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五原誓師
從和這些人的會談，以及我自己對於革命理論與實踐的潛心研究和考察的結果，深切地領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鮮明的主義與參加為行動中心的黨的組織不可。
在我留蘇期間，我自己和國民軍全體官兵，都正式登記加入領導中國革命的國民黨了，當國民軍與軍閥集團在南口浴血鏖戰的時候，國民革命軍也在廣東誓師，出發韶關，實行北伐了。
當時，全國各地瀰漫著革命的雲煙，而我們困鬥數月，彈盡糧絕的國民軍，此時，又有放棄南口向西北退卻之訊。
石筱山代表國民軍全體將領到庫倫，連電促我歸國，在此情形中，勢已不容我再在莫斯科逗留。我同顧問烏斯馬諾夫等幾位朋友討論，他們也都贊同我回國的計劃。於是，略作準備，立刻動身。
啟行前的一切準備，都是顧問烏斯馬諾夫代辦的，為防備日本帝國主義或其他方面歹人的暗算，我們極力保持行蹤的秘密。
此次我們未乘專車，僅在西伯利亞東行列車的後面掛了一輛客車，上車之後，沿途各站都不下車，深恐被人知道。
這樣靜悄悄地離了蘇聯，和去時的熱烈情形大不相同，車在廣漠遼闊的原野中穿行而過，所見惟有一望無際的麥田，濃蔭夾道的樹林，還有各種芳菲美麗的花草，迎風搖曳，也好像在歡迎我們的歸國。
列車很長，我們的車掛在最後，每逢到站，我們掛的車正好停在站外。此時，我也常常下車，在野地里轉轉走走，以恢復身心的疲勞。有一天，車停在烏拉爾山西側的一個大站上，我正在野地中閒步的時候，護衛我的四個警衛催我趕緊地上車。
我也不知這是什麼事，回頭即看見他們拔出手槍，迫令一個人也上了車。原來，他們發覺那人身帶手槍，形跡可疑，所以要弄他上車盤問。他們問那人道：
「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政治局的戈別烏！」那人回答道。
「你既然是戈別烏，為什麼把手槍露在外面呢？」
戈別烏是蘇聯的特殊部門，那人回答不出理由來，於是將那戈別烏的隊長找來，當即把他送回莫斯科，加以處分並重新訓練，這樁疑案總算了結。
經過這件事，我才知道蘇聯於每個站上，每列車上，都派有很多的密探，他們和普通乘客完全一樣，也是穿著便服，也是買票坐車，嚴密地偵緝各種情況；尤注意軍人行動，若有越軌行為，立刻逮捕嚴辦。
我在西伯利亞鐵路線上，十幾天的長途旅行中，所以輕易不發生意外者，都因偵察嚴密，報告確實的緣故。這種嚴密的辦法，是蘇聯的政治精神與黨的紀律的表現。
列車靜悄悄地到達上烏金斯克，我們掛的車便停了下來，為迴避站上的人多眼眾，我特意到車站北面一個大樹林裡去休息，一切出發庫倫事宜，如接洽汽車等，仍由烏斯馬諾夫他們去籌備。
我在樹林裡住著，看看書報和公文，或和朋友們談談話。那時，中國駐上烏金斯克的領事為毛以亨，此時以事他往，負責人為科長戈定遠。
戈先生浙江人，高個兒，三十多歲，說話極有條理，我住的樹林裡距領事館約有十里之遙，戈先生一日三次，親自步行，送飯給我吃。飯盒、菜罐足有三四十斤重量，都是他自己攜拿，不用差役，免得被人注意。
以一個文弱學生，有此耐勞吃苦的精神，覺得真不容易。那時，正在八月天氣，中午時候頗為燠熱，但樹林中倒十分涼快。
這次，隨我同行的有劉伯堅（留法學生，轉入蘇聯東方大學，五原誓師任為政治部副部長）、李興中（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後由參謀長升至軍長）、任右民（隨我為英文書記，曾為我代表見中山先生）、何其鞏（為我秘書，後任至北平市長）、趙亦云（隨我為工兵營學生，善攝影）、李連海（本軍學兵，送蘇聯學炮兵，後畢業陸大）和烏斯馬諾夫及他帶來的一位黨代表，另外還有一位顧問，一位翻譯官和一些衛兵。
汽車找妥後，我們一行人便即離開上烏金斯克，向庫倫進發，這一條汽車路，當上次經過還沒有架設完成的橋樑，現在都已修造得完完整整，匆匆三月的光景，情形已大不同。
到了庫倫，仍住在我上次住過的二道巷寓所，我們國民軍在此設有辦事處，張允榮（曾為十六混成旅書記長，擢任副官長）同陳繼淹（二十鎮學兵，任副官，由陸大高級教導團畢業）兩位原都住在那兒。
我們到時，張允榮已走，他因接到我回國的消息，同時，又知道南口退卻，故趕往包頭，一方面把我的行跡告訴他們，一方面探看那方面的實況，預備回頭來給我報告。
這個聯絡的任務，似乎並無什麼困難，其實殊不容易。因為從庫倫到包頭這條路，可以說從開天闢地以來沒有人走過，苟非敢於冒險，不畏艱苦之人，簡直會膽喪氣沮，無法勝任。
張允榮自動地欣然而去，真是個熱血赤心的革命者。
我們在庫倫住了兩天，因為對於國民黨開會的儀式還不熟悉，我便和劉伯堅、何其鞏、李興中、任右民、烏斯馬諾夫及秘書、顧問、翻譯等從事練習。
有一次練習開會時，烏斯馬諾夫站起來，很鄭重地說：「開會這是革命工作之一，大家不可隨便嬉笑。」說了幾句。當時，我尚不知有何所指，後來才有人告訴我，有一回正當開會的時候，何其鞏輕率談笑，頗有視為兒戲的樣子。
劉伯堅是個嚴肅的革命青年，對何之態度，視為應當糾正，於是，把此事告訴了烏斯馬諾夫，因此惹得他說了這番話，這完全是何其鞏的錯誤。此等處大可看出當時人們的心理，而劉伯堅與烏顧問的嚴肅不苟的精神，尤值得我們佩服的。
我們在庫倫準備好了汽車糧秣，便即動身赴包頭。此時，漠北氣候夜間已很寒冷，衣服方面也略作籌備。往包頭去的這條路，最快也需七整晝夜，若走得慢，就說不定要費多少時日。
汽車行走本當很快，可是，我們動身的這一天，就走錯了方向。往包頭應該往南走，但行經之處全是一望無際的平原草地，毫無標識可以憑記，因此最易迷失方向。
引路人不知不覺指引汽車向正西到阿爾泰的路上開了去。午後一點鐘出發，車行極速，儘快開駛，直到五點多鐘才發覺方向走錯，及至掉轉車循原路走回，到那岔路之地的時候，已是夜間八點鐘了。
那晚，即在這岔路地方住宿。其地有一條小河，不見人煙，無法找得住處，大家便在河畔露宿。略作安頓，便找了些於牛糞做燃料，燒了茶來吃。我忍著滿身疲勞，蜷伏在車上寫了日記，和大家或坐或談。
所謂「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此時這裡氣候已經寒冷，我穿著皮褲，還是凍得受不了。天空晴明高爽，布滿了燦爛的星斗，冷颼颼的秋風吹著，嚴霜已開始下降。曠野中死一般的寂靜，什麼聲息也沒有，只有草中唧唧的秋蟲和河中淙淙的流水應和著，奏著和諧而悲涼的音樂。
我和隨行的朋友看著天上的星斗，哪是北斗星，哪是北極星，如何依據星的部位辨認方向。大家喝著用牛糞燒的熱茶，靜靜地圍坐著。後來，烏斯馬諾夫忽然問我說：
「馮先生，你的部隊這回在南口一敗塗地，投降的投降了，潰散的潰散了，現在你帶著我們回去。究竟怎樣辦理呢？」
我很自信地回答他道：
「只要我們能遇著一兩股，有個二三百人，我就可以有辦法。就算跑到山上去當個山大王，我也一定有把握將原有隊伍慢慢召集起來。」
他聽了我的話，十分興奮，微笑地說道：
「不但可以遇到二三百，我們一定可以遇到成千成萬的人馬！」
當晚直到大家疲倦得不能支持，才各人胡亂找了一個地方躺下。有的躺在車上，有的躺在車下，有的索性就躺在露天之中。這一晚，恐怕誰也沒有入夢。
我們 9月10日從庫倫動身，第二天才離開這留宿一宵的岔路口，找到了向南的正路往包頭出發。於路上又遇著許多群黃羊，每群三四千頭或成萬頭，不知道我的汽車是什麼東西，一路爭先恐後地追跑。
有幾位看著有趣，就開槍打，並開著汽車追趕，但是跑得飛快，無法趕得上。聽說，曾有外國旅客團追趕它們，因速度太快以致翻車出險者頗多。
我曾想過它們的生活，這裡一片平地，究在何處做窩？晚上宿在何處？何以繁殖力如此之大？我想它們全仗著跑得快的一副本領，所以才能生存。
我們在白天，路上有兩個難題：一是喝水找不著水源，二是吃飯找不著食糧和燒煮的地方。但到看見有牧放的家羊，就知道不遠處定有人煙，於是，下車找著那人家向他們買羊，用牛糞燒煮。
蒙古朋友宰羊的方法很妙，在羊的胸口上刺一刀，便伸手在脊骨上一椎，那羊立刻死掉。手法便捷，可惜我們沒有學會。
我們吃飯時候，常有婦人騎著馬來，後面跟一個孩子，也是騎著一匹馬，他們走到跟前，就眼瞪瞪地呆望著，看我們吃飯。
我們就找他們談談，問問地方的風俗民情。一會兒工夫，他們即掉轉馬頭，教那馬放開「大把」（四蹄放平），狂奔而去，宛如我們騎自行車一般。
12日啟行不久，途見王鎮淮（第二十鎮的人，後隨我由參謀升至旅長）、宋式顏（軍官學校學生，甚精幹）、黃中漢（軍官學校學生，由參謀任至宋哲元部參謀長）等乘著汽車，迎面而來。
因為各走一邊，兩下錯過，及後看見，方把他們攔回。乃問他們三位何往，回說打算到上烏金斯克去，因為隊伍退卻，秩序大亂，簡直不能收拾，必須另想新的辦法才好。
我勸他們跟我回來，共同設法，於是他們掉回頭，與我同行。由此可見大軍受挫，人心動搖，簡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他們都是很有知識能力的人，看見局勢如此，即各人打各人的主意，想自己的辦法，恐亦實有不得已者！
雖然走了二百多里，平原一帶廣闊可數千里，遠處看見南面前右方又有一輛車在走，恐怕也是熟人，於是忙著按喇叭招呼，及至趕上，乃是于右任先生，相見極是歡喜。
我問他到哪裡去，他說打算取道庫倫往海參崴，再繞海道赴廣東。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究竟受了什麼刺激，他不肯說。
後來，聽別人轉述，才知道他這次到了包頭，看見我們部隊渙散狼狽的情形，實在已至不能維持軍紀的程度。
他在包頭時，與鹿瑞伯的衛隊榮光興部同住在一個教堂里，那些弟兄在饑寒交迫之中煎熬得無法可想，部隊精神已經不能顧全。
一天，他放在桌子上的一隻金手錶，競被一個士兵進來一聲不響地拿了就走。他說：「這是我的表！」但那個兵卻不管，依然揚長而去，他一看，部隊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還可以有什麼作為？於是就靜悄悄地由後門上了汽車，離開包頭來了。
我明白了這些原因，素知於先生富有革命精神，我們多年相契，我誠心地敬佩他，於是極力勸他和我再回去。烏斯馬諾夫也從旁勸說，告訴他，馮先生只要有五百支槍在手，就定有辦法。他聽我們一說，也覺得高興了，於是又偕同趕路往包頭前進。
沿途，我們隨同眾人尋撿牛糞以為燃料，買著羊，就放在汽油桶中煮而食之。若遇到蒙古包，無論裡面多麼髒，也要蹲到裡面去，寫寫字，作作詩——于右任先生的詩興更是濃厚，成天地吟詠著。
走人內蒙的邊界，再往南便是綏遠地方，綠色草原漸多，到處都看見牧放的馬群和羊群，馬牛羊便是蒙古人的財產，他們還是過的牧畜生活。
這一帶隨處都可以行車，因為隨處都是平沙漠漠，一望無涯，所以一不小心，就會把路走錯。尤怕沙堆多的地方，一座座有如墳頭，高四五尺、大七八尺，汽車在上面簡直是無法走動。
若遇沙深之地，必須用幾條氈毯，墊在沙面，大家下來推著車往前走，氈毯一步步輪流往前替移，車也一步步往前推行，宛如北方接新娘子下轎的方法。艱難的情況，真比「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還要艱難。
沿途喝水，沿著前清設有驛站的地方，都可以找著水井。若能循著驛站走，喝水不成問題；一脫開驛站，就沒有辦法。井不甚深，都只有四五尺左右。其所以不能多鑿井者，是因為人煙稀少，沒有人工的緣故。
再往前行，就遇見從包頭參加會議回來迎我的張允榮，見面之後，他詳談包頭會議的情形。
因為張作霖、吳佩孚、李景林，張宗昌、褚玉璞等聯軍以帝國主義勢力為背景，集中全力攻打我們國民軍，第二、第三軍都先後失敗，他們掉頭又打一軍。
南口失守後，勢力窮促，又加一退就是一二千里路下來，西北這一帶如此荒僻，士兵如此疲敝，大家當然不免懊喪。
在會議時候，大家免不掉自訴槍彈缺乏，人馬不濟的意思。那時，張之江為督辦，他為人耿直老實，因見大家都說困難，訴窮苦，要錢，要彈，張弄得急了，就說：「今天是要命有命，要錢沒錢！」
這是一句北方的土話，不應該用來對部屬說，因此大家聽了都不高興，在席者有趙守鈺先生，他見此情形，就笑起來。問他笑什麼，他說道：
「你們忘記是幹什麼的了！我們是革命，革命就是克服困難，不是坐享安逸舒服。若是百事順遂，毫無困難，還要革命做什麼？
我們現在處境當然不順，可是並未至絕望之地。往西有甘肅劉督辦、薛省長，那麼大的土地，難道我們真的餓死凍死？
二軍、三軍也都在那邊，力量上也很有可觀，總司令又打蘇聯回來了，我們克服了困難，前途立刻就是光明，何必這樣懊喪！」
生薑還是老的辣，趙先生久經風波，把得穩大舵，幾句話又把在席的人說出勁兒來了。
接著，張允榮又把南口失敗的原因，韓、石暫投晉閻的經過以及官兵的饑寒交迫和渴望我回來的情形，一一詳談。
我又知道，佟麟閣、孫連仲、劉汝明等都率部開往甘肅，已過五原。張之江、鹿瑞伯都已見面，鹿瑞伯則帶著隊伍駐五原等我。
這天晚上，我們便在往綏遠的一個岔路口上住下。我坐在荒野里，細聽張允榮報告這次令人痛心的經過詳情。
當時，我決定先赴五原。
第二天，汽車沿著陰山山脈前行，往往整日不見人煙。有一段路，全是土疙瘩，宛如墳地一般，汽車上上下下，顛簸不堪，幾十里路都是如此，車子很吃了虧。
再過去，就是戈壁沙漠，數十里路皆如乾涸了的河道，不是亂石，就是沙土，幾輛車上的人都下來步行。車子開不動，大家合力推行，推過一輛，回頭再推第二輛，每天最多走十幾里。
夜間總是露宿，冷是冷，但比第一夜為舒服。因為越往南行，天氣越是暖和了。一天，在一民家買得一點小米，熬成稀粥，大家都吃得眉開眼笑，覺得比吃燕菜還要高興。
過了沙漠，漸漸看見有丈把高的小山。岩皆皎白色，上面嵌著黑色星點，映著日光，閃燦耀目，在泰山亦未見過這樣的石頭。
途中還遇數個大廟，蒙古喇嘛都穿著紫色的皮袍衣褲，戴著皮帽，找他們談談地方的風俗民情，有人代為翻譯。其中一喇嘛自言其弟兄四個，三人當了喇嘛，在家者一人，名為黑人。……
又走了一天，遇見宋哲元來迎，相見十分歡喜。他談在前方作戰及沿途退卻情形，彼此都很難過。他的汽車裡，帶著許多西瓜，在這沙漠乾涸之地，顛連困頓之時，竟得有西瓜吃，大家無不喜出望外。
產西瓜之地，距此約有四日汽車路程，故本地人多一輩子沒有吃過西瓜。我們剖開大吃，益發覺得香甜。在塞外，西瓜要到九月才得成熟，和直魯內地情形完全不同。在內地，到這時候，西瓜的成熟期差不多早已過去了。
由此再行，每日天未明即走，到天黑始住，很是忙迫，而所帶汽油是否夠用的問題，尤其使人心焦。
14日午後一點，距大青山約一百多里之際，遇鹿瑞伯、鄧哲熙、過之翰等，已得著宋明軒的通知，帶著一連手槍隊，前來迎接。
大家見面，悲喜交集，手槍隊官兵們見了我，多不自禁地流下淚來，我只好一一安慰之，並與談革命大勢，中外英雄的故事，以及救國救民的道理。接著，我與宋、鹿、鄧等同車，於途中詳述一切，大家都極興奮。
大青山為陰山山脈，山勢高聳，在古代漢族勢力最盛時，此地為漢蒙交界之處。山上出一種野羊，名為大青羊，其毛厚而且長（約有八寸），較狐皮尤佳。
羊出山頂，每逢颳大風的日子，羊迎風立於山巔，毫不畏冷。這種極好的出產，可惜今日已經日見稀少，行有絕種之勢了。
大青山有一山口，名為烏卜郎口，地形至特別，兩邊高山陡立，中有一口，可行汽車。若無此路，則交通完全阻斷。
黃河年年成災，我想若將此口道鑿深，引導河水由此經沙漠，直由黑龍江出口，則河水三分之一二有了出路，一方面可灌溉大漠，成為肥沃土地；一方面又可免除黃河水災，其利益為如何！
有人說，如此艱苦工程，怎麼著手？那麼我要問他：「巴拿馬怎麼開成的？蘇伊士運河又怎麼開的？」
烏卜郎口南端出口，便是烏蘭腦包。有二軍、三軍、五軍、六軍的官長士兵在附近一帶村莊零零落落地駐著，聽說我到了，都出來迎接。他們的頭髮都好久沒有剃了，蓬亂地披散在頭上，個個人滿面風塵，可是排成隊來，卻仍然非常整齊。
那天下午，我們到達五原。空落落的一個土圍子，人煙稀疏，荒涼冷落得趕不上內地一個較大的村鎮。當日，和一軍朋友見面，三軍孫禹行二哥那時亦在此，五軍方振武，六軍弓富魁，二軍亦有幾位朋友，都一會見。
大家各談別後情形，他們一致推舉我就總司令之職。隨即開會，正式公推我為國民軍聯軍總司令。我義不容辭，當即發出一個自我懷抱與獻身革命的信心的宣言。
這文件較為重要，故將原文照錄於此：
玉祥本是一個武人，半生戎馬，未嘗學問，惟不自量，力圖救國，怎奈才識短淺，對於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領，所以，飄然下野，去國遠遊。
及至走到蘇聯，看見世界革命，起了萬丈高潮，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國外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雙重壓迫，革命運動早已勃興：又受世界的影響，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即由此而生。
於是，我明白了救國的要訣已經由他開闢了道路，中山先生說的好，行易知難。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緩地馬上幹起來。
又因最近中國的國民從國民軍退後，受壓迫此從前更厲害，我的熱血沸騰起來，情不獲己，遂趕緊回國，與諸同志上革命戰線，共同奮鬥。
我這是沒有辦法而去，有了辦法而來，走的時候不是潔然鳴高，來的時候不是怎麼東山再起。現在，當歸國之始，有些必要的話，掬誠以告國人。
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為瓦工，貧無立錐，完全是無產階級的人。自幼失學，及長入伍當兵，逢著庚子年，八國聯軍攻打中國，結下辛丑條約。我受了極強烈的刺激，憤政府失敗，改革的思想於是萌芽。後來受了革命的影響，也形成了推倒滿清的志願。
辛亥武昌起義，我與張之江、李鳴鐘、張樹聲、韓復榘諸同人，同了王金銘、施從雲、白雅雨諸烈士舉兵響應，而有灤州之役；不幸為王懷慶所欺，功敗垂成，王、施、白諸烈士即時成仁就義。我同張、李、張、韓均被遞解回籍，僅以身免。
民國以後，我又出來治兵，苦力經營，以成陸軍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凱叛國稱帝，我在四川與蔡松坡聯絡，並助成四川獨立，1917年張勳復辟，我正去職，養病西山，疾到廊坊，先馬廠誓師而起兵，進攻北京，擊潰辮兵。
1918年南北軍戰於長岳，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以牽制南下之軍。
1924年，曹錕賄選竊住，吳佩孚驕縱橫暴，用武力統一政策以亂川擾粵，而直魯鄂豫受其直轄，為禍更烈，並逞其兇殘，慘殺工人學生，尤為國人所共棄，後來又動全國之兵，攻打奉天，窮兵黷武，塗炭生靈。
我與胡景翼、孫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斷然行動，遂率師回京，舉行首都革命，倒曹敗吳，並驅逐帝制餘孽溥儀，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
這一次的意義，一是討伐賄選，為中國人爭人格；二是反對武力統一，用免兵禍；三是剷除帝制禍根，免得再鬧復辟的亂子；四是開遠東民族解放之局面。
當時，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標榜，我們看著他遭過失敗，養晦多年，當有覺悟，所以請他出來，此後，仍是引用私人，敗行失政，解決金佛郎案，使國家受莫大的損失。
國人至今，痛恨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對於民眾，不但不解放，而且嚴重的壓迫；弄到後來，演成「三·一八」的毒殺案子，槍擊學生，出了極暴烈的慘劇。
政府成了這樣的政府，豈有再擁護他的餘地？所以有倒段之舉。以上這些事實，都是從革命路線上而做的。
他人不知，乃斥為幾次倒戈，責我為慣於逼宮。這是由於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寫述出來，好使國人對於我有明確的認識。
有人說孫中山先生，說孫中山算是有點革命癖，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兒子孫科當了大總統，他也要革命的。
在他人以為這是說孫先生，其實孫先生的偉大，正是在此。一個革命者，只要看見統治者做得不對，就得要革命，無論他是親也好，長官也好，站在民族的意義上，這些個人私情，一概都顧不得。
吳佩孚張嘴閉嘴所抱守的綱常名教，盡可由學究們放在紙堆里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紀的民主國里害人。但是有一層，我雖然做過幾點革命事業，我卻沒有鮮明的革命旗幟，因為我對於革命，只有籠統的觀念，沒有明確的主張。
革命的主義、革命的方法，在從前我都沒有考察，所以只有一二點改革式的革命，而沒有徹底的做法，我也赤裸裸地說出來，好使國人知道我做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
其緣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就革命的觀點上說過去，若說是中國革命者，是一個中山主義者，我都不配，至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與世界革命的話，更是說不上了。
不意當時有人說我赤化了，現在看起來，真是慚愧，當時的馮玉祥，哪裡夠得上赤化了？不但說我的不知赤化是什麼：就是我自己，亦不知道什麼是赤化。說我的人，也說不出根據來，只說不該與蘇聯親善。
我想，世界各帝國主義者，用不平等條約壓迫中國，制中國的死命，只有蘇聯自動地取消不平等條約，以平等待我們民族，自是引起我們的好感，使我們彼此親善。
若對於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能與之親善，反去巴結以奴役待我們的國家，這是何等亡國心理？這是要請國人明白的。
至於吳佩孚亂造謠言，說我與蘇聯結了什麼密約，尤其荒唐之語！我向來痛惡賣國賊與外國人結密約，豈有躬身自蹈之理？蘇聯把種種不平等的奈約自動地取消了，哪裡有再鮚不利於中國的奈約之理？
況且，我個人的性格所在，絕不屑做這種鬼祟之事。如果有什麼密約，也不能久於瞞人什麼密約，什麼條件，何以絕無所聞？
若說蘇聯幫助中國革命，有所懷疑，要知道蘇聯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壓迫者並扶助弱小民族為己任，主義在此，什麼不利於人的事都做不出來。
吳佩孚肚子裡比誰都明白，他明白馮玉祥不是一個結密約之人，無論如何做不出這種事來的。他又知道離赤化離得很遠，夠不上戴這帽子，而他偏要說什麼密約，又是什麼討赤，完全是騙人來共同反對國民軍，以泄他的私憤，大家不知道，隨聲附和，實在上了他的大當。
吳佩孚先是號召所謂討賊戰爭，後來忽一變而為反國民軍的戰爭，國民軍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讓步，誰知你越讓，他越攻，軍閥何以如此呢？
軍閥本身，實在無此力量，乃是帝國主義者在背後主持，因此我們要想戰勝軍閥，必須先要打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壓迫之甚，幾使中國不能生存。工人農民及一切受苦難的人為什麼這樣窮，這樣苦？就是帝國主義所給的。
帝國主義的各國，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於是中國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陸軍駐紮權，有航行權，有領事裁判權，修鐵路開礦山，把持中國的海關，強制中國行協定關稅，壓迫剝削，不一而足。
例如抽關稅，只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國國庫少收入，整理財政無從著手；而最大的害處，是在阻礙工商業之發展，制中國經濟之死命，使他們的貨物儘量輸入，使中國的原料賤價輸出。
於是，中國每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其數在三萬萬兩銀子之譜，賠款及外債，本息償還，單是在關鹽兩稅項下撥付的每年就是九千八百萬元。至於他們在中國經營的礦山輪船，各種工廠，各地銀行紙幣所吸收的大批現金更是無算。
又因為我國關稅不自主，不能保護國貨發展，致使洋貨遍中國，吸去的現金不可勝計。如此中國只得窮困，而且窮到死的地步！
帝國主義的侵略，把中國弄窮了，又用政治侵略陷中國於危境。東交民巷的公使團是何等的強橫。稍微明白中國政局的，沒有不知道的，他們對於中國的內政動輒加以干涉。
如去年大沽事件，干涉國民軍，即是一例。其最厲害的是利用中國軍閥壓迫民眾，又嗾使軍閥互相戰爭不已，以鞏固其在華之權利。遂使民國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戰禍。
已經被他們弄窮了的中國，又加上十幾年的戰爭，於是農民、工人、商人、學生、機關職員、新聞記者、兵士及一切的民眾窮的窮死，其原因都出於此。
苦痛的來源已經求出了，我們要解除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與革命同志們共同擔負這個使命。
現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孫中山先生的遺囑，進行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所有國民黨一、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議決案全部接受，並促其實現。
今後將國民軍建在民眾的意義上，完全為民眾的武力，與民眾要相結合。軍隊所在的地方，工人組織、農民組織、均當幫助，並聯合其他民眾團體，共負革命的責任。
同時，對於學生、教員、商人、機關職員、新聞記者及各階級之利益均極力顧全，意義是在解放中國被壓迫之民族，以與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軍閥之壓迫。使工人不受剝削，農民不受窮苦，商人不破產，學生有書讀，教員及機關職員都有薪水發，新聞記者不發生性命的危險，以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能解除。
至於政治主張，我是一個國民黨黨員，又是國民政府委員之一，一切由國民黨決定，國民政府主持。我惟有與諸同志用集合全體的力量履行就是了。
謹此宣言。
籌備妥善，即於9月17日12點鐘舉行就職誓師受旗的典禮，會場設在城內縣政府西首廣場上，臨時設一土台，台底二丈見方，頂一丈見方，高六尺，坐北朝南。
于右任先生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資格為授旗的黨代表，各軍連、營長以上的到會很多。
這天天氣極好，但漠北氣候極冷，於先生頭髮蓬亂，鬍鬚黑多白少，長及腹部，戴著一頂半新半舊的黑色學生帽，上穿夾襖，下穿棉褲，外罩一件黑色皮大衣，腳上玄色魚頭布鞋，白布襪子，都已變成灰色。
到會的官兵們的服裝五顏六色，衣服破爛不堪，領章肩章全都沒有了，帽子有的為奉軍的皮帽，有的為直軍的布帽，器械皆不全，槍上有的沒有背帶，有的沒有刺刀，亦有無子彈帶者，真是七零八落，找不著一個整齊的人。
會後聚餐，大家一菜一飯，以白開水為湯，菜是大鍋菜，連大鍋子置於桌上，要吃的就自己動手去盛，名為「革命飯」。當日情形，大略如此。
宣誓就職，並發出通電後，我即著手組織總司令部（共為兩部、兩廳、八司、兩處）。當即任鹿鍾麟為參謀長，何其鞏為秘書長，李興中為參謀處長，陳連富為副官處長，徐廷瑤為軍務處長，宋式顏為軍械處長，過之翰為軍需處長，張吉墉為軍法處長，張允榮為內防處長，薛篤弼為財政委員會委員長。
此外，又聘烏斯馬諾夫等為政治法律顧問，任石敬亭為政治部長，劉伯堅副之。同時，遴派黨政工作人員分赴各軍，成立政治處，擔任全軍黨務政治訓練宣傳工作，並從事民眾工作，以收軍民合作之效。
我一面粗作布置，一面即計劃總方略：究應由南口攻北京抑應猛攻陝西而後出潼關？李大釗先生派人送給我密件，建議我們出長安會師鄭州，我們加以研究，乃決定採用李先生的計劃。當定方針為「固甘援陝。聯晉圖豫」八個字。
軍隊於潰敗之餘，侷促窮荒，糧秣匱乏，飽一餐，餓兩頓，人人面有菜色。南口退卻，交通損壞，後面又有敵兵緊迫，官兵行李衣服不及攜帶，完全丟去。
退的時候天氣尚暖，轉眼秋深天冷了，大家還穿著單衣。逼在眉睫，不容遲延的問題，就是如何使官兵得著飽暖？病者傷者又如何處置？餉項一節簡直不名一文，總司令部成立後，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辦此。
在五原，本地有土著王英，他的父親王老先生，前一二年，我曾見過，外號叫做王瞎子，個兒高大，那時已八九十歲。
老先生原為河北順德人，18歲時流亡到五原，種田度日，他見地方貧瘠，可是，黃河相距如此之近，心心念念想利用黃河之水，以裨益耕植。
於是，他費了很大的心力，挖掘溝洫，每洫寬數丈，深數尺，都有一定。落成之後，水利大興，農事日盛。後來，外國留學回來的水利專家來此察看，亦說其築洫工程深合科學原理。
政府見他是個奇才，曾予以獎狀，傳到他的兒子王英，已有地數千頃，羊群無數。王英見我們艱難困苦，乃贈羊數萬頭。我們對此「雪中送炭」，極是感激，乃以羊肉為軍糧，以其皮子為軍衣，官兵所以不致凍餓而死者，實有賴於此。
可是現在，王英已為敵作倀，然而我看他不是甘為漢奸之人，必有人逼之，方走上這條黑路。
又有陳殿民者，原在南苑時曾在我們兵營的馬號中做過事，後來派到包頭，以開墾種樹為業，和地方百姓感情融洽，處得極好。我即派他辦兵站。因得人民幫助，成績至佳。「百姓幫忙功自成」，真不是一句假話。其侄陳萬元，至今仍在我處做事。
劉郁芬那時為甘肅督辦，薛子良為省長，知道我們此間困苦，薛特送來十萬元，為我們的給養之資，棉衣等約五千、五千地由黃河以船送來。錢固不夠，被服亦緩不濟急，然而已經不容易得來。
劉為人厚道忠誠，循規蹈矩，雖有過於穩健，不敢冒險之病，實在亦頗有能力。薛為人才長心細，我畀以政治部長之職，很有辦法。
又有王鐵老在包寧鐵路任上，陸續領款，積有數萬元，此時亦全數送來。他說時勢如此，鐵路尚不知何日始可修成，你且挪此錢為革命之用吧，而他人多趁火打劫，將公費挾逃，此舉實屬不易！
我收下此款，念及他老人家一生清廉，持家儉苦，故提出兩千元，給他太太送去，以作為家用。
他的太太卻將錢送回，拒而不納，並且附了一封信，說貴軍方舉義旗，處境困苦，務請留為軍費，革命成功，人人都蒙幸福云云，說出許多道理，總司令部中人人敬佩，連外國顧問亦十分欣羨，以為是中國真實人物。
其信後由鹿鍾麟帶往蘇聯，王鐵老一生廉正，其家屬亦有如此者！王死後政府特為立傳給恤，備極褒揚。
糧食問題的解決，最不容易。因為地方貧瘠，一下駐紮許多人，哪裡籌辦去？而部隊亟待開拔，擬分十路，先援長安，而後出潼關，會師鄭州，如此艱巨任務，總不能餓著肚子行軍。
時有蕭某為臨河設治局局長，自告奮勇，說他和臨河士紳極有交情，但須我寫二十副對子，交他拿去，必可籌糧萬擔。
我聽了他的話，研墨辦紙，整整寫了一夜。寫得手凍要裂，方才寫成。他叫落什麼款，我就寫什麼款。那時，我一筆丘八字，還不如今日整齊。可是，對子交他拿去，他卻一去數月沒有音訊。
後來，劉鎮華部敗退，長安之圍已解，他才打電報給我，說糧食已辦齊，叫我先匯十萬元給他，以備運糧。我覺得好笑，覆電說，我若有此錢，即不勞你去辦糧了，你還是快把我寫的對聯拿回來吧。
此人系石友三介紹來的，曾為省議員，口才頗佳，及後我到鄭州，宋哲元由西安來電保他為縣長。我說這人言過其實，不可重用，後來，他不知怎麼弄到西安市長，至今仍有重用之者，但觀其行為，實在可慮得很。
薛子良送來的十萬元，我撥作士兵被服之用。包頭方面的部隊，需棉衣尤為急迫，此時張作霖封鎖我們，把通內地的交通加以斷絕，布匹之類都到不了包頭五原。
實在沒有辦法，我們就把市上的布匹購買一空。其中大都是本地的粗布，拿來制棉衣里子，士兵們穿著，彼此相視，都不禁一笑。
軍隊既是如此困苦，我個人的生活，自然也無不同，包頭縣長唐務此時送我一桌酒席，意思大約是犒勞我。我把席送還，不敢享用。
後來見面，我忍不住問他：你這種行為，豈不是巴結長官？你是哪裡來的錢？憑你這樣做，就不是愛惜人民國家！又有五原縣長劉必達，也是見我飲食太苦，一天特意送給我二隻鴨子。
他只看見我天天吃鹹菜，而不知道士兵們天天吃不飽飯。這次，我實在對他不起，每隻鴨子回敬十軍棍，打了他二十軍棍。我覺得他是毀我。其實，劉為人謹慎樸實，不是壞官；他送鴨的用心，就我個人言，他很可感激。
然而我，之處理，亦有不得不然的苦處，實非得已。後來，我在察哈爾抗日，他在察哈爾又任縣長之職，甚有政聲。
時司令部有副官似朝棟，赴包頭辦事，被土匪綁去。來信索槍四十支，款二十萬勒贖，否則毀票。我接到此信，心想愈派人去談判，愈將被其所挾，故即把信撕去，揚言道：
我們是在這裡革命的，我們不是在做官發財。我們的錢款槍枝從事革命正還不夠，我們哪裡有槍有錢拿去救他？
經此處置，土匪覺得白費一番心計，對這副官的看守也就鬆懈。兩個半月後，似朝棟竟得安然逃回。
其次，是關於部隊整頓改編的方面。自南口敗退，疲敝之餘，各部東零西散，有的一團只剩二三百人，有的一旅只餘四五百人，彼此之間又爭人爭槍，動輒用武，鬧得軍不成軍，紀律廢弛。
我就任總司令後，第一步即著手整理這把亂麻，重加組織。我問董某，你有多少人？多少槍？答日多少人，多少槍。我就令其將人槍撥歸劉某。
又問李某，你有多少人槍？答日尚有多少，我即令其全數撥歸童某，官長則完全歸我，交與宋哲元編為暫編第一師。
如此歸併的歸併，補充的補充，三日之中即整頓就緒，顧問烏斯馬諾夫看見，尤引為神奇之事，翹著大拇指，稱讚我是「天才的組織家」。其實，官兵們質素優良，訓練亦有基礎，此回潰亂至此，實為形勢所迫。
各部久戰且敗，疲敝不堪，因此顯得散漫零亂，自亦意中之事。但亦須看其官長平素辦法如何？待遇士兵如何？
有一種認真的官長，雖處極難之境，亦仍然能夠保持舊有精神。比如童玉振部，一路經過各地，照常步伐整齊，唱著軍歌，毫無紊亂的現象。
我到包頭檢閱時，他率部來迎，連裹腿都打得一模一樣。當肚子飢餓，身上寒冷之時，軍容仍能如此，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童之長處即在於小處留心，大處明白，做事腳踏實地，一絲不苟，故此次特升童玉振為旅長，後來送入陸軍大學深造，今仍在孫桐萱部任職。
劉汝明勇敢堅毅，為一傑出將才。此次在南口苦守，敵人大炮如雨，他住的指揮室亦被打塌數處，仍然在牆隅拿著電話從容指揮。劉為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際，對部屬極為愛護，故人人親近他，服從他。此次，有董燕甫等數部都撥歸他。
宋哲元沉著勇猛，尤能切切實實地練兵，故將整頓下來的各部官長（有官而無兵）悉數歸他，整編為第一師，預備補充新兵，從事訓練。
方振武也是一個能幹有為的將領，對軍紀尤不肯絲毫苟且。他率部隊退到綏遠的時候，因有一士兵吃了百姓的西瓜未給錢，那百姓前去呼冤，他查明屬實，當即把那兵槍斃。
有人曾說：這是小事，何至有槍殺之罪？其實不然。此種處如輕輕放過，人人玩忽，全部紀律必將無法維持，此為軍隊性命根本之事，不容寬情姑息的。
我們軍隊退到綏遠，有些部分紀律多有廢弛，士兵隨便取用百姓東西，往往有之。時鄧鑒三為綏遠民政廳長，一次，他就和鹿瑞伯、宋明軒說：
「我們處境無論如何艱難，舊有軍紀總須維持，擾民的事萬萬不可有！」
鹿、宋極以為是，打起精神，親自帶領隊伍查街，查出士兵有擾民之事，立刻分別情節輕重，予以應得處分。如此數日，秩序很快就恢復起來。
說實話，到了一種困苦的時境，軍紀最須注重，否則變亂叢生，必至不可收拾。此等處為將領者須有堅毅不苟之心，隨時提防，嚴加整飭方可。
古人所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兵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云云，是我們治軍者的金科玉律，應該時時刻刻引以警惕的。
方振武字叔平，為國民黨黨員，原為張宗昌舊部，而張所作所為，他看不入眼，故通電於我，願與我們共同奮鬥。我即委以國民軍第五軍總司令之職。
第六軍司令為弓富魁，綽號弓老大，原為山西將領，其為人慷慨義氣，好朋友，喜交際，同時亦嗜酒煙。他們部隊素有「坐下來大站起來小」之稱：
即是在不打仗的時候，村東村西，鎮南鎮北，都是他的隊伍，領伙食給養，人數極多，趕到打仗時候，卻少了，故談不到秩序紀律。
欲其按部就班，真正達成作戰命令，則不能勝任，若令其抄後路，截糧攻虛，則亦可以做到。在革命的戰線上，此種部隊亦不可少，未可等閒視之，後弓死，其家景況很是蕭條了。
當時，包頭一帶尚有石友三、韓占元、韓德元、許長林等部。南口失敗，韓、石等部歸山西方面收編，均駐包頭。他們之出此，乃形勢所迫，實亦出於不得已。
我在誓師之前，即決定要去看看他們。時張之江離五原前赴寧夏，聞我回國，復由寧夏乘民船循河趕回。經過四個月的鏖戰，他過於辛苦，神經有點衰弱，叉加旅途勞頓，在船上又受了些寒，因此患眼斜口歪之症。
見我後，他報告一切，大哭不已。我安慰他道：「多少人有多少人的干法，不必失望。中山先生只是一個人，他一樣地干出轟烈的事業。」
張為人至誠懇，乃鄭重勸我道：「我聽說你打算到包頭去，若真有這話，我以為你萬萬不可去。」我問什麼緣故。他說道：
「今天的事，是人心大變，大變人心了！」
我說：「之江兄，你的話太好，我十分感激。可是各人所見不同，我已決定去看，你不必為我多慮。」
這天，大約是9月18日，鄧鑒三先生在場，我們即在誓師的那土台談話，我左說右說，說了二三個鐘頭。過後，他又以本地土紙寫給我一封信，剴切陳詞，要我打消去包頭的計劃。我回說：
「包頭我必須一去，那裡沒有什麼不可去的。我們投身革命，即要犧牲自己，以報國家，若是畏首畏尾，什麼事都別想幹得成了。還是請你安心醫病，不要再為這個事勞心費神了。」
過了一天，石友三卻自己坐著汽車到五原來看我，我正在司令部所在的大殿前院帳篷中坐著。石見我十分表示懺悔，撲到地上，大哭起來。我把他扶起來，和他說道：
「過去的事，一概不談。我們從今天從頭干好吧，你先回去點驗部隊，過兩天，我就到包頭去看！」
石友三很是感激。面談一切經過後，即回包頭整訓隊伍，許多人冷眼看著，都表示驚異，以為石友三原在包頭是一不做二不休的干法，誰也不敢從他那裡經過，現在居然自動跑來，表示懺悔，如此地誠心向善，真是意外之事。
張之江以此覺得我去包頭不會有何危險，故亦不敢勸阻了。
數日之後，我即動身到包頭去。路上很不好走，這路出奇的壞。人民過於窮苦，散兵游卒又多，弄得沿途都是土匪。有些膽大的竟然對著我的汽車開槍，我也沒有理會，只令汽車疾馳而過，並未出何意外。
到達包頭，石友三、韓占元、韓德元以及宋哲元原在熱河訓練的游擊隊與井岳秀等部隊遠遠地排隊迎接，行列長達三十餘里。
檢閱竣事，又講了一番話，進城時夜幕已下，仍召集各部官長講話一次。那時，許多人提心弔膽，怕會出什麼亂子，其實都是神經過敏。王鐵老也在包頭，他出城相迎，看見我，極是高興、和我說：
「您來了，什麼問題也沒有了。」
我問：「為什麼呢！」
鐵老說：「他們自官長以至士兵，沒一個不是天天想念著你。知道你要來，人人都歡喜得流淚，你一來到，天大的麻煩事也可迎刃而解了！」
我在包頭住許長林旅司令部里，許自幼失怙恃，1911年時，他還是個小孩子，樣子很聰明伶俐，我帶在營里，常和他談談說說，教他些為人做事的道理，並使之讀書。
他進步很快，入過數次教導團，後又為帶兵官，為人頗方正，能耐勞苦，很知愛護百姓，對士兵尤能同甘共苦，作戰亦很勇猛。此時，他已為旅長，亦駐包頭，他的司令部在西門外西老包地方。
在包頭住著，每日在一起辦事的有薛子良、張允榮、劉伯堅、顧問烏斯馬諾夫等。
這時候，韓復榘在歸綏，正在醫院養病，我打電話問他的意向，他隨即派代表前來，自認過去做錯，從今完全聽我命令。我乃令其先將炮隊全數開過來。以備與韓占元、韓德元兩部會同起來儘先開拔。
這邊韓占元、韓德元兩部出發後，隨著石友三部亦開。韓復榘的炮兵在歸綏，上車的時候，被某方派令衛兵阻止。
韓復榘憤而出院，到車站上指揮手槍隊拘捕阻攔的衛兵，當局恐怕真動武，炮隊乃得安然登車。
同時，商啟予亦在歸綏，我打電話給他說：「您是一位老革命黨，必能保持您的光榮歷史，今日之事您作何主張？」
他回說：「我一定革命。」
但我就要他發通電錶明態度，他卻不肯，說怕張作霖會出而和他為難。我說既然如此，我前去看看你，如何？
他十分擔憂說：「目前形勢尚不許可，你暫時萬不要來。你缺乏什麼，和我說，我即刻備好，給你送去。」於是，也只得作罷了。
緊接著，隊伍一面整理，一面開拔，進行極其快速。
在包頭，胡瑛自南方來，胡是湖南桃源人，很早即為革命黨，我原先就認識他。袁世凱稱帝時，他為六君子之一，隨後又復走上革命道路。
他來見我，因為屋子太小，無地方可以接談，乃約他同在汽車中座談。他從襪子筒里拿出蔣總司令給他的委任狀給我看，使我不致懷疑他，很感慨地和我詳談其過去。
在清代時候，他以參加革命黨被捕，和牢獄頭目弄得很投契，洪憲時，袁世凱送給他兩萬元，故又加入籌安會為六君子之一，鼓吹帝制。袁死，走投無路，乃到南方，仍是被人鄙視。
此刻，他打算到蘇聯去留學，藉以充實自己。我就用「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一番話安慰他，他很是感激。
此時，他還有鴉片嗜好，在汽車中我聞到他滿身鴉片煙的氣味。
又有張礪生先生，也是一位黨員。原在察哈爾辦教育，頗有名望，也傾心革命，此時，也到包頭來見我。我請他到察哈爾發動，和他說：
「張作霖不久定要襲擊包頭，同時壓迫商啟予出兵攻我。到那時，希望你可以出來破壞鐵路交通，並且在中途截擊他。」
張先生甚為願意，回察哈爾後弄得很是得手，糾集了千把支槍，頗有一番作為。可惜，因是文人出身，對隊部不善訓練，後至河南被繳械解散，他亦離隊他去。
一切基本就緒後，我最感覺迫切的是政治訓導方法。一則新敗之餘，精神渙散：二則革命主義急需灌輸。不僅舊有的紀律與精神要恢復，更要進一步使之成為有主義有信仰的革命部隊。
總司令部組成，各部成立了政治部，加緊此方面工作。我自己每天集合各部講話，一班班親自考察。同時請薛子良及政治部同志編了許多歌詞，如民族、民權、民生等等，以加強士兵對於三民主義的認識。
當時，我針對現實，提出三個口號：一是軍隊政治化，二是打破官僚習氣，三是拔除陽奉陰違的惡根。
因為，我覺得從前一般軍人受傳統影響，都持著不干政不入黨的觀念。以此不問政治上的是非，只為私人的武力，這是自袁世凱以來，一般軍隊的惡根。
我們現在開始，要參加偉大的國民革命戰爭，此等舊日的惡根必須徹底剷除，所以，我在五原包頭竭力宣講這些道理。駐甘各部隊則派請鄧鑒三、沙明遠等分赴隴東隴西各地，前去講話，以收政訓之效。
至於政治部，則有劉伯堅主其事，集合幹部學校學生分任之，幹部學生在張家口時本來為數不少，都是五卅慘案時為反帝而來投我，都是大學或高中學生，以廣東、湖南籍為多，此時多已走散，所余不多。
編好之後，即交於劉伯堅加緊訓練，劉每日為之講三民主義等，我亦按日解說國民革命史，期於短期間成為政訓工作之幹部。
劉伯堅系蘇聯東方大學畢業，為共產黨黨員。辦事極有精神，對於部屬，雖一分一刻鐘的時間，亦要查問其如何度過，並填表報告之。
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時，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廢，故工作有特殊成績，部屬同事間對之深為信仰敬佩，劉確實有熱心，有毅力，有才幹，有卓著的工作表現，我即無法不欽佩他。
這個時候，各方面常有秘密文件帶給我，都是寫在綢子上或是縫在衣服中。到手後，須用藥水浸泡，始能現出字跡。其中，有許多已成珍品，如李石曾、李大釗等各位先生來的信件和給我的作戰計劃等。
他們多主張我們出寧夏，取潼關，而後會師北伐。那時，我們軍隊分作十路出發。所有各部布告，除張貼外，又用一種新辦法，即裝在點心盒子裡，每盒數十張，外包油布，扔入黃河中，隨水向下流去。民眾撿起，即可傳看發生效力。這是一種很妥便的秘密宣傳方法。
軍隊出發以前，于右任先生同另外幾位朋友要先到陝西去看看。此時，我已接奉黨的命令，就任西北各省黨代表，我即問他此去是否需要一個名義。
他說：「目前暫且不要給我名義，等我到那裡之後，看看情形再說罷。」說完之後，很堅決地動身了。
此時，鹿鍾麟同志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故組織一赴蘇觀光團，挑選了一批人，由他率領，到蘇聯參觀。他們到蘇後，有的很學得一些東西，有的則依然故我。可見能否成為國家有用之材，主要的還在乎自己是否努力。別人的幫助，畢竟還是不足恃的。
孫二哥此時亦在五原，正生著病，他的部隊則改歸徐永昌統帶，駐在包頭。徐為人沉默寡言笑，細緻而穩靠。包頭五原開拔竣事後，他即率部由陝北人山西，駐峪道河，亦受命令為西進十路大軍中之一路。
他住著三間簡陋的民房，病勢很重，一塊痰老在喉頭響著，躺不下，睡不著。皆因此次南口之戰，吃苦太大，以致損壞了健康。我設法為之診治，病勢稍痊，隨後遷至上海療養，競以不起。
我在包頭將部隊一一整訓開拔，再回到五原時，已經是舊曆九月的天氣。塞外秋風，吹在身上，已覺得砭骨的寒冷。
此時，從廣州出發的北伐軍，已經勢如破竹地取下武漢，正分兵兩路，與軍閥聯軍搏戰於武勝關和江西一帶，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等方加緊合作，以圖最後掙扎。
大時代的到來，使我們這方面的任務日見迫切。
我們已不能夠再多用些時間來慢慢訓練部隊，所以，各部隨時整訓，隨時開拔，共分作十路，由寧夏以入陝甘，先解長安之圍，而後出兵潼關，以與北伐軍合師於中原。
我待各部開拔完竣，一切料理就緒，亦即於11月24日早晨離開了五原，向革命的大道上行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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