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一二·八」上海大戰

  日本人知道蔣、何二人的「三日亡國論」之後，在華北在上海各地都是積極侵略。上海的中國駐軍是十九路軍，歸陳銘樞、蔡廷鍇將軍等指揮，因為有一種革命訓練，所以不肯受日本人欺侮。日本人用各種恐嚇的方法對付蔡將軍等亦不成功， 於是日本即進兵拿武力來逼。日本人真想不到，日人一開槍，十九路軍的愛國男兒們馬上便開槍還手；實際上不但還手， 並且把日本軍隊打退了；不但打退，並且向日本兵追趕過去。這一次的戰事，給日本人一個極大教訓，叫他知道中國人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漢。當時在上海的各國人都親眼看見，無不表示敬佩。中國同胞更是送糧的送糧，抬傷的抬傷，慰勞的慰勞，贈禮品的贈禮品，冒著槍林彈雨來助戰，沒有一個怕的。

  此時南京會議得到這個消息，蔣是一言不發。陳友仁先生說：「抗日是救亡圖存的事，我聽說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敵是有的；我沒有聽說過士兵願意打敵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這樣不怕死的軍隊，又有那樣慷慨好義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復失地，假若把這個機會失去，軍心民心全失掉了，將來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于右任說：「北伐的時候，蔣先生很大膽，馮先生在五原誓師，一個宣言出來，如同把兩個炸彈擲在張作霖和吳佩孚的脖子上一樣。為什麼到了今天國難這樣嚴重，反倒不下決心呢？」我站起來說：「自從『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說，非抗日不可，非收復失地不可，誰要是阻礙抗日， 誰就是賣國賊。我想大家都聽見過我說的這話，今天我再說， 就是十九路軍陳銘樞、蔡廷鍇等幾位將軍正在那裡拼命殺敵， 他們為什麼這樣干？他們為了救國家、救人民。我們若不趕緊決定派出多數的軍隊援助他們，那是害國殃民，那就是要把十九路軍的官兵性命送掉了，這種貪生怕死的辦法頂不對的。」蔣介石始終是一言不發。

  會場裡有人說：「海軍的兵艦奉了姓何的和姓陳的命令買了許多青菜、雞鴨魚肉送給日本人，有人親眼看見，問這是怎麼回事？」一位朋友大嚷著說：「日本人正在殺我們的十九路軍，我們不出兵援助，反倒買米、買肉、買菜給日本人送去， 我們還是人不是人，我們還有人味沒有？」陳友仁說：「還不趕快出兵，你自己照照你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一 定自己也覺得難過了吧！」接著就有幾個人說：「這個事情太重大了，晚上在談話會上再說吧！」就這樣散了會。

  午後的會，就有人說：「非遷都不可。」遷到哪裡去呢？有人說西安，有人說重慶，結果決定了遷到洛陽，先把必需的東西運幾列車到洛陽去。汪精衛、何應欽都住在浦鎮小山上的一個洋樓里，蔣介石有時也住在那裡，我同李濟深將軍住在浦口的火車上。這裡就空嚷著派兵援助十九路軍去了，知道內容的人，就知道是「乾打雷，不下雨」。那就是說：嘴說去派兵，實際上並沒有派兵。前兩天十九路軍打得很好，打死日本人不少，從昨天日本增了援軍，我們就吃了小虧。我記得午前十點鐘，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召集了二十人左右在小山上開了一個會，何應欽對外交部長羅文干說：「國家情形這樣不好，你們這外交家當動動外交手段呀！這時候不辦外交，等什麼時候去辦外交呢？」羅文干紅漲著臉說：「你懂什麼？弱國無外交。前幾天十九路軍打勝仗，英、法大使館不斷地來電話約我去談話，都是請我喝酒，吃飯，非常地看得起我們。好啦，你們不出兵援助，前方一打敗仗，我跑到人家大使館裡去，坐半點鐘，都不出來見我。」這位羅先生愈說愈火，又說：「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局勢到了這樣嚴重，你們都不出兵去打，你們叫我辦外交，人家都不肯見我，辦什麼外交？」蔣同何聽了這些話，只可把頭低下，一聲不響地被外交部長羅文干罵了一頓。

  我同李濟深將軍到浦鎮的鐵路工廠去看，那裡有一個工頭是天津人。他說，他入工廠時，一月只十塊錢。二十五年的光景，他當了工頭，一個月一百元錢。原來這個工廠是英國人管理的，用一個人辦一件事，你想拿著工錢必須要有本事，無論廠內廠外，沒有一個拿錢不做事的人。自從蔣家黨當權之後，英國人走了，廠長是與蔣介石有關係的人，就添了許多參議、顧問、咨議和練習員，每個人都是三百或四百元，不是英國留學生，便是美國留學生。他們到廠里來不是看小說，就是談天，什麼事情都不會做。這個工頭一面說著， 一面問我們：「國家為什麼這樣用人，你們二位知道不知道？」這位工頭又說：「我們做了二十五年的工，是這裡面的事，沒有一件不會，我才拿一百元。你們二位看看，派來的這些練習員，都是些少爺們，什麼都不會做，一個月可以拿三四百元。好啊！這樣不良的政治，惹得日本人來打我們，這都是報應吧！」我對任潮先生說：「這位工頭先生的話要叫蔣介石聽見，也許他有點覺悟吧！」李將軍說：「他聽什麼也沒有覺悟。」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車站上一個房子裡坐著理髮，忽然進來一位年輕人在那裡打電話，他拿著耳機大聲說：「我是二少爺， 公館裡快預備兩桌燕菜席，八點鐘我在公館裡請客，不准誤了，並且派車在江岸來接我。」說完了掛上耳機就出去了。我問車站上的人，這是誰呀？一位認識他的人說：「這是陳調元的二少爺，是英國留學生，在這工廠里當咨議，一月三百元， 什麼都不會。他就會說他是二少爺，他就會每天請客。 」那位車站的人問我說:「日本軍隊現在在上海打我們，是不是政府用人太壞的緣故呢？為什麼北洋政府那麼壞，日本鬼子都不敢來打呢？」他把聲音放低一些說：「用人用到這種壞法，無論哪一國也看不起我們。」我還沒回答他，他又說：「這樣的少爺， 這樣的請客，這樣的燕菜席，都是革命政府應當有的嗎？他們的錢不都是我們老百姓的血汗錢嗎？」我說:「你的話很好， 罵得很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