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舉旗革命
北京賄選告竣後，曹仲三被捧上台，他更是意氣驕盈，一手遮天，處心積慮地進行著他的狂妄的企圖。
此時，他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攫取直魯豫巡閱使之職，復伸張勢力於長江一帶，指使蕭耀南占據湖北，齊燮元占據蘇皖贛，孫傳芳占據福建，更唆使川黔軍攻掠四川，勾結陳炯明、沈鴻英牽制廣東，駐兵山海關、喜峰口以阻御奉軍。
不過，這種種的布置，都是他實施窮兵黷武政策的初步。
可是，在他咄咄逼人的布置之中，已經埋藏了將來失敗的因素。原來，此時直系的內部，也因吳之飛揚跋扈而各懷異心，隱然分成津、保、洛三派。
津保派彼此結合，在擁曹抑吳的謀算之下，暗中活動，處處予吳掣肘，使吳難以施展。同時，直系以外的各方，在曹、吳的壓迫之下，也在積極地應付與對抗。
關外的奉張銳意整軍經武，想著捲土重來；皖系殘餘的浙盧，處於重重包圍之中，亟謀找一條出路，以圖自存；而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中山先生，也正在奮力邁進，進行著倒置的運動。這些，又都予洛吳以致命打擊，使其迷夢不能實現。
那時，粵浙奉實行聯合，在奉天會議上，反直陣線的三角同盟即告成功，吳佩孚想著迅速地予以各個擊破，首先買令陳炯明等攻擊廣州，並勾結外國勢力唆使廣州商團譁變，以牽制出發韶關北伐之師。
接著，他又指使蘇齊、閩孫合攻浙盧，於這年九月三日爆發了蘇浙之戰。「山雨欲來風滿樓」，這都是第二次奉直戰爭的前奏曲。
蘇浙戰爭的結果，使得盧永祥敗退淞滬，吳之武力統一野心愈熾。我素來主張和平，對曹錕的賄選竊位既深為疾惡，於吳之窮兵黷武尤痛恨已極。目擊國勢日非，環境險惡，而自顧力量單薄，孤掌難鳴，心裡有難言的苦痛。
這多年以來，不斷地和國民黨朋友往還，中山先生把他手寫的建國大綱命孔庸之先生送給我，使我看了，對革命建國的憧憬，益加具體化，而信心益加堅強。
其間，徐季龍先生奉中山先生之命，常常住在我們軍中，教育總長黃膺白先生及其他國民黨友人亦過從至密，他們都多次和我商洽反直大計。
這時，眼看著第二次的奉直戰爭的爆發一天天接近了，我一面由於內發要求的驅使，一面為了各位朋友的有形與無形的鼓勵，誓必相機推倒曹、吳，縮短這一禍國殃民的戰爭。因此，除加緊訓練部隊外，尤時時注意同志的結合。
在這裡，我要提出孫岳這個人，介紹於讀者。他是河北高陽人，字禹行，為明末名將孫承宗之後，是一位老革命黨，和王勵齋、張溥泉諸先生為好友。
我們曾共謀灤州起義，自那時訂交，多年來往來無問，不但私人交誼深厚，在革命主張上亦志同道合。
讀者當還記得我停兵武穴時，他奉了曹仲三之命，來說我開向湘西的一段。現在，我再補敘一下他的身世。
他為人慷慨義氣，豪邁倜儻。光緒二十八年，他在保定考秀才，得識一落戶河北易縣之滿洲人，相交數日，無話不談。談到當時政治的腐敗，那人道：「我來應考是萬不得已。我是滿人，我若參加革命，誰也不肯信任我。你何苦也來弄這個？」
孫聞這話，如當頭一個晴天霹靂。這回榜發，得了案首，益發覺得功名之事，毫無一點意味，從此常在茶樓酒館飲酒作樂，徜徉自得。
一天回家，於途遇一鬚髮皓白的老者，穿一身破衣，拿著缽子行乞，但細看神情風度又不似窮苦人。因問道：
「看您樣子不像個要飯的，卻為何至此？」
老者見問，下淚，自說是蠡縣人氏，原是富有之家，因有同村一個地痞，是個天主教徒，忌其家財，誣告他為義和團，致傾家蕩產，弄到今日地步。
孫二哥聽說，大起義憤。請老者住到他家，好好款待。派人到蠡縣打聽是實，那教徒倚仗教勢，魚肉鄉民，無惡不作。
次日，孫二哥打好包袱，拿一把鋼刀，磨得雪亮，和老者說道：「走！我和你同去，我為你一報此仇！」
當夜，孫叫老者在外等候，自己躍身跳過院牆，除暴安良，後又寫一信給當地知縣，詳述事情始末，並詳具自己姓名籍貫。
自此，他即出亡外鄉，投入陸軍學校讀書，畢業後任為排長，又升人陸軍大學，繼為第三鎮參謀官，加人民黨，努力推翻清室的革命工作。
民國既立，曹仲三把他看作洪水猛獸，百般排擠，使之不能立足，他乃脫離第三鎮，心想江南為革命勢力所在之地，或許可以相容。
哪知民元到了南京，許多朋友同志，又懷疑他是袁世凱的探子，對他十分歧視，他住在一位朋友家裡，一天，有人告訴他，說一二日將有人前來行刺，請他小心提防。
是夜大雨，聽到有人敲門，門開，即聞槍聲。他在急亂中由窗戶跳上屋頂，連過幾個屋頭，終得逃脫，穿著隨身單衣單褂，在金陵大學後面的稻田中躲到天亮。
恰巧此時，有一金大學生出來行深呼吸，見他形狀狼狽，以為是賊，孫二哥向他略述經過，請他把竹布長衫給他一穿。那學生非常同情，即脫與他長衫，衣袋中只有一元錢，亦一併送給他以為盤纏。
他出至外面，打算雇洋車到留守府，車夫見他兩腿污泥，穿一件不合身的長衫，心裡覺得蹊蹺，不肯拉他。說了多少好話，並答允給以一元車價，始至留守府找著黃克強先生。
當時數道：「若覺得我有何罪嫌，為什麼不明著辦我，而競出此暗殺手段！」黃為之解釋誤會，留他安心住，孫不肯，由此逃往江西。
到了南昌，見了李協和先生，相見不勝欷歔，李乃贈以四萬元，放他廬山墾牧督辦之職。（協和先生慷慨義氣，後來孫到北方，到處宣揚，以為有眼結識如此好友，為十分自幸之事。）
從此，他即弄寒了心，以為世界上無所謂真是非，因為人們並不能辨別。其所以由革命的志士一變而為頹廢主義者，即因為有這番緣由。
這個時候，他正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兼大名鎮守使之職。
且說這年——1924年——9月10日，我在南苑建築昭忠祠，舉行落成典禮。那天軍政各方都派有人員前來致祭。孫二哥先是派了代表來參加。過了數日，天上落著小雨，他又親自坐了汽車來。相見之後。我說：
「好久不見您了。今天有什麼要緊的事？」
他說：「上次您這兒昭忠祠落成，我恰好有事，不曾親來致祭，今天我要來補祭一下。」
我領他致祭完了，走出祠來，陪著他在後面義地中看看。一邊走著．一邊嘆息憑弔。他說：
「嗬！不過十多年，這裡已經躺下這許多戰士了！」
我說：「長安戰死的，河南戰死的，各方面的都已經設法遷了過來。他們為國捐軀，落得一忠字，也算不朽了！」
「都是忠義好漢啊！都是精魂忠骨啊！」
我和孫二哥多年相契，已是無話不談的朋友；此時即笑著和他打趣道：
「他們死了，能得忠骨之稱。孫二哥，將來您百年之後，人當如何稱您？」
「那不用問，」他笑著答道，「像目前的這樣的干法，一個不折不扣的軍閥罷了！」
「您統兵數千，坐鎮一方，為什麼甘心？」
他哈哈大笑起來，停住腳，說著話已走到墳地中間一座草亭跟前，即同進去坐下。我於是正式說道：
「目前鬧到這個局面，我想稍有熱血良心的人，沒有不切齒痛恨的。我所轄的雖然名叫一師三混成旅，但實際還不到三萬支槍。處此境地，未可莽撞。但我們必須努力，把這一批禍國殃民的混帳東西一股腦兒推翻，不然的話，如何對得起自己？如何對得起我們創造民國的先烈！」
「煥章老弟！」孫二哥十分懇摯地和我說：「您若是決定這樣干，我必竭盡力量相助。此外，還有胡笠僧、續西峰他們，也定然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我可以負責去接洽。」
我故意說道：「您提胡、續他們！他們如今有了祿位，有了金錢，怕不見得肯和我們幹了吧？」
「這個大大不然，我知道他們，比您清楚得多。他們現在河南，實際上是鬱郁不得志，對曹、吳的做法，早已深惡痛絕。何況他們都是老革命黨人，更何況他們和您我有如此交誼。橫豎直奉馬上就要幹了，我們有的是好機會。我們先布置一個頭緒，待機行事，必有把握。」
當夜，我們詳商良久，說定由他去和胡笠僧他們接洽，待胡那邊來了人，再商討第二步辦法。談著話，我的隨員在旁邊給我們照了一張相，作為籌議事情的一個紀念。
孫二哥即於當天歡天喜地地走了，大約過了兩個星期，胡笠僧那邊派了續西峰來，我在旃檀寺兵營會見他。我們已經熟識多年，此番相見，更覺得欣慰。
坐下來，寒暄數句，他即低聲要我屏退左右，並起立把門關上。我知道孫二哥接洽之事已有頭緒，卻看他如何說法。兩人坐定，他即開口道：
「有幾句話，今天要和您細細一談。您是一位創造民國的革命者，尤其在陝西河南的時候，我們在您的領導指揮之下，為國家效力。我們曾同過多年生死患難，想您一定能夠推心置腹，完全相信我們。我們今天就說革命黨的話，開門見山地說，您說好不好？」
西峰是個熱血赤心的朋友，說到這裡，把跟睛望著我，十分懇摯地繼續說道：「今天見了您，我心裡是說不出的興奮。我常常想，我們在家裡，不短吃的，不短喝的，出來做事，就為的是獻身革命，救民救國。可是而今事實卻大大相反，我們不但不能造福人民國家，反倒做了禍國殃民者的走狗，唉！唉！我們太喪了良心，太喪了良心！」說著淚如雨下，嗚咽不止。
我一時也非常激動，因說道：「您這幾句話是心窩裡掏出來的，說得太好了，太好了。我還有什麼話說！您來的時候，笠僧弟說了些什麼呢？」
「笠僧的意思是完全聽您的命令。只要您肯帶著我們打倒這般禍國殃民的東西，你說怎辦，我們就怎樣辦。原先，笠僧對您這邊的情形還有些不了解，這回孫二哥去了之後，我們才完全了解了。現在笠僧特意派我來接洽一切，只有一句話：就是絕對聽您的，毫無半點含糊。」
我說：「西峰弟，您既如此說，我們公是公，私是私，我也有幾點意思。要和您開門見山地談一談：
第一，吳佩孚為要打倒異己，為所欲為。對奉戰事目前已至一觸即發的地步，這種戰事，我們誓死反對。吳若有命令給你們那邊，你們萬萬不可接受。
第二，我們須利用形勢，相機而動。將來我們若果成功，必須迎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一切。他是中國惟一的革命領袖，我們應當竭誠擁護。否則我們就是爭權奪利，不是真正的革命。他的建國大綱您讀過沒有？把這個細細讀一讀，才知道真正的民國是怎回事，真正的革命是怎回事。
第三，紀律是軍隊的命脈，有之則生，無之則死。我們既拿定了決心，此後即當嚴整軍紀，真正做到不擾民不害民幫助民眾的地步，否則我們決不能成功！」
我鄭重地把話說完，他都一一答允，說回去就完全照辦。並且要求派送人員到南苑來進我們的教導團。後來，一共選送了一百數十名學生前來入學，國民軍第一軍中有第二軍學生者即是此故。
過了幾天，胡笠僧本人也來見面一次。預先約好了時間，在晚上九點鐘，他秘密地來了。他說：
「您叫西峰說的那三條意思我們都完全依從，尤其請中山先生主持大計的一條，是再好沒有。不過，我們隊伍的素質，您是清楚的，在火線上拼命，還可以亂七八糟地拼一氣；
若是派令進城，必定不能謹守紀律。那時若出了事，我怎樣對得起人民，我只有自殺一條路。至於打仗拼命，您不要顧忌，看著哪裡險，您就派我上哪裡去。您只管給我命令，我們願意赴湯蹈火！」
我說：「老弟！你有這幾句話就夠了！」
經過這幾次接洽，以後經常奔走兩方者，在胡笠僧方面，有劉允丞先生等：在孫二哥方面則有王勵齋先生，隨時不斷地往來，聯絡日臻密切。
這時，教育總長黃膺白（黃郛）先生常來南苑為我們講話，前已言之。有時講演完畢，就請他同坐，閒談時事。黃為人有膽有識，熱血忠誠，日子一久，越談越是親密，甚至無話不說。
一次，我們談到賄選和曹、吳的禍心，相對欷歔。他把大腿一拍，說道：
「只要你有辦法，我一定跟著你干！」
於是我說：「請您嚴守秘密，我們不久將有大作為。那時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您等著吧！不久的將來定要請您幫忙的。」
他聽說此話。歡喜極了。
這時，我駐在南苑，除勤練部隊而外，仍按照我的本色，作些裨益地方的事情。其中，最使我發生濃厚興趣的，就是栽種樹木。
我將南苑隙地，劃成若干區，分配各營種樹。所種樹類不一，一區專種核桃樹，一區專種李樹，一區專種梅樹，等等。技術方面，請了一位韓安擔任指導，樹苗下土，澆上馬糞，後來都長到八九尺高，蔚然成林。
尤其是孫連仲所種的一區核桃樹，大約由於培植得法，到第二年四月間顯得特殊繁茂，一片青蔥翠綠，好不美觀。
自南苑經大紅門以至永定門大路兩旁的地方。我派由第二十五旅旅長宋哲元負責栽樹，所買樹種皆八尺高，二寸粗，人土二尺半，每棵只價八大枚，頭年冬三九天氣栽植下土，次年春天即發芽，比春天時栽植更要好些。
現在，這些樹都已成林，每棵至少可值百元錢了。栽種樹木，必須有專家指導，否則難有成績。在北平，六月天氣移栽六七尺高一二寸粗的大樹。也照樣地能活。
我在南苑租住李星閣的屋子為寓所，院中沒一棵樹，遷入時已是四五月，大家都以為不宜於栽樹了，我卻不管這一套。買來8棵槐樹，每棵3元，栽了下去，結果活了7棵。
六月間栽植葡萄，亦可活，我也嘗試過的，我所領教的所謂專家，只是不識字的粗人，並無科學的訓練，不過經驗豐富而已。
戰爭的發動，一天天緊迫了，但是，我們隊伍卻因被歧視，器械還未配備齊全。那時，政府由義大利辦來比士尼步槍，還有大炮和子彈，都是大量的。
於是，我派總參議蔣鴻遇去見陸軍總長陸錦，接洽領械，蔣回來報告說，在陸錦那裡等了足足四個鐘頭，陸總長只是不見。
陸總長在幹什麼呢？他正在和田維勤躺著點起煙燈，談今說古，還沒有完結。
田維勤本是1922年我在陝西時，開調出去的一個團長（屬於井岳秀的部下），此時已升為旅長，為人口齒伶俐，善於巴結，在抽大煙一點上，又是陸總長的同好者。
這一回，必定又是他從陝西帶來上好煙土奉獻，所以，陸總長才那麼歡喜。
我身居陸軍檢閱使之職，派人接洽要事，陸總長竟拒而不見，而和一個旅長無所事事，笑談終日！真是過於荒唐了。
蔣鴻遇既白去一趟，我只有再上請領的公事，幸蒙曹仲三批准，令發三千支步槍，十八門陸炮和幾百萬發子彈，那條子是曹錕親手批的。我以為有了這個，便不愁領不到器械了，哪知一次二次地去領，照舊領不到手。
誰也想不到有此情形，使我心裡發煩。一天，我召集全體幕僚會談，有的堵著口不開，有的談別的事。我問蔣鴻遇說：
「器械領不下來，究竟是怎麼回事？眼看著就要打仗了，我們怎麼辦？」
「先前我怕您生氣，所以不曾對您說。現在您既然問我，我不能不說了。這個您還不明白嗎？」
他用手比了個圓圈說道：「癥結所在，就是因為缺少這個！現在軍械都歸李六掌管，不送上錢去，說什麼也是領不出東西來的。」
「得多少數目呢？」我問。
「至少得十萬。」
我想，這錢到哪裡去籌？軍需賈玉璋坐在旁邊，這時就說：「只要檢閱使答允，我可以設法。西北邊防督辦的名下每月應領五萬元的經費，雖是拖欠甚多，但近來頗積余了一些，不到十萬的數目，少的也有限，可以補足起來。這時什麼也不用管，把槍領了下來再說。」
我說：「好呀，你快去湊去。」又和蔣鴻遇說：「這回，您可真要領下來，不是說著玩的！」
十萬元湊齊了，蔣鴻遇便從李彥卿的門路把錢送去，下午四點鐘送錢去的人回來，當日六點鐘，便接到李六的電話，叫派人領器械彈藥去。
我在隔室聽著電話，恨得我牙齒咬得格格作響。第二天，曹仲三在居仁堂召集會議，我到的時候，別人都還未到。曹見了我，笑嘻嘻地從台階上迎了下來，說：
「煥章，你這麼苦，還給我送錢，我實在太過意不去。」
我這才知道，得錢的不只李六一人，還有他呢。還有，李彥卿在城內蓋一住宅，一花就是四十萬，試問哪裡來的許多錢？
器械已經補充齊全，一切也都準備妥帖，我照常不動聲色，只等著時機的成熟。
先是這年8月24日，江浙戰爭爆發，這就是第二次奉直戰爭的序幕，奉張因急要聲援勢將敗北的浙盧，即在熱河、冀東一帶向直軍發動攻勢。
9月13日，京奉線交通斷絕，16日，朝陽方面也開始動作。吳佩孚、王承斌奉曹仲三電召，於17日到達北京，18日即對奉張下了討伐令。
吳佩孚自任為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為副司令，彭壽莘、王懷慶、曹鍈和我分任第一、二、三、四路司令，張福來為援軍第一路司令，胡笠僧為援軍第二路司令，如此等等，許多名目，當時報紙上都有記載，不必一一贅述。
記的是吳佩孚在四照堂召集會議，親下命令的一幕，那晚被邀參加的人員，有他的參謀長、總參議、陸軍總長、海軍總長、航空署長、代理國務總理以及派有任務的高級將領及其他有關人員。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電燈明如白晝，廳中置一長條桌，挨挨擠擠，坐滿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許久，才聽到有人大聲地報告道：「總司令出來啦！」正嚷著，吳佩孚已經搖搖擺擺走到堂中。
且看他那副打扮：
下面穿著一條白色褲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綢子的夾襖，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著，鈕子也不扣，嘴裡吸著一根紙菸。
他走到座上，即盤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條桌，那種坐法，宛似一位懶散的百姓，接著口傳命令，念道：「奉張大逆不道，殺我人民，奪我土地，侵我主權，藐我武功。」還有什麼「大張撻伐，除此元兇」之類。
不知道是他預先擬就的，還是他臨時隨口胡謅的，聽來總如佛道的經咒。念到中間，電燈忽然滅了，半晌才復明亮，王懷慶和我坐在一處，附著我耳朵根低聲笑道：「不吉！不吉！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於是，吳佩孚接著念下去，至此已人命令的正文，第一路任務如何，第二路如何，援軍各路又如何。命令下完，吳即站起來說：「沒有了罷？我們就這麼辦罷。」
此時，海軍總長連忙站起來說道：「報告總司令！命令上沒有提到海軍，我們的艦隊怎麼辦？」
吳答道：「哦哦，海軍沒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條罷，你們自由巡弋，以防意外。」
航空署長又站起來道：「還有我們空軍呢，怎麼辦？」
吳又哦哦連聲，說：「也添上一條，你們隨時準備，相機出擊。」
又有張家口騎兵將領起立請令，吳答：「在古北口外活動。」
接著，兵站負責者等人員亦起立，吳搔了搔頭，不耐煩地說道：「這樣盡著往下添，還成個命令嗎？你們不能等著以後再商量嗎？今天就是這樣了，散了吧，散了吧。」
大家一哄地散了，這樣重大的事，辦得如此輕率兒戲，吳之魯莽滅裂，往往似此！這裡所寫的不過千百條中之一條而已。
在這個當兒，我打聽得北京警備副司令之職尚是虛懸，我特意向曹仲三推薦了孫二哥。曹不以為意，即由保定調孫二哥到京，任為警備副司令。
後來，孫二哥見了我笑道：「你特意把我弄來給你們開城門是不是？」我聽了他這話，也不禁笑了。
奉軍進攻，共分三路。直軍也便派三路迎敵：吳佩孚自己任第一路，沿京奉線前進；王懷慶任第二路，出喜峰口，我則任第三路，經由古北口以趨熱河。
吳佩孚這次派我，表面是說古北口這一路關係重大，非勁旅不克勝任，實際上，是因此路遙遠險阻，接濟困難，意欲陷我部隊於絕地。就這，他還不放心，除派王承斌同行，對我監視而外，復令胡笠僧率部相隨，囑咐他，如我有何異動，即就近解決。
吳的用心，是要用我為他拼命的時候，仍然蓄意要把我們消滅。可是，他萬也想不到胡笠僧會把這話告訴我。
命令既下，即須準備出發。為了給養的問題，我和王懷慶特去找吳商議。吳的意思早就宣布，此次出兵，概不設兵站，糧秣餉項，統由各本軍隨地籌辦。我說：
「這話恐怕行不通吧。路途這般遠，這般難，假如還要自己籌餉辦站，那不但妨礙了部隊的作戰，並且擾害地方，鄉紳百姓全會被這一著得罪了。」
吳很輕鬆隨便地答道：「兵站是用不著辦的。你們只管走到哪裡吃到哪裡，不但自己省卻許多麻煩，地方上官紳也是萬分歡迎的。」
我問這是什麼意思。吳答道：「這還用問嗎？地方上官紳誰不願意接辦官差？他們花了五個，可以報十個，大發財源的事，誰也惟恐搶不到手。你只管開拔，不要顧前思後的。我在湖北河南，都是這種辦法，地方上歡喜，我們自己也省事。」
我說：「擾害百姓的話且不說吧。我走的古北口這一路，完全是荒僻的地區，往往一百里八十里的沒有人煙，我們向哪裡辦糧去？您說的辦法就說別路可行，我這一路也是萬萬不成！」
談至此，兩方僵坐，毫無辦法，我和王懷慶出來，王仰著頭嘆口氣道：「我們這是死路一條啊！」
吳佩孚對於我們的餉項糧秣不加理會，但我卻不能不開拔。俟到9月20日左右，他派了人到旃檀寺來送我，意思是催我們出發了，我們始準備動身。
從9月21日起，我即令部隊陸續開拔，到24日開拔完竣，我派了一營步兵留守後方，委蔣鴻遇為留守司令兼兵站總監，辦理後方的一切事務。
我原從河南招募一批新兵，約一萬餘人，編為三個補充旅，由孫良誠、張維璽、蔣鴻遇分任旅長，所領槍械不敷分配，每旅只槍數百支。這時，借著訓練的名義，著令留駐北京，以為應援。
一切安排妥當，我始起程，在我出發的前一天，想到顏惠慶先生是一位好朋友，想把我們即要實現的計劃和他談談，即去找他，我試探地說道：
「國家到了今日地步，政治鬧得如此黑暗，賄選賣國，無所不為，而今奉直軍還要自起內戰，都不過是爭權奪利，禍國殃民，這種局面將來怎樣結束呢？」
「真是難事！」他做出同情的樣子隨聲附和著。
「我們總要共同想個辦法，以謀挽回，袖手坐視總不行的。若我們將來有了辦法的時候，打算請你出來幫忙。」
我這話，是明明告訴他我們即將舉義了，顏先生卻模稜兩可，不說一句有關痛癢的話，談了兩個鐘頭，話老是不能深入。
顏先生是一位老外交家，說話如此不著邊際，我覺得這不是革命外交家的態度。若革命外交家，則頭腦敏銳，遇事痛快地一言而決，不當如此圓滑。
我和黃膺白先生接洽，也是這樣說的，他的態度何等明快。我和顏惠慶先生、王儒堂先生都是多年交誼，往來甚密，正想一一與之接頭，此番顏先生態度如此，所以索性連王儒堂先生亦不去說了，到後來班師回京後，才臨時約了王先生出來。
我們先頭部隊開到灤平，我自己也住到懷柔。從懷柔到古北口，到密雲，大路兩旁都是棗樹，此時正結了實，紅的果子滿樹累累，看著真是美觀，真是可愛。
那時，我們部隊整整過了三旅，而路旁棗子卻依然滿樹。我過的時候，許多百姓夾道而立，嘻嘻地看熱鬧。
我們問他，棗子短了沒有？百姓說：「是您帶的隊伍過境，哪會摘吃我們的棗子？」又說：「弟兄們看見棗子長得好看，我們就請他們吃。
弟兄們說：要錢我們就吃。我們說，都是樹上自己長的，要錢做什麼？怕你們吃了多少！他們還是不吃。」談得歡歡喜喜。我覺得這是兵們自覺的紀律，很可歡慰的。
在懷柔住了幾天，吳又派人催行，我乃進至古北口，住在楊令公廟。據傳說，昔日楊令公奉了朝命征遼，只給他很少的兵卒，他說敵眾我寡，懸殊太大，勢難收功。朝廷不理會他的困難，只說你且去打一仗再說。
於是，他率旅前往，便被包圍，極力鏖戰，糧盡援絕，結果還是全軍覆沒。他自覺喪師辱國，只有自縊而死。
我這次行軍，想到楊令公的遭遇，不禁感觸萬端，因撰了一副對聯，以木書刻，掛在廟柱上，聊寄我之感慨，那聯文現在已記不清楚了。
在古北口住著，段祺瑞派賈煜亭送來一封親筆函，大意是表示不贊成內戰，對賄選政府尤希望我有所自處。接著，張樹聲、劉砥泉又介紹一位張作霖的代表馬某來見。
馬說，奉方殊不願與我為敵，只要推翻了曹、吳，他們的目的便已達到，決不再向關內進兵。我便很坦白地對那代表說：
「我已經和北京方面幾位將領有所接洽，只要你們的隊伍不進關，我們的計劃必能順利進行，推翻曹、吳是不成問題的！」
我在房裡說著話，聽著外面狂風怒號，河水急流，士兵正在忙著準備他們的晚餐，在這肅殺緊張的夜晚，我聽見我們談話的聲音是如何的莊肅。
我拿著中山先生建國大綱，說了兒條重要的主張：「這是我們中國惟一革命領袖的辦法，您以為如何？將來我們事成，擬請巾山先生北來主持大計。這一條你們是不是贊成？」
馬君答道：「這完全不成問題。一切悉聽你的主張，我們無有不贊成的。」
我乃重複道：「一是請中山先生北來，二是你們隊伍不得進關，只此兩條就成，別的都不必細說了。希望你快回去轉達，切勿食言，現在是怎樣商定的將來就怎樣實行。我這兒已經布置妥當，不久，即有主和息爭的通電發出。」
當晚，他們趕程回去了，此次相偕同行的有吳佩孚所派監軍王承斌氏。
王字孝伯，陸大畢業，為人深沉誠厚，寡言笑，他雖然奉吳之命相隨監視，但對吳佩孚之所為卻不滿意，我的一切舉措，全不瞞他，什麼話都坦白相告。
他一方面同情我們，另一方面卻並不肯參加活動，幫助我們，但也絕不肯破壞我們，把我們的計劃泄露於吳。我也聽其自由，不予強迫，兩下各行其是，彼此諒解，如此而已。
他的這種態度，我已覺得難能可貴。可是嚴格地說，我並不能贊成他。我以為，個人的關係和國家的關係不能混淆不明，公私應當分得清清楚楚，或則他當反對我們，破壞我們，或則就應當參加我們的活動，共同推翻曹、吳，二者必須站定一方面才是。
可是，他竟兩方都站，兩方都不站，模稜其間，不辨是非。孝伯如今不在了，想到此等有用之才，無所成就，委實惋惜不置。當時，奉方與孝伯（王孝伯是奉天人）亦有所接洽，承認他對此事為預謀。
可是，後來曹、吳既倒，張作霖競令張宗昌、李景林占據天津，把他驅逐出去。這是失信食言的舉動，使我十分不平。後來，我之不能與奉合作，這件事也大有影響。
我從古北口進駐到灤平，即秘密發信給胡笠僧（胡景翼）派代表前來會商班師日期。等了數日，鄧寶珊奉派前來，我便召集各處的代表在一帳篷中舉行會議。張之江、李鳴鐘、劉郁芬、劉驥、鹿鍾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處前來參加會議。
會上規定，隊伍總稱為國民軍，因為我們這次革命，是擁護中山先生主義，並歡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黨名叫國民黨，所以我們的隊伍也就取名國民軍。
一路以來，部隊行進如流水一般，官兵無不歡欣鼓舞，至此益發精神振奮，我們非回去打倒曹、吳不可，人人意識到此番作為的意義和自身職責的光榮與重大。
那時，參與總統府機要的人員，許多人與我們取得聯絡，吳在前線的情形，隨時都有人給我報告。洛吳敗訊，在我們開會議時即已聞知，但未證實，不敢深信。乃致電於吳，報告我們前頭部隊已抵達承德及沿途糧餉難濟炮彈潮濕的困難情形，同時並探問他的消息。
隔了一天，即接吳的參謀覆電，有云：「此間形勢危急，不有意外勝利，恐難挽回頹勢。」根據此電，可斷定吳戰不利之訊，確實無可置疑。
我即抓住時機，立刻下令，命胡笠僧率領開赴喜峰口及通縣的軍隊，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軍糧城灤州一帶，截斷京漢路直軍之聯絡，並防阻吳軍西歸；命鹿鍾麟率部兼程返京，會同孫良誠、張維璽兩旅，開往北苑，再與蔣鴻遇旅會同人城；命李鳴鐘率兵一旅直趨長辛店，截斷京漢、京奉兩路交通；又命已抵承德的張之江、宋哲元兩旅，限日班師。
布置妥定，我即親率劉郁芬首途返京。走到灤平，遇笠僧的代表劉允丞先生，我即拿出首都革命的計劃，請他代表笠僧在上面簽字，以昭鄭重。
次日，抵高麗營，那晚刮著大風，天氣極冷。黃膺白先生從北京趕來相見，詳談政府散漫泄沓的情形和吳在前線敗績之事。京漢線軍民擁塞，弄得車輛倒錯不開。吳怒而扣押司機，難民悉被錮禁於悶車中，扣在站上數日，種種魯莽暴行，令人聞而發指。
當晚，我們共商政府過渡時期的辦法，規定組織攝政內閣，又把如何迎請中山先生之事具體計劃一番。談到深夜十二點，黃先生仍然冒著砭骨的寒風，先回北京去了。
二十二日，鹿瑞伯到達北苑與蔣鴻遇等會見，分配了工作任務以後，當天晚上八點鐘即率部由北苑出發，十二點馳抵安定門。孫二哥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開城門，迎接人城。
首先接收全城防務，同時把全城電報電話線盡皆割斷，一切應做之事，都在一夜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辦個妥帖。
第二天早晨，北京全城貼滿國民軍的安民布告，通衢要道上也布滿了纏著「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白色臂章的國民軍崗兵。民眾走到街上，看見這些情景，都閃著驚疑的眼光，不知道這些事實究竟是如何出現的。
這次部隊回京，所以能夠如此機密神速，多是鹿瑞伯（鹿鍾麟）辦事妥慎周到之功。
古北口會議之後，鹿返駐在地密雲，即每日令部隊練習行軍，或五十里而回或六十里而回，總是向西往北京走，有時徒手，有時全副武裝。一頭走著，一頭於路旁打野外；有時剛剛支起帳篷準備露營，忽又收拾一切重新趕回駐地。
每日如此，使部隊時時準備，使居民天天看慣。故奉命班師之日，不但地方人士不以為意，士兵們亦多不知情。
鹿率部到達北苑後，照著命令在此間設法先運一團人入城。他每次派兩連人，作為進城取東西的模樣，暗進明出，進去的多，出來的少。數次之後，城中即陸續聚了一團人。
這一團人於奉命進城之前，於如何占據全城，如何分配工作，如何割電線，占電話，等等技術辦法都已有完密的計議與練習。到晚間，大隊入城，乃以混成營為單位，每一混成營輜重以至火夫俱全，掉一個身，以輜重等在前，以步兵殿後，鹿親自帶隊前行，以防不測。
一營入城，給以命令，帶第二營續入，城中每個路口，都先已分派目兵或便衣隊招呼，使不致走錯路程。這件大事，未耗一兵一彈辦得妥妥帖帖，井然有序，原不是偶然的。
鹿為河北定縣人，名鍾麟，字瑞伯，曾為第一混成協學兵。那時，第一混成協的學兵是有名的「龍虎班」，教官皆陸大畢業生。
鹿在此三年，於戰略戰術及戰鬥知識有特殊研究，後來任為第三十九旅副官及第四混成協營副。在四川時始來我們第十六混成旅為營長。1916年，在廊坊任軍法官，為炮兵營長及團長，升旅長，又升師長兼北京衛戍總司令。
他為人謙下勤勞，好學不倦，對國家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穩練，堪任繁劇，與我共事多年，真是作戰有作戰的辦法，做事有做事的辦法，乃國家棟樑之才。
23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業已辦妥。這時，胡笠僧和孫二哥也都來了。第二天便召開會議，商議正式組軍之事。當決定推我為中華民國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笠僧和孫二哥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兩軍軍長。
這時，雖已收復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吳尚有十幾萬可供驅使的部隊，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後掙扎。
正當會議未散的時候，果然接到報告，說吳佩孚已從前線撤回一部勁旅，正在回攻楊村。因又念及山東督軍鄭士琦此時所處地位至關重要，他若被吳拉攏，則至為可慮；若我們能與之聯絡，則吳佩孚前後受敵，立可使之潰亡。
鄭士琦為段祺瑞皖系的人，為了應付當前軍事上嚴重的困難，孫二哥便臨時提議，請段祺瑞出山，以示與皖派聯絡，俾使魯督鄭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軍北上。
大家亦以為，一則目前困難非此不能打破；二則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時只看見了軍事的成敗，而忽視了政治的後果。
孫二哥這個提議，竟得全體一致的贊成。真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哪知由於這個臨時動議，竟斷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會議席上，又將前晚與膺白先生談的組織攝政內閣之事從頭商討一番。胡孫二位說：
「許多事都請總司令全權辦理，不必一一和我們商量。事實上，我們是分散各處，各有任務，難得聚會一次。若定要事事商量而行，反把大事耽誤了。」
我說：「這卻不然。內閣的組織，事關重大，必須大家從長議決；再則今天諸位都已在會，正該就此問題好好討論一番。」
當時決定：曹、吳賄選禍國，當然不能容他繼續行使總統的職權，於是向他提出三個條件：
一，下停戰令；二，免吳佩孚本兼各職；三，請他自動退位。
國民軍人城後，他的衛隊與曹世傑的所部，都已由孫二哥派隊繳械遣散，此事已不成問題。於是，便商議攝政內閣的組織，其中陸軍總長和參謀總長二職，最費研究。
我的意思，以為無論段先生是否出山，迎請中山先生北來之議，必不可作罷。為表示此點誠意，並貫徹吾等初衷，此二職必得以老革命黨充任之。
當時，孫二哥因提李協和先生曾為中山先生總參謀長，李書城先生曾為黃克強先生總參謀長，故決定請李書城為陸軍總長，李協和為參謀總長。因孫、黃是中華民國的創造者，大家對此議均贊同。
內閣人選既定，我們都覺得十妥十全。其中沒一個我的私人，亦無胡、孫一個私人，完全是本著「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意思決定的。
攝政內閣於11月1日成立，由黃郛充任國務總理，全部閣員的分配如下：
外交總長 王正廷
財政總長 王正廷（兼）
交通總長 黃郛（兼）
海軍總長 杜錫矽
陸軍總長 李書城
司法總長 張耀曾
內務總長 王永江
農商總長 王迪斌
教育總長 易培基
參謀總長 李烈鈞
內閣的名單發表，不免人言嘖嘖，說這回內閣人選，陸軍、參謀、財政、交通，都是南方人，整個內閣無一個不是南方人，曹、吳倒了，成了南方人的天下了，將來北方人還吃飯不吃飯呢？
其時，競有人鄭重其事地來見我，我回答他們說：「國事當選賢用能，無所謂南方人北方人。俄國人是北方人，日本人也算是北方人，你去請他們來不好嗎？眼光如此之小。請您回去再仔細想想看。」
記得，有好幾位被我說得紅著臉走了。對於攝政內閣，我上了五個條陳，以為施政的方針：
（一）打破僱傭體制，建設廉潔政府。
（二）用人以賢能為主，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務。
（三）對內實行親民政治，凡百設施，勿民隱。
（四）對外講信修睦，以人道正義為根基，掃除一切攘奪欺詐行為。
（五）信賞必罰，財政公開。
這攝政內閣雖是過渡時期的政治機構，但成立後，卻做了一件富有意義的事，那便是修改清室優待條件，驅逐溥儀出宮。
在中華民國的領土內，甚至在中華民國的首都所在地，竟然還存在著一個廢清皇帝的小朝廷，這不僅是中華民國的恥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時無不以留著辮子為可恥。如今留著溥儀，即不啻為中華民國留了一條辮子，可恥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時刻企圖利用的禍根。
1917年，討伐復辟的時候，我即極力主張掃除這個奇怪的現象，剷除這一個禍根，可是當時竟未如願。這次入京，便決心以全力貫徹之。在商得攝政內閣的同意後，便令鹿瑞伯去執行。他帶了幾個衛士進宮，問溥儀道：
「你到底願意做平民、願意做皇帝？若願做平民，我們有對待平民的辦法：若是要做皇帝，我們也有對待皇帝的手段！」
溥儀趕忙答道：「我自然應該做平民，無奈許多人跟著吃我，他們迫著我在這裡，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瑞伯說：「既是如此，就請你立刻遷出宮去，從此做一個良善平民。」
當日，溥儀就帶著他的嬪妃和需用的東西遷出宮去了，所有宮中的財物，都由吳稚暉、莊永寬、李石曾等名流，組織一保管委員會接收之。
事後，有人造謠，說馮某攫取了多少故宮寶物云云，對於這種無稽和讕言，我都無庸辯解。我想，李、吳諸位先生都是正直名流，如真有人攫取了財寶，他們豈肯接受保管古物之責，平白分受別人的罵名？煙筒中冒煙，雖亦可使人眼迷迷，但不過一會工夫，仍現出清白的天空。這個讕言，終久也就自己消散了。
溥儀被逐出宮以後，段祺瑞從天津致我一電，說我在北京一切的措施，他都以為很對，惟有驅逐溥儀之舉，覺得有些欠妥。
我真不明白，段先生是什麼居心？當時我就提筆親擬了一個電稿，我說我此次班師回京，可說未辦一事，只有驅逐溥儀，才真是對得住國家對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後世而無愧。從這裡可以見出段之倒曹、吳，是出於皖直的畛域之見，完全為私人報仇雪恨，何曾為國家人民設想一點？
在北京措施政事的當兒，我同時調遣部隊分赴前方，當派國民三軍往保定，解決曹世傑的十六混成旅。派一軍、二軍的一部，迎戰吳佩浮的主力於京奉線。張之江、劉郁芬、蔣鴻遇等都在楊村附近與吳佩孚殘部發生激戰，他們沉著進擊，戰況劇烈。
正在打得熱鬧，我另派谷良發部抄敵後路，吳部不支，數旅破破爛爛的隊伍完全覆沒。當俘虜數千人，獲槍無算，俘虜中，有一旅長名潘子和，解到旃檀寺來見我。我從高台階上走下來，與之熱誠握手，並送以一千元的養家費，備極優待。
這時，孫二哥已進到保定，乃續派佟麟閣新兵一部及張自忠舊兵一小部協助他將十六混成旅全部解決，另有鄭金聲部——鄭為我老朋友，自動率隊自綏遠來歸，我即收編為第三師。
吳佩孚看見情形如此，知道大勢已去，大哭一場，上了輪船狼狽地逃往南方去了。
當前方戰事激烈的時候，孫連仲、馮治安奉命率部駐豐臺附近，準備作各方策應。不想天津英軍，為要延續曹、吳的統治。存心擾亂，忽然闖進我們的前哨線，兩下起了衝突。
我聽了馮治安的報告後。便對他們說：
「先盡力和他們講理，實在不聽理喻的時候，不惜與之一拼！」
事實上，那時曹、吳的倒台是不可挽回了，英兵雖然藉口挑釁，故與我們為難，但在我們嚴密的防範之下，究亦無從施其伎倆。
在這次戰爭的過程中，我得到這麼幾個經驗：
第一，對於敵我的實在情況與處境須有透徹的認識。古兵家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又不知己，每戰必敗」的話，是一點也不錯的。在這次戰爭中，我因聯絡周詳，對各方面的情形都頗為明了，所以雖以較薄的兵力，也能戰勝素稱雄厚的吳部。
第二，將領對於所部的作戰能力，須有相當自信。這次，孫二哥帶著三軍前往保定，一到定興縣便與敵人接觸，一方打著，一面卻沉不住氣，覺得自己力量單薄，不能支持，告急的電報如雪片一般飛來。
我這時，一因隊伍太少，無法抽調；二因綏遠馬福祥態度不明，須派隊守備。接他電報後，很為躊躇。但增援畢竟是緊要的，於是我勉強將佟麟閣的兩營派了去。
可是這兩部分援軍開到那裡，並未起任何作用，保定的曹部便解決了。若是孫二哥對於自己有相當自信，不是這樣的連電告急，我即可從容把增援隊伍派調他方，豈不要收更大的戰果！
第三，截斷敵後，在我國舊戰術上很是講究，用之得法，確可決定戰役的勝敗。這次楊村之戰，正面的攻擊雙方勢力幾乎相等，但等到谷良友率部抄到敵後，吳軍便很快地潰敗。因為後路一斷，彈藥糧秣的接濟，以及消息命令的傳達，都發生了阻礙，無論什麼勁旅，處此情況，都不免發慌，戰鬥精神一經喪失，還有不慘敗的道理嗎？
第四，為將領者不明戰術，專憑勇氣，鮮有不失敗者。這次，被派往攻唐山的一路未得預期的勝利，使我很是奇異。因為此路敵軍，全系由前線撤退的敗兵潰卒，早已喪失鬥志，迎頭一擊，如摧枯拉朽，必收極大戰果。
但為什麼竟不能得到預計的勝利呢？等到鄧寶珊先生回來，報告那邊的作戰情形，才知道完全是將領頭腦過於簡單之故。
原來，笠僧先生部下的將領，講究的是肝膽義氣，吃苦耐勞，衝鋒陷陣尤稱勇猛。但其中沒學過戰術率兵術的人亦確實不少。因此，部隊過了一千人，他們往往無法指揮。這次，在唐山車站截擊敵軍殘部，他們看見站上停著一列（由兩列並成）兵車，上面滿載潰兵。當即派了一營人前去繳械。敗兵已無鬥志，情願繳槍。
但他們就不知道派人將車頭上的司機先行監視，只顧三三五五地爬上車去忙著收槍。就在這時，隨車的敵軍官長即命令司機開車出站，把那列車拖到二十里以外。我們上去的不過三四百人，而敵兵則不下三四千之眾，結果，上車收槍的反被人家全數繳槍或槍殺，沒逃回一個。
又有一次，他們沒等把部隊分配妥當，大批的敵兵已由前方撤退下來了。當時無可措手，兩方面即混到一處，也認不清哪是敵人，哪是自己。弄得混亂不可收拾，後經鄧寶珊用盡方法始把自己人整頓調齊，結果竟損失了很多。
幸虧當時敵軍在潰敗之餘，無心作戰。否則他們這一次便不免全軍覆滅！
我們部隊到了天津，吳部槍炮彈藥大量拋棄，統統堆在新車站，張之江派人前去收存保管，引起笠僧部隊的不滿。他們久居陝西窮僻地方，一旦看見新式槍炮即不免紅眼。後經張之江竭力解說，才算誤會冰釋。
此事足見，訓練缺乏的隊伍，畢竟難於控制，一遇利害關頭，便越軌行動。若非張之江應付得好，豈不鬧出笑話？這次國民軍在天津，未出半點亂子，地方上秩序井然，也都是張之江的功績。
天津局面既已穩定，段祺瑞即速來數電約我到天津討論政治機構改進的問題，當時，我因中山先生已在北來途中，故覆電說須等中山先生到天津的時候，我再去不遲。
過了沒一天，段祺瑞又派了一位曾為陸軍部軍需司長的羅某來促我早日赴津。我想如果堅執不去，必因猜疑而生誤會，若先去一談，一則可示我坦白之懷，二則也可以歡迎中山先生的來津，覺得未嘗不可。遂決定赴津，即一面覆電說准明日去津，一面召集將領說明去京的原委。
次日，我動身去津，火車行至楊村，忽由後面另來一車，開得飛快，致撞上我們的車，一時震盪顛簸，不啻天翻地覆，我的行軍桌翻倒了。韓多峰摔倒地上，熊斌他們坐在頭等車上，把頭也撞破了。
我當時正在鐵悶子車上的行軍床上躺著，所以一點也沒有受傷，就是再震得厲害些也不會怎樣，後來打聽，知道這回意外，是曹、吳餘孽乾的鬼蜮伎倆，可笑他們心勞日拙，白費了一番心計。
與段先生見面，他表示得非常誠懇。事先，他已在離他的住處不遠的地方替我預備了一處寓所。此時就請我到那邊去住。
一日，請李景林、張學良、楊宇霆、張宗昌、梁鴻志等大家吃飯，飯畢先照一相，便散坐著商議時局的整頓。這伙傢伙，在曹、吳未到，大敵當前的時候，誰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這時事過境遷，當時的諾言也就拋到九霄雲外，全不承認，又重新鉤心斗角，只從個人私利著眼了。
他們都懷著鬼胎，在言談之間，對於真誠歡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國民軍，不免常常流露歧視之情。其中吳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頭低著，一言不發，過了好一會兒，忽然抬起頭來冒冒然說道：
「孫岳是個共產黨！我們大家都要小心他。」
我知道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們的心意，凡是誠意歡迎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國攻的人，都當加上一個共產黨的頭銜。我就滑稽地說道：
「你把孫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兩大煙呢？有這樣的共產黨麼？」
這話說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隨便談笑起來，每人都帶著一副假面具。聽不見半句真話。大家這樣胡扯了一頓，便算結束了一場會議。
其時外間關於我均謠言很多，不是說被刺，便是說被扣。我為了消釋這些無聊的揣測，不多幾天更回北平去了。
在天津，最使人氣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計劃，王本可算是一個預謀者，如今張作霖竟違背不進兵關內的諾言，把王用武力驅走！
張作霖這次到天津住在曹家花園，門口的崗兵，都和義和團似的拿著長槍大刀，槍長二丈，刀長一丈，一對對十數對兩邊站立，排成行列。那種氣派，真叫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此人物怎樣能與共謀國事！
我回到北京不久，段祺瑞、張作霖都先後到了北京，段在北京即對國民軍崗兵拒而不用，另以唐志道所部二千人為其衛士，這種舉措，也使我極不明白。
段就任臨時執政，黃膺白先生即辭掉了總理之任（執政就職之日，他應當將黃高高捧出，然而相反，竟使黃立於第二行人眾中，人人見之為之不平）。於是，一批批安福系餘孽都聯翩入京，瞪著眼珠，急於想在新政權里分些贓品。
局面急轉直下，演變至此，糊糊塗塗混下去，豈不是為強盜馬賊當夥計？如此一想，不由得我對新局面萬分消極。
這時，胡笠僧在彰德府正和李倬章打得激烈，胡左一電右一電地催我增調援兵，與岳維峻、鄧寶珊兩位商量，他們都不肯去。一日，岳、鄧二位跑來見我，我說：
「笠僧請兵甚急，你們兩位為什麼不去應援！」
回答道：「我們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們此時有更大的責任！」
「什麼更大的事？」
「處置張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間我們就預備暴動，把他父子倆捉住槍決，以快人心，而戡禍亂！日本人已替我們探聽清楚，他們這回入京，帶的兵不多，只要總司令允許，我們馬上就去動手。」
我聽了頗為吃驚，當即和他們說：
「這事無論如何不能實行！就算你們能把他倆捕獲，京外奉軍必然激起異動，演成混戰之局，那時不等兩方分出勝負，日本就會趁機進占東三省。日本人幫忙，決不會懷好意的。」
我這樣地說了，他們仍然固執地堅持原來主張（以為奉軍多烏合之眾。若收拾了張氏父子，則奉軍將領之識大體者必然願隨我們走云云），直到深夜三點多鐘，才慢慢把他們說服。次日，即接洽車輛，請他們率部開赴河南，去應援胡笠僧去了。
我既已決心擺脫當前烏煙瘴氣的政局，便對張作霖說明我精神不好，要上山休養的意思。張作霖跳起來說：
「你可不能走！我不能讓你走！」
他雖然這樣表示，但我說什麼也不願幹下去了，回營後，即召集將領講話，說明我此次不得不入山休養的衷曲，並囑咐他們務要服從中山先生的主張，貫徹所志，繼續為國家效力。
是日，張作霖特來訪我，我於回看了他之後，便往京西天台山中去了。
此時，我滿腦子裡裝著一套「謙謙君子」的道理，覺得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風度。同時胡、孫等雖與我志同道合，莫逆於心，然政治的認識亦殊不充分。
其他朋友如徐季龍、黃膺白、劉允丞、王勵齋、焦易堂、李石曾、王承斌等諸先生，雖過從甚密，亦畢竟未至無話不說的程度，故自己只有好的理想。而未能根據現實環境，拿出良好辦法。
至今思之，猶覺當時才能不夠，有負國人期望之殷，深為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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