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平甘援陝
而且，這支隊伍訓練不足，紀律廢弛，地方受其騷動，百姓都對之銜恨，惹得當地紅槍會四起，加以攻擊。如此一來，遍地都是對手，處境極為狼狽。
當他們西退之時，山西閻錫山部截襲其後，岳維峻被俘至太原，二軍至此只余李虎一部，其餘或潰散，或被消滅，已無存者。李乃進兵西安，收拾殘部，和三軍楊虎等部結合，謀共同抵禦敵軍的圍攻。
李、楊等進據西安後，劉鎮華奉吳佩孚之命進潼關夾攻，其械彈給養皆由閻錫山供給，故實力頗為雄厚。此時井岳秀等駐榆林，坐觀成敗；田玉潔、黨玉昆，則各占據二城或三城，只管魚肉百姓，吃喝玩樂；吳新田亦聽吳佩孚之命，以漢中為其根據地，整天抽大煙。
他的部隊原是張敬堯的舊部，紀律敗壞，此時無人約束，益發無所不為。這就是當時陝西地方上一般狀況。
李、楊等部在西安被劉鎮華等四萬餘人圍攻，內少糧秣，外無救兵，只在危城中艱苦撐持，到我們五原誓師的時候，他們已被圍了八個月之久，西安城中軍民吃食無著，狀如絕境。
我在五原聽到那種令人不忍卒聞的慘狀，每日所收求援的電文，宛如雪片一般。所以，決定取道甘肅，分為十路，進援陝西，以解西安之圍。
我在五原等部隊派遣完畢，準備了一個大概，亦即出發。途中和王鐵老同坐一輛汽車，循著汽車道先向寧夏進發。
我們第一天住在臨河，第二天到磴口，因為汽車損壞，在磴口逗留一天，第四天到達平羅，第五天即安抵寧夏。
這一條包寧汽車路，完全是石友三督率部隊修築而成，工程頗為浩大。石友三為旅長時，很能吃苦耐勞，也頗有血性志氣。孰知不到十年，他為環境所移，鬧了一大堆的姨太太，染上了許多惡習，並且有一個時期竟與日本人也有勾結，這種變遷，誰也預料不到的。
三四年前，他不斷地寫信給我。我每次回信都和他說，你若能幡然悔悟，努力抗日，就是個有志的男兒，否則，別的話你都不必說，你我從此斷絕往來，對於他的這些勸勉鼓勵，不知究生多少效力。
從五原到臨河，沿途的土地很是肥美，適於種植。古時在西北屯田，多在這一帶地方，可惜現在人煙稀少，已成一片荒原。人們一直不重墾殖，以致大好田原，白白地荒廢了。
前面提到的王英父親，是這裡一帶惟一的一個努力墾荒的人，他原籍河北大名府，十八歲出來，身邊沒有一文錢，只穿著一件遮身的小褂來到這遠遠的河套。幾年的工夫，他開闢了幾千頃地，掘築了幾十道河渠，使荒原變成膏腴之地。
沿途和王鐵老同坐一車，鐵老為我講歷史，談古事，往往微言大義，使我生無窮趣味，得許多教益。
當時，他所講的故事，我至今沒有忘記。有一個，是說燕國使者到楚國送文書，楚相當夜起稿作復。侍者在旁邊捧著蠟燭相照，因為蠟燭太低，楚相覺得不便，但也不願開口，就隨手書「高舉燭」三字於紙條，以示侍者。
文稿既經草成，這個字條無意中夾了進去，封入文書中。燕國使者攜文書回國，燕王打開來看見這個紙條，不懂什麼意思。那時，燕是弱國，楚則強大，以為楚國來此三字，必有用意，不可漠視，故立刻集合群臣，細加研究。
大家研商的結果，都認為是燕國吏治太黑暗，內政不修明，楚國不便直說，故寫此三字以示諷喻。「燭高火明」，顯然是規勸我們掃除黑暗的意思，我們應當接受其善意，力圖整刷才是。
於是，大家詳議所以改革之道。有的說，我們只會空說，而不實做，有好辦法好規章而不能實行，這是大弊病，應當改革；有的說，我們只知自私自利，而不能天下為公，不能切切實實地為人民謀利益，這是大病，應當設法改革；
還有的說，我們不能發揚學術，發揚文化，這也應當改善；有的說，我們苛捐雜稅太多：有的說，我們沒有注重武備，有的說，我們在上者過於奢逸；有的說，我們不能選賢用能；有的說，我們不知發展農業。
這樣子把弊病一一揭舉出來，分門別類，分配專責，定出辦法與計劃，下令切實施行。三年而後，燕國國乃大治。至此，燕國乃向楚國道謝其厚意，送大批金帛財寶前往。
楚相不明白其故，暗使人去問燕使。燕使說出「高舉燭」的字條，楚相方憶及舊事。
楚王至為興感，謂人日，這是一件無意的小事，然以燕國謙卑，有從善之心，有革新之志，故以此而大治。若夫驕傲之國，怙惡不悛，諱疾忌醫，豈克臻此！
這是一個富有教訓的故事，在廬山時我曾和蔣介石談過，蔣亦非常高興。
鐵老又談他為四川灌縣知事的一段舊事。他有一次往謁藩台，一等三四個鐘頭，總不傳見。那時，拜見上官。例須在號房納銀八兩，名為「規矩」，否則不予傳達。
鐵老此次納了「規矩」，仍不傳見，就去質問門房。門房道：「你納的規矩只有一份，還有叔老爺、嬸太太二份沒有納，故不接見。」
鐵老懷怒起來，說道：「我是個翰林，跑來做知縣，我不納這些外錢。」門房道：「你不納，就見不著我們藩台。」鐵老說：「見不著，我不見就是了。」
這時，叔老爺出來，氣勢洶洶問為何不納，說這是規矩，不可打破。鐵老一定不納。於是即下爭吵起來。正吵著，裡面即高聲傳見，叔老爺避去。
鐵老自以為得計，哪知見了藩台，說了三句話，藩台即舉茶杯，下人高呼送客。八兩銀子，只換了藩台三句話。原來，所納銀兩少，則藩台見面說話也少，此亦成「規矩」。
滿清吏治黑暗一至於此！真是令人驚詫。一路上鐵老所談大多此類，這裡不一一記述。
我們到了臨河，看到蕭振瀛築的新城，工程不壞，城內一切設施，亦頗有可觀，想見他很吃了一番辛苦。我想知道一點百姓對於他的批評，問了幾個本地人，因為他們早已知道我是誰了，所以無論如何，也沒得到他們的真實意見。
這時，因為缺乏糧秣，兵站長正在這裡請求人民幫助，設法張羅。
第二天，從臨河出發，後面追來一輛汽車，報告我一個連長強迫百姓換馬，因而被他的旅長槍決之事。
要換一匹馬，看起來似非什麼大罪，可是軍紀必須嚴明，騷擾百姓的事情尤不可有，我們是新敗未久，正在努力整頓，肩上擔著艱巨神聖的使命，更要嚴格地維持紀律，方不致隕越。
沿路所過的地方都是黃色的砂土，無論是山坡或是平地，看不見一塊樹木，看不見一塊青色的草地，實在貧苦得很。
途過三聖宮地方，看見那兒寨子的範圍很大，寨門以內兩行大樹矗立，建築都很堅固，牆外湖水，四周都是樹木，青蔥蓊鬱，在此窮荒之境，益發顯得如同另一個世界。
寨中街道整齊清潔，房屋很為適用，約有百十戶人家，並設有學校。沿途像這樣的寨子，頗有幾個。
此間，有外國人，皆比、意國籍。見到一位五十多歲的外籍女子，據她自己告我，是十八歲來此地，至今二十多年了，她說：「我們都讀書，有愛心；又都有強壯的身體和兩隻天足。因此，我們不怕路遠，不怕危險，不怕困苦，哪裡都好去。」
離磴口不遠，有一道流砂。所謂流砂，須加說明：比如在北面有一砂堆，經風吹送，一會兒工夫，這堆砂就慢慢移到了南面，這些砂堆子，移動不定，故名流砂。
汽車在這種砂地上行走，或以木板鑿孔，一段段鉤連，鋪於地上；或以氈毯墊地，否則即深陷於砂中，無法開行。我們汽車行過這道砂地，極是困難，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慢慢渡了過去。到達磴口，已是下午六點。
磴口位於黃河之邊，原屬阿拉善旗管轄。居民不過數十戶，一半是蒙古人，漢人也占相當數目，漢回蒙三族雜居，地方十分窮苦，我因要對人民講話，車子也須修理，在此停留了一天。
在街上，我對民眾講演三民主義，又和蒙人及回民作長時間的閒話，訪問本地的風俗人情及其疾苦，彼此之間，都很歡喜，我於此地劃設縣治，令吳某任縣長。
吳為人聰明幹練，曾為工兵營長，因此地太苦，非有能力者不能辦事，故調此職（後來任鞏縣兵工廠總辦）。此間，原來所派之兵站人員為一初級官，既無成績，又得罪了本地人民；此時，特換派一中級官任其事，閱歷知識較高，辦理得好多了。
這時，黃河已將結冰，天氣越發寒冷，我怕後到的部隊會遇困難，對於兵站的情事，又特別計劃了一番。
這一路負兵站總責的是聞承烈（曾為左路備補軍頭目，排長，隨我為兵站總監最久。後來曾任濟南市長）。他們為辦兵站的老手，可是那時一文不名，這種巧婦也無能為力的無米之炊，的確也難為了他。
磴口以西，出產一種肉蓯蓉，銷運廣東南洋一帶，年達十幾萬元。其根生砂土中，莖粗一寸，高八寸，隨處皆是。別處沒有見過。後查本草，方知此物性熱力大，為至佳之補品。
這兒還產一種甘草，粗的約可一寸，味甘性熱，產量亦豐。中國地大物博，真是隨地都是寶物，看見地方物產的豐富，越是鼓起了革命的勇氣。
從磴口出發，道路崎嶇，行走越發困難。我想到前前後後，這麼多的士兵，身上寒冷，腹內不飽，在這麼冷的天氣里，跋涉如此艱苦的道路，夜間沒有屋子住，都在野地露營，心裡不禁時刻懸念。
是日下午三點鐘，才到了石嘴子。其地為寧夏門戶，很是險要，出產豐富，尤以煤為大宗。有紳士鄭梅峰，擁有煤井數座，為當地一大富戶，約我們到他家休息，進餐。
他家房子寬大敞亮，樣式也很講究。他除了煤礦而外，還有很多的鹽池和鹼池。那天晚上，他款待我們吃飯，辦了雙魚、雙肉、雙雞、雙鴨的酒席，這一桌豐盛的菜餚，一定破費了不少的錢，使我吃著很不過意。
據說，這位鄭先生頗受地方人士的愛戴，辦了許多公益事宜，樂善不倦，絕非那種為富不仁之流可比，所以很可佩服。我以為，內地財富是無限的，像石嘴子這種地方，看去極其貧苦，但只要肯干，也可致富若此，我們必須注意開發土地之財。
我曾在石嘴子周圍察看了一番，我設想後面留駐綏遠的部隊開完，敵軍很有跟蹤向我們追擊的可能，若果然如此，則這一帶地方便有構築陣地、以資拒守的價值。因此，便在附近詳加踏看，哪兒當為防禦陣地，哪裡應作攻擊陣地，都大致規定了一下，以為日後不虞之備。
過了石嘴子，就入平羅縣境。這兒與石嘴子以東的情況便顯出大不相同。人煙稠密多了，氣候和暖多了，地方有一種生氣勃勃的興盛氣象，不再是那種荒涼貧瘠的樣子。兩地相離雖並不遠，可是竟形成兩個世界。
平羅地勢也很險要，可稱寧夏北部的門戶。時縣長名王者賓，他兄弟王者林與我是朋友。從前，我在二十鎮，駐新民府的時候，他為駐吉林二十二鎮炮兵營軍需長，後來因為賭博虧累，開小差跑了。民元時候又投我處做事，後來有人保薦，就任此間知縣之職。
事先，他知道我要來，特意坐著騾車跑出很遠的地方迎接。相見之後，我問問地方上的情形和民間的疾苦，他都一一詳述。
一路來的地方太貧，食糧最是困難，到了平羅，看見地方富足，一切都有辦法了。談了一回，我便先走，想一路找本地百姓們談談話，不多一會兒工夫，就進了城，一直到他縣衙里歇腳。看見上房裡住有女眷，我當是他的太太，便請見見王大嫂。
不料，有人攔阻我，告訴我，那是他新娶的姨太太，他太太不在此地。我又知道縣衙中管事者是他新太太的父親，種種辦法，都叫人不能放心。於是各處打聽，結果查出他的許多劣跡，單就徵集馬草一項而言，即有許多弊病，他亦不能自圓其說。
這樣艱苦緊張的時期，他又到任不久，竟不知潔身自愛，勤奮辦事，反而肆無忌憚地干起這一套來，實在不能逭恕。他從前曾為了一個案件連累他的弟弟幾乎抄家，現在不知悛悔。我和他雖是老朋友，亦覺得無法袒護，故將他撤差，以示懲戒。
次日上午11點鐘離開平羅，下午3點便抵達寧夏。到寧夏的這天晚上，就接著劉郁芬轉來孫良誠的告捷電，說我軍於27日早4點，解了長安之圍，劉鎮華已經率部逃出潼關了。
接到了這個消息，大家都覺得非常痛快。我為軍事的勝利欣喜，亦為被困八月之久的長安百姓及二、三軍慶祝。
這次勝利，關係於國民軍北伐者至為重大，得此一著，全局都有了辦法。當即分別電告中央，及其他各路軍。在這裡，我要將此次軍事情形，略述一下。
長安解圍的先著，是平定甘肅，甘肅不能平定，即不能解西安之圍，亦不能出潼關，故當先說甘肅的勝利。
當時，劉郁芬以師長兼任甘肅督軍，孫良誠和張維璽同在他這一師中為旅長，薛子良為省長。劉在政治上恃薛子良，軍事則恃孫、張為之輔助。
那時，盤踞甘肅的隊伍極雜，大家各擁一部分實力，或受張作霖的唆使，或受吳佩孚的委任，都虎視眈眈，集中視線，注意著劉郁芬。
他們有的主張靜觀時變，隨風轉舵；有的主張積極動作，攫取地盤。態度雖有緩急的不同，但哪一個也沒忘掉抓住時機，擴充個人的勢力。
其中，受吳佩孚指使最甚者，當數張兆甲和孔繁錦，其次還有吳新田。他們都受吳佩孚的委任。
張兆甲據隴東，吳佩孚委他為甘肅督軍；孫繁錦據隴南，吳佩孚委他為省長。所以，他倆態度最為積極，急要下手。到後來，孔又把隴南的防地讓給了吳新田，與張兆甲集合力量一致動作，一個從隴東來，一個從隴南來，以蘭州為目標，向劉郁芬猛烈進攻。
可是，我方早有準備，蘭州附近的陣地構築得相當堅固，埋設地雷，安置鐵絲網，一切設防都按照新式戰術構成。
孫良誠勇敢善戰，張維璽足智多謀，兩人都具有一種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的精神，沒有一處不親自察看，妥為防備：又加上一團團長趙席聘富有實際經驗，長於築壘與埋設地雷，此回亦大得其力。
由於工事的堅固，官兵又能上下一心，奮勇抵抗，張兆甲和孔繁錦猛攻多次，又加幾次夜襲，均未得逞。張、孔急切不能得手，而損失太大，只有分途退卻，張退平涼，孔退天水，暫時都防守不進。
於是，孫良誠向隴南追擊，張維璽向隴東追擊，沒費多大氣力，即將張、孔解決。
孫良誠的性情是務徹底，不妥協，他把張兆甲的部隊殲滅的殲滅，遣散的遣散，腳踏實地，毫不將就。張維璽的性情比較柔和一點，一戰把孔繁錦擊潰，將其部隊稍微整理，全部改編。
當蘭州危急的時候，受劉郁芬直轄的尚有駐寧夏的丁鎮國一旅，其時見南口失敗，蘭州受敵，因而徘徊觀望，心懷叵測。孫良誠調令其來援，他遲遲不肯受命，而忘記他是國民軍起來的。
他的部屬受本軍教育至深，於是，孫良誠致電丁旅各團，令不管其旅長如何，只顧自由行動。電到，有陳新民等團即棄其旅長，進兵往援蘭州。張兆甲、孔繁錦之敗潰，頗得其力，這一下，使丁鎮國白費心計。
卻說孫良誠攻下平涼，我即令其進兵入陝，以解長安之圍。他接奉命令，便率領部隊，向咸陽方面推進。這時，劉鎮華的司令部設在臨潼，長安被他部隊四五萬圍得水泄不通，一個偵探也進不去，城內的人也出不來。
這時，田玉潔駐三原、涇陽一帶，先受吳佩孚的委任，後又受了劉鎮華的委任，黨玉琨駐在風翔，也暗受吳、劉兩人的收買。但在行動方面，他們是只為實際利害打算的，利之所在，什麼事情也願干；否則，誰的命也不聽。
所以，他們只在一旁，袖手作壁上觀而已，真心實意謀救西安友軍的，其時僅有鄧寶珊一部。鄧為人雖慷慨好義，但人單勢孤，力量不夠，故奮鬥多時，亦空有解圍之心，並未收解圍的實效。
孫良誠率部到達咸陽，便布置一切，向長安圍城軍猛烈進擊。左攻右攻，苦戰約有一月，犧牲甚大，並沒有獲得顯著的進展。其所以不能得手，最重要的原因是：
第一，孫良誠部不過萬人，劉鎮華圍城軍則比他多出四五倍，彼眾我寡，懸殊太大。
第二，孫部連年轉戰，已甚疲敝，此次守御蘭州，攻占平涼，未及休息整頓，又接著長途跋涉，來解長安之圍，困頓之情，可以想見。而敵方則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攻擊自屬不易。
第三，蘭州西安間相距太遠，道路不便，又值大雨連綿，交通更是困難，以此糧秣不能接濟，彈藥極感匱乏。
第四，他進攻之初，原希望西安城內被圍的楊虎、李虎部隊可以聲應反攻，里外同時動作。以收夾擊之功。可是，城內部隊被圍過久，都成疲兵餓卒，已失卻反攻的力量，而他們在圍困之中，內部又不協調，有的雖仍堅持苦撐，不甘屈服，有的則被敵方威迫利誘，頗有主張投降求和者。
第五，他又估計田玉潔、黨玉琨以及其他方面友軍見他發動攻擊，必可聲援相助。可是，實際他們穩坐不動，徒作壁上觀。
有此幾個原因，所以攻圍數十日，未獲成功。
我在五原的時候，便洞悉孫良誠在前方的情形，乃令劉汝明、孫連仲、方振武、馬鴻逵等部，前去增援。同時，又知于右任先生到陝，極力奔走，但沒有名義。活動頗難，故又加委於先生為國民軍駐陝總司令，並委劉郁芬為駐甘總司令，以加重他們調遣的權力。
後來到了磴口，又委孫良誠為前敵總司令，方振武為前敵總指揮。經過這樣的布置，顯得頗有頭緒。可是，援軍來得太慢，此時孫良誠的部隊在前方，苦戰不下，因為雨下得太大，道路梗阻，運輸困難，實已到了糧盡彈絕的地步。
而敵方卻又新運到一批山西閻錫山供給的子彈，積極企圖反攻。孫良誠處此困境，無法支持，勢已非退不可。這一天，孫與俄顧問薛福林商議，以為後退固然不妥，但形勢如此，不退已經不行，乃決計退卻。
命令已經寫妥，送達命令的人已經走出門外，正在這個緊要關頭，孫良誠忽然靈機一動，跺著腳大叫起來。
原來，他想到：
「總司令現在已經離開五原，正在路上走著，各路大軍也正在分頭進發，不知何時才可入陝，二、三軍不知何時才可解圍。
此時，我若一退，必致影響全軍士氣，武漢方面北伐軍亦必受大影響，那時整個國民軍完了，革命大業也受挫了。這樣要緊時機，我怎麼能退？我寧可死在這裡，也不能輕退……」
於是，他將原定計劃完全打消，立刻把送遞命令的人半途截回，將所書命令撕毀。部屬看見他如此慷慨堅毅，極為感動，於是，重新鼓起勇氣，振作精神，苦撐下去。孫良誠這一舉，關係於國民革命業績者實在太大，誰也不應忽視的。
馬鴻逵接到援陝的命令，老不開拔，及至我到磴口，致電問他何故不開拔，詞甚嚴厲，他方調動隊伍向咸陽慢慢進行。走了很久，才到咸陽，又復停兵，總不過河，和孫良誠言明，他只可供給槍彈，不能出兵相助。
孫良誠便和他說：
「這樣也好，你就供給我們二十萬發子彈吧。」
馬答應了他的要求，撥給他二十萬發子彈，部隊得到這批子彈的補充，士氣大為振作。
增調援軍中，又有方振武部，走到長武、邠州一帶，也是遲延觀望，不肯前進。究其所以如此，也有相當苦衷。因為他的部隊，在南口作戰，犧牲太大，槍械彈藥，一直沒有補充齊全，此時加入前線作戰，猶疑顧慮，自所不免。
可是，國民軍誓師北伐，哪一部分都是疲敝之餘，艱苦奮鬥，困難是彼此相同的；何況救人之急，如同自救，當前線如此緊急時候，他卻不顧大局，只管自己打算，未免有些說不過去。
在這一點上，後來別人對他還都能原諒，惟有身當其沖的孫良誠，卻因此十分惱恨，無論朋友怎樣為他解釋，孫良誠總是瞧他不起。
方振武后頭緊跟著開來的，是劉汝明的部隊；劉汝明後頭，還有孫連仲的部隊。劉、孫兩部援軍，總共不到八千人，分作兩次開拔。
孫由包頭開寧夏，劉即由寧夏奔向平涼，前後相差不到兩三天的工夫。孫良誠在前方苦撐了數日，劉、孫援軍都先後開到，即在咸陽會師一處，彼此見面，不禁悲喜交集。
悲的是別後彼此都受了不少的挫折，喜的是經過千辛萬苦，又能在一處，相共患難。於是，他們詳商作戰的計劃，決定劉汝明向左路，孫連仲向右路，兩面包抄繞襲；孫良誠則由正面出擊。
這下子，三個方面同時發動，勢如疾風驟雨，使劉鎮華部無法招架，劉即下令退卻。恰好那退卻令錯送到孫良誠之手，因得洞悉敵情。於是加緊猛攻，一戰即沖入劉鎮華司令部，使之潰不成軍，狼狽退出潼關，我方獲得了巨大勝利。
俗語說：「打架要親兄弟，作戰要父子兵。」這話真是不錯。此時勝局已決，原先觀望不動的各部，也要上來立功了。孫良誠對某部之滑頭取巧，極為不滿，當即攔截其不許渡過渭河，鬧了不小的彆扭。
這回長安解圍，孫良誠功勞最大。他以久戰疲敝之部，完成這一艱巨任務，為國民軍北伐，立下穩固的勝利基礎，實在值得欣慰。故北伐中，孫良誠功勳實居第一，誰也不能否認。
長安之圍既解，對於陝西的焦念之心，大覺寬慰了。我便在寧夏住下，從事部隊的移調，並且訓練新成立的部隊。原先在五原撥交宋哲元的軍官，此時將旅、團、營、連長一一委好，正式編為一師，即委宋為師長。
每至早操之先，由我親自點名訓話。有些人不明白我的意思，對我說：
「您這是幹什麼呢？這些官長，既沒有兵，也沒有槍，算的什麼隊伍？」
我說：「你們不要著急。回頭前方繳來槍枝，後方補上員兵，馬上便可成立新的勁旅。」
我雖然這樣說，大家還是懷疑，宋哲元自己也不敢相信，將來真的能夠成立正式隊伍。可是不久，孫良誠等將繳的槍械從前方送來，蘇俄幫助的槍炮亦經運到，當即補充兵員，很迅速地便把一師整整齊齊地成立起來了。
寧夏為西北重鎮，馬鴻賓為此間鎮守使，是回族之人，其部隊我亦檢閱點名，官兵多姓馬，別姓不過占百分之一二，全是回族。又有新兵隊，都無槍枝，亦每日按時操練，精神頗佳。
我每天儘可能利用時間，親自整訓部隊。尤注意官兵的革命教育，除每晨朝會演講三民主義而外，又編有革命精神問答書，發給各部誦讀、答問，藉以提高部隊的政治水準。有刀須磨，有槍必擦，有部隊必須勤加訓練，這是我毫不放鬆的。
此地有道尹姓邵，原為本軍司書，由書記軍需升任此職，對事尚能小心謹慎，只是政治知識差些。我每到一個地方，照例喜歡探聽些當地掌故，以為談助，但他一點也不知道。
於是，我向地方父老問悉，民國前有山東滕縣人高善哲老先生為翰林出身，任此間知府，上任時候，兩匹騾子，拉著一輛轎車，裡面坐著他老太太，他自己跨在車子外邊上坐著，在任數年，所有自己穿的鞋襪，全是他老太太給做。
這裡所築秦渠、唐渠、清渠，工程草率，致黃河年年成災。高老先生著手改造，每日帶些乾糧及待批閱的公文，打成一個小包，背到野外草棚中坐著，監導民工築渠。一連五六個月，不問風雨，從不間斷。
渠成，地方年年豐收，原野一片江南風光，民元鼎革，他罷職歸田，百姓跪送數十里，依依不合。
後來，我到泰山住，曾與高老先生見面。那時他已八九十歲，身體很康健，猶能作蠅頭小楷，每日服烏雞丸，夜眠推腹，常令其孫到泰山摘柏葉泡茶為飲料，以此為其養生之要道。
他自掛冠家居，教子課孫而外，努力地方公益之事，深得桑樟之敬愛，現已逝世一年多了。
這裡的護軍使衙門建築很堂皇，裡面的布置設備也富麗闊綽。城內有一條街，也全是馬雲亭的房產，後來馬仲英率部到寧夏，將其使署及房產全部放火燒毀了。
這時，還有清室端王住此，這人就是主張練義和團事者，義和團失敗後他被充軍至新疆，民國成立，仍不能回北平，即寄寓於此，這回我曾和他見面，已經很是衰弱了。
寧夏地方富庶，原野多稻田，東南方面出鹼，稍遠處尚產鹽，都是大青鹽，寶藏有無窮財富，只因交通不便，人民資本又太小，所以業務不發達。若政府能幫助人民，大規模地從事開採，運銷全國，必可抵制外國鹼而有餘。
另外，此地又產「枸杞」，曾見北平、保定一帶所產者，不過尺把高，粗只一指，這裡的樹卻高達一二丈，小的亦有五六尺。此物行銷西南各省，視為貴重的補品。
西南一山之隔，為阿拉善旗，我特劃為縣治，希望能夠在地方上築民渠，以興水利。若能像高善哲一樣地認真辦理，則蒙古平原，將有數萬頃肥田出現，即不能成為農區，亦可成為牧區。那時西北荒原必大大改觀。
我在寧夏約住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日早晨，即向平涼出發。在路上，汽油用完了，無處購買，後來設法買了一桶煤油，勉強對付，竟也支持了半天，惟煙太大，煤油能代汽油，這是第一次嘗試。
過寧安堡不遠，汽車忽又壞了，我留下幾個人看著修理汽車，自己換了一輛車趕路。後來，才知道那車損壞的原因，是因為夜間沒把水箱裡的水放出，那時雪夜寒天，水箱即被凍炸裂，這回一是坐車者不懂道理，二是開者沒有責任心，不然哪會有這等亂子？
越過固原，這是陝、甘、蒙交壤的重鎮，清代設提督於此。1920年地震，猛烈震動達五分鐘之久，全城成為一片瓦礫，死傷至多。這一回，我所看見的固原城，還是到處斷壁殘垣，滿目荒涼。
我住在城西小客店中，同本地父老談了些從前左宗棠來此一些平回亂的事，大家還是很帶情感。
從寧夏到平涼，一路深溝絕壑，險勢天成，馬路為張兆甲等所築，工程過於草率，高高低低很是難行，只算比沒有強些。我沿途且走且修路，汽車行駛還得十分留心，否則必出危險。
這一次，曹浩森（日本陸大畢業，為國民軍參謀及參謀長多年）他們坐的一輛車，便因車夫不慎，以致翻車，跌到二三丈深一個山溝中，曹先生受傷最重，在平涼醫院住了很久，才慢慢痊癒。
那時大雪之後，途中積雪已被掃除，但遠山近野，仍是一片耀目的銀白世界。汽車在積雪滿枝，槎枒夾道的柳樹中迎風疾馳，饒有一種意趣。
那些柳樹，都是昔年左宗棠在此地主持著栽種的，可惜現在無人保護，被居民砍做柴燒，沿途所見的，已經零落稀疏，行列不復整齊了。過了好長一條深山狹谷的險道後，平涼便豁然在目。
時馮治安部駐此，安樹德（孫良誠部旅長）為此間鎮守使，鄧鑒三為道尹，他們都出城相迎。進城之後，住原來的張兆甲宅，高樓大廈儼如皇宮，一個鎮守使，競如此闊綽。
坐定，馮治安和安樹德等來報告當地軍事政治各方面情形，知道有一軍械庫在此，便對他們說：
「你們回去，把庫里的槍械細細點查。凡能夠用的，另外開一個清單拿來我看。」
他們走了不大會工夫，忽然聽得城裡西北角上「轟通」一聲，仿佛暴雷似的，室中門窗玻璃都震碎，屋上的瓦也跳得多高，全城為之震動。
我們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亂子。最初還以為是地震。我一面派人去查問原因，一面即和王鐵老到門口探看究竟。
不久，派去的人回來，據說是西北城角地洞裡，原藏著大量火藥，馮治安部有六個號兵，常在那一帶練習吹號，看見那兒露出火藥引線，有一小號兵玩火，不謹慎，竟把火藥燃著，頓時爆發起來，造成這場不小的虛驚。
話雖如此說，但我自己猜想，恐怕還是一個陰謀，因為張兆甲是平涼本地人，他這次被孫良誠打走。當有多少餘黨，殘留在地方上，這事定是他們幹的。不然何以恰在我來的時候爆發？何以如此之巧？
假如我遲半個鐘頭進城，就正好碰著，這事完全是馮治安、安樹德等疏於警戒所致。久戰部隊，往往如此大意的。後來，我和王鐵老在街上往來散步數次，人民知道並無戰事，方才放心。
平涼這一帶，地處西北邊陲，風氣閉塞，民眾對於革命的道理，還十分隔膜，又加張兆甲等多年盤踞，在地方有根深蒂固的勢力，其黨羽多受吳佩孚委任，潛伏各地，人民難免不受其影響，因而興風作浪。
我一到這裡，即看重此點，用種種方法，從事於民眾工作。除文字及口頭宣傳而外，又開了多次軍民聯歡會，由政治部編出許多新戲，都以帝國主義必須打倒，軍閥勢力必須剷除，民眾力量最為偉大，革命主義終必勝利等的道理為主題，內容通俗，形式簡單，每次演出，都很受觀眾的歡迎。
經此一番宣傳，收得不少的功效，不但使大家對革命日漸了解，且使軍民打成一片，互相幫助，親熱得如同一家人一般。長久以來，此地即少受政治的波動，這一回總算把革命的浪潮灌注了些進來，留給人民一些難以磨滅的印象。
在平涼，我接韓復榘從包頭來的電報，報告張作霖調動軍隊，進擾我們後方，他留守包頭，已經頗感威脅，我一面作必要布置，一面當即令其開拔。
此時前前後後的部隊，都在一種艱難的境遇之中：有的傷兵、病兵太多，無法處置；有的槍彈都缺，亟待補充；有的無衣無食，將瀕絕境，要糧餉、要彈藥的電報，如雪片一般飛來。
每一封電文展開來，都使我神經感到緊張，心裡感到苦痛。在我們前面，是一個每年僅僅百三十萬元收入的陝西；在後面，是一個更為荒涼的甘肅。這種種難關，如何打破？擱在我肩上的重責，又如何擔當？
身處此境，不由我不心焦如火，眠食難安。一天，我把文件批閱完畢，走到屋外練了一套柔術，手裡拿著棍子，在廊檐下來回地轉著，滿口裡唱著河南墜子，西皮、二黃和秦腔之類，藉以遺散積悶。
小聲兒唱了一兩個鐘頭，覺得心頭輕鬆了些。這時，王鐵老正在旁邊坐著，對我說道：
「事情有辦法了！」
我問何以知道，他說道：
「平日只見你整天的愁眉皺眼，批閱著文件電稿，個個人都向你要東西，要餉項，把你弄在夾板縫裡過日子，沒法兒處理。長此下去，心身都受不了，假若病了，怎麼得了！今天看見你能這樣開脫排遣，事情就有辦法了。你應當每日行之，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經鐵老如此鼓勵，我就天天在公餘之暇，唱歌散步以資休息。如此精神方覺輕快，身體也少受損傷。
一路來，我們的生活極是簡單，住宿是隨遇而安，食則大鍋菜：白菜、豆腐、粉條雜煮一起，名為「革命菜」。哪個吃，哪個自去盛一碗，無人照應，衣則隨身一套，難得更換一次，甚以為苦。
過往的部隊到了平涼，我都一一點名，騾馬，槍枝以及彈藥，亦都按單點驗，應當改編補充的一一予以改編補充，使之整整齊齊，凡部隊開上前方，都要經過此問，經過此間，都要如此辦理。
同時，每天舉行朝會，各軍軍長以及各路總指揮。也都一樣地排班點名，點到誰，誰就立正答「有」。每次開會，王鐵老總是站在我旁邊參觀，看見此種精神，於是誇獎說：
「憑你的精神，張作霖、吳佩孚都打倒了，你對他們點名，點到誰，誰就立正呼到，像對普通士兵一樣。而他們也那樣地嚴肅敬事，一毫不苟。拿這一點兩兩比較就可知道誰勝誰負了！」
我答道：「我們現在八字還沒見一撇兒，不要太說好了罷！我們實在還不夠得很，我們還要多多地努力才行。」
此時每天朝會，都由我親自講一段三民主義；出操之前，又講一段革命史，或是總理遺教。每天都是如此，從不問斷。
那時，我和鐵老同住一屋，同睡一個熱炕，一路行軍，都是如此，有一件事是最叫人傷心難過的，就是傷病的弟兄。
他們長途行軍來到平涼，有些人走不動，半途上搭便車。那時天氣太冷，久坐不動，腳部都被凍得失去了知覺，每到一個地方，找店投宿，就急得著火取暖。哪知腳部久凍，一觸火氣，立刻皮肉泛成烏紫，凍爛不可收拾。
如此而凍斷了腳，成為殘廢者，不下二三十人，這都是士兵缺乏衛生知識，官長又大意疏忽的緣故。我查悉這些情由，急著分派人員，攔前截後地去向各部隊關照，令沿途注意此事，落店後，當先以冷布擦腳使暖，不可急於烤火。
這時，劉定五先生從西安到平涼來看我，劉為陝西省長，新舊學問都有根底，為人正直耿介。1923年國務院開會，以索餉事，他與財政部長大吵一場，前面已有記述。
這回見面，和我詳談西安被圍八月的經過情形。那時，城中軍事首腦為楊虎、李虎二人，楊、李都和他同住一處。八月光景，未嘗稍離，每至形勢危迫，處境艱困時候，劉即為他們講講《史記》和《綱鑑》，旭些歷史上的英雄義烈的故事，講得有聲有色，以振楊、李之氣，堅楊、李之心。
又因被圍太久，境狀太難，弄到後來，軍紀頗有懈怠的地方，亦賴劉先生極力向楊、李等申說民眾必須愛護，父老必須敬重，軍紀必須整飭的道理，使地方秩序得以維持。
西安之圍方解，楊、李極為頹喪，大有再也不當軍人的意思。劉又再三勸勉，使之振作精神，繼續為革命效力。西安被圍八月，始終屹然不動，劉定五功勞實在不可泯沒。
平涼附近，有一位縣長名王子元，陝西三原縣人，原籍山東，為人很有學問。做事踏踏實實，又能勤勞耐苦。那時，大軍源源過境，由寧夏至平涼一路，糧草最為艱難，惟獨王縣長辦得整整齊齊，使過往的大軍，得到莫大的便利。
王縣長並沒有三頭六臂，何以能夠辦得特別好？其故即在於他能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他的難處，人民都視如自己的難處。那時，恰好大雪紛飛，糧草徵集之後，運輸方面更是困難，而王縣長自己既能苦幹實踐，又得人民的切實幫助，難題終都迎刃而解。
所以，地方官若真能愛民親民，什麼事都好辦，否則什麼事也辦不好。平涼東北有一個叫做董子岡的地方，產糧最豐，相傳其地一收，可供三年之用，普通地主之家，每家有屯糧達數千擔者。
糧都屯地窖中，因黃土極厚，非常乾燥，故不濕不潮，不冷不熱，可以久屯多年，不致敗壞。那地方甚是寬大，地形也特殊之至，山溝往往闊達五六七八里，人站兩邊，相呼可聞，然而下來一走，卻是很遠。
這裡糧食，每元可買三十斤，比別處便宜數倍，完全因為交通不便，故有這個現象，有人提倡交通救國，恐怕不獨此地為然。
這年年底那幾天，大雪不止，我有點感冒，一直呆在房裡坐著，一日忽然我的顧問烏斯馬諾夫派他的翻譯送來一隻大鳥，說是剛才打獵回來，把這個送我。那鳥周身白羽毛，展開翅膀，長達數尺，平常不大見過，據說名為「地鵬」，問及本地人謂即所謂天鵝地鵬之鵬。
我覺得，他不該如此做，就和翻譯說：「我請他來當顧問的，不曾請他來打獵。這是一種珍貴的鳥，把它打死，如何對得起我們國家？他以一個外國人，未得地方當局允許，就擅自行獵，我們的法律也不能容許。」
於是，我把鄧道尹和縣長請來，問其何以不管外人在地方擅自行獵？請他們查出法令，去和烏斯馬諾夫交涉，讓他知道國有國法，軍有軍紀，不可隨便玩忽的。
烏斯馬諾夫聞而十分慚愧，問怎樣才是，我說：
「第一，得認錯；第二，不得命令不能自由行動。我們是革命軍隊，此等處萬萬不可大意。」
許多朋友覺得我處置得太過分，不留情面，我說：
「這個不然。我們是革命軍人，不能因為給人留面子，就連國法軍紀也不要。我們不能獨外，他犯了錯，我自必有糾正他的責任，若不然，我何以對國家與人民？這是大關鍵，不可絲毫放鬆。」
我們一路行軍，缺乏一架無線電，和兩湖方面的國民革命軍難得通消息，極感不便。我把此事和烏斯馬諾夫談及，請他設法辦一架，無論買或租或借都可。可是，一直沒有下文，不知道是沒有辦成抑是他根本沒有去辦，至今尚覺納罕。
我平時看見他發一次電報，總要經過四五次的翻譯。我問其是何道理，他說國際無線電人人都可以收，必須經過多次手腳，才可以保守秘密。
我看見他用豆字代莫斯科一詞，又以狗字代豆字。又用樹字代狗字，又以土字代樹字，如此一譯再譯，別人接此電文，莫名其妙，這種機密辦法，已成一專門學問。比之我們隨便雇一錄事或書記任之者，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來到平涼，本想多住些日子，把後方部隊徹底整理一番，而後再到西安去。因為此時于右任先生已在長安，一切事情都有他負責，我可以放心。
誰知，事有不然者，其時長安被解圍後，境況艱難，恢復秩序，真不容易。最成問題的，就是駐軍很多，為了糧餉的問題，幾個首腦鬧著意見，亟待解決。
第一，就是孫良誠對方振武不滿，不許方軍開向渭河以南，追擊敵軍，這前面已經述過；
第二，就是劉汝明率部到了潼關，在地方上弄了點錢，給兵士辦了些鞋襪之類，而孫良誠部出力最多，吃苦最大，卻沒得一點實惠，因而彼此之間，頗感不快；
第三，各方軍隊急需糧秣，而陝西太窮，于右任先生無法應付。
因此，他們之間意見越鬧越深，使得我再也不能在平涼停留下去，只好提早些赴西安，免得問題鬧大。從平涼出發，取道涇川，沿途道路極壞，一邊走著，一邊修築。
到了涇川，看見人民捐獻糧食，非常地踴躍。原因是這裡得了一個大好的豐年，也是因為交通不便，不能向外運銷，故糧價出奇的便宜，麥價每元六十斤，白面每元五十斤，其他雜糧更是價賤。
因此之故，兵站上收買徵集糧食，便很容易，四鄉人民運送的糧食，堆滿了幾座土房子，柴草也堆積如山。我和百姓談話，他們都說：
「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事，我們出些糧食，不算什麼。」
他們把糧食紛紛運到縣政府里去，肩摩踵接，絡繹不絕，中國的民眾，真是可敬可佩，也許因為這些糧食來得太容易，那天我往看屯糧的屋子，見麥子撒滿地上，左右前後，隨處都是，狼藉不堪，我看了十分難過，乃召集負責人員，大加申斥一頓。
從涇川到長武，是我1912年時候走過的路，一路走著，如逢舊友一般，處處都覺得熟悉，處處都值得察看。
到了長武，已入陝境，聞附近有古碑，有人約我去看。我因當時無此閒情，不曾去看，失掉機會，引為可惜。聽說，其中有褚遂良等所書者。
這時，此間有一班隨隨便便的部隊，一會兒說是二軍，一會兒說是三軍，今日向地方要錢，明日向地方要糧，為非作歹，人民苦之。
我令童玉振負責解決之，童旅長費了很大的麻煩，才把他們遣散改編，辦得很是完善妥當，大亂之時，敵人危害人民者往往有限，反倒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軍隊，更為可憂。
由長武至邠縣途中，宿在一家小小的村店中。因為我們隨從簡單，人民都不相識，這一晚旅途勞頓，我和王鐵老睡得很早。
剛剛躺下，就聽到有人敲門，操著甘肅口音，連吵帶喊，進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發威風，極是橫蠻，使人家不知怎麼辦才好。我叫副官不要干涉他們，看他們究竟鬧些什麼出來。
他們帶著三匹馬，自己闖入店中，那馬拴在門口樹上，就把樹皮吃個乾淨。店中只得三間房，人已住得很擠，他們就和我同屋而住，知道我是什麼人後，慢慢老實了起來。
我找他們談話，其自稱是二、三軍的人，是為送信，經過此地。於是，我對他們好言勸說起來，我說民眾以血汗供養著我們，我們的責任就是保護他們，為人民謀幸福，誰要欺侮人民，我們就和誰拼命。
我們為什麼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就是因為他們苦害我們的人民的緣故。你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們的親戚、朋友、鄰里也是百姓，你沒有出來當兵的時候，也是百姓，我們怎麼可以欺侮百姓呢？
這樣地和他們談著，他們後來竟痛哭起來，由衷地表示了懊悔的意思。可見兵隊都是好的，只因官長不負責任，使失教育，又加耳濡目染、養成惡劣習氣。而不自知。只要把他們的良心加以揩拭，他們就立刻知所悔悟了。當日，他們沒有等到天明，就動身走了。
第二天到達邠州，這就是歷史上所謂太王居邠之邠。歷史寫周太王在此，羌人前來侵凌，太王事之以幣、帛、犬、馬，百般委屈退讓，都不得免；後來知道他們所要的是他的土地。於是，太王遷往岐山以避之。我覺得這是後人的附會。
拿我的意思揣度，定是當時周太王勢孤力弱，對羌人的侵略不能抵禦，不得已被迫而走。後人為要替其所鼓吹的謙讓的美德說教，乃故意將事實加以歪曲。所以盡信書不如無書，我們讀書於此等處必不可失察。
在邠州我住縣政府中，就近查看班房和監獄，看見內情的黑暗，令人寒心。監獄在縣府旁邊，牢子不許犯人躺坐，又故意把窗戶堵死，使氣不能流通，黑暗如活的地獄，入其中者無不即病。
班房即在縣衙內，其中囚犯青年、老人都有。問他們犯的何罪，有的是因為官府徵車，而自己無車；有的因為官府要草，而自己沒有草，因此被扣。
牢房是一種裝著木柵的狹籠子，每房一丈見方，最多只容得二十個人，卻囚著六十多個人互相擠著。
據一位曾坐過班房的告訴我，每至犯人無法受得了，若偷著就木隙門呼吸一口新鮮空氣，牢子即以鞭對木柵狠打，喊到：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子們在這裡吃啥？你發什麼糊塗，還要呼吸新鮮空氣！」
犯人明白其意，有錢的給以十元錢，說：「你辛苦，這個請你吃茶。」牢子放開笑臉說：「你的好意思，我不能不受。」於是放他到外面來，那裡桌上擺著茶碗和花生盤。
犯人剛剛坐下，就聽見嚷著說：「巡房！查班！」於是又急急地被拉入籠中。查班的走近看見，又是對著籠子一陣鞭子抽打，大罵一頓。牢子就和這犯人說：「只有我的不行。還得有他的一份。」於是再拿出十元。這些都是配好的一套。
我以為，牢子們所以敢於如此，完全因為縣官不去查看，並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我把這位代理縣長找來，問他何以掩耳盜鈴，不加改革。他說積重難返，一時沒有辦法改革。我就把為我預備的縣府中的幾間上房讓出，請那些犯人去住。同時，請那個縣長和我同去打掃牢房。
這種情形，不只邠州一地如此。我連著經過長武、永壽等數縣，都是大同小異。有更可惡的一種，便是一個平白無辜的百姓，可以被衙役瞞著縣長，任意拘押起來，從而加以訛詐，這是整個的吏治問題，原非臨時整頓所可了事的，但身為縣長敬能正直不欺，勝任盡責，則亦必能弊絕風清，收到局部改革之功。
邠州以東有一個縣份，縣中設立縣黨部，負責人員從長安派去，都是些十七八歲的青年，空有熱情，不明事理，對於革命主義，只是一知半解，而無切實具體的認識。
他們以為革命一起，人民對於國家就可以解脫所有應盡的義務，不必再負什麼責任。於是，一到地方，就向人民宣傳，叫人民不完糧、不納稅。
有軍隊過境，要糧草，要車馬，他們又向百姓宣傳，反對攤派差役，反對徵發軍用物品。自以為如此才是為勞苦大眾謀幸福。弄得過境軍隊吃喝無著，苦痛萬狀，於是，釀成軍隊和黨部兩方面的衝突。結果那些黨部青年，被駐在當地的二、三軍大打一頓，被逐出境。
我到邠州後，因為我是西北黨部代表，他們兩方都來我處告狀，互相以反革命的罪名相罵。我以為軍隊擅自毆辱黨員，固然不好，但因為那種幼稚錯誤的宣傳，致陷軍隊於不利的現象，黨員們亦不能辭其咎。
當時，黨員中有年長老成者，約我前去講話。我到那裡召開一個規模很大的軍民大會，向民眾發問道：「軍閥禍國殃民，應該不應該打倒？」
答道：「應該打倒！」
問：「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們，壓迫我們，使我們民族國家不能翻身，不能抬頭，應該打倒嗎？」
答：「應該打倒！」
問：「軍閥和帝國主義必須打倒，究竟誰去打呢？」
答：「主要還靠軍隊。」
問：「軍隊沒飯吃沒衣穿，沒有糧草馬匹，可以打仗嗎？」
答道：「不能。」
於是，我說：「只靠軍隊，是無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須人民與之合作協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
這樣的問答數次，又經詳細的講解，大家才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過來。那天到會的人很是踴躍，我站在一個戲台上大聲講話，把嗓子都說啞了。
末後，我問一個老人，我說的這番道理，究竟對是不對，比你們以往聽的那番道理如何？
他笑著回答道：「他們說的那個痛快。糧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用革命了！」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當時，會場空氣，極是融洽，事後軍民之間的隔閡打破了，黨與軍之間的意見也化除了，一場風波，才算平息。
我知道，像這樣的糾紛別地也同樣存在，所以特意編出數十個問答，說明軍民合作的必要，送請政治部採用，廣為印發，俾使黨政軍民之間，不致再有衝突情事。因為這問答小冊，體裁通俗，說理明白淺顯，故頗收功效。
由邠州過來，到永壽縣，經過一個大深溝，看見水源充足，而周圍全是荒土，若能把那水流稍加變動，即可使附近荒土都成肥田。
我一路和王鐵老談論興辦水利的事，以為水利一事關係西北民命；第一得有錢，第二得有人，第三得有安定時間；少一件亦不易為力。
談著心裡又是難過，又是興奮。前行到了乾州，也和在邠州一樣，參觀班房和監獄，縣中有一所模範監獄，表面上辦得很是不壞，頗有一種嶄新的氣象。
我在此停住數日，二軍、三軍都派有代表來，鄧寶珊先生亦來，我一一接見談話。問問他們的困苦，說說三民主義，又把如何整頓軍紀，又如何愛護人民以及過去失敗原因，今後使命的完成等問題，切實加以討論。連天聚晤，都是以這類迫切問題為談話中心。
此時，楊虎和于右任先生等連電催促，我們即動身赴西安。車過咸陽，田玉潔和麻老九等二、三軍人員來接。其時，他們仍受吳佩孚、劉鎮華的愚弄，沒有完全斷絕關係，我和他們談話，處處予以暗示，希望他們知所改變，不要入於歧途。
過渭河不遠，于右任先生和許多朋友前來歡迎。其中有各界民眾團體的代表，排著行列，極是整齊嚴肅，我一一握手，在街外坐著談了一會兒，當即開車進了闊別多年的長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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