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西安事變前後

  1936年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這篇文章，真是震動了全國各界人們的心。

  大家都希望按照他們這篇文章去做，並且希望馬上就實行。到了11月23日那一天，上海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監了。

  那幾天，也正是駐華北的日本軍隊大演習。此前的10月26日，就有紅軍的將領致書與蔣介石及西北的各將領說:「國勢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爭。」

  他們希望蔣介石懸崖勒馬。那是因為，蔣介石10月22日由南京飛到陝西，29日蔣介石對記者發表談話：「共產黨不以民族利益為本位，不論其標榜什麼，政府決貫徹一向方針。」

  也因為西北軍、東北軍將士多傾向抗日，蔣介石就調蔣鼎文帶著中央軍入了陝西，為的是監視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行動。

  這年12月4日，蔣介石到西安。蔣對張學良、楊虎城說：「無論怎樣，此時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一定給一個嚴重的處置。」

  這是蔣介石知道張學良和楊虎城不願意打內仗而願意對日本人作戰，蔣介石才給他講這種話。

  到了10日那天，蔣介石在西安的省黨部向著西北軍和東北軍的將領們說話：

  「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日本人離我們遠得很，如果遠近不分，便是前後倒置，那就不算革命。」

  我為了七君子的事，寫信給蔣介石請他趕快放出來。蔣去西安，我給蔣打電報，再三再四地對蔣說:「非趕緊放出七君子不可。」

  蔣叫陳布雷見我說：「不久一定會放出來。」

  我對陳布雷說：「這不是久不久的事，全國人都說『救國有罪』，這還得了？萬不可再遲，應當快快地放出來，才對呢！」

  陳布雷說，他馬上見蔣去說。

  1936年，有一次，美國美以美會一位會督，中國名字叫黃安素的對我說，他預備舉辦一個茶會，希望我對他們講一段話。

  我問他要我講什麼話，他說什麼都好，若能僅談宗教，不談政治就更好。我說：「若不談政治我就對不住你，我一句話也不講。」

  黃說:「什麼緣故？」我說：「自九·一八以後，日本鬼子占了我們東北四省，又把黃河以北，攪得亂七八糟。你看我是個中國人，我更是革命的軍人，我若不談救國救民的事，你找我講話有什麼用處呢？」

  他躊躇了半會說：「好，你喜歡講什麼就講什麼！」

  我記得那天不冷也不熱，黃會督請了二百多位客，預備了很多的茶點。

  我說的話是申包胥哭秦廷：「在兩千多年前，楚國的伍子胥，到吳國接了兵來，要替父兄報仇。申包胥對伍子胥說:『你若把楚國打敗了，我一定要把楚國復興起來。』

  當吳國的兵把楚國戰勝之後，申包胥跑到秦國求救，秦哀公叫申包胥先住在館驥里休息幾天再說，申包胥站在秦哀公門口說：

  『楚國人民已如倒懸，亟待救援，我在館驥怎麼住得下去呢？』申包胥就在宮門口哭了七天七夜，一口水沒喝，眼淚哭幹了，流出一滴一滴的血。哀公受了感動，答應馬上出兵，還賦了一首詩《無衣詩》。」

  我說到這裡，又說日本占東北的事，又說到美國向來主張公道，全世界的人民把美國人看得很高。若是日本欺辱中國，美國袖手旁觀，恐怕中國人不會再像以前那樣看你們了。

  1936年12月12日這一天，張學良和楊虎城把蔣介石扣留起來，要求蔣停止內戰，實行抗日。

  他們提出來八項主張：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被捕的愛國領袖。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族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一切結社政治自由。七、切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這一次的動作，實在是光明正大。蔣介石在臨潼縣的溫泉附近住，蔣聽見槍聲，就跳牆逃跑，從牆上跳下去，藏在山坡的一個石洞裡，後來還是被幾個兵找到了。

  「雙十二」的事一出，國民黨中央黨部有個會議說，蔣委員長被張、楊扣起來了，怎麼辦呢？

  頭一個是孫哲生先生說：「那不要緊，有馮副委員長在這裡，應當請馮先生負責任。」還有人說：「這個事關係重大，應當仔細商議商議再說。」

  午後七點鐘，又在一個人家裡開談話會。有人說：「蔣介石不在南京，可以請軍政部長負責任。」

  我說：「論道理說，軍事應當歸參謀總長管。」（那時參謀總長是程潛）因為他們已經有了壞的打算就這樣談談話，就叫何應欽負責。

  何應欽主張用飛機轟炸西安省城，我反對這種辦法。飛機轟炸西安，一定會炸死許多人 民，若蔣介石炸死了或炸傷了又怎麼辦？吵了好久，才決定不炸省城裡頭。

  我給張學良、楊虎城打過幾個電報，都是說明白:請他們放出蔣介石，扣我在西安，我願意替蔣介石。那時電報上說的什麼，報紙上都有登載。

  張學良、楊虎城先生等人，在1936年12月12日自西安通電：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林主席鈞鑒暨各部院會勛鑒、各綏靖主任、各總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國聯合會、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各學校鈞鑒：

  「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凌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於前；塘沽何梅協定，繼之於後。凡屬國人，無不痛心。

  近來國際情形豹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為犧牲。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丁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

  凡前方之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乃力謀妥協。自上海愛國冤獄爆發，世界震驚，舉國痛憤。愛國獲罪，令人髮指。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累遭重斥。

  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竟嗾使警察，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系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以上八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一致救國主張，望諸俯順輿情，開誠採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以往誤國之衍尤。

  大義當前，不容反顧，只求於救亡主張貫徹有濟，於國家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張學良、楊虎城、朱紹良、馬占山、于學忠、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錢大鈞、何柱國、馮欽哉、孫蔚如、陳繼承、王以哲、萬耀煌、董英斌、繆徵流叩文。」

  張學良、楊虎城先生1936年12月12日，也給我發了一個電報：

  「急。馮副委員長煥公，李委員協和先生賜鑒:日寇深入謀我益急，凡在血氣之倫，同深發指。為民族計，為國家計，自非發動民族解放戰爭，立起抗日，無以救國圖存；

  若再一味退讓，妄冀和平解決，是猶抱薪救火，勢不至滅國亡種不止，瞻念前途，曷深栗懼。

  我民眾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矢忠竭誠久 矣。在蔣公自應領導全民，對敵抗戰，藉副斯民之意。最近蔣公蒞陝，良等更一再陳詞，垂泣而道，希其幡然醒覺，反戈東上。

  乃近默察情形，於軍事仍堅持其內戰式之剿匪主張，於民意則拘捕救國領袖，槍殺愛國幼童，查禁正當輿論，似此一意孤行，親痛仇快，危亡無日，海內騷然，自非另尋救國途徑，則國脈之斷送近在眉睫。

  因請蔣公暫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至於良等主張，已以文電奉達，諒邀垂鑒。公等黨國先進，領袖群倫，愛國赤誠，久深佩仰，尚祈瞻念危亡，俯察民意，或遠賜教言，或躬親來陝，開誠指示，共謀國是。弟等以職務所羈，不克躬趨領教，臨電屏營，無任企盼。

  張學良、楊虎城叩文印。」

  隨後當天，我也回電致學良先生，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張漢卿世兄惠鑒：

  「密。頃讀通電，敬悉留介公暫住西安，莫名駭異。介公力圖自強，人所共知，政治軍事，逐漸進步，其犖犖大端，如國事已真正統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緩遠之戰中央軍隊抗敵，皆昭然在人耳目。

  當此外侮日深，風雨飄搖之際，雖吾人和衷共濟，同挽困難，猶恐計慮不周，豈容互生意見，致使國本動搖，茲為世兄計，特敘鄙意於下：

  「（一）請先釋介公回京，如世兄駐軍陝甘，別有困難，以有何意見，均可開誠陳述。介公為革命軍人，光明磊落，坦白為懷，必能包容，必能採納，則尊處之困難即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

  「（二）如慮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覆，於世兄有何不利，則祥可完全擔保，若猶難釋然，祥當約同知交多人，留居貴處，以為釋回介公之保證。

  「（三）處事貴有定見，萬勿因他人之挑撥離間，致傷感情，致傷國本。祥以年歲較長更事較多，老馬識途，決無有誤於尊事。

  「（四）總之，若能誤會解除，與介公共商國是，則一切為難之處，俱可迎刃而解。於公於私，兩有裨益。至於明令處分之事，只要世兄能將介公釋回，則中央諸友，無不可設法挽回也。世兄明達，當能鑒及，掬誠奉告，惟乞明察，並盼賜覆。馮玉祥。」

  12月24日，蔣介石接受了抗日條件，擔保內戰不再發生。25日蔣介石被釋放了，由張學良隨同飛到洛陽，26日飛到南京，一到南京就把張學良扣起來。

  蔣介石回到南京，在飛機場上我見到他，真是面黃肌瘦，腰也直不起來。我覺得，不論什麼人，都覺得應當抗日，都覺得不應當打內仗。可是蔣介石發出來那些打內仗的言論說，誰離著他近，就先打誰。

  1937年2月2日，東北軍的一個很好的抗日將領叫王以哲，忽然被蔣介石的特務刺殺，很多人都知道這位王以哲將軍是專心致志要抗日的，對於這件事，不但中國人大吃一驚，就是全世界的人也覺得非常奇怪，稍微有點人心的，也想不出這是什麼道理。

  （註：王以哲將軍在西安事變後死於東北軍內部主戰派激進軍官之手，此處有誤）

  到了2月15日，國民黨開三中全會，何香凝女士來到南京，要提恢復中山先生手訂的聯蘇、容共、擁護農工的三大政策。我看見提案上，孫夫人和廖夫人何香凝都簽了名，我也簽了名。

  廖夫人說：「我們可以同去找張繼簽名。」到了張繼的家裡，一提起廖仲愷先生，廖夫人哭了，張繼也哭了，馬上張繼也簽了名。

  我回到家裡不到半個鐘頭，張繼就來找我說：「剛才簽的名不算。」我說：「剛才不是你自己簽的嗎？」張繼說：他一看見廖夫人哭了，他就糊塗了，說什麼他都要把名字勾了。

  我說：「你等著。我見了廖夫人再說。」

  張繼走了之後，我去找李協和將軍把張繼簽名要不算的事說了一遍。李協和將軍馬上研墨，研好之後，李說：「本子給我吧。」

  他拿起筆來就在張繼的名字上寫上李烈鈞三個字。李對我說：「姓張的怕，姓李的不怕，我們走中山先生的路，有什麼危險都不怕。」

  那一次簽名的共有十三個人，把那個案提到大會，就有人說：「還是把三個政策都擴大為好，就更成了聯絡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國家，聯合各黨各派，聯合各階級：工、農、商、學、兵。」

  提案通過了，可不許發表。這不是自己欺騙自己嗎？同時，又通過一個「根絕赤禍案」。

  奇怪！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已經成為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的要求了，而蔣介石、汪精衛所注意的仍在於「根絕赤禍」，到處逮捕愛國志士，壓迫人民抗日運動。

  這時候，不但全國洶湧，人心鼎沸，世界各國也都不安起來，他們要知道中國政府到底採取什麼方針。

  於是，汪精衛的口號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蔣介石的口號是「和平未到絕望，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絕不輕言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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