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阻礙獻金救國增加抗戰力量

  起初我看著吃不飽、穿不暖的士兵們實在是可憐，又加上軍財兩部，一天都在那裡嚷著「沒錢沒錢」，我就發起了節約獻金救國運動。

  我自己賣字獻金，寫一副對子多少錢，寫一個橫匾多少錢，寫四扇屏多少錢。價錢定出之後，找我寫字的人很多。本來我希望，一副對子給我五十元，結果有送二百的、四百的。這樣每月收的錢都直接送給蔣介石，並且都有收據。

  後來看看很有效果，我就到各處演講。講一次話，有捐一萬的，有捐兩萬的，還有的按月捐三千的，或五千的。以後有朋友介紹我到自貢市去演講，那一次我在自貢市總共講三天的話，他們的獻金就有二百多萬。自貢市的萬先生和劉市長都非常幫忙。距自貢市七八十里的地方，有一新開的煤礦，廠長姓郭，除了一次捐了以後，還有每月捐。

  我又到五通橋，那裡民眾的捐款非常熱烈，也捐了很大的數目。像范旭東先生辦的造鹼廠，他們那裡的朋友們雖然在艱苦中過生活，還是大量地捐了錢。我到嘉定，那裡有武昌大學和地方上的人們，打著旗子，敲著鼓，抬著鄉間送禮的食盒，放著鞭炮來獻金，那一次就是三百多萬。在這裡就聽見蔣介石派了二三十個特務跟著我，同時也有打前站的宣傳說，馮先生出來獻金，蔣介石不贊成，因為蔣不願意民眾接近馮先生。

  說也奇怪，我在樂山（嘉定），聽見幾位老先生說：「這個地方現在平定了，前幾天非常危險。」我問他們怎樣危險？他們說，樂山這個地方，緊接著就是夷族的疆界，有很多夷人和漢人雜居，向來都很自由。不久前，財政部派了一個稅官到這裡，一下子加了一百多種稅。一隻雞，一個蛋，有稅；就是一棵白菜，一根蔥都有稅。這裡的民眾有兩三萬集在一起，要求撤掉關卡。蔣介石派了軍隊就要保護這些關卡，就在門前架起四架機關槍，對老百姓們說：「你們敢反對，就開機關槍打死你們。」百姓們那麼多，他們絕不怕。有兩位老紳士怕把事情鬧大了，就跪在機關槍前說：「千萬別開槍啊！」一直鬧了一個整天，兩位老紳士把這些關卡人員讓到商會裡頭去，好說歹說地說了一個星期，關卡們才把小蔥白菜的稅減了一些。兩位老先生問我：「國民黨不是說：免除苛捐雜稅。這些什麼都上稅的辦法，北洋軍閥政府沒有的，滿清政府也是沒有的。馮先生你說這些事情蔣介石都知道不知道？」我說：「重慶一個渡船打掃乾淨都是他下條子，像關卡抽稅的事不是他命令，誰敢做呀！」

  在這裡還有一件頂有意思的事，許多小學生在會場獻金的時候，有一位十一二歲的女孩子跑到台上來說：「馮先生，我們剛才獻過了金，現在托你和教育部長陳立夫說一說，我們小學用的教科書在外面買不到，非是教育部的書局不能買。可是紙太壞了，我們都看不清楚。馮先生，你看看這書，你看得清楚嗎？」我仔細地看了半會，三行字只看見了一個字。小學生說：「若這樣，我們活到你的年紀就要變成瞎子了。」我說：「很好，我到重慶替你們去說。」那小學生走了兩三步，又回來問我：「馮先生，我問你一句話，為什麼辦教育的人們這麼壞，政府為什麼不用好人？」我笑了一笑：「好孩子，你說的話，我替你說。」從樂山到夾江是一小縣，亦獻了三十多萬，那個縣長很年輕也很能幹。

  自夾江到眉山縣，這裡是三蘇的老家，還有三蘇的祠堂。三蘇就是蘇洵(老泉)和他的兩個兒子(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蘇轍字子由，號潁濱遺老)，都是宋朝很有學問的人，做官也做得很好。這裡的縣長姓張，是資中縣人，辦黨出身的。他在城外邊接我一同坐車進城。他對我說：「此地常為旱災捐款，恐再捐款不容易云云。」我說：「你放心吧，他們捐千千萬萬，你摸不著，我也摸不著；他們一文不捐，你窮不了，我也窮不了，你不要管那些，請你把此地父老們和各機關的首長請來。我同他們談談就成了。」於是約定午後四時到齊。

  當天到會的大約有二百多人，我講了約兩小時的話。我問大家有何意見，當時有一位老先生說：「我聽馮先生講話，我的眼淚把我的胸膛全流濕了。我們應當趕快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來救國；不然國亡了，什麼都沒有了。」第二天又講話一次，又是兩個鐘頭，大家都明白了，就開獻金大會。這一縣共獻了八十多萬。事後有人對我說：「前三四天有特務人員從這裡經過，說馮先生來獻金是綁票式的，把你請了去，一個人非捐多少錢，不叫你出來。這裡的紳士聽見說就害怕得都跑到鄉間去了。」昨天有人聽了我的講話，今天又聽了我的講話，馬上鄉間又都知道了。那些害怕而到鄉間去的人又想回來，又不好意思的，反倒託了一些人來見我，對我說，他們願意獻金，是因為有些特務嚇他們下了鄉，覺得對不起。我表示沒有什麼關係，救國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分。

  這裡的學生獻金很熱烈，有位杜重劃先生畫了很多的畫都獻了出來。獻金完了，走的那一天，張縣長向我說：「先生，我在這裡賣公債，把紳士們請了來，他們都閉著耳朵。我還請了幾次客，十號、二十號的公債都賣不出去。先生這次來，什麼也沒帶，兩次講話就弄出了八九十萬。你老人家用的什麼方法，我學學可以不可以？」我對張縣長笑了笑說：「你想一想就明白了。」臨到上汽車時，我問張縣長：「你明白沒有？」他搖搖頭說：「還沒有明白。」

  我開了車之後，不大的工夫就到了彭縣。這裡就是孔夫子說的：「竊比於我老彭。」又是漢朝張綱的故里。張綱是漢朝有名的直臣，派他到外縣考察政治，有沒有貪污。他說：「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這就是說許多大的害民賊在朝裡頭，我不能收拾他們；到外面收拾些小官，有什麼用處？因此他把車輪子埋起來不去了。這彭縣城裡頭一個紳士徐原烈是日本留學生，已經五六十歲，生性耿直，非常愛國，寫了好些書，都是救民救國的事。因為印這些書也花了不少錢，他的兒子就跟這位老紳士打吵子：「你老人家老了，總是只靠著我來養，你現在印了這些書，這些書能養你的老嗎？」這位紳士又說了他的兒子，因此父子之間有了意見，夫婦之間也有了意見，所以這位紳士很不痛快，像有神經病一樣。徐原烈先生寫的書，我讀過兩本，因此我送了他一副對子，送了他一個匾，又請他吃飯，連他的朋友都過來。本地的紳士彼此談論說：「還是愛國好，馮老先生還請吃飯呢？我們也被請了當陪客，我們若有機會一定多做些愛國的事。」

  這裡有個省立師範學校，校長是丁秀君女士，很熱心愛國。這裡的學生捐了一百多件東西。這學校的學生聽了我講話之後，好像瘋了似的，把他們所有的拿出來獻給國家。開會前是他們學生包餃子招待我們。在禮堂晚會的時候，他們先唱了我作的山花詩。到了獻金大會那一天，這樣的一個小縣就獻了六十多萬元。後來到了成都才知道，因為這個學校獻金太烈，馬上就把這位校長丁秀君女士撤職。由此可以知道，蔣家的人們怎樣阻礙獻金，可是他又不敢公開地做。

  從彭縣到新津縣。這裡的縣長叫趙宗煒，在這裡當縣長好幾年了，人很忠厚，做事有辦法。在前些年裡有做生意的人，賺了很多的錢，建了兩個大堂，創建的董事叫莊甫臣。這兩個大堂，一個叫至孝堂，一個叫至忠堂。至孝堂有潁考叔、萬子等的塑像，前面有木頭牌位，書其姓名及生平年代。歷史以來凡是孝子、孝女都在上面，每一個木頭格子裡，都有兩個塑像相背而立，每個人的像都是赤金包著身體。有些變了色，我問看堂的人，說是賊娃子給洗去了。至忠堂有關公、岳飛等的大塑像，並有對子，(冤獄三字莫須有，精忠萬古將×同)，忠孝的大門有石刻對子一副（乾坤正氣留千古，忠孝完人萃一堂)。

  至忠堂現在是第四保育院借住，共二百四十個孩子，臉上多是菜色，神情亦多呆滯。我想既然把這些孩子收容來，就應當注意他們的營養才對。這裡的獻金大會是李唐做會長，趙宗煒等做副會長。趙縣長說他的母親給他的孫女留下四十石穀子，預備留給孫女兒做嫁妝的。他覺得國家到了這種危險的地步，還講什麼婚喪喜慶，所以把這四十石谷折合法幣十萬元獻給國家，自己不願出名字。我說：「這是極偉大愛國之事，不必顧忌。」我寫一部滿江紅送給趙縣長做紀念。除了縣長慷慨以外，我要提到的是李唐旅長的努力，他帶著病跑東跑西，僅僅三天，獻金大會就舉行了。到會的人民，人山人海，許多人說：「這是新津有史以來未有過的大會。」這地獻金共有一百零十萬多元。

  有位謝靜山先生在這裡的一個學校教英文，有六十多歲，很長的白鬍子。他約了幾位中學的教員一塊兒來看我。這幾位中學教員組織了一個詩社，他們對於國家人民的痛苦是很關心的。看見我穿著藍布的厚棉袍，他說：「馮先生，我們當個教書匠，家裡生著大火盆，身上穿著狐皮皮襖，還覺著冷，還覺著不好受；今天看見你在這三九天，坐在這裡連一點火都沒有，我們不願意捐錢，也得把錢從口袋裡掏出來，獻給國家。」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到四川雙流縣，縣長呂秉仁，東北人。下午三點開了各界的談話會，晚上把分會組織成了。開大會的時候，這樣的小縣還獻了八十多萬。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下午，我從雙流縣到了成都。因為在電話上約好了張群主席要他在家裡等我，我到了張家，他早預備好了一萬元，用紅紙包上，放在聖誕樹的下面，這是他私人獻的。到了第二天十二點，張群請了各機關的首長、各大學的校長和地方上的紳士，用午飯慶祝聖誕，就請我同大家講話。這次我講了兩個鐘頭，剛才講完，張瀾先生（張先生曾做過四川省長，在民國元年保路同志會殺了趙爾豐、端方，他就是領導的人。孫中山先生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還要遲一年半載的。」）站起來說話：「馮先生提倡的節約獻金救國運動，我們應當用全力支持他，我們應當提倡四川全省的人民把我們所有的，儘可能地獻給馮先生，請他轉交國家。這是為了我們得到勝利應有的一點表現。」說到這裡，大家都鼓起掌來，最後由張群作了結論，就散了會。這天在華西大學張陵高校長的家裡吃晚飯。張校長說：「馮先生的獻金運動一定成大功。」我問：「什麼緣故？」張說：「張瀾先生是四川的人望，他今年七十多歲，素來他對於人民的錢，他總是愛惜，換句話說，凡是要人民出錢的事，他總是打駁回。今天馮先生講完話，他頭一個起來贊成，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我在成都講話，有時候一天講四五次，每次都是一點或兩點鐘。我在華西壩大學講話，男女青年們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獻給國家，有的窮學生把毛衣也脫下來，獻給國家。還有一個窮學生把一個棉袍子也獻出來，天氣冷，凍得那窮學生也打冷戰。我當然不能剝窮孩子的衣服，不肯接受他的捐獻，可是他卻非脫不可。這些潔白的青年，他們愛起國來，連命也不要。成都的獻金會是張群做會長，張雪岩先生是理事。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舉行的成都獻金大會，共得到一千多萬元。那天獻金總算是熱鬧，可是還不如新津獻金時來的民眾多。假如這天的大會，不被特務里三層、外三層地包圍起來，至少當有十萬人以上。他們一定要張群說：「人要太多了，秩序沒法子維持。」所以那會場的秩序整齊嚴肅，太規矩了，熱烈的情緒實在不夠。若各大學各中學的學生們都來參加，不是很好的機會教訓青年嗎？可是他們怕青年、怕民眾，更怕青年和民眾和我見面。

  蔣介石忽然有電報給張群，約我去重慶談話。我說：「很好，明天就回重慶。」我問張群：「你對這獻金有什麼感想？」張說：「舉一個事實就可以證明，成都北邊廣漢壩修飛機場，說好了五千萬塊錢，就可以動工。因為交通的關係，法幣沒有運到，人民躺在地上，不准動工，要打縣長；這是先生沒有去過的地方。彭山縣是你走過的地方，也要修飛機場，那裡地方的人民情願把土地獻給國家不要錢，從此就可以證明你的獻金運動到過的地方和沒有到過的地方有多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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