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鄭州會師
劉菊村和熊哲民二位，代表蔣介石來到西安，與我共商鄭州會師大計。
後來，劉、熊二在我處多年，同甘苦患難，皆陸大畢業，學識很深。劉足智多謀，長於打算計劃；熊則沉默寡言，深思遠算。那時，正值桃花盛開，念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語，覺得機會可貴，乃同攝一影，以留紀念。
當時的軍事形勢，大略如下：
平漢路全線都是奉軍盤踞，張學良率部駐信陽南北一帶，隴海路直到洛陽亦為其勢力範圍，萬福林即駐洛陽。而孫傳芳、張宗昌部隊在南京、九江、安慶一帶，長江下游及津浦線全為他們所有。
北伐軍從廣東出來，直到長沙，一路勢如破竹，極是順利。惟武昌費了很大氣力，左右圍攻，方始攻下。
從此，一路進攻南昌，孫傳芳等部集結南昌以西以南相對敵。因為攻下南昌，九江即垂手可得：九江下，安慶即易得手。
南昌為一重要戰略據點，故直魯聯軍與孫傳芳部拒守甚力。這邊左攻右攻，犧牲甚大。然而，北伐軍銳不可當，又以政治宣傳做得好，深得民心，人人怨惡軍閥之橫暴，對北伐軍極力幫助，攻南昌終亦攻下，不久就打到了南京，凡此都有史書詳載，這裡不必細說。
至於潼關內外的情形，吳佩孚在河南鞏縣兵工廠中住著，劉鎮華軍出潼關後，退至陝州靈寶一帶，據聞得有閻錫山源源接濟，槍械彈藥，都有擴充。當直魯聯軍在蘇皖邊境與北伐軍激烈爭奪時，奉軍亦已決定南下，同時，吳佩孚殘部又謀與四川某部及駐鄂北的張聯升聯合，企圖直襲武漢，傾覆國民政府。
潼關以外形勢如此險惡，陝境以內則有麻老九盤踞同州朝邑，田玉潔占據三原、涇陽，黨玉琨占據鳳翔、興平一帶。這些部隊，既不能把他們歸入軍閥集團，另一方面亦始終不肯打起鮮明的革命旗幟。
他們沒一方面不派代表前去接洽，要錢、要官、要槍械，但事實又不聽任何一方面的命令，一直態度暖昧，其目的只為霸占一個地方，死死咬住不放。
若在平時，他們的部隊缺乏訓練力量有限，即算發動起來，亦不足為我們的大患。但是，我們正要出潼關作戰，為貫徹此計劃，必須肅清後方，使無後顧之憂，故派部分頭予以解決。
我軍餉項無著，軍事進行甚為艱苦。其中，方叔平圍同州攻麻老九部，因為物質過於困苦，常常發牢騷。方為真正與士兵同甘共苦的革命將領，每逢宴會，見到一盤菜，亦不免想到士兵的苦狀而難過落淚。
當國民軍敗退時，續西峰被山西方面所囚，及至我到長安，數經交涉，才恢復了他的自由。他回陝北老家住了些時候，即來信請在我處同住。
我約其前來共事，因他為豫督二年，氣質大變，我希望他懺悔自新振作努力。然而，他受他方挑撥，並未能做到我所期望的地方。
我委他南路軍總司令之職，請他收集二、三軍舊部，出荊紫關，下南陽，以截擊吳佩孚。最初，在紅城前面廣場每日朝會，他都參加，表示得極為真誠坦白。
可是，數星期後，他即溜走，給他的任務，全不理睬，一再催促他率部開往南陽，他總不肯動身。哪知他受人唆使，對我已另懷叵測之心。我明白了這個，也就不再指望他了。
劉鎮華駐在陝州，堵著我們的出路。我即派人與之磋商，老實告訴他說：
「你若願意參加革命，望快作鮮明表示；若不然，就遠遠讓開路，免得妨礙我們。兩條路你都不走，那我們沒有辦法，只有派隊伍再與你周旋。」
他接到此話，甚是著急，馬上派了代表王鴻恩來，隨後又連著數次來人，說明他的心跡，自認過去路子走錯，從此誓必改弦更張。聽我指揮，共為革命而奮鬥。
並且，他還請我派人為他組織政治部，以加緊部隊的政治教育，我當他是真心好意，即派令任右民到他那裡。
任右民是湖北谷城人，曾在武昌外國語學校畢業，為人發奮好學，富有革命性。我駐兵常德時他來我處，後來在信陽，曾為我之代表送信到孫中山先生那裡。
這次，他到劉鎮華那邊為政治代表，實在費了很大的精力，冒了很大的危險，即為劉在當時一雙腳踏著數隻船，始終未拿穩主意。在他的左右，五顏六色的人物全有，有王老五、蔡老八之類的綠林朋友，也有各方軍閥的說客。
任右民在那裡住著，從劉相待的態度上即可測知我軍勝敗的消息，我們若打了勝仗，劉即對之十分恭敬，請他一塊兒吃飯，飯菜特別講究，招待特別殷勤；如我們哪一路戰事不利，或是張、吳的說客為他另外設謀定計，劉即倨傲怠慢，茶水沒人照管了，飯菜也大大減少了，時時可為座上客，也時時準備著做階下囚，不知受了多少罪。
劉鎮華如此朝三暮四，我們出潼關的計劃勢已不能延擱，乃決定派孫良誠、方叔平由潼關出陝州，和他周旋。我到潼關檢看沿途所駐部隊，見孫良誠、孫連仲、劉汝明等部雖都在困苦不堪之中，但都生氣勃勃，極是整齊。
我一一召集講話，並以所攜《革命精神書》及《九一七新生命》等書送發官兵，以鼓其氣，途過臨潼，帶便觀覽各處，並題字以留紀念。那時，我尚未用功研習白話文，所題文詞恐怕都有些粗拙不大清順。
其中，題一溫泉名香凝池，題橋名任橋；又刻石，於軍閥罪惡痛加揭露，於本軍中之不努力上進者亦多有譏刺。不久之後，有些人藉口修築溫泉，將所題文字一一毀去。——這都是閒話不題。
那時，樊鍾秀在河南荊紫關一帶與于學忠部激戰，以於部力量雄厚，而樊鍾秀部缺乏良好的訓練與紀律，不能勝，屢次來電乞援。
我原派續西峰由此路出擊，續既不肯奉命，我乃調馮治安、孫連仲、韓德元三部由藍田武關出荊紫關以援樊軍。這次舉動，在道義與戰略上都是必要的。
就道義言，樊是同在一條革命戰線上的友軍，他在困難之中，我自當盡力相助；就戰略言，若樊部不幸潰敗，則于學忠無後顧之憂，即可省出力量封鎖潼關，以阻我會師鄭州的計劃。
基於這兩個觀點，此次派兵援樊，完全出於我十二分的誠意。然而，我們處境亦殊不容易，我必得通盤籌劃後，方可派兵，總不能冒失從事，於人於己都無益有損。
哪知，樊部被敵軍圍困甚急，望援之心過於迫切，只希望援軍到得愈快愈好，打得愈猛愈好，可是忘記了我們部隊自南口敗退，繞道五原寧夏，轉戰數省，直到陝西。喘息未定，困苦萬狀。
馮治安、孫連仲各部並非例外。他們以疲敝之師，接到援樊的命令之後，槍彈的補充是必不可少的。他們行軍的速度不能如當事者所希望，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然而，樊鍾秀不能諒解，等他被于學忠戰敗的時候，他即把所有憤恨都推到我們身上，為將領者往往以功歸己，以過諉人，而不能厚於責己，薄於責人，我對樊也無法解釋。
因為進援樊鍾秀，孫連仲部險遭不測。原來在老河口方面駐有張聯升部，張為大個兒，河北省籍，自民二年以來即為老河口鎮守使，向來是個老老實實做官的人。
當我們正面軍孫良誠、方叔平各部推進至陝州，將劉鎮華軍擊退，續向隴海線進展，而與奉軍萬福林部交戰，正打得激烈的時候，張聯升即派孫良誠的表兄為他的代表，前來我處請委，願受指揮。
其日為3月18日，我即予以三十八軍的番號，仍在襄鄖駐防。其時，武漢方面接濟我們的軍需品，由襄河上運，都得經過老河口。孫連仲部此時援樊，即須與張聯升接頭，而後將子彈分發各部補充。
不料，他和劉鎮華的作風一樣，看見我們此次前線無進展，回頭又受了吳佩孚的命令，將我們軍用品全部扣留，把我們的人員盡行捆囚，突然翻過臉來，對孫連仲加以猛攻。我接到這個消息，憤恨之餘，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只有令正面部隊積極前進，以為應援。
我於5月1日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之職，6日即到潼關督師。這時，我們派遣的正面部隊孫良誠、文叔平、鄭大章等部已由閿鄉東進，靈寶、陝州、觀音堂、澠池等地都次第為我們占領。而劉鎮華退向鐵門新安一帶，獲得奉軍援助，構築了堅固陣地，預備作最後掙扎。
方叔平於23日進至磁澗，奉軍萬福林部五旅之眾，又結合張治公等部，已在娘娘廟楊家溝一帶築了三道堅固陣地。奉軍武器精良，炮火極為猛烈，24日激戰一整天，沒有得手。
25日，孫良誠以石友三為右翼，方叔平為左翼，派第一、二師繞襲敵方右側和後路，以鄭太章騎兵抄襲洛陽以東和偃師一帶，26日拂曉開始總攻，戮力鏖戰，劉軍大潰。孫良誠、方叔平部冒著彈雨爬人新安城，占領了這一個重要據點，萬福林亦支持不住，狼狽潰退。此役，繳獲槍枝三四千，俘獲無數。
我軍於饑寒疲敝之餘，竟能攻下這樣堅城，獲得這樣的大勝，實在難能可貴。這一下，把自南口敗退以來的頹氣完全振作起來了。
同時，從武漢北上的張發奎所部，亦在信陽郾城一帶與張學良部激戰。奉軍受日本幫助，器械除瀋陽自造者外，尤多日本出品，從他們的司令部直到團部，都聘有日本顧問，為之謀劃一切。
可是，張發奎部紀律嚴明，戰鬥力強旺，素有鐵軍之譽，又處處得到人民之援助，每次戰役，奉軍在何處開炮，鐵軍即前仆後繼地向何處猛撲，必將其陣地連同大炮一併奪得，而後甘心。結果，使得奉軍連炮也不敢放，雖有精良武器和日本顧問，亦都無法能起作用。
激戰多時，奉軍終被擊潰，退向鄭州。
在黑石關，經過一次激戰後，我軍以騎兵越過鞏縣，向汜水、鄭州方面攻擊，方叔平部由登封小道抄至密縣，北伐軍亦同時在平漢線向鄭州壓迫。奉軍四面楚歌，恐慌萬狀，分作東北二路潰退，我軍遂於三十日占領了鄭州。
接著，我軍乘勝追擊，亦分兵東北二路：北路萬福林部節節後退，過了黃河，將鐵橋炸毀，使我軍不能渡河進擊；可是，我們賴有鐵路工人相助，他們真有辦法。被毀鐵橋，急切不能修復，即用木料壘於河中淺處，不數日即成堅固橋樑，追擊各部全數安渡過去（若無民眾相助，萬萬不能過河）。
東追部隊於6月1日亦將開封占領。會師中原的計劃，至此已完全實現。
自從潼關出兵以致占領開封，這一段軍事調度指揮，均由孫良誠負責。故第一功勳應屬之孫良誠，其次方叔平出力最多。那時處境艱苦，實非筆墨所可盡述，他們能克服困難，立此功勞，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我們既得勝利，原來投機取巧、首鼠兩端之人，都紛紛前來輸誠，劉鎮華部於退出新安後，即已潰不成軍，張治公則派人前來要求改編或是繳械，張聯升看著我們連獲大勝，知道勢頭不對，乃又觀風轉舵，傾向了我們，立刻將我們人員釋放，所扣械彈如數送還。
這時候，吳佩孚被逼的不能在鞏縣立足，在經過老河口奔向四川時，張聯升即隔河予以猛烈炮擊。此舉出吳意外，死傷至慘，吳的秘書長張煌言，亦被打死，吳夫婦九死一生，狼狽逃出性命。
張聯升即以此次功勞，作為向我們表示懺悔的進見之禮！這期間，在長安也有一些可記的瑣事，帶便在此一述。
在長安的期間，為了公務的必要，和我過從最密的要數于右任先生，那時，於住省長公署改造的省政府內，我常大早起來，到那邊找他談話。每次，總在街上買一種糯米、紅棗、豆子之類合熬名為「京糕」的食品，隨身帶了去，和於先生一塊兒吃，每人各吃一斤，作為早餐。
此物又是美味，又富於養料，真是平民的燕菜，西門北首空地中還常見有一種雁群。比家鴨為大，形狀甚是美觀、往往一群三二十隻。看見人走近了，它們才慢慢飛開。在別處從未見過。據本地人談，即是《詩經》上《關關雎鳩》篇之所謂雎鳩。
由於城中街市的不清潔，急要提倡掃除，以重衛生。此事得各方面贊成。俄顧問談及他們國內凡公益之事，無論男女老少人人參加，收效較多。我贊成他所說的，於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亦都出馬。
我們倆同抬垃圾筐，滿街清理，人家見我們如此，也都熱心地動手，這樣的大掃除曾舉行數次。
長安被圍之時，軍民各界陣亡的人太多，乃與於先生商議，築一大墳，又將昔日第十師義地擴大範圍，將國民聯軍此回因守城及解圍而陣亡的官兵一一入土。同時，開一盛大追悼會，宣傳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之事。
以後每逢紀念日，即往祭祀；清明節時，我親率官兵上墳添土，以示生共患難死不相忘之義，又建一大碑，說明西安解圍的經過。
本來還打算建座祠堂，曾在城外看定李先生祠的附近地基，價亦已講好，只以經濟拮据，軍事亦太緊張，終未得償願。
有一位胡蘭生大夫，原在上海行醫，他是我的朋友浦化人的老同學。在五原誓師的時候，醫藥方面過於缺乏，浦化人和我談及，說胡先生內外科都好，願自備盤川並攜醫藥器物，到我們部隊中來隨軍服務。對此至仁至義之舉，我極表歡迎，當即電約。
及至胡先生趕到包頭，不巧正碰上張作霖對韓復榘「送客」的時候，他人地生疏，躲無可躲，逃無可逃，結果把所攜醫學器械，完全丟光，長途步行，來到西安。
因為勞頓過度，一到西安，即患傷寒病，熱度極高，鼻孔流血，臥在醫院中。我常常去探看他，每次總以鮮花相送，以表敬佩掛念之忱。胡先生為獻身革命，效忠祖國，不惜傾家蕩產，萬里繞道相投，不為名，不為利，定要和我們一塊兒來受罪。
當其脫險到軍之初，猶力疾每日為官兵診病，及至病得沉重時候，日夜囈語，仍是掛念著官兵的傷病，這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現在已任中央軍醫署署長之職，當更能為國獻其所長了。
又從前曾為我參謀長的蔣鴻遇先生此時亦病在西安，住西北城角一蒙古喇嘛廟中養息，他在民元革命時，曾為雲南護國軍營長，速成三班學生。此次因乘火車在大同撞車，受了震動，自此患病，忽輕忽重，醫治無效。
我於公務之餘，每星期去探視他兩三次，見面握手長談，極是親熱。蔣為人有骨氣，可稱國家大材，可惜未能使其大大施展。
有張鳳翔者，1914年時，我路過此地，他正為陝西督軍，曾為陝西議員，是一位老革命黨。這回，我到西安，特意訪請他出來，給以高等顧問名義，希望他可以為地方出些力。哪知，他住了數日，即不辭而別（某日約同閱兵，找之已走），潛赴山西運城。
我想定是受政客們的挑撥，以我們這裡為太左太紅，背地裡拿話恫嚇他，使他不安之故。以他一位革命家，我竭誠請他出來，而他竟如此溜走，使我無法向他解釋。
甘肅省黨部一面和當地的軍政互相摩擦，一方面他們自己內部亦互相水火，分出所謂胡派、汪派、左派、右派的名目，彼此掣肘搗亂，糾紛層出不窮。
我在西安時，他們常來告狀，我惟有下工夫為之調處。把甲方請了來，談一回：又把乙方請來，談一回，總是勸他們消釋偏見，以大局為重。有的還以我的話為然，有的則當著面就和我辯駁起來，徒為意氣之爭，然而，他們總不悔悟。
隨著軍事的進展，黨派的糾紛，已經普遍地從內部的醞釀，而日益表面化。在陝西省黨部中，劉伯堅是共產黨，于右任先生是國民黨，我也是個剛上跳板的國民黨。
黨部裡面種種明爭暗鬥，我雖不明白其複雜錯綜的具體情形，但我知道顯然有此事的存在，而且我也知道像那樣鬧下去，將來必定會出大亂子，而影響整個的國民革命的完成，我方時時刻刻以此為憂。
我在潼關召開會議的時候，忽然有人提出倒蔣的口號，同時，街上也貼滿此種標語。
最先提出這口號的是唐孟瀟先生的代表。此人曾在蘇聯東方大學讀書，口才頗佳，許多朋友都從而附和。
我覺得，剛剛還是一致擁蔣，轉過臉來，就是倒蔣，到底是怎麼回事？再說，目前正是軍事緊急的時期，我們的惟一目標就是打倒軍閥，完成國民革命，所有力量，都當集中於此，不容分化。
現在，孫、張、吳、褚之類還保有著他們的實力。奉軍在平漢、隴海線張牙舞爪，急圖捲土重來。我們境況如此之困，反動勢力尚是如此強大，我們革命陣容內兢兢業業，團結一致，猶虞不足，豈容再有分裂？
於是，薛子良依照我的意思力爭，唐先生的那位代表看見我們態度如此，沒有再開口，不久就走了。
國共分家開始了，武漢方面的清黨運動也雷厲風行地展開了，這事波動到我們這邊，人人都感惶惑與不安。
比如黃少谷，原是李大釗先生介紹來我處的，他就極力表明，說自己雖是李所介紹，但並不是共產黨，請我相信他云云。我就向大家宣告，軍中當聽主官的話，不可隨人做主，也不要輕聽謠言，自己擾亂自己。
此事關係太大，萬不可輕舉妄動，我們必得明白了底細，而後再做區處。如此三翻四覆地說，人心才稍稍安定。
那時，我正住在潼關，指揮前方軍事，並檢閱陸續開拔的部隊。一日在野外對部隊講話，我力說此時大家當精誠團結，萬不可自己搗亂云云。
散後，我即回文廟中批閱文電。此時我們總司令部中人員都在廟中另一邊聚會。一位青年在那裡講演，對我剛才野外講話的意思大發議論，我慢慢走到那邊去，看見那位青年朋友大約十八九歲，不過初中畢業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職員。
他還繼續講著，我忍不住地說道：「我已經一再地和大家講過，我們不要輕舉妄動，隨聲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們自有主張。」
這樣的青年兄弟，不知道什麼叫做軍隊的紀律，什麼叫革命的紀律，完全憑著血氣之勇和一知半解的知識，胡沖亂闖，真使我難過痛心。
翌日，在文廟外空場中舉行朝會，官兵以及全體政治工作人員都在場，我於講話時節著重於解釋所謂「平等」兩字的意思。
前方軍事既已進展到鄭州，武漢方面的部隊亦陸續到達，政府及中央黨部許多朋友亦多到了鄭州，派劉菊村和熊哲民二位到潼關約我前去會晤。
此時，我已調宋哲元、石敬亭來西安主持後方，石時為參謀長，為人能耐苦實幹，任勞任怨；宋亦忠誠實在，能夠擔當。（後來西安鬧的很多麻煩，多賴石、宋二位調處，未出亂子。惟三原、涇陽各部隊，不聽命令，麻老九、黨玉琨等時時相機擾亂。宋明軒一步步予以收拾，亦得安度過去。）
然後，我即由潼關出發鄭州，從靈寶乘火車前往，我們自在包頭撇了火車，走了數千里千辛萬苦的路到了陝西，此時聽到火車的叫聲，人人覺得歡喜高興，在車廂一路大唱其打倒軍閥帝國主義的歌，聲震天地，真是熱鬧。
同行者有何其鞏，我在車中仿《出師表》文調，擬一調和寧漢分裂的文稿，拿給何看；何只說好好好，不置一詞。想來必是我那文作得不通，沒有評改的價值，而他又不肯明言，所以如此表示。
我受此刺激，即立下決心，要發奮學寫文章，以求明白寫文章的甘苦與方法。後來在汾陽在泰山，曾請許多朋友為我講文改文，自恨天資魯鈍，進步太慢。但我定時時要做小學生，時時抱一重新學習之志，努力不懈。我如今年六十，比之先賢梁灝，我尚是個青年呢。
在河南新安縣，我下車看驗工事，自靈寶至新安，看古代戰場。楚霸王攻秦，坑秦師二十萬，信陵君統六國之師攻秦至函谷關等，都在這一帶地方。
在洛陽，我亦曾下車走看，其地有芒山，即邙山，滿山皆古代墳墓，曾經多次發掘，百姓亦結為發掘隊，掘得古物，出售於外人。上有司馬懿墓。又距洛陽城南不遠，有關帝冢，有謂冢中只埋一頭，又有謂只有一身子，沒有頭，都曾去憑弔一番。
關帝冢南為伊闕，兩山相對，望之如闕，《水經注》稱為大禹疏以通水者。洛水由此經過，石壁上有許多大佛像，都少鼻缺腿，毀損不全，不知何人所為，也許是因為魏晉各代以佞佛亡國，後人故恨而毀之，其他滿壁皆刻字，即所謂龍門十二種的便是。
其筆畫斜歪，如修腳刀形狀，甚不方正，然以其是晉字或魏碑，人多爭購拓本，以資臨摹。
王鐵老甚不佩服這等字，以為不過當時工匠的手筆，說他們不一定識字，哪會寫得好字？後人泥古，總以為古代的就是好的，值得模仿的，其實可笑。我以為鐵老的話不為無見。
我從潼關動身時，鄧演達先生曾來，聽說也是為活動反蔣。因有人告訴他我們的態度，故未對我開口。此次途中同行，因為沒有人為我們介紹，所以也未深談。
及至到了鞏縣，我去參觀兵工廠，又遇到鄧先生，聽他對工人講話，態度懇摯，言辭有條有理，很可佩服。工廠中實行八小時制，沐浴及其他衛生設備，都頗有真正的改進，絕非徒尚空談者可比。
車到鄭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許多軍隊與人民團體，汪精衛、徐季龍、顧孟余、譚組安、孫哲生、唐孟瀟等人亦都親來歡迎，這情形出乎我的意料，覺得實在愧不敢當。
我背著把雨傘，穿著一身棉布褂褲，束一根腰帶，下車一一握手，自10月11日開始，連續開了幾次會議，商量組織河南省政府並設立開封政治分會的事。
軍事方面，解決隴海路以北，平漢路以東的敵軍，都由我們二集團軍負責肅清，唐孟瀟所部各軍，一律撤回武漢，藉以整頓休息。
此次，得與張發奎將軍晤面，為最可高興之事。張將軍為人誠摯爽快，人品學識都是第一等的，真是黨中忠實同志，軍中有作為的將領。
哲生、季龍兩位先生和我詳談武漢的情形，指出許多方面，第一是誇張的宣傳，例如每一次的開會，總說到了二十萬人，或是十多萬人，而實際到會的人眾連一萬也不夠。第二是社會秩序的紊亂，只以商店一項來說，就有百業俱廢的趨勢。他們在衣鋪定做兩套衣褲，過了約期，老是取不到手。
老闆說，我們現在都是處在打而不倒的境地，裁縫出去遊行，我們本要停止營業，可是停業又要受工會的處罰。現在勉強開著，事實上等於停業。你們做的衣服不要說兩個星期不能交貨，就是再過兩個月，還是不會做得出來。市面上情形如此，其他方面可以想見。
第三，各機關團體依舊不脫舊時散漫泄沓的惡習。比如開會。僅是十幾個人的一個會議，召集起來也不容易，往往規定兩點鐘開會，四點鐘還不能到齊。
會桌上，水果點心擺得滿滿的，西洋點心、美國橙子，一切都是窮奢極華，舊官僚的習氣全都學會了。他們從未想及自己正在於的是什麼事，人民百姓過的什麼日子，前線上拼血肉的弟兄們吃的什麼？
他們說的這種種情形，都無半點誇張，因為我此回到鄭州，連開會議，亦有同樣情形，汪精衛就多次不曾出席。
我忍耐不住，因編一副對子，給他寫好送去，那聯文是：
一桌子點心，半桌子水果，那知民間疾苦；
兩點鐘開會。四點鐘到齊，豈是革命精神。
對聯而外，再加一張橫批，是「官僚舊樣」四個字。
這雖未免過於刻薄，但確是當時革命政府官吏的寫實。聽說，汪對此甚為惱恨，在許多朋友面前說我。
又得見何雲樵先生，承談湖南情形，也是糟成一團，何所部都是湖南人，此時駐在河南，時刻懷念家鄉，不能安心，急著要回湖南老家去，這都是當時的事實。
寧漢兩方意見越鬧越深，但真實內幕畢竟如何，我一點都不清楚。此次參加鄭州會議的朋友，有的曾共患難，有的為我素所欽敬。
他們都是個中人，我正想乘著會議完畢的時候，和大家詳細地談談，把各項問題討論討論，商量一個辦法。可是，想不到他們突然間說走就走，怎麼也留不住。
我到車站送行，問他們何以來去如此匆忙，都說武漢有要緊事亟待料理，故不能耽擱。我心真是有點納悶，後來才知道，是因為陳某拍給他們一個電報，說我已與蔣介石勾結好了，此次要在鄭州扣留他們。
唉！這話哪裡說起！曾參的母親方在織布，有人告訴他說。曾參殺人了，曾母不肯相信；第二個人又來說，曾參殺人了，曾母覺得可疑；說到第三次，曾母竟相信曾參真的殺人了。謠言之可怕，有如此者。
此事至今想來，一方面我以為是許多朋友那時恐怕還不真認識馮玉祥是個什麼人：一面我也要承認自己的過錯。
我的錯誤在哪裡？就是這個老粗太老實，太坦直，不會周旋應酬。我若是能隨和隨和著請請客，說些好聽的門面話，使大家——其中汪精衛一人最有關係——心裡痛快痛快，當也不致如此。我一生吃虧就在此類地方，老毛病恐怕總改不掉了。
我在鄭州，住一所教會的空屋子中，有一位濟汴學校校長史愛禮來見我。史為美籍，個兒與我相似，大眼睛，話語緩，很是溫和典雅，1922年我們就已結識，算是一位老朋友。
他在地方熱心公益，很得人民愛護，教務之暇，致力於畜牧之事，在他學校中養著許多牛羊雞鴨，牛和雞都有「種牛」「種雞」和「肉牛」「肉雞」之分。「肉牛」「肉雞」專供人們吃的，而對於配種之事，極是考究。
比如，以一種矮牛和高牛交配，所生小牛品種即特別優良，價錢也大，羊和雞鴨也都注意擇種，我對這種生產事業，素感興趣。我說，農家若多能經營此類副業，即可增加收入，否則將益見貧窮。
他又拿出許多畜牧雜誌給我看，各類家畜的飼養與選種之研究，都各有專刊，各有專題，他又談在彰德有一外籍人士，亦喜畜牧，一日坐樹下看書，冷不防被自己養的一頭牛一頭頂過來，競被頂死，這也是從未聽見過的事。
那時，我常和他談自己想到歐美各國去讀幾年書，他極是慫恿，並要我制辦西服，把他的西服拿給我試穿，教我穿用和打領結等等，我就常穿他的西服見客，後來到北平，曾自製西服，穿著總覺得不慣。
我覺得，西服有兩個大缺點，一是領子太硬，又用釘子釘，用帶子縛，不但煩瑣，也太不合衛生，工資材料手工都太貴，非一般平民力所能勝。此外，還有一個小缺點，就是全身都是零碎布塊拼湊而成，若衣服破舊了，連一塊整布也找不著。
我素不喜中國的長袍大褂，以為使人委靡懶怠，必須改良，而且用布也太不經濟，記得南京舉行第一次國民會議，討論衣服的問題，我以為亦不可定要模仿西洋衣服，那也太繁文縟節。
我常穿的鄉農的短布褂褲，我自己覺得極好，但人家總以為奇怪，中山先生提倡的中山服，今日已漸盛行，這才是中西兼長，至美至宜的服裝，我真佩服極了。
津浦線上的北伐軍此時已經占領徐州。蔣介石和胡展堂、李德鄰、白健生、張靜江、李石曾、吳稚暉、李協和等各位都將陸續到那裡約我前去會晤，我也亟欲藉此機會能對寧漢之間的紛爭，盡一番調停之力，所以欣然前往。
車到歸德，看見站上滿滿的數列車隊伍正要向北開行，派人打聽，知道是湖北某某兩部分的部隊，此刻已為高某所收編，高為二軍朋友，資格實在不老，而所收編的兩部將領，都比他資格老得多。
我在鄭州時，高曾來見我，談到收編的事，我就老實和他說：「你的能力和志氣都是很可欽佩的。不過，你的資格都不及他們，若他們意在利用你以為掩護，將來你必後悔。」
我的話說得太坦直，太露骨，當時他很不樂意。但後來我的話果然證實，所收編的兩部至重要時忽然叛變，一個人做事，若不揣度別人，衡量自己，也不慎察環境，到頭不得良好結果，是當然的事。
我們的車子過了碭山——距徐州還有一站——遇著蔣介石親自乘著車子前來相迎（那時蔣為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會晤。
我們同坐一車，且走且談，一直到了徐州，許多朋友都來見面，他們都住花園飯店，大家聚談，討論的就是北伐和清黨的兩個主要題目。我是堅持團結一致完成北伐的主張的人，故仍本著平素態度，極力說我的調和寧漢的意見，以為分則必致功敗垂成，軍閥及帝國主義者時時巴望著我們分裂，我們必得以大局為重，竭力相忍為要，全是我心坎中的話。
當時，頗蒙大家贊同，吳稚暉先生十分高興，便自告奮勇地替我擬了一個通電的稿子。我仔細看了數遍，改了數處，因為此時我的立場應該站在當中，說話無偏無倚方妥，而吳先生代擬之稿，則不免稍偏南京，有些地方太不像調停者的口氣。
這個電稿左改右改，惟恐把事情弄糟，直到自以為十分妥當，而後發出，但汪精衛仍是極不高興，等我回到鄭州，他即來電報反駁。
後來我才知道汪的脾氣，凡事都要占個第一，若不恭維他是第一，不說他應高高站在蔣、胡之上，叫蔣、胡全受他的支配，則他必不高興，這就是所謂「領袖慾」，這毛病不但可毀自己，亦可毀國家，我當時旨在調停紛爭，故對於他的電文，亦只好含忍不理而已。
次日，承許多朋友在花園飯店開一盛大歡迎會。我講演的題目是「南赤北赤交流」。因為張作霖，吳佩孚等軍閥都說我們赤化，南赤就是蔣介石，北赤就是馮玉祥。我說，誠如所言，我們是赤化了，哪裡赤化？就是赤心赤膽，流赤血以救赤子，除此而外，我們何處赤化了？接著，吳稚暉先生也以「紫氣東來」為題，說了一回歡喜高興的話，當即與蔣先生聯名，共發一個堅持北伐的通電。
此時，我看清了一點，就是奉直魯以及孫傳芳等軍閥依舊保有相當實力，正虎視眈眈地窺伺著我們。
他們倘若得到帝國主義者的援助，趁著寧漢分裂的時候，重整旗鼓，大舉襲來，則我們國民革命的前途必受巨大打擊。
因此，我一面趕著從徐州回返河南，做一切必要的布置，一面仍繼續連電勸告寧漢兩方，消釋意見，團結努力，以完成北伐的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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