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二）

  這本書寫完時，已經是開筆十四年之後，距離「文革」結束也已經四十多年了。「文革」時十幾歲大的人，對那一場災難都還有深刻的記憶。但是人的記憶常是靠不住的，有的人雖有深刻記憶，但不願意再認真思考它，有的人雖然思考了，但記事也已模糊，判斷就不怎麼準確，甚至出現錯誤，乃至其觀點與以前截然相反，如此等等。「文革」後我們就有擔憂，如魯迅說的：「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過了多少年，時間讓我們相信，這種擔心不是多餘的。像我這樣的書，大概只有近一二代的人讀得懂，後代看懂的是需要很多知識的鋪墊的有心人。所以讓人懂「文革」，不但要反造假，還要提倡有知識，同時也要有正常的思維。

  有的人為「文革」翻案，想把它的性質給顛倒過來，說「文革」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這些人，用一種很奇怪的眼光看待和分析事物。比如，他們為某人叫好，吹她是無產階級藝術家，為人類藝術事業做出了多麼多麼大的貢獻；說她從大上海奔赴延安，就說明她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這種奇怪的邏輯推理的無稽之談，除了說他無知，怕只能說他是思維非正常。這樣一些「左派」言論甚囂塵上，讓人真感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要來了。

  為什麼「文革」那樣慘痛的教訓，會有一天失去它的意義？為什麼說那是一場偉大的「革命」，是偉大天才的一次未來世界革命的有益「演習」？這些論調，在「文革」當中就曾作為鼓動造反的口號經常出現，早已臭名昭著，而現在為什麼又「香」了起來？那些「左派」和無知者，不相信「文革」的災難曾經發生過，他們沒有受過那樣的痛苦，就認為那樣荒誕的事不可能發生。但是那麼多的自殺者，難道是他們活得不耐煩了嗎？如果那些不了解情況的人有幸聽一下「文革」以後冤獄「平反」以及那些獄中親歷者說的話，看一看他們的情緒，那麼，這些疑慮者就會多一份見識，多一分有益的思考；或者會變得啞口無言。「文革」結束後，撥亂反正，為被冤殺的人平反，並非多此一舉；除了對其本人負責以外，也是對「文革」的一個評判。為什麼要拿千萬人的生命來搞一次「演戲」？不是思維不正常又是什麼？不是有不可告人的個人目的又是什麼？不但要聽其言也要觀其行，其行是那樣，怎能掩蓋得過去呢？

  隨著時間的流逝，對類似「文革」這樣的災難的容忍度、遺忘度會越來越大。這個「度」的百分比越大，人們對它的歡迎度就越大，厭惡度就越小。「文革」作為一次人類災難，它威脅到的人數比「二戰」當然要小一點，於是有人就認為可以容忍，甚至認可乃至歡迎。隨著時間推移，或由於事後人們的覺悟程度、關注程度的不同，那些「度」的增減都會受到影響而變化。歷史的失憶，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所以要謹防這一類記述著人類相殘的事的資料遺失。

  我們希望「文革」的民間檔案不要遭到「焚書坑儒」的厄運，也不希望它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是一個踽踽獨行的孤獨的孩子，請不要受到後娘的虐待。既然上帝給了他靈魂，他就有現身和存活的權力。

  我這部小說，其中的人物是他自己，是社會的人，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人物各有言行、思想、立場，各有傾向，是社會的構成部分。筆者依實而創作，雖然其中也有顯示一定的傾向性的地方，但總體是依照各種現實的角度來寫的。小說人物的思想言行，不一定全是作者的觀點。書中大多數人物是普通人，是生活在底層的普通勞動者，而在當時卻是社會主流。當時反對「文革」反對專制的是暗流，實質上是社會的主流；而那些浮在上面的「左情」狂熱只是表象，且大多是身不由己。所以「暗流」才是社會實質，是主流。文中有一些情節是想像虛構的，讀者不能因為有虛構，就認為不真實。比如第五章二十六節「假設的『對等』辯論」，那樣的「對等」雖然事實上不會發生，但是在當時人們的內心裡是存在的。

  一些不了解情況的後來人，為「文革」中的一些造作氣息所迷惑，憑空想像，以為那裡面有很多「鼓舞」人的東西，再加上後來人又附麗進去一些所謂革命理想的正面裝飾，便以為它是代表了社會的進步一面。這些後來者沒有經過「文革」的痛，就以為它不但沒有痛，而且有一種神秘的癢心的「幸福」，是共產主義的「雛形」般誘人。這種無稽想像是很有害的，必須予以充分注意。無知者和惡意者為「文革」翻案是必然的，對此，社會正義應當警惕並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