蔭午樓先生為總統府侍從武官長。
不過，就在餉項窘乏之中，部隊的訓練工作並未一刻懈怠。學科方面，分為士兵、正副目、初級軍官、中級軍官與高級軍官幾個班次。一般兵士的課目有軍人教科書。八百字課，簡明軍律，軍人教育，精神書，軍歌和各種兵教科書幾種。
正副目於一般課外加授軍士戰術和軍士勤務二種；初級軍官復另加初級戰術，軍人寶鑑，典範令，曾胡治兵語錄，《左傳》摘要五種；中級軍官再加高級戰術，軍器學，歐洲戰史以及各種經書和子書的選讀；
至於高級軍官則另組各種研究會，從事各種專門問題的研究。
除教導團繼續開辦外，我又舉辦高級教導團，以教育在先前成立的教導團畢業的學員，所請教官大都是陸大的優秀分子。以段雨村為高級教導團團長，熊斌負教育之責，孫連仲、石友三、梁冠英、李忻等都是那時的學員，他們的學識能力，得於此者甚大。
那時——1923年，聽說王鐵老先生為辭去江蘇省長，在定縣閒住。我自幼對他仰慕，每以未能朝夕向他領教為憾，此時，特派鹿鍾麟專程敦請，為我們各級軍官團講書。
鐵老另眼相看，欣然允諾，但提出三個條件：一不能信奉基督教，二不能戒紙菸，三不能改穿短服，這三件事我都一一依允。
但是，及至來到南苑，他卻自動地不肯吸菸。問他為什麼緣故，他說不能因為個人的嗜好，破壞團體的紀律。日常相處，鐵老先生尤能言語有則，起居有定，潛移默化之間，予我們全體官兵極好的薰陶。
除聽講《易經》《書經》外，我還讀了一部《群書治要》。課外時間並且隨時領教，得益匪淺。此外，還有一位張先生和一位陳老先生，也請來為我們講經書的。
陳老先生是我的參謀陳琢如的尊翁，福建人，張先生後留張之江處為秘書。王、陳、張三位先生各講過一篇《易經》，駐南苑期間，《易經》共講四遍。
我以為，在新文化尚未普及時代，要讀中國經書，《易經》甚為重要。這是中國的一部哲學大著，卦辭爻辭所說的人生處世，國家大事的原則原理，都有一番大道理。不過，讀者不可迷信，尤不可執泥。
可惜，我那時讀它，就不免過於崇信的毛病，以致待人處事種種方面都受其影響。比如，謙卦中三翻四覆說的一個謙字，「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謙尊而光」，等等，使我總以為消極的退讓，是人生最大美德，因而對政治往往不能出以積極態度。
其實，這並不是書不對，而是我自己的錯誤。我以為對人處世固當謙下，但對國事，對政治，卻必須有一種當仁不讓，積極負責的精神。——這不過舉起一端而言之罷了。
我在南苑又重新建造了一座思羅堂，用此堂為請名人給部隊講話的處所。王儒堂、顏惠慶諸先生都在那兒講演過：黃膺白和蔣百里二先生更應我們的邀請，經常地來講話。黃講的都是關於國際形勢及中國政治的問題，蔣講的都是軍事學方面的問題，每星期兩次，使我們全體將領，耳目均為之一新。
除上述者外，術科的訓練還和往常一樣，軍官隊及軍佐隊成立的體操團尤予嚴格注意。刺槍、劈刀、射擊、器械體操等人人都會數套。至於應用體操，每連中除二三情形特殊者外，其餘的人都能在槓子上拿頂，跑八道阻攔。
此外，還有一種特別的訓練，便是在嚴冬三九的時候，各團營的溝壘挖掘，工作最快捷最堅固適用者，予以勝利的獎狀。此時，優勝者每個人臉上都含著愉快的微笑。
這種比賽，意義是很大的。第一，可使部隊養成耐寒冷耐困苦的習慣，以及不怕艱辛險阻的精神；第二，可以打破個人主義的優勝觀念，激勵並加強其團體活動的精神與紀律。至於在溝壘工作中獲得實際知識與經驗猶其餘事。
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間「共生死，同患難」的精神，必須修養於平時。在階級上，固然有官長士兵種種高下之分，但禍福利害卻必須絕對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長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長的福利，官長士兵應該覺得彼此的關係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關，渾然一體。
因此，我於教育訓練而外，對於每個官兵的生活，自早即知所注意。而於殘廢和陣亡的官兵在可能的範圍尤多方設法，予以特殊之關切。
殘廢和陣亡的官兵，為最勇敢最有為且為對團體最有功績者。我們於戰鬥之後僥倖不死的人，對於他們致深切的敬佩和哀悼，盡力予以安慰救濟和撫恤，實是義不容辭的事。
對於殘廢的官兵，我總要很鄭重懇摯地贈送給他們一些禮品，並每年舉行一次特別宴會，以表敬重之意，聚會的地方搭蓋一座很高的台座，分作五層，歷年戰陣受傷的官兵，都有詳細的光榮記錄。
據此查考，凡受傷三次有特別勳勞者請坐在第一層台上，每人面前都有很豐富的五碗菜餚：受傷二次者第二層，每人菜四碗；受傷一次者坐第三層，菜三碗；僅有輕傷者坐第四層，菜二碗；沒有受過傷的坐第五層，每人只菜一碗。
飯後，贈給禮品，也按著層次的高下而分厚薄，禮品的價值有三元、四元、五元、八元數等，又每年舉行一次音樂會，專門招待並娛樂殘廢官兵。
對於陣亡官兵，我在南苑建築了一個昭忠祠。那祠是一座五上六廂的院子，正中一座亭子，對著大門，院子後面一片廣闊的墳地，便埋著歷次陣亡的忠勇官兵的骸骨。
對於陣亡官兵的家屬，我每年派員前去慰問一次，斟酌情形，予以照顧。他們有到達學齡的子女，便領來送入官佐子弟學校，一切費用都由軍中供給，沒有子女者，並設法為之立嗣。
比如，李振芳陣亡後無子，即為過繼李正義為嗣。正義原是北京孤兒院孤兒，後送往香山慈幼院上學，抱來的時候只有五歲，後來畢業於育德中學及中央交輜學校。又如，史家德的父親因教習拋擲炸彈，不慎身亡，我即供給家德入校讀書，以至自立。這些辦法，是一個團體應有的義務，只要有心，沒有辦不到的。
有一次，過之綱四十四團有一個弟兄得了嚴重的敗血病。一天我查問病號，向醫官問到那個士兵的病情，知道已送協和醫院。輸血多次，仍不夠，還要繼續輸血，請我派一排弟兄去供給輸血。
按照醫學上的知識，一個年輕體壯的人，犧牲若干cc的血，無損於健康，但是士兵都是從鄉間來的，一點醫學常識沒有，照傳統的觀念。總把自己的血，看得珍重無比。
我以為救人助人，是最快樂的事，但必須出於自願，我就要求他抽驗我的血，若是我的血可以用，那就不成問題了。
「好！」醫官答應著，立刻便去拿抽血針去了。恰好這時候，正遇著各營營長上講堂，他們聽說抽驗我的血，都跑來看，看見我坐在那兒伸著臂膊，讓待抽血。都興奮極了，個個爭嚷著抽驗自己的血，輸給那病兵。
取過我的血之後，又取了張自忠的血，大夫一面詳說血液的學理，輸血的手術和那弟兄的病況，一面便分頭抽驗他們的血液。結果，除張自忠外，好幾位官長把血輸給了那個病兵，那個病兵不久便完全痊癒。
這件事使全體官兵都感到興奮，大家都覺得官長與士兵不但共著甘苦，而且是同著生命的，彼此間的感情便越發不同了。
有一天，我同一個團長名叫馬玉田的談話。他是1912年時招來的兵，共事已經多年。談起他家庭的現在狀況。知道他父母已亡，現在帶著他的妻子在南苑附近住家。
我問他有小孩沒有？他說曾經生過兩個小孩，但都是患了臍瘋症，生下沒幾天便夭折了。
我把這事記在心裡，一天請教一個美籍醫生，問他臍瘋症到底是什麼毛病。醫生告訴我說：
「這個病在歐美各國已經沒有，可說是中國特有的小兒病。因為中國舊式收生者毫無科學知識，小兒落地後剪斷臍帶時所用的剪子都不消毒，以致病菌傳人小兒的血內，數天內毒性發作，即無法救治。若用新式接生，絕不會患這病的。」
我想，這是極重要的一件事，當即打聽他如何雇用新式接生婆的事。他說僱請一位新式產婆，每月不過數十元的薪資。我們這裡的官兵帶有家眷同住的不下三四百位，每年誕生小孩至少有二百多口，請一位專門收生醫士，實在是十分必需的。
我立刻聽從了他的建議，請來一位專門接生的醫士長川供養著，從此以後，不但嬰兒的死亡率大減，就是產婦自己也安全多了。
官佐家的弟妹子女，凡到達結婚年齡者，我極力提倡他們聯親。一來因為他們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識，相互擇配，比較能滿意；二來團體的關係也可因此愈加鞏固。
他們結婚的時候，我必兩方送禮，送男家的是鍋碗瓢筷等一套廚房用具，送新娘的則是一架織布機。大家送禮，也都必須適合實用，必須採用國貨。
有人問道：
「你平常教官佐家的女子和男子同樣地入學讀書，到結婚時候為什麼又要女的學習織布呢？」
我回答說：「這是二而一的事情，並不矛盾。婚前學些做人的知識，婚後學習謀生的技能，都是要女子不依賴男子，能夠卓然獨立。
各人的境遇不同，資秉互異，不是個個人都能繼續升學，取得那大學文憑。何況，她們縱然能夠受得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學問，但是婚後學得一點實用的技能，也是應該的。並不就是辱沒了她。
今日中國中上階層的女子，多半不事生產，在社會上是個消費者，在家庭中，則為男子的附屬者，因此女子的地位無法提高。同時，男子也因為生活上有妻子的累贅，以致對於職業上往往患得患失，屈己辱節，亦無奈何。
我在她們結婚時送一架織布機，便是希望她們能夠學習切實的生活技能，在經濟上可以獨立，不做男子的寄生者，在社會上能夠參加生產，提高自己的地位。
同時，也可不為丈夫之累，兩下都可不相牽掛，各做各的事業，各做一個有益國家社會的鐵錚錚英豪！」
官佐中凡有婚喪一類的事，我們的規矩是只許上級官對下級送禮，下級官以及一般士兵都不得備禮贈送。這一點，在當時的軍隊中是絕無僅有的事，因此不免引起一般人的驚異。
我有一位第八師的朋友，在我營中住了幾天，看見這個現象，和我說：
「我在軍隊中看見的慣例，是只有下級對上級送禮，連長送營長，營長送旅長，旅長送師長，誰的禮品辦得貴重，長官就喜歡誰，以後說話就特別有效，官也升得更快。
所以，大家都要在送禮上面用心、努力。送一次禮，典賣借貸，都在所不惜。因為這是下的本錢，升官之後即可一本萬利的。下級官對上級官送禮，有這番講究。你們這個規矩卻是為什麼呢？」
他認為我們這些辦法，就是我招人嫌忌，惹人說我的原因。
我在南苑辦的培德學校，在通州設立分校，專為教育官佐的眷屬。派蘇欽文為校長，他對校務勤勤懇懇，成績斐然可觀。學校中的課目除讀書外，就是做工藝，以糾正一般家庭婦女坐請吃穿的積習。
另外，還辦有附屬小學和幼稚園，以教育官佐的小孩。他們的子弟年齡較大的，則送人我在北京辦的育德中學讀書，育中校長派余心清任之。余為美國留學生，專攻教育，辦事甚認真，極小之事亦不放過，故當時曾造就出不少的有為青年。
我現在記得的軍需武子健的孩子，即由育德學校畢業，後來考入交通大學，畢業後曾在天津總站服務，頗有能力。
還有一位姓李的學生，亦以成績特優，做事認真，後來甚有貢獻於國家社會。可惜這個育德中學沒能夠辦得長久，即以政局影響而致停頓。
在此時間，對於退伍及殘廢士兵的安插，仍是仿照過去辦法辦理。即是退伍後送入營中所辦的工廠學習工藝，軍中遍貼非工不食的標語，每個士兵都一定要學得一種技能，以維持生活。
這時，工廠廠長以石友三任之，辦理頗努力，對傷病兵照顧得尤其細心。後來石友三入高教團，改任許長林為廠長。
地方的公益事業，也如往常一樣，在能力之內，令部隊踴躍參加。那年，永定河在豐臺西南決口，一時北京永定門和平則門外的居民驚惶異常。
我知道以後，即命鹿鍾麟等督率著兩旅人馳赴當地，星夜搶救，費了很大的氣力，終於把決口處堵住。熊秉三先生和地方士紳看見我們官兵不分日夜，浸在泥水中勇猛搶救的精神，都誇獎不已。
這永定河，就是古代所謂無定河，但是年湮代遠，河流業已改道多次，不復是舊日的河道了，我同熊秉三先生商量，要把這常常釀成災變的永定河予以根本的治理。
當時計劃疏浚舊河床，並且加寬加深：擬開三十丈闊，一丈深，先開個三百丈遠程，必須在春天以前完工，等到水漲，永定河的水即可歸入舊道，計劃確定，我們隊伍即著手挖掘。
那工程真是困苦，一團一團地開上前去，五天一換班，在那風狂沙暴的天氣里工作著，連鼻子耳朵也塞滿沙土，一直做了幾個月，始告完工。熊秉三先生以及北京附近的人民所以對國民軍感情很好，決不是沒有緣由的。
我在南苑期間，與北京社會亦多接觸。北京那時為中國的首都所在，各國都有外交人員駐節於此。那時蘇聯公使為加拉罕，因王正廷與徐季龍兩先生介紹而相識，常相過從，談談蘇俄革命後各方面的情形，使我得到許多新的認識，覺得他們國家實有偉大的前途。
方時，俄國正有旱災，我國人士亦頗關切，曾努力賑濟。一日加拉罕開一會招待北京政界人士，以表謝意。我認識了使館中一位武官，全副武裝，胸口掛滿勳章，仔細一看，全有列寧的像。與之談話，懇切而多智慧，實是很有能力的人物。
又有一次，在西山開會，到夜間才散，我和加拉罕同坐一車，他自己當司機，開得又快又穩，非常熟練。我很驚異，問他身為大使，何以也會開汽車。
他說他是工人出身，這在他們是極平常的事，就如我們會走路一樣。我聽了覺得很有意思。回來也學著自己開車，可惜沒有長久時間的練習，學得終不到家。
英美各國公使亦不時有酬酢之事。有一次，美國公使請我們吃飯，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和一位美國朋友格里君同去。那時天還未黑，車到東交民巷口，一個中國巡捕忽攔住車子，用手中棍子一陣敲打。
我問他什麼意思，回答道：「你們沒有燈，車子不讓走！」我叫點了燈，又說點得太晚，仍是不許走。我說，若是違反了章程，或是罰錢，或是扣人，都可以，怎麼就胡亂打車子？究竟是為什麼緣故？
他說：「沒有緣故，就是不讓走，你忘記你是中國人！」
我看他不可理喻，立刻把他推倒一旁，令車子開了過去，散席以後，公使對我談及崗兵被打的事，說他們巡捕要報復。
我把全部事實都告訴了他，並請格里君作證，我說：「主人請客，客照約定的時間赴宴，你們雇的巡捕不許通過，而且無理打車，出言不遜，豈非有意侮辱！我想他一定喝醉了酒，否則我真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意思！」
公使明白了真相，很是抱歉。
在此時間，國民黨中的朋友亦往還頗密。一次，孔庸之先生來看我。帶有一份中山先生手書的建國大綱給我，說總理把他手寫的這書送給你，問你有何意見，有何需要增減之處。當時，談了幾句，匆匆即走，他說日後再來看我。
我把那份手書的建國大綱細細讀了兩遍，覺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裡湧起了一種興奮欽慕之情，無從筆述。
過了一年，再和孔先生見面，他問我看了那個寫本感覺如何？我說這是我們中國的對症藥方，照著這樣辦，中國才能夠成為自主的現代國家，卓然獨立於世界。
自從讀了這個，我完全成為中山先生的信徒了。後來，1925年孔先生到張家口看我，告訴我這寫本原是贈給宋慶齡先生的，那次借來送給了我，打算另寫一份歸還宋先生，不想中山先生未能重寫，即已故去。
現在，這寫本已是一女許配兩家，歸了我，宋先生就沒有了。我說我雖把寫本視為珍寶，但我絕不能將孫夫人的紀念物奪為己有，當時翻箱倒籠，好容易才找了出來，即請孔先生攜歸孫夫人。
他要我在上面寫一小跋，記述此段因緣，以留紀念。但以人事倥傯，一直未得寫成。倒是後來到了南京，替孫哲生先生留的那一份上寫了一個小跋。
又有一位劉盥訓先生和一位郭維一先生，為了山西的事來看我，談山西人民的苦痛，談山西的種種假做法，話說得很多。我聽之後，亦未加思索，就嘆息一聲，衝口而出地和他們說：
「我有一句俗話要奉告兩位：是有老王時恨老王，沒老王時想老王。其實看看山西的完整，今天哪一省可以比得上？」
我的話剛剛說完，郭維一先生即紅著臉把腳一跺，扭過頭來就走。追上去請他不要生氣，他說：
「你既這樣說，我和你就沒有話說了。」當時情形至今我還記得。
北京的官長，我自來不肯隨和周旋，我的種種不合事宜的干法，除去少數有知識有良心的人尚能同情而外，一般官場社會都譏我孤雁出群，把我當著眼中釘看待。
我此次初到北京，有人對我上條陳，說我在河南失敗，在北京領餉無著，領械領彈無門，所遇種種困難與打擊，都是因為我太不隨和，太不講應酬的緣故。
我覺得也有相當道理，在可能的範圍之內，我也勉強和各方應酬應酬。那時的北京上層社會，總而言之，是官僚惡習太深。只拿請客一事來說，請柬上明明寫著六時到席，可是到八點鐘客還不齊。
我老是前五分鐘或準時赴宴，至則闃無一人，連主人也沒來。等得我無可奈何，只好自己叫一盤包子或一碗麵條，吃完，留一張名片謝謝主人即走，多少次多是如此。
而且，請客並不預先約定，總是臨時下請帖，往往同日同時收三四份四五份請帖，到時只好在這邊坐三分鐘，吃一點湯，又到那邊坐五分鐘，吃兩粒瓜子，一餐飯要吃數處。從東城跑到西城，地方相距又遠，汽車也來不及，結果十人一桌的席，不過剩個三兩個坐著，主人費了許多金錢辦起來的豐盛珍貴菜餚，幾乎沒一人下箸。
這樣的宴會，金錢上時間上都成浪費，既不能吃，又不能談，只是排擺官僚排場而已。我想，為什麼不能預先約定時間，家常做四五樣簡單的菜，大家聚會聚會，又好吃，又好暢談呢？
官場中固是如此，其他紳商大佬，也無不要擺官僚場面。記得一位周姓銀行老闆為其尊翁做壽，叫了戲子彩排唱戲，請了數百男女客人，僕役進出忙亂，數以百計。那個煩囂雜沓的情形，我想他的老人家亦必煩躁而感不安！
有一次，瑞蚨祥請吃春酒，也是唱戲，請著數十桌客人，那種鋪張的場面，我這個窮小子也總看不慣。我想他們為什麼不願意把這些錢捐給孤兒院，或是捐給圖書館，定要如此浪費掉才覺得痛快呢？
敬輿先生的生活在當時原算是最儉約的，但因周旋於各部長及國會議員們之間，有些方面也就不免習於奢靡而不自覺。
比如，接待客人所用的三炮台煙，問他每天需消費多少，他說每天約需二十筒上下。我又打聽他的帳房，也是說多至三十七筒，少亦十餘筒。這個數目使我很覺得驚奇。若是每筒以一元計算，那麼，僅僅香菸一項每天便需四十元，每月便需一千餘元。
人們每以為這是小事。不加重視，其實不然。據我所知，1919年時的估計，全國香菸消耗每天達六萬萬二千萬餘支，到1928年，別家煙公司的不算，只英美公司每日就可銷售八十二萬萬五千萬支。以此折算錢數，還不夠驚人嗎？
外國人以不解饑渴的菸草來，換取了我們大量的金錢，他們把這些金錢運回去，造成飛機炮艦，把此落後的民族威壓得俯首帖耳，一任他們宰割，這果然可以視為小事嗎？
和北京當政的大人先生們往還久了，使人更進一層地認識了他們的面目。他們三個五個聚會一塊，多無一言涉及國計民生。
大家嘻嘻哈哈，興高采烈地談著的，不是昨晚打牌輸贏了多少，明晚梅蘭芳的什麼戲牌，便是某某女戲子怎樣，誰家姨太太怎樣標緻，再不，就是商議著如何賣官地、典公物以及拆城牆、賣磚瓦一類的勾當。使人只見目前漆黑一團，簡直悶得透不過氣來。
作為一國元首的大總統黎元洪，是個不肯負責、圓滑苟且的人物。每逢星期六日中午，他照例總要邀請在京的各首長在居仁堂會餐。
被邀的不外國務總理、各部部長、衛戍總司令、步軍統領、警察總監、陸軍檢閱使等十四五個人，吃的常是西餐。
每次大家坐下，吃著談著，總要引起黎總統的牢騷來，這時他就訴苦遭：
「唉！總統真不是人當的，這一個月我又賠了三萬多。這樣計算，我每年就要賠上三十六萬。長此下去，我實在不能支持了。唉，你們看！這個月，我的煤礦股票和鹽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賠貼光了。東也捐款，西也募錢，叫人無法應付。每月進個十萬八萬，僅只捐款一項，就不夠開銷！」
在座的人的答話各樣都有，但都是敷衍奉承。有的說他忠厚仁慈，有的說他大仁大義，也有人代他出主意，說往後可以少捐，或者募捐者找了來，一概不予接見。
一次，我卻納悶不住，瞪著眼睛，脫口而出地說道：
「總統是當旅長出身，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呢？」
「存的呀！」他侷促地說。
「旅長的餉每月不過幾百兩銀子，怎麼會存那麼多呢？」
我這樣魯莽地追根到底，自然使他發窘。但總統總有總統的襟懷和雅量，他對這些無可置答的閒話只以呵呵一笑了之，臉上紅也沒紅。到底他心裡是怎樣地懷恨我，我就摸不清楚了。
我每見到總統府華麗的陳設和總統個人的豪奢生活，便想到全國大眾的顛連苦痛的現狀。數十年來，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已如天羅地網，使中國農村一天天入於破產的厄運，而無可避免的連年的水旱兵燹，尤使全國民眾都陷入水深火熱的境地之中。
大量的農民，徘徊在飢餓線上，流亡到魔窟似的都市中，多少貧苦無告的老弱，無法掙扎，百姓的情形如此，狼心狗肺的軍閥們，仍是野心勃勃，計劃著殺人奪地的戰爭。
一般腦滿腸肥的官僚政客們，仍在醉生夢死，恣意淫樂，而我們身為一國元首的總統，日居富麗輝煌的府第中，一食百金，一衣千金，還訴告著自己不能賺錢！什麼是民生疾苦！什麼是建國大計！國家人民的事誰有工夫去理會呢？
政局是處處演著明爭暗鬥的醜劇。張敬輿先生等看著吳、曹胡鬧，早知事情不好，故竭力擁護黎為總統，可吳、曹便在議會裡，讓議長吳景濂時時與以掣肘。可是，到後來黎總統和張國務總理之間也是意見不合，無法協和一致。
黎是那樣的圓滑，張有許多好辦法，黎都不敢施用。張說在目前環境下，必得有些實力為後盾，對局面始有辦法。黎不肯採納。
張要改組衛戍總部，並收警察總監等機關而隸屬之，命令寫好，黎卻不肯蓋印，說：若總統幹不成，洗手回家亦是好的。黎既如此只顧個人，不想做事，議會裡又有位吳景濂蓄意與張搗亂，故張縱有良好辦法，亦無可措施。
北京政府雖然堂哉皇哉地稱為中央政府，實則一切大權均操於遙鎮洛陽的吳佩孚之手，非吳者逐，異吳者去，這已是公認的事實。一些不肯與吳苟合，不為吳所喜的部隊。便都不免於糧匱餉乏。
這時的財政部長是張弧。一天，我找他商談領餉的事，他很沉痛地對我說：
「部里哪有錢開支餉項呢？別的不說，譬如拿錢不做事的顧問、參議、咨議就有幾百個，這些大人先生一個也不敢更動，稍有松縮，他們馬上便到國會造謠搗亂。
額外還有所謂特別顧問，現在就有十七個：七個是女戲子，其餘都是走紅的姨太太。她們月薪都在四百元以上，每月必得二十六七就送錢去，不然，我這個財政部長的飯碗就捧不住。
部里的開支都是類此，人們猶正嫌其拮据。不能暢所欲為，您想軍隊的餉項等，誰肯理會！這部長我是不能幹，也不打算幹了，這樣糊糊塗塗地幹下去，實在良心上說不過去！」
那時，駐守北京的部隊，不僅我們這一部沒有糧餉，衛戍司令部、警察總監、步兵統領等部分，也是餉項缺乏，奔告無門。有一次，我和王衛戍司令、薛警察總監及聶提督幾個人，趁著國務院開國務會議的時候，跑去催索。
等到各部長次長到齊，張敬輿先生就領導開會，把各處來的電報報告完畢後，以荒唐鬼著稱的財政部長劉恩遠（這時張弧已經下台）就大發牢騷說：
「財政部長簡直不能幹，一天到晚東也要錢，西也要錢，誰也沒本事應付。譬如胡笠僧這種土匪，也是再三再四來要錢，國家拿錢養土匪，真是從哪裡說起！」
劉部長講完了以後，大家沉默了一會兒，正要進行討論別的議案時，農商部次長劉定五先生忽然站起來說道：
「我們今天要先討論財政部長的話。他既說胡笠僧是土匪，實在，國家為什麼要養土匪？我們該請總理把這土匪拿辦。若是胡笠僧不是土匪，那我們也該有個說法，不能任便人家血口噴人。不問事實。」
財政部長聽了這話，紅了臉，不能答覆。大家也都靜默著，你看我，我看你，都沒有話說，空氣變得異常緊張。停了約有十幾分鐘，張總理才說：
「我們還是先討論別的問題吧！」
「不行？」劉定五先生倔強地說，「我們今天要一定先根究胡笠僧是不是土匪的問題，這是關係國法的大問題！」
停了又有幾分鐘，劉恩遠才勉強地笑著說：
「我剛才說的不過是一句玩話，您何必這樣認真！」
劉先生板著臉，嚴肅地說道：「這是國務會議，不是隨便說玩話的場合。」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我看著是非僵局不可了，但出人意外的是劉恩遠竟跑到劉先生跟前，行了個三鞠躬禮，一場僵局就這樣喜劇地結束了。
劉恩遠在當時是權勢喧赫炙手可熱的一個人物，劉定五先生竟能持正不苟，當眾撕破其丑麵皮，實在令人非常痛快，非常佩服。
王懷慶在民元時，是殺革命黨最多的一個屠手，灤州起義的一般朋友都是慘遭他的毒手的，可是，這時他卻在首都當著衛戍司令。他雖是個武人，但做官的伎倆卻十分高妙。
他為討好黎總統，就把黎氏左右侍役以至老媽子都買通了，每個人月送二十元、三十元、四十元不等，叫他們專為他報告黎的動靜，比如黎每天會的什麼客，說的什麼話等極小的事，他都打聽知道，一有機會，也就可藉以取悅取信於黎。
徐世昌為總統時，他也是運用的這一套手段。徐看的哪幾本書的哪幾頁，他知道了，連忙看那幾本書的那幾頁。及至與徐晤談，徐一開口，他便應對得恰合其意。因此，徐常誇獎他博學多能，的確是個人才。其實，他那種人才說穿了原是聽差和老媽子造就出來的呢！
他此時在北京拿著衛戍司令在手裡，卻想盡鑽營搜刮的門路。他和薛總監、聶提督三個人合夥起來，先是偷拆北京城牆的磚，拿去出賣：接著，原為旗人所有的坐落在西山的土地、落魄的清室遺族的府第大宅，他們都設法以賤價買來，以高價賣出，從中攫取大利。
天壇、社稷壇等公地的樹木，他們也設法偷著變賣。後來，南苑大紅門內一塊大空地，他們也私下賣給了外國人做跑馬場。南苑是個軍事重地，他連這種事也膽敢做，還有什麼不敢做呢？
王懷慶之流為何膽敢如此無法無天無所顧忌？就是因為「上樑不正下樑歪」。當時直系專權，整個直系的軍閥與政客就正在寡廉鮮恥、為所欲為的情形下，醞釀著賄選運動。
賄選的第一步手段，就是對原任總統黎元洪氏加以驅逐。他們先收買了幾家報紙，利用之以對黎作種種的攻擊，更進而收買了大批議員，使之對黎作種種的非難，最後，更唆使直系的師旅長們群起向黎索餉項。
黎本是膽小怕事的人，看著環境險惡，知道勢已不能戀棧，便怏怏然一走去職。
黎氏既然讓出了總統的缺，議員便捧出曹錕，選舉的運動是每票五千元，替他直接活動的政客們，所得的報酬，當然不止此數。如此一來，一幕貽笑世界、觸怒全民的醜劇就完全登場了。
但是一手掩不了天下耳目，金錢也畢竟買不了人心。賄選的醜劇演出不久，邵飄萍、林白水等一般有骨氣有熱血的新聞記者，便把此事底細全盤揭露，甚至買票的收條也照相刊出。
可曹錕在輿論鼎沸、萬眾怒吼的場面中，仍然一不做、二不休，裝模作樣地上台，做了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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