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蒙古見聞
以為怎麼如此匆促，說走就走呢，我說：
「目前這個時局是無邊無沿的。我一走之後，也許可以釜底抽薪。從我自身著想，我也必得到國外去看看，增長些見識學問，回來之後，再同大家一塊兒好好地奮鬥。」
從平地泉出發，走的是張家口到庫倫的大路。是公路，固然平坦康莊；不是路，也一般的平坦康莊。途中未遇一條河，也少見一株小樹，三千里路全是一望無際、黃沙漠漠的遼闊平原。
過戈壁沙漠，車行極是舒坦，途中常見一種野羊，活潑肥大，萬千成群往往和汽車賽跑，別地從未見過，牛群馬群亦最常見，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遺風。
這一帶沒有房屋，所見惟有一種帳篷，即是氈幕。稍有高坡的地方，即堆以石頭，掛以紅布，蒙古語名為「烏數」，意即是所供奉的神祗，因為他們的文明，還沒有達到雕刻偶像的程度，故只有如此簡單地供奉之。
快到庫倫的時候，經過汗山，想來大約即是可汗之汗。這一座山，長約四十里，高約六七里。山上生滿蓊鬱蒼翠的樹木，都是幾摟粗的大樹。我看見這裡忽然有這麼多的大樹，覺得很奇怪，就向當地百姓探問緣故。
據云，昔康熙親征蒙古，有一次打了敗仗，就到這山上的樹林裡藏著，等候援兵。後來援兵來到，擊敗蒙兵，遂得奏平定朔漠之功。
為要紀念這段史跡，清廷特以蒙古某王子為守林的官，年薪四十八萬兩，專門請他保護這山上的林木，不許百姓砍伐。數百年來相沿成習，樹木迄無損害，所以才有今日的這種樣兒。
可見，並不是這一帶的氣候土質不能長樹。沿途所以缺乏林木者，恐怕還是人事的關係，漠北這一帶，歷代以來，都是戰場。
《史記》載，漢高祖困於白登，白登即在今日大同附近。由漢晉宋至元以迄明清，無代不於此間有殺伐之事。居民死於戰禍，房也燒光，樹也伐盡，又加百姓對樹木不知保護，不知種植，樹木自然有絕跡之勢了。
過汗山時，見山上冒煙，知是樹林著火。據說，這火往往經年不滅，因為一種迷信的關係，人民都不肯上山去救。似此情形，這裡絕無僅有的一座樹林，也有不保之虞了。
離庫倫還有幾十里路，即遇蒙古國民黨的委員長丹巴多爾基和蒙古軍官學校的許多人員前來歡迎。我下車一一握手道謝，同行到庫倫城內，被招待住在他們蒙古政府所預備的一所房子裡。
這是一所木頭建築的洋房，裝有地板和壁爐。那壁爐是用厚灰泥塗成，燒得很好的松木劈柴，名為「樺子」。室內陽光充足，溫度也很適宜。
這次在蒙古共住三十多天，於研究黨義和學習俄文之餘，對蒙古政治社會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個大略的考察，現在所留的印象如下：
第一、關於政治，是採用一黨專政的政治，政治實權握於蒙古國民黨之手。
我居留庫倫的時期，和他們的委員長及其他中央要員過從很密。一般地說，他們都生氣勃勃，努力於政治工作，很有一種新興的朝氣。
有一次，他們黨政兩方舉行聯席會議，特意邀我去參加。會場是小小的一座屋子，只可容三十餘人。結果到會的卻有六十多，於是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凳襯子和椅凳背上。
會議從上午8點開到下午4點，討論的問題很多，發言者很是踴躍。在這8個鐘頭中間，大家只用了一次飯，每人兩片黑麵包和一杯紅茶而已。
據說，他們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簡樸。問他們何以這樣，回答說：「因為我們正在建設時期，民力有限，惟有努力撙節，始可成功。」這使我想到大禹治水，菲飲食卑官室的故事，不禁非常感動。
這種精神，在今日的我國尚缺乏得很，我們應當慚愧的。
政府對於建設，此時已頗有成績。只就房屋一項而論，滿清統治了蒙古數百年，除了建築幾座愚民的工具——廟宇，便是一些窄狹黑暗的土房，此外再無建設可言。
蒙古國民黨當政後，在很短的時期內，便為平民建築了夠用的整齊木房，平時可供舒適地居住，有事時又可用做人民的會場。
其次、談到人口，蒙古本有1200萬人。在滿清長期統治之後，今已減少至50萬人。滿清利用喇嘛教以統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須當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須當喇嘛；僅有一人可為娶妻生子的平民。當喇嘛者有紅黃緞子穿，又可坐享優厚的俸祿。……
其時，蒙古喇嘛教領袖即是活佛，名哲布尊丹巴。在過去，活佛的地位等於專制時代的皇帝，一切生死予奪之權都歸他一人掌握。
他可以為所欲為，沒有任何的顧忌。每年各地的王公及其眷屬要來朝拜一次；王公的眷屬中有年輕貌美可使活佛中意的，活佛便有權強她留在宮內，與他們做「歡喜佛」。王公們一則憂於他的淫威，二則恐怕也已積久成習，視為當然，對此橫行，絲毫不加反抗。……
庫倫附近的大廟，我都曾參觀過，活佛的宮裡那時出賣各項東西，我買了兩個大菜碗，是江西瓷的，每個價只一元。宮裡每個屋子都污穢凌亂，無半點知識可言，無半點新氣象可言。
座前有一種特為朝拜者設備的磕頭的板墊，前高后低。磕頭時突然地向地一撲，站起來，又突然一撲，大約是五體投地的意思。
革命後的蒙古政府對社會舊有制度及習尚，頗有一種大刀闊斧的革命精神，一方面打倒了活佛的權威，一方面努力於破除迷信的工作。
社會上頑固分子，即喇嘛階級，雖然仍舊保持著他們的宗教信仰，但大多數青年都已不受其害，其已為喇嘛者，亦多已還俗，各理生業。
同時，新政府對於破除迷信的工作極是努力，初時當然頗遇阻力，但政府不顧一切，經過一時期快刀斬亂麻的干法，收效已大有可觀。
我們中國凡事都講中庸，談改革亦是因循遷就，結果變成妥協，謀國者慎重考慮以將事，不願過於急進致引起舊社會之反感，這種苦心，我們自當體諒。
但是，為使舊勢力安定，而致社會上之垃雜污穢一仍其舊，則青年主人們必以為謀國者無改革之心，新的中國將永無出現之日，這是失策的。此種權衡，卻萬不可大意。
清湯斌在南京只留文武廟，其餘一切佛道寺廟一概廢除，這種好的精神，至今反而少見。我國自革命以來只有廣西還做出不壞的成績，其餘各地，都比不上。
曾文正公言求學之道如燉肉然，一上來當以猛火燒之，基礎立後，再以細火慢慢地燒。我以為談改革，談革命，亦是同樣的道理。
軍事方面，蒙古行的是徵兵制，現役兵當時有步兵兩旅，騎兵四旅，軍械嶄新，服裝整齊，與俄軍大致相同，聘有蘇聯顧問，訓練時從旁指導，士兵教育很注重歷史知識的灌輸與民族精神的發揚。
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豐功偉績。在每個士兵頭腦里打人了深刻印象。所唱軍歌音調遲緩雄壯，歌詞亦皆系對於民族英烈的頌揚。其步法緩慢莊重，亦殊足表現蒙古人的精神。那時的陸軍部長是一位舊王公，有一位將軍則為新國民黨，我住處的崗兵皆蒙古青年，與之談話，覺得他們的知識水準頗高。
蒙古風俗以騎馬為最可取，馬是蒙古人民主要財產，家家都養著很多的馬。蒙古的馬草與內地不同，一二尺長的將乾的馬草，以手握之，縮成一團，一放手，便又照原樣舒開。
因為有這麼良好的草飼養，所以蒙古的馬都特別雄壯。蒙古人無論男女都是騎馬的好手，當草豐馬肥的時候，一個個強健的男女在廣漠的草原上馳騁如飛，很有一種古騎士的風味。
他們因為善騎，日常生活多在野外，少在屋中。看望親友，辦理事情，這家到那家，二三百里往來都是騎馬。跳上馬背，一鞭如飛，極是有趣。……
因為馬多，蒙古人都喝「馬奶」，客來了，也先以馬奶相敬；並且還有人歡喜喝發酵後味道變酸的馬奶。
蒙古人吃肉的辦法也很新奇。他們把一塊一塊切碎的肉放在煮沸的水裡輕輕地涮一涮，拿出來就往嘴裡塞。他們以肉為主要食糧，當兵的也每人每日發給二三十兩肉，而把一二兩麵包當鹹菜吃，大概整天吃肉的緣故，所以牙齒都特別好。
他們這樣吃肉，故而吃茶便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一件大事。吃完飯後，便要痛飲一番熬煮的發紅髮黑的濃茶。一次三二兩，連茶葉一併吃掉。
據他們說，飯後不喝茶一定要生病；他們認為喝茶有醫藥的功用。他們喝的茶都是漢口、九江等地運去的茶磚。內地茶在蒙古是筆很好的生意。目今我國的茶在世界上地位日漸低落，我們應以科學的方法設法改良，加工精製，以挽回既失的利益。
我在蒙古居留期間，食的方面還沒有感到很大的不便，但吃水卻成為一個問題。庫倫人都是吃河水，河水雖很清，除此再無他種水可吃，雖經濾清，總不能濾淨。現在，庫倫的街市河渠，經新政府的整治當已清潔多了，但吃水一事，還須謀改良。
蒙古人喜歡穿綢緞，尤其喜歡穿紅黃紫三種顏色。綢緞皆我們內地出品，在此銷路至旺。過去，我們中國的綢緞馳名世界，惟以固步自封，不知改良，至今出口數量顯然已大大減少，就是中國的老爺、太太、小姐們也多喜用外國的人造絲及毛織品了。
我們應該努力提倡國貨，還須力謀絲綢質料的改良。我想以中國蠶絲的優美，不難恢復原有地位。
蒙古人住的房子，叫做「蒙古包」。有全氈的，有是半氈的，也有不是氈的。大者能容一千多人。平民的房子裡不很清潔，富有者則尚齊整。室中多設炕桌，亦坐亦臥，這與日本的習尚有點相似。
蒙古人家門口多懸有寫有經文的各色布條，屋內置有藏著經卷的能轉動的圓箱，往來的人推轉一下，即如讀經一遍，希望藉此得到他們所祈求的幸福。
蒙古政府充滿新興的氣象，握政權的人大都是有朝氣的青年。年輕的委員長丹巴多爾基，年齡還不到三十歲。聽說和他同往蘇聯留學的同學，一行七八個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現時在蒙古政府服務的缺潑林，便是其中的一個。
他們都具有嶄新的頭腦，勇氣勃勃，在蘇聯學成歸國後，便領導起國民黨幹了這一番在蒙古史上劃時代的革命大業，真是值得人們欽佩的。
丹巴多爾基在民眾中的信仰，後來大大不如從前了。原因是他錯娶了一個由北平到庫倫演戲的女戲子為妻。
此女子奢華浪漫，這事僅關個人的私德，本來算不了什麼大事。但社會上一般人的看法，與當事人的觀感卻不相同。當事人或者認為婚姻自由，別人無權過問，可是一般人則以為其品行浪漫，行為有虧，於是在政治上減少了人民對於他的信仰。
一個大有可為的革命青年，逐漸地竟變成一個不能施展的人物。有些人說丹巴多爾基對於主義的信仰以及其革命的精神，已經一年不如一年，不知是真相如此，抑是一般人因他的婚姻問題對他減低了信仰而生的批評。
庫倫還是個多民族的聚會處所。這些民族的革命領袖，時常集會討論反帝的一類事情。社會一切活動，都多少與革命有關。
有一次，那兒開了個聯歡會，在會場演了一出叫做《第三國際之夜》的新劇，我看了很受感動，覺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聯歡會上遊藝項目很多，歌唱、跳舞，各式各樣都有。
出演者包括了東方每個民族，有安南、緬甸、新疆、西藏、阿爾泰、內蒙古、印度、高麗、台灣等處人。他們以其本鄉本土的技藝，在那裡大顯身手，故每個節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從未見過聽過。
有兩位阿爾泰女子，都只二十歲左右，表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動，活躍之極，種種姿態，都足可活潑血脈，健強身體，與我們國術的用意是相同的。
在會場之外，有一大房間，出賣茶點，飲食潔淨，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團和氣。可是，沒有一個人不對帝國主義者摩拳擦掌，每一談及，則咬牙切齒，想到這夜的經過，的確是一個充滿快樂與希望的民族聯歡會。
在庫倫，駐有蘇聯公使，為鐵匠出身，個兒高大，是一個很有學問的外交家。我有幾次和他討論關於蘇聯的政治組織及制度憲法等項的問題，他按照蘇聯地圖及蘇聯組織系統圖等替我講了三四天，詳說革命前及以後情形，使我獲益不少。
我在他家吃過幾次飯，菜很豐盛，養料極有講究，每次，都是由他和他的太太陪著。有一天，我要求參觀他們的廚房和臥室，他不好拒絕。
我在廚房中，看見一位老婆婆，繫著圍裙，忙著操作。我問是何人，說是他老太太。我看她穿的衣服比他太太差得很多，面色也不如他太太豐滿。
同時，我在另一位住在庫倫專門幫助中國革命政府輸送軍火的蘇聯朋友的家裡吃飯，也遇見同樣的現象，這裡給我很不好的印象。
我以為，無論如何，婆婆總比媳婦年老，年輕人在廚房裡做飯，當比年老的敏捷而能勝任。如果說太太陪著客人吃飯是一種禮貌，那麼做完飯後再換衣服來陪客人也不算是件失禮的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自己的老尚不知敬奉，又安能敬奉別人之老呢？
在庫倫，還駐著蘇聯的幾連騎兵。一次，在他們操練的時候，我被請去參觀。
別的倒沒有見出什麼優點，就見他們的騎兵有驚人之處。他們上一個很陡的山坡，很快地便躍馬而上；下來的時候，如疾風驟雨似的馳來，非常地神速。
飛馬上山，我們也可做到，惟下山亦驟馳如飛，我們就斷斷不能了，所謂哥薩克騎兵甲於天下，真是名不虛傳！
我也曾往他們兵營里參觀，營房的地板擦得很乾淨，一切內務也大致不壞；在俄國營房裡，我看見一個兵在那兒睡得很甜，我沒叫人把他驚醒，只請另一個兵把放在他的靴子裡的包腳布取出來給我看看（他們都是不穿襪子而用包腳布）。
我覺得，士兵的衛生，必須講究，頭髮和腳趾、手指甲的修剪，以及包腳布的洗滌，尤有注意的必要。這些方面當長官的如能真正注意到，士兵的疾病一定可以減少的。
第三國際駐庫倫代表阿母加，是個很有學識的布利亞特蒙古青年。我請他講解關於第三國際的一些問題，他為我一連講了兩個星期。
從第一國際一直談到第三國際的成立及其發展的歷史，詳盡深到，娓娓動人，我至今還記得他所說的道理。
他極力地闡述，說英雄的時代於今完全過去了，革命事業不是一二個人所可做成的，必須有群眾，必須有主義，必須有組織，否則必不成功。左講右講，闡發無遺，我覺得句句都是針對我說的，我聽了之後，很是敬佩。
從那時起，我立下決心，一定要切切實實地把國際政治及新興政治原理研究一下，以彌補我個人的缺憾。
我從平地泉出發的時候，奉張、直吳和直魯聯軍已將聯合出兵，向國民軍壓迫。我在庫倫時，張家口方面每天有電報來報告，說張、吳等並不因為我的出國而放棄消滅國民軍的禍心，反而認為，是對國民軍攻擊的好機會，益發變本加厲地施行壓迫。
軍閥禍國，唯利是圖，對這種足以亡國的戰爭，實令人感到無限的憤慨。此時，陳友仁、顧孟余、鮑羅廷、陳啟修、徐季龍等許多國民黨朋友從北平取道海參崴到廣東去。
他們經過庫倫談話中，我才知道北京鬧出三一八慘案和廣東有三月二十日的事情。後陳、鮑等動身，徐季龍先生留下，決心和我同赴莫斯科。
徐再三地說我入黨，和我說：
「我們的黨，決不是你心目中所想的那個黨。這個黨是有組織，有主義，有紀律的一種政黨。是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前提，決不是所謂『君子群而不黨』的黨，也更不是『營私結黨』的黨。」
此時，我受各方面影響，已決心加入國民黨，作為一個黨員，共同為中國奮鬥。聽了徐先生精闢的講話後，益加興奮，當時即由徐先生介紹，加入了國民黨。
我們準備妥善，即乘汽車由庫倫出發，取道烏金斯克，搭火車去莫斯科。由庫倫北行，幾百里地的長途，森林遍地，都極密茂，每座小則三五十里，大則競達一二百里。樹木每株高約二三丈，也有高數十丈者。
這裡田地縱橫，都是黑土，也都肥美得很。農人都是山東、大同一帶的移民。回想自張家口到庫倫的途中，一片荒漠，不見一株樹木、一塊可耕之地，情形完全兩樣了。
第一天到達某地，晚上住在一家蘇聯人開的小旅店裡，這兒的旅店大多是他們開設，屋子都是租的本地蒙古人的。
據說，蒙古人不善經營這種事業，我以為是蒙古人不進步之處，於途遇著許多赴德留學的蒙古青年，他們的年齡都在十二三歲左右，騎著馬很快地往前進發。
我問他們到德國學習什麼科目。他們回說一組學醫，一組則習獸醫。我聽說後，不勝感想，國家要為人民爭幸福。謀利益，決不是空口說白話所能奏效的，須確切知道人民的病痛，而後針對著他們的病痛，實事求是地設法解救，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目前，蒙古人的痛苦最大的便是醫學不發達。人民有病只知求神問卜，乞靈於偶像。牲畜有病，更是無法醫治，蒙古政府能夠著跟於此，派人到國外專門學習醫學，才是真正為民謀利的政績。
因此，我想到我們自己的國家，人民窮困，百廢待興，無事無處不需要專門人才。但我們有了專門人才，卻往往不會才盡其用。學紡織的可以去當縣太爺，學採礦的可以去當外交官，亦有一種的學成之後，無人援引，乃至困守不用，埋沒其材。
更有一種專門技術家，歸國後無從用其所長，亦卒致學非所用，不能施展。這卻是關係我國前途的嚴重問題，是急需設法調整的。
買賣城位於蘇蒙的交界，我們一過此地，便見一旅蘇聯騎兵列隊歡迎，陣容整肅，人人精神抖擻，很有一種新興的氣象。我在那雄渾悠揚的歡迎樂歌聲中，從他們面前走過，看著他們人馬強壯，真不愧為著名世界的紅軍。
他們等我們的行列過去，便即上馬，用快的速度搶到我的汽車前面，疾馳先導，如飛一般。這想是要露一著給我看看。我很擔心他們的人馬過分地疲勞，或致跌失，真是好武藝！
那一天住在恰克圖，我們未到以前，已有人把旅館預備好了。我因要察看本地各方面的情形，耽擱了一個整天。
我參觀了工人住宅，也看了農人的各種活動，那兒整個是農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閒階級，以及對勞動大眾壓迫剝削的種種黑暗現象，都是看不見的了。
那兒的駐軍，每一連設有一座列寧室，為一種俱樂部的性質，完全是對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地方。我曾向一個士兵問及其關於中山先生、張作霖、吳佩孚等人的過去歷史及今日為人和主張，都能對答如流，極是熟悉。
可見，他們對士兵政治訓練多麼注重。在此地又參觀紅黨與自黨作戰的遺蹟，徘徊很久，亦使人不勝感想。
從恰克圖往上烏金斯克還是坐汽車，路上過河的時候，遇見一位布利亞特蒙古的老百姓。他戴著一頂帽子，樣式與滿清時代的紅纓帽相仿佛。我請翻澤把我的話翻給他說：
「你這帽子好像是滿清時代的官帽，為什麼還戴這個？」
那個老者回答道：「帽子雖然不好，可是我們本地自製的貨。我們不買外國貨。」言時語音安詳，態度謙和，很有學問與修養的樣子。
這一路都正在修築公路，不遠即有一座未成的橋樑，不遠又有一座新修好的，築路工人絡繹不絕於道。
過了河，便到上烏金斯克，已是夜間11點鐘了，當地各機關人員都到二十里以外來歡迎。據說一兩天以前接到消息，便到城外等候接迎，我聽說後，覺得很對不起他們的熱誠友誼和相愛之意。
這兒的住宅雖然多是土築的屋子，但是家家戶戶都有玻璃窗，窗前還陳設著美麗的花草，很是清幽雅潔。街上也很清潔，不像庫倫那樣，這裡一堆糞穢，那裡一堆垃雜的污髒不堪。上烏金斯克附近樹林中都是有電燈，沿途裝有電話，已經一天一天在現代化了。
到上烏金斯克的第二天，正是「五一」勞動節，這在蘇聯是很重要的一個紀念日，當地政府來函，邀我參加他們的紀念會，並參觀閱兵。
那天天氣和暖，兩天前還有三尺多厚的積雪，此刻已化為泥水，街道低洼的地方都有積水，泥濘遍地，頗有些難行。據說這裡只有冬夏，沒有春秋，那時，天氣方由嚴寒轉變暖和，所以積雪便很快地融化了。
大會是在布利亞特蒙古政府領導之下召開的，他們最先請我向群眾講演。我說完後，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女工上講台講話。她講的話，翻譯為我詳細轉譯，大意說：
「今天是『五一』節，我們今天很欣幸地能夠在這兒歡天喜地地開會。可是在這同一日子，帝國主義國家的勞動大眾的紀念會可不能像我們這等自由與快樂，他們的會場會被軍警搗亂，他們身體會被軍警毆打拘捕！……」
據說，她是一個洗衣服的工人，卻說出這樣富於力量的話來，她說完後，又上來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這女孩講的話也很能感動聽眾，講得大家摩拳擦掌，異常興奮。
會畢開始遊行與操演，女工在前，男工在後，工人過完後是軍隊，我和他們的主席團同站在樓上參觀，行列在軍樂洋洋的聲中，一排一排地經過，很是整齊莊肅。
每逢走過參觀台的時候，台上檢閱委員就向他們發問：
「你們預備好了沒有？」
「我們已經預備好了，我們聯合全世界弱小民族，打倒帝國主義！」大家如雷似的答應著。
這樣一問一答地過去，空氣非常地熱烈和緊張。
這次使我最難忘記的，是幾千個木工、鐵工、泥瓦工等工人也按著隊伍的步法，很整齊地參與操演，我們訓練六個月的新兵也不如他們的成績。
更稀奇的是，還有一千多女工，頭上蒙著紅布或者花布，褲腳卷到膝蓋，袖子卷到臂膊以上，也同樣挺起胸脯，很雄武地在列中走著。
分列式結束之後，我就約請布利亞特蒙古政府中央委員們談話。據說，布利亞特蒙古併入俄國版圖，是在康熙年間，那正是俄國皇帝專制時期，他們民族被看作下等人種，受了俄政府種種限制與壓迫。比如不准當兵，不准設立學校，不准進城活動，不准穿用俄人的衣服，只允許他們修廟信佛當喇嘛，這個不但不加干涉，反予以種種鼓勵，以保持他們永劫不復的陳腐古舊的生活。
十月革命以後，他們身上的枷鎖便完全解除了。他們組織了布利亞特政府，也成立了特為布利亞特人而設立的政治學校和軍官學校，以一個民族的平等資格成為蘇俄聯邦的一分子。
他們政府的委員大都屬於農工階級以及精神勞動分子。他們的社會是非工不食，凡是不參加勞動的人，是絕對不能立足的。我想，這正與我國的情形相反。那時在我國，是工人無權，農人無權，進步的知識分子也無權；社會上的權力者不是封建餘孽，便是買辦資本家，或者是叨祖宗及父兄之餘蔭而坐享其驕奢淫逸生活的老爺少爺！
從海參崴到上烏金斯克，火車需行六天六夜。由上烏金斯克到莫斯科，也需花去六天六夜的時間，這是世界上很長的一條鐵路。我在上烏金斯克住了一天，便由這條鐵路向莫斯科出發。
火車分頭、二、三等，蘇聯政府特為我掛了一輛頭等車，我不願坐頭等車，要求改掛三等。我的顧問說這是政府的命令，不能改變。
但我堅持不肯，結果是用了折中辦法，改掛了一輛二等車，上車的時候，布利亞特的軍隊和學生都到車站歡送，男生四五百，女生二三百，人人大個大臉大手大腳，整整齊齊地站在那裡，如鋼鐵一般。
看他們的皮膚頭髮，眼鼻嘴臉，無不和我們中國人相同，我接受著他們那種熱烈誠摯的友情，心裡感到萬分的難過和萬分的慚愧，又不禁熱淚奪眶而出。
當尚未上車，正在候車室里坐著的時候，遇見了一個穿黃袍子的喇嘛。我和他攀談，問他是不是活佛，他說：
「是的，但已不准繼續收徒弟。」
「你是不是真心虔誠信佛呢？」
「哪裡是真心信佛！」
他的回答使我十分詫異，在我國，佛教勢力還是很大，甚至留學生之中也有不少信奉佛教的，他們如果聽了這位活佛的話，不曉得作何感想。
沿途各站都有駐軍排隊歡迎。烏金斯克是沿鐵道附近各大城市約定歡迎的總地點，各省的軍政黨三方代表，都趕到這兒候迎。
我下車致禮，看見了那些政府人員都是衣服油污，拿著器物，有一位代表脅下夾著一柄鐵鏟，樣子像一個油廚子。
他向我致歡迎辭，講了一個多鐘頭的話，極有條理，極有熱情。我問翻譯：
「他講的是什麼？」
「他是省黨部委員，講的是歡迎辭。」
「他夾著鐵鏟幹什麼？」
「他在工廠里做工，鐵鏟是他的工作器具。」
「這太不像省黨部委員的樣子了。」
「蘇聯目前就是這種風氣，人人以做工為榮耀，以穿髒污的衣服為可敬。假如一個人衣服穿得太整齊乾淨，反倒被人恥笑，被人攻擊。」
我聽說了後，對蘇聯當局埋頭苦幹，建設新國家的情形，於驚奇之中深致無限的敬佩！
忘記是在一個什麼車站上，上來了一位蘇了的軍區司令，這位老先生已經六十多歲。我因為他身負軍事重任，想由他處更深一步地了解蘇俄，經顧問替我們介紹後，我與他長談起來。
我問他許多問題，他都詳盡相告，最使我覺得奇異的，是他告訴我他不是共產黨員。我說：
「你不是共產黨員，政府怎麼會叫你擔負這樣重要的軍事行政責任呢？」
「我本來是舊俄的老軍官，現在政府所以肯畀我此職，一來因為我有三個兒子，都是共產黨員，政府對我頗能信任；二來蘇叫行的是徵兵制，假使非黨員便不能充任軍官的話，便不免引起國民許多的疑難了。」
他以為，這是蘇聯政府手段高明之處，說如此即可借他向百姓宣傳，說政府並不一定重用黨員，非黨員的我們也一律重用，無分軒輊。我聽了，甚是興奮。
後來，他又說及1921年美日聯軍進占西伯利亞的情形以及蘇聯獲得最後勝利的原因，他說：
「國際的聯軍配備和士兵的訓練都很好，作戰能力也不錯，西伯利亞已經被他們占領了廣大的城區。
但蘇聯紅軍所以卒能把頑強的敵人驅逐出境，第一是宣傳工作做得好，我們用飛機散發傳單，赤裸裸地揭露了敵國資本家進攻蘇俄的野心和一般官兵為資本家效死的非計。敵軍的下級官佐和士兵看了這些宣傳品皆很受感動，漸漸都不肯出死命作戰。
第二是紅軍採取了致敵死命的游擊戰術。那次國際聯軍在西伯利亞布置了六千里地長的一道戰線。這條過長的戰線，他們無論如何也難以顧及周到，紅軍埋伏在戰線兩旁，抓著適當的機會，便隨時予他們一個猝不及防的襲擊；
同時，對於他們的運輸和接濟也巧妙地給予許多阻礙和破壞，使他們隨時隨地都可遇到襲擊。於是敵軍陷於一種恐怖氛圍中，顧此失彼，疲於奔命，無法可以克服他們的艱難和困苦。
這兩方面已夠保證紅軍最後勝利的取得。再加上紅軍吃苦耐勞，戰鬥意志堅強，對於主義有深刻認識，以及到處都有廣大民眾的協助和合作，於是帝國主義者的聯軍便不得不在重大損失、無法支持的情況之下，退出蘇聯了。」
軍區司令的這番談話，給我莫大的欣喜，真是「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了。
在烏拉山後，沿途各站都有不少的小販，他們販賣的都是全國各地特產的工藝品，我覺得這個辦法很好，我想，我國各地精美的土產也很多，像宜興的陶器、無錫的泥塑、濰縣的手杖、掖縣的滑石，等等，都是能引起中外旅客們心愛的物品。
如果把全國各地這些工藝品運到鐵路各站販賣，豈不增加很大的銷路！但這個事體不是僅憑百姓的力量所能辦到的，而當時我們政府正忙於權力的爭奪，又哪有心力管這些閒帳呢！
沿途各站都準備著熱水，旅客們可以隨意取用，不出水資，旅客下車喝水，都自動排隊，按照秩序先後取飲，好像有人指揮著似的，絕對沒有爭先恐後的現象。
在我看，這不是一件小事，完全表現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與精神，決不是政府的功令軍警的打罵所可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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