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在軍事委員會大會堂舉行參謀長會議，在重慶少將以上，又加上軍以上的參謀長人員，大約有四五百人。蔣請我說話，我說的話如下：軍中各級的官長出身不外二途，一為學生出身；一為行伍出身。學生出身的，或是軍官學校，或是陸軍大學，當然學的東西不少。行伍出身的，打仗幾十年，很有作戰經驗，並且忠誠勇敢，不靠親戚本家或是老師的提拔，而能擔任到軍長、師長、團長、營長的職責，大概多是入過多少次教導團，或訓練班的，雖然未有畢業文憑，可是讀書的也很不少。兩相比較，各有長處，不可只說學校出身方可用。何況百分之八十五的軍官多是行伍出身，若要全換上學生出身的也沒有那麼多的人員。尤其是抗戰第一，勝利第一，只要能夠堅決抗戰，能吃苦，能耐勞，與士兵同甘苦就夠了。大家知道吳佩孚的參謀長，張作霖的參謀長不也是學校出身嗎？有學問而做反革命的事的人有的是，如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蕭其喧，跟汪精衛當頭號軍人漢奸，他不是同曹浩森、熊式輝同學的嗎？張自忠總司令未入過軍官學校和陸軍大學，可是能受傷不退，至死不屈地打日本帝國主義。如此看來，用人須用其長，不可用其所短。

  此時正是蔣何要把行伍出身軍官全換到後方來，臨陣易將多麼危險。到底他們還是把許多很勇敢的，又有很好的學識的，作戰很久的軍官一個一個地都換掉了，調成參議咨議等，沒有一點事情可做。把那些貪生怕死的，只會在屋子裡讀書的，聽見槍炮響而不認識方向的，一班一班地都換到前方帶兵作戰。這些新到前方的軍官，那是靠他的表叔、舅父、老師等替他吹噓運動而帶兵的，不然就是講什麼學派的。既不能與士兵同甘共苦，更不知道士卒的生活是怎樣的苦法，這樣情形去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如何不失敗呢？

  就在那兩天，國民黨的常務會議，何應欽又說起來：「前方許多軍官都要同後方的軍官調換。」我覺得他這些話都是給日本帝國主義造機會。我說：「軍隊裡百分之八十五的軍官都是行伍出身。從一個小兵熬到當了軍長、師長，能自己下命令，能自己寫電報稿子，並且都是打了幾十年的血戰，既勇敢而又忠誠，為什麼非把他換回來不可呢？況且新換到前方去的人也不能說有什麼真正學問。不說別的，因為我知道我的兒子有多大的學問，那麼你還不知道馮洪國是和你同學，你們是前後班。前面正在打著仗，忽然換許多軍官，軍心怎麼樣，應當顧慮到。」就是那天說的話，把何應欽說得面紅耳赤，可是他們還是把前面的軍官換了很多。

  有一天，把認識我的一位姓陳的捕了下獄，還有一位姓周的很好的青年也被捕了下監。我實在忍不下去了，我在常會裡說：「是不是認識我的都是共產黨？是不是認識我的軍官都要被捕呢？」後來聽見說：「何應欽向蔣報告說，他們都承認了他們是共產黨。」沒有幾天，就知道並沒有那回事。連著在會上嚷了幾次，這位姓陳的和姓周的兩位軍官都放出來了。把人家捕去下了監，不說理由，全世界哪一國也沒有聽說過這樣對待軍官的辦法。這不是污辱全體軍官的人格嗎？蔣介石和何應欽他們拿著這些國家棟樑的軍官當著球一樣踢過來，踢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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