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再次來到西安
首先，來見談的就是于右任先生，他和我詳談陝西軍政黨各方情形，討論今後治標治本的對策和辦法，於先生頗有所顧慮，我就請他以駐陝軍總司令名義負責辦理一切。只管放手做去，我決不干預。
至此，他方擬出一個方策，和我斟酌決定，方案是極周妥而切合實際的，可惜還是老毛病，沒有兵權在手，盡有好辦法，各方面都陽奉陰違，不肯照辦。
最顯著的就是二軍、三軍如田玉潔、麻老九等許多人，對之完全不聽，使全部好的辦法、好的條款，都成廢紙。也曾召開一次會議，各部分首腦都經到場，我鄭重地說明當前的狀況及調整一切的決議與方案。他們當場一口不開，好像完全不成問題似的，可是，散會後他們回去，誰也沒有笑臉，算能照著辦的，是極少數中之少數。
那時候，革命方在發動之初，我們的情況又太艱苦，軍閥張、吳等正在作最後掙扎，百般地設法煽惑挑撥，因此之故，大家都存一種觀望不前的心理，只是虛與委蛇，看不出誰有什麼誠意。
我到長安不久，各方面相繼派遣代表前來見面，中央派來的為郭春濤和鄧飛黃二位，隨後，簡又文先生亦來，他們都是派來我處擔任政治工作的。
蔣介石的代表為彭程萬先生，民元時曾為江西督軍，李協和先生和他相知，故亦有函介紹。記得那天在西安城東北角地方接見他，我們曾作長談。
我派一傳令員照應他，替他打了一次燈籠，他即賞以十元大洋。而那傳令員不識抬舉，不肯受他的這錢，並且質問他道：「我也是革命黨，你怎麼可以這樣污辱我？」
第二天，彭先生見我，和我談及此事，誇獎我們說：「我很佩服你們國民軍，怎麼訓練出這種精神和紀律來？」
我說：「他們窮得襪子也沒的穿，不想能夠如此，或許也有人不能這樣做的。」
其實，這是潮流所趨，青年人都和舊時代完全不同了呢！彭先生為日本士官學生，為人深沉，不苟言笑，以後，在江西也曾見過面。
唐孟瀟先派來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為俄國留學生，與劉伯堅為同學，是位共產黨。我請他講演，他當場請聽眾出題目，希望聽什麼，他即講什麼。一講就是兩三個鐘頭，學問極其淵博。
閻百川先生代表為南桂馨，我優如款待，希望他回去可以盡力說閻錫山早日發動，共同為革命而奮鬥。哪知回山西後，只說西安情形如何赤化，連城也叫做「紅城」，把閻說得躊躇起來。
劉驥、熊斌等各位此時也都成中央代表，來西安接洽一切，代表一多，頭緒複雜，他們中間便不免有些鬧意見的情事。我向來是個不講情面，實事求是的人，但至曲直不明、是非莫辨的時候，也只好聽之而已。
關於當時此間黨務的情形，略舉數事以說明之：
此時，各方代表及軍政黨各方人員常常聚會，提出一切迫切問題或是最新發生的事故，大家討論討論。
開會的時候，青年朋友總嚷著工農革命，說這個不是，說那個不對，另一方面則說，工農革命，不是革革命軍的命，這些青年是熱情有餘，勇氣很大，只是如列寧所著的一本書所指說的：幼稚病太深，實在不能擔當大事。
有一次，一位婦女代表秦德君女士來見我。她是西北大學某教授的太太，要求我給她們女子參加宣傳的工作，我說：
「諸位女界先進出來獻身革命，願意努力宣傳工作，我是十二分地佩服，十二分地歡迎。
目前的情形，不只普通民眾對革命不了解，對主義沒有認識，就是一般官長也不免如此。官長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比民眾不懂，更其妨礙革命。
你們既然熱心宣傳工作，我想建議你們分出緩急，先向官長們作一番宣傳。他們都是男子，你們站在婦女的立場，盡可以把所有關於婦女問題的革命理論，向他們作一番宣傳，使一般男子的腐舊腦筋，傳統觀念，可以改變改變。」
他們同意了我的提議，於是每天集合部隊官長講話的時候，總要留一個鐘頭請婦女協會的先生來宣講革命理論。
頭一天，一位女士說女子也應該讀書，痛辟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謬論，慢慢就談到自己的婚姻問題。
第二天秦女士來講，也是先說了一番男女平等的道理，而後說自己婚事的經過，說的道理同是人云亦云，絲毫沒有真知灼見。
我聽了多次，只有一位王女士講得較有內容（這位王女士後來和劉伯堅結婚），其餘簡直沒一個講得通的，後來即令停止。
我以為，她們主要地還該充實自己，使自己能有生活技能，自己能夠獨立生活，同時虛心地切實地學習，不徒講表面，不隨波逐流，比空談重要多了。
在那時，王鐵老是個老腐敗，就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也是常被人家目為封建頭腦的。有時，婦女協會中有代表來找我談論婦女問題，我就老實說：
「我只知道無論男女，此時都應該共同努力爭取民族國家的自由和獨立，必須民族國家有了自由，而後方談得上個人的自由，必須相當地犧牲自己的自由，而後方能爭取到民族與國家的自由」。
我到西安不久，和于右任先生遵照國民政府發下的命令，設立了政治分會。同時，籌劃了幾個星期，慢慢把駐陝司令部也成立了起來。
一切組織與規章定妥之後，於先生向我要人幫忙。我即派李興中為其參謀長。從此，關於陝西政治方面的事，均交請於先生全權負責，遇著有什麼困難，我再從旁相助。
他沒有兵權在手，辦起事來未免常常感到棘手，而大軍雲集，地方過於窮困，難關是打破一道，又來一道，彼此若不通力合作，是無法辦事的。
我們所感到的困難，主要的是在財政方面。這時，成立了一個財政委員會，由薛子良為委員長，主持一切。但現狀過於窮困，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委員會成立後，也還是一籌莫展。
此間，西安被劉鎮華圍攻八月之久，省城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搜颳得乾乾淨淨，地方糜爛到這個地步，一時萬難恢復。
可是，大軍由五原、甘肅不斷地集中到這裡來，士兵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個是穿的破衣，面帶菜色，同時，政和黨兩方面也在急迫需錢。費用如此浩繁，怎麼擘畫經營，才有辦法出來呢？
可是，接下來隊伍必得出潼關作戰，要出潼關，必得發給一點路費。這是不能動搖的事實。
部隊出潼關，自靈寶、陝州一直到洛陽，形成一條深溝；南有秦嶺山脈，北有黃河天險，中間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連人煙也有限得很。就算不顧革命的紀律，硬著頭皮，向經過的地方搜刮，也絕不能搜刮什麼到手的，什麼事都可將就，大家都餓著肚皮，怎麼能夠行軍作戰呢？
財政的困難阻擋在我們前面，如同銅牆鐵壁，絲毫也不能撼動。薛子良一籌莫展，幸得于右任先生常常勸慰，大家才勉強撐持著。
最後，實在無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運城辦了些紙張，拿來以石印印了一百萬元的軍用券，票面寫明國民聯軍的字樣，以備民間日後可以兌換現款。
此事，由薛子良主辦，三萬、四萬分發給出關的各部，以為開拔費用，這實在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雖然再三地向地方宣告我們的苦衷，一再地聲明待革命成功之後，一定如數收回，最後的結果，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來已很困難，一出陝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沿隴海線西進的部隊，與武漢方面軍隊在鄭州會師後，不久即打到開封。此時，孫良誠和石友三在前方紛紛來電說，從武漢出來的友軍都用的現大洋。各地人民無不歡迎，惟有我們卻一塊現大洋也沒有，只是拿軍用券和人民淘氣。
就算勉強用了，也處處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對我們部隊起惡劣印象。同時，為革命奮鬥的軍隊，犧牲流血都是一樣的，為什麼待遇如此不同？試想，我接到這樣的電報，心裡是什麼味道？
我只好覆電安慰他們說，富家子弟出門，自然盤纏充足；貧家子弟哪有辦法？犧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們從窮困的西北打出來，他們卻來自富庶的南方，來處兩樣，貧富也就不同了。
你們想待遇一致，那還需相當的時候。你們向我發這種牢騷，我有什麼辦法，只可轉陳中央罷了，雖是說的唇焦舌敝，究竟只是空話而已。
我知道，他們實在處境太難，不得已才向我訴苦，否則他們也不會平白開口的。於是，我又三令五申地囑咐，說所至之地，若友軍駐村東，我們即駐村西；友軍駐城中，我們即駐鄉間，免得士兵看見人家的情形，心裡不舒服。
對部隊是這樣地辦了，對人民卻無法可想。一方面用的是白花花的大洋，一方面卻只用廢紙，如此比著，無論怎樣解釋，也不能引起人民的好感和信任。
於是，票子慢慢由一元落到七角，由七角落到三角，最後弄到一文大錢也不值的地步。那時，北伐軍已經打到南京，寧漢分家已經開始，我請武漢政府設法相助，武漢方面不理；向南京請求幫助，南京也無暇顧及。
他們正各為自己的問題苦惱著，管不到別人的事。後來，此項軍用券商由鐵路局收用，才始漸有起色。
我們在夾板縫中掙扎，弄得焦頭爛額，軍食軍餉毫無著落，自總司令以致目兵都是以「革命飯」吃個半飽不飽，衣服褲子一概沒法添制。各部自南口退後，轉戰數省，直到此刻，自然死傷甚多，兵額多不足數。
我們一軍在河南招募補充兵員，以費用匱乏，非常艱難，日日三令五申，還是辦不出成績，槍彈的補給，亦是沒有辦法的問題。新兵無槍，只好每人發給一把大刀，刀是當地定打的，比北平所製品質差得太遠。又打大鎬、鐵鍬和大斧，作為兵器。
每日朝會議論，總是說著「三粒子彈打到山海關」的口號，其實只是口號罷了。事實上怎麼辦得到？
物質方面的困苦無法解除，整頓與訓練我卻片刻也不放鬆。此時，陝西境內許多部隊都有「站起來小，坐下來大」的弊病。這就是說，他們一部實際不過三五百人，但在領餉項槍彈的時候，卻總浮報成三四千人。
這原是一般缺乏訓練的部隊的通病，但我不能容許這種不整齊的現象存在，乃著實地加以一番整頓。我還看出，一般將領都有一種精神上的缺點，就是經不起大的勝敗。
他們得一小勝，即躊躇滿志，驕傲自恃起來，遇一次挫折，又立刻垂頭喪氣，再也不能振作。這種勝驕敗餒的現象，也是軍隊的通病。
但是，我們在南口敗退之後，方在力爭新生命以擔當重任。故我於整編訓練之中，特別加意於此項的糾正，除將古今中外偉大英雄的奮鬥事跡，向官兵做普遍與深入地宣傳外，又印發《革命精神書》及《九一七新生命》二種，使官長士兵加工誦讀。
我所住的紅城前面，有一廣大的空場。所有駐西安的部隊如魏鳳樓、馬鴻逵等部都在此加緊訓練，每日天尚未明，就舉行朝會。
談話之後，繼以問答。先和各級官長問答，問畢，復令各級官長向其士兵問答。朝會完後，操演開始。比如某日課目為刺槍（其他有劈刀，打拳，等等）即先教官長整個動作，官長會了，即由他領開隊伍，細細教與士兵，而後一一檢看。
這時已經八點，吹號停操，即在操場上與官長士兵共同吃早飯。自總司令以致目兵都是吃的一樣的菜。一樣的飯，完全實行同甘共苦的教條。飯後，操練重新開始，目測距離，利用地物以及各種戰鬥動作，均一一教練，也是先教會了官長，而後由官長去教士兵，切切實實行「兵會者官長先會」之教條（因馬部官長多不會操），並廢棄徒重形式與統制式的教練。
到十點半吹號，召司務長送開水來，喝完水，又操，直到下午四點鐘，方得散隊伍停止操練。惟留營長以上官長，細問其所部一切的情況。有何困難，發生何事，病者傷者多少，病況傷狀如何，而後分別派人去問視傷病。
從操場回來，我即率中級官以上到大講堂，聽講戰術及政治講演，都請由專家名流分別擔任之。講至晚八點，批閱信電，十時始睡，每日都是如此。
長此以往，官兵精神及技術顯著地一天天不同。一日，有曾為靖國軍旅長小名高景娃的前來見我，時值我們朝會已經開始，他即站在牆根下看著我們教練，從朝會起，一直看到下午四點，先還站著看，到後來蹲著，又後來背靠牆壁坐著。
可是他看得入神，總是不走，及至見了我的面，和我激動說：
「你這麼大的年紀，做這麼大的官，還是這個干法，你們真是革命軍隊呀！我們平常只當做了官就是享福，哪兒夢見過這個！」
我看他如此激動，也真是想不到的，即令人擰手巾給他擦臉，婉言安慰之，他在我家同住數日，每天都隨同我到操場看一整天，他才知道我們日常功課即如此規定。
這位旅長雖為土匪出身，但為人肝膽義氣，到處興辦學校，修橋補路，實在是位善根未泯真誠可愛的人物，要不然他也不會那樣地易受感動。
後來，我們出了潼關，任石敬亭為陝西主席，石氏卸任後，即任訓練總監之職，負後方教育訓練的總責。
那時訓練總監之下，共有十六個學校，如高級教導團、軍官教導團、軍士教導團、騎兵教導團、炮兵教導團、機關槍教導團、輜重兵教導團、交通教導團、航空學校、軍械學校、軍需學校、軍醫學校、警察學校、覺非學校（專教犯罪軍官）、軍官學校、政訓班及學兵團等，共有員生八千餘人。
石敬亭字筱山，山東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協學兵，前清時曾考秀才，故寫作俱佳，記憶力極強，考試常得第一。民元灤州起義時他在七十九標任排長，第三營張建功出而壓迫，他首當其衝，九死一生，方逃性命。
民國成立，他至綏遠任參謀及騎兵營長，以吃苦耐勞，為徐廷榮所賞識。我停兵浦口時，徐介紹他來我處，歷任差遣及教導團教官，學生無不敬愛。
其為人肝膽義氣，勤勉惕勵，對主官真心實意，處同僚上和下睦，言動有定則，事事都有計劃，國民軍訓練教育之事，他負責最多，出力最大，功勳是不會泯沒的。後來，他又任山東主席，畢業於陸大特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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