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遞解回鄉

  在海陽鎮，我被監禁到第四天的早上，執事官梁喜奎同幾個弁目到我禁閉的屋裡來。

  梁是河南舞陽人，光緒二十九年，在韓家墅時，我們同為哨長。在這裡，順便插敘一兩件事，以見梁的為人，和我們的交誼。

  ——那時梁極好讀書，也希望我專心向學，我說：「我們自小失學，根基不好，自己用功總不行，最好還是請個先生來教我們。」

  梁告訴我，門口有個賣油條的老先生，是個飽學秀才，原在韓家墅教蒙館，只因為人太老實，學生都不怕他。有一天學生打架，他不責備，只說：「你們慢慢打，不要打破頭。」這事給東家知道了，怪他誤人子弟，把他辭退了。

  他離家太遠，腰中不名一文，又患腳瘡，沒法回家。因此在韓家墅流落，賣賣油條，又替我們軍隊的廚房挑挑水，藉此維持生活。

  這人沉默寡言，秉性忠厚，我們把他請了來，每月送他四元束惰：梁出兩元，我出兩元，我和梁同在他跟前念書，念的是《四書》。每天講一次，講完即讀，受的益處很大。

  這時，我和梁同住一間房，朝夕相處，相愛如弟兄。有一天，左隊頭棚副目高懷仁到我們房裡坐，他是河南歸德人，和我很熟，因為他抽大煙，談話之間，我就勸他不要抽，把自己弄成廢人，實在痛心。哪知，高懷仁卻生了氣，搶白我道：

  「你不要這樣說我！騎快馬，坐快車，不抽大煙不算闊！兔子不抽大煙，因為它三片嘴，銜不攏煙槍；王八和鱉不抽大煙，因為它側不過肩膀。我是人，怎麼不抽！我爹也管不了我，不談你！」

  這一下，使得我抹不開臉，此時梁喜奎正在旁邊，聽了他的話大怒，跳起來就要打他，我趕忙從中勸阻，他指著大罵道：

  「你這渾東西，怎麼好話賴話也聽不清！人家好意勸你，你倒傷他！簡直不識好歹！」

  ——梁的為人，大都類此。他同我既有這樣深厚的交誼，這時見了面，很難為情，對我苦笑了一下，說：「你已經批准遞解回籍，今早便解往保定去。」

  我們兩個人也無多話，當即打點動身，我低頭沉思著，覺得這樣輕輕地發落了我，實在有些意外，但轉念又想到，這顯然是他們陰險狡猾的另一種手法。因為，金銘、從雲等橫豎已經處死了，倘若還要過細追究，反而把事情擴大，難免不激起新的事變來的。

  那天早上，我連自己的住處也沒有回去，便同梁喜奎和幾個弁目搭京奉路火車前去北京。

  車到雷莊，天已近午。我隔著車窗外望，看見第三鎮的部隊還在不斷地向這兒輸送，企圖徹底解決這次舉義隊伍。這種光景，使我眥裂發指，心如火焚，不由得握緊了拳頭，狠狠地在車凳上擊了幾下。

  我暗暗地發誓道，假若有一天我能風雲際會，誓必繼續死難同志的遺志，推翻萬惡的清政府，並且消滅賣友求榮的第三鎮軍閥。

  十餘年來，我不敢一日忘記我這個誓言，不敢一日放棄諸位死難朋友的遺志。1924年的「首都革命」，終於達到我的願望，出了一口鬱氣，把帝制餘孽的溥儀驅逐出宮，把禍國殃民的曹、吳軍閥打倒。

  這一趟回籍之路，我們到北京已經夜半，就暫在前門外西河沿一家高升客棧落腳。那時，陸朗齋將軍剛從廣東潮州鎮守使下任回來，任京防營務處之職。

  他是我們的老長官，一別已經多年了。粱喜奎要去見他，我說我也去。於是同去。到了那裡，喜奎把我的事全都向陸將軍說明，陸將軍就叫喜奎把我留在他這裡，不必向保定押送了。

  喜奎聽了這話，很是為難。一方面他固然為人慷慨好義，和我私人交誼又很深厚：但另一方面，他也是非常忠於職責的，前面我口述中，有一段敘及那年彰德秋操後回南苑，因為丟了一本帳簿，他竟急的跳車一事看，很可以概見他的為人。

  陸將軍的要求他是接受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他躊躇著說道：

  「命令叫我送交保定府衙門，若是交在你這裡，回去銷不了差，怎麼好呢？」

  「梁副官，」陸將軍說，「你是我的部下，馮某也是我的部下，你們長官，潘統制、蕭協統、范標統，也都沒有一個不是我的舊部。你現在把人交給我，回去有什麼不好銷差？」

  喜奎遲疑了一會，笑著說道：「話雖是這樣，到了時候，公事明明叫我送人到保定，我卻跑來見你，又把人交給了你。回去問我話，我怎麼回答呢？我和馮某是多年好朋友，他們若說我徇私情，把一個叛徒隨便放了，判我罪名，我怎麼辦呢？」

  陸將軍說：「你回去不必說謊話，你和他們照實說。就說你順便來看我，我問到，知道是押馮某回籍。我就一定要你把人交給我。你只管照實說，沒有你的干係。

  什麼是叛徒？現在許多人都以為革命的就是叛徒，過幾天誰都要革命，誰都要做叛徒了。這個時勢，誰也說不定的，到了那天，現在這些殺革命，拿叛徒的，保不定自己要幹革命，也要做叛徒了。

  我剛剛從廣東潮州府回來。我並不是反對革命才回來的。我在那裡人地生疏，言語不通，我想革命，也號召不起來。我說我革命，誰也不相信我；人家說他革命，我也不能相信他，誰也信不了誰。這樣我才回來的。——一會兒，大家都要革命了！」

  喜奎含笑說：「話是這樣說，就是我眼前交不了差……」

  「你即使送到保定府，我打個電去要人，還是要交出來的。現在圖省事，所以叫你直接交給我。

  你說要交差，這不是難事。我可以給你字據，若是還覺得不夠，我再打電報去給你長官，說人已經交給我好了。如果那邊有困難，說不行，那人在我處，仍舊可以來提的，反正沒有你的事，你不必著急。」

  說到這裡，喜奎方才沒說話。於是，陸將軍寫了一封給王懷慶和潘、蕭、范的信，又寫一字據交喜奎帶回去。另外又打一電報給王懷慶等，當即把喜奎打發走了。

  陸將軍這種盛情，真使我感激，他同我談了一回契闊，很懇切地對我說：「你還是先回保定去住住吧，不久，一定有機會給你為國家效力的。」

  我辭別了陸將軍，當天便搭平漢車到保定去了。

  我離開保定，差不多已經有十年，這一次回到了康格莊，看看舊居如昔，鄰里無恙，心裡頗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街坊鄰舍大半都還認識我，看見我回來了，就高興嚷著說：

  「科寶，你回來了？幾年不見你，發福多了。」

  那種親熱的神情，使我真要感動得流下淚來，覺得眼前腐惡陰險的世界，到底還有它溫暖可愛的一面。

  我在康格莊住著，幾乎每天都要到保定府城裡去，從康格莊到保定府，約有兩里路，保定府東關附近有一個火藥庫，裡面儲藏著多量的軍火。由王懷慶統帶的淮軍把守。

  東關，正是我往來康格莊必經的要道，我每次經過這裡，都要受檢查。盤查我的人，雖然不見得就認識我，但我頭上卻裝著一條假辮。

  那時，王懷慶有命令，凡是沒有辮子的，就是革命黨，都加以逮捕。我為了頭上的假辮子，每次進城，都是提心弔膽，惟恐被守兵看出破綻，惹下無謂的亂子。若是繞路，又太不方便。再三考慮，終於把家眷搬到城裡，在羊肉胡同租了幾間房子住下。

  在保定，這時和我過從相談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老朋友叫做王兆祥的，住在城隍廟街一家古玩鋪里，因為他的舅父在那古玩鋪中做掌柜。他這裡很有幾位青年朋友。都是熱血赤心，傾向革命的，他們也都剪了辮子，並且私下弄報紙看。

  那時，保定府不許民間私下看報，凡是私下看報的，就都以革命黨論。我們秘密的過從相談，十分的投契。

  此外，在城裡炮台開茶館的一位安亮先生那裡，我也常常去座談。我往來相與的朋友很多，他們有的也談談時局，贊成革命；有的則不敢談，怕談；有的則什麼也不懂，根本談不來。

  我漸漸感覺到精神上的寂寞，覺得這樣下去，實在不是事，同時生活也驅迫著我，使我不能在家裡久住。因此決定離開保定。

  1912年正月初3日，我搭早車到北京去。行前，我把自己所有的一點東西全都送進當鋪，換成幾塊大洋作為川資。

  在前門下車，口袋裡只剩了八個銅子。一個人沒精打采地隨著旅客們走出站台，一面盤算著下車後的行止，一面卻又不住地數著口袋裡的銅子。

  我一時覺得，天地雖闊，世界雖大，獨沒有我容身的地方，正在這樣胡思亂想，忽然看見許多旅館的接客者整齊地在站外排列著，他們手裡都拿著旅館的招牌紙，放大了喉嚨，好像在歡迎我。

  我也不假思索，順手隨便拈了一張，一看，奇怪的這仍然是我上次住過的那家高升棧。我隨著接客者走出站來，隨即，又被一群歡迎我的洋車夫包圍起來。

  好一陣工夫，我才衝出重圍，走過前門，不久便到西河沿，高升棧就在這兒的東口上。

  在旅館裡休息片刻，肚子裡一陣轆轆作響，我起身呷了一口水，深長地呼了一口氣，又不得不開始想到「噹噹」的事上來。

  好在，我已成了「噹噹」的老手。進當鋪已不感覺苦痛，於是檢了隨身帶來的幾件衣服，打成一個包袱，走出棧房，送到當鋪里，換了一頓飽餐。

  當晚，我便去京防營務處晉見陸將軍，我把來意向他說明，陸將軍給我的答覆是讓我先住著。

  客棧里的規矩，是兩天一算帳，到時掌柜的板著面孔進房來，向客人討房錢。我因為不知道這種規矩，所以事先沒預備這一著，驟然聽說要房錢，不由我一時慌了手腳，急得直出汗。

  呆了半晌，想不出法兒來，於是又只好把身上的坎肩送進當鋪里去了。這回得了錢，不待掌柜的向我討索，我就自己把房錢向他付清，免得再看他的自眼。

  接下來，我擔負不了這項房錢，就搬到京防營務處住下了。

  這時候，北京在政治方面社會方面都亂七八糟，許多令人悲憤的現象，每天不斷地聽到見到，最出人意料的，就是捕殺革命黨的事。

  滿清政府推翻了，民國建立了，新的當局因革命而握得政權，卻反過來仍要仇視革命。社會上凡稍有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人，都被當局者假造一個什麼口實，或秘密地予以逮捕，關到監牢中，胡亂處置掉。有時甚至不惜出以暗殺的手段。

  在軍隊中的革命分子，更大有剷除盡淨的樣子。青年軍官中，凡是用功讀書的，喜歡看報的，喜發議論或喜研究國事的，都一律視為革命黨，都在剷除之列。雖然不曾挨戶挨室地搜查，但偵探密布，寫信，談話，一舉一動，都得分外小心，有時，忽然被捕本人還莫名其妙。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人們以為滿清遺老所組織的宗社黨，與革命黨正是對立的，總不致有什麼危險了吧？哪知大大不然，宗社黨也是不容的。

  有一位偵探長郝某，就藉此大施敲詐，常常拿不到證據，他就自己捏造一封信，由郵局寄給某一位滿清親貴，比如寄給肅親王，而後他就到肅親王門口去等著。看見信班一來，他就搜出那封信來，作為話柄，說肅親王是宗社黨，危害革命，敲個十萬兩銀子方肯罷休。

  敲了一次，還要二次三次地去敲，到後來，肅親王、順承王等被逼得沒奈何，都跑到袁世凱、陸將軍跟前去跪著，請賜他們死。親王所遭遇的尚且如此，旗人中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說了。

  在北京的一些所謂青年革命者的情形，也很叫人痛心。他們由於熱情的驅策，不滿意當前的黑暗，確乎抱著大志，想為國家社會做一番事業的。

  可是，不久他們因幹革命，或談革命，受了一點挫折，吃了一點虧苦之後，就立刻心灰意懶，一變而為悲觀主義者，有的反而終天痛罵起革命來，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來升官發財。

  就我所孰知的，就有許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勞，真誠不苟，的確是以教徒的虔誠去獻身革命的，可是經了一次打擊，就變成另外一個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縱情享樂，再也不提革命這回事了。

  有的則熱情如火，平常高談闊論，拍桌頓腳，熱淚泉涌，真是好樣兒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會上混不多天，也就變了樣兒，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鴉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為吃喝嫖賭吹的健將了。

  這真叫人看著太可痛心了。當時，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著這些情形。憂憤至極，每天早上提著一面鑼，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著說：

  「你們這些青年革命者還不醒醒嗎，國家馬上就要完了！」

  有時大白天裡，他老先生打著燈籠，在大街上跑來跑去，問他幹什麼，他就眼淚汪汪地說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見人，這地方儘是鬼！」

  後來，李老先生竟因此神經失常，憂憤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