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豫東大戰
我到鄭州的時候，接到汪精衛從廬山來的電報，他通知我鮑羅廷即將由漢口經過鄭州回俄，請我把他扣留並殺之。
我心裡想的說，你要害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漢下手？他顯然學的曹操的做法，想殺禰衡，自己卻不下手，把禰衡送給劉表，劉表又藉手於黃祖而殺之。可是，我決不是黃祖。
等鮑羅廷到了鄭州，我特去接他，留住幾天，談話數次。而後，派了張允榮和李連山二位置辦了一點禮品直把他由潼關經蘭州而送至庫倫，使他平平安安地回返蘇俄。
昨天同在一個桌子會議，今日無緣無故就要翻臉相害，這等事我是萬萬做不到的。
和鮑羅廷同車到鄭州的，還有鄧演達先生，想必也是聽見什麼謠言，對我懷了疑忌之心，竟扮做鮑羅廷的汽車夫，以為我們就不認識。
我覺得，這也是不認識我的地方，大可不必如此。我何至聽從汪精衛的話，來加害於他們！
在河南以及在我們二集團軍中的共產黨人員，我用一軍車向武漢送走，劉伯堅等許多位同志，半途就下車他去，顧問烏斯馬諾夫我也送他回俄。
我告訴他，蘇聯是我們最忠誠的好朋友，這回我返國參加革命，幫助我許多槍械，派來幫助我們革命的朋友至誠至懇的努力，犧牲性命的也有，我等豈有不感激之理。但是就事論事，許是由於對中國情形隔膜，第三國際的許多辦法，實在也有不妥當的地方。
還有一位朋友浦化人，是我為陝西督軍時認識的，他為人富於熱情，堅毅果敢，同我共處甚久，其在張家口辦一學校，亦頗有成績。
五原誓師時，我派鹿鍾麟到蘇俄考察，他亦隨鹿同去。他到莫斯科後，加入了共產黨，成為一個忠實活動的共產黨黨員，可是我並不知道。
不久，他隨鹿等回國，鹿任河南代理主席，我即發給他三千元，派他和另一位名董賢武的朋友，負責辦理鐵路工人的福利事業。一天，他忽留一字條給我，悄悄離開鄭州，所領款項亦不報銷。
我不相信他會做攜款潛逃的事，派人查問，才知道他把錢這個三十那個四十地散給了窮苦工人，他自己並未取用分文。
1928年在南京的時候，他的老太太托人來見我，說願變賣家中田產，以清償此款。我說：「那錢他都散給了勞苦的工人們，並無一文人了他的私囊。這還要賣田賠償做什麼？」
1931年我到上海。曾與浦先生見面，那時，他為商務印書館編輯。1936年我在南京，他由獄中寫信給我，請我替他設法保釋。
我即拿著他的信去見蔣介石，把他的出身為人以及一切實在情形一一詳告，蔣說查一查，沒什麼事即可釋放，後來終由憲兵司令部審查數次，交請鹿瑞伯保釋出獄。
我從徐州回來，先到開封，派薛子良為代理主席，負責一切政治事宜：而後即到鄭州，致力於軍事的調度。此時，寧漢正鬧著意見，革命陣線為之動搖，大江一帶甚至有爆發戰爭的醞釀，而奉直魯軍閥時刻眈眈而視，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來一個大規模的襲擊。
我為了鞏固河南，乃集中部隊，由鞏縣渡河，對立足未穩的奉軍施行襲擊，其萬福林等部不支，被孫良誠、吉鴻昌部如風捲殘雲一般，一直打向新鄉潰退，彰德、衛輝、懷慶，所謂河北三府的人民亦群起對奉軍截擊，斬獲無算，各該重鎮均次第為我克復。
經此大捷，河南局勢暫告穩定，但我深知道，軍閥必不甘休，未來的大戰將緊隨而至，乃積極整頓內部，將若干動搖的部隊予以收編，藉以應付即在目前的暴風雨的襲來。
劉鎮華自從陝州及新安潰敗，退到禹州一帶，勢窮力蹙，屢次派人前來輸誠，我為免得他們再和張作霖等勾結，即予收編，給以第八方面軍番號，令負由曹州推進濟寧的任務。
他們的部隊多是蔡老八、王老五之數的烏合之眾。無所謂紀律，無所謂訓練，接奉命令後泄泄沓沓，花了一個多月的時光，才慢慢開拔完竣。後來，從他的駐區中訪察，知道此時他們仍和軍閥方面不斷地接頭，並沒有放棄投機取巧的企圖。
一天，劉鎮華為領餉項及委令事到鄭州來見我，我和他暢談革命的意義和愛民為國，努力訓練部隊等問題。那天，我們一同吃飯，飯很簡單，僅有水餃而外有鹹菜一盤，不想到他便不勝感想，問我道：
「你何必這樣自苦？這樣的飯，怎麼吃得來呢？」
我笑道：「我也贊成吃好的、穿好的享樂生活；不然的話，還要革命做什麼？可是有一點我要說明白，我說贊成享樂，可不是指個人享樂而言，我是指民族社會普遍的享樂，人民大眾個個都過自由幸福的生活。
你看看，現在百姓吃的什麼？士兵吃的什麼？我們自命為革命軍人，到底幹什麼的？我們縱有珍饈羅前，可以下咽嗎？」
他說道：「您說這個話，我倒要勸勸您。你老是百姓如何，士兵如何，難道百姓是人，我們就不是人嗎？我們只應該想著百姓和士兵的利益，就不能為自己的利益設想設想嗎？」
我告訴他說，社會的構成，主要的是人民大眾，不是軍人或政客，我們不應當把自己視如特殊的人物，整個的社會是分工合作，各司其職。
工人為社會建造生產，農民為社會供應糧食，我們軍人的責任就是為社會剪去賊民肥己的強盜，打倒出賣國家危害民族的軍閥官僚。
接著，他又跟著提出一個問題，說是我們性命只有一條，若是為人民為國家犧牲了，豈不就完結了嗎？我就說，我認為個人生命小，社會的生命大，犧牲個人的生命而保全社會的生命；犧牲少數的生命，保全大多數的生命，就叫做成仁取義，這是人生最崇高的意義和目的。
即使就個人言，亦可為自己留下榮名，傳之萬代而不朽，則其人肉體雖死，精神永生。俗語說「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也就是這個意思。
他遲疑了半晌說道：
「一個人死就死了，還管什麼名不名做什麼？就是死了遺臭萬年，他本人反正是不知道了，有什麼痛癢？」
我很吃驚，他竟會說出這種話，我說：「人死了失去知覺，後世的唾罵，固然與他本人無關；但儘管如此，一個活著的人，除非他喪心病狂，總是愛惜名譽，想往好里做，誰也不會甘心愿意地要做一個受人鄙視、遭人唾罵的敗類及惡徒。」
這一天，我和他談得很久，最後我問他部下現有多少人，他說有八萬多人。我說：
「你尚有這許多人，是值得高興的事，將來開上去與張、吳等軍閥作戰，即是很大的一份力量。」
他很注意我這番話說：「我一定本著總司令的意思盡力做去」。接著，他就回到考城他的部隊中去了。
我從潼關出陝的時候，靳雲鶚就派了代表與我接洽，表示願意歸我指揮。我和靳雲鶚相識，是在1920年我在信陽駐防的時候，那是他任第八混成旅旅長，駐鄭州，一次他來信陽，我約請他參觀我們部隊的體操和各項特殊訓練。
不久，我以餉源問題與趙倜動武，他亦對我表同情，那時期我們過從很密，他也有許多地方對吳佩孚不滿。末後，我由豫赴陝，臨別他十分誠懇地規勸我說：
「你們部隊，紀律嚴明，處處能獲得人民愛護和好感，只是所駐之地，總要破除迷信，把泥菩薩毀去，把廟宇改做學校或工廠。這在你原是好意，可是百姓不了解，往往以此類事引起人們的不快。」
他這種坦白的忠告，使我非常地感激。1922年，我們在鄭州同打趙倜，又共了一次患難，彼此之間的感情顯得更進一步。不過，因為那次沒有償他當河南督軍的心愿，不免常常不高興。同時，又因其胞兄靳雲鵬身為國務總理，他競驕盈得意。一天天地向官僚腐化的路上走去。
其最出名的就是懶惰，由於菸癮太大，早上總起不來，常常有約會，到時卻不起身，弄得副官在臥房門口跺腳，他還是不動。這次，他派人對我如此表示。我以為曾共過患難的老朋友，而今能站在一條線上來是很可喜可慰的，故即接受了他的誠意。
此時，他為河南保安司令，駐郾城，一天到鄭州來見我，談起防務的事，我和他說：「這時候你最好能帶你的部隊去進攻山東方面，你若需用什麼東西我可以設法接濟。」
可我看他的意思，不願意擔負這個任務。因為，他一開口便向我要一百萬元的開拔費，我們那時艱苦萬狀，我到哪兒弄這一筆大款子去？
他返防後即無音信，令其進兵山東，總不理會，只顧今日向我要三十萬，明日要五十萬地強索，得不到手乃背後亂說，張聯升一次要來見我，他勸止他不要來，說馮某人天天叫窮，簡直六親不認。
此時，寧漢兩方越鬧越僵，訴諸戰爭的空氣已愈益濃厚。這時，龐炳勛從湖北來，他原是國民三軍的將領，又是多年老朋友，我便直截問他：
「你到這裡來怎麼個意思呢？」
他說：「武漢的軍隊馬上就要打南京，我鬧不清他們鬧些什麼，我決不參加他們的戰爭。我願聽總司令的指揮，請你答允我。」
我就很高興地說：「這好極了，你快把部隊開過來吧。」他回去之後，便把部隊一列車一列車地運了過來，我令其開往歸德歸鹿鍾麟指揮。
楊虎城亦由陝西來電，要求出關殺敵。我說，這很好，可是餉項彈藥目前不能接濟，只好你自己設法。他回電說，什麼都不需要，只需要出關的作戰命令，死也死在前方，決不能老在後方待著。
我乃撥車把他及其部隊接了出來，亦交鹿鍾麟指揮。此外，呂秀文、王金鈺及趙倜舊部常好仁等部亦予改編。張聯升、秦建斌及閻得勝等部，也從豫南開來，我即把他們分別撥歸韓復榘、石友三、孫連仲指揮。
我在鄭州住著，專辦以下幾件事：第一是製造軍械，一方面令鞏縣及開封兵工廠日夜加工，儘量趕造機關槍、迫擊炮並修理歷次戰役所繳獲的軍械，派王某、陳某和吳老西、尚得勝等數位負責；
另一方面，令河南各縣趕造各項鐵器，分發各部以濟彈藥之窮，令吳樹榮等數位負責。
第二是補充兵員，著手須在河南各縣招募新兵，申令負責者注意兩點：一須多派宣傳人員向人民宣傳三民主義，二辦事者謹慎自愛，與地方接觸時萬不可到縣府受款，或做些占人便宜的事。同時，派人嚴查追究。
這一次，韓復榘、石友三、孫良誠各部都補充到二萬四千人左右，總計第二集團軍所轄各部約有二十四萬人。
第三、除槍械而外，被服糧秣則派賈玉璋、傅正舜、魏宗晉等負責，亦都準備停當，使無匱乏。
第四、編印多種小冊，有的關於主義的宣傳，有的關於教條的說明。由參謀處、秘書處及政治部人員如曹浩森、秦德純、簡又文、黃少谷、孟憲章等分配辦理，並令各部加緊政治訓練。
第五、各路防務重作調度，令鹿鍾麟部開到豫東，孫連仲部開到豫北，孫良誠、馬鴻逵等部則集中開封、鄭州以為諸路策應。
這時候，我們的處境很是危險，黃河北岸到大名一帶皆屬於奉軍勢力範圍，自歸德等地為我們占領，一般人民受反動宣傳，以致紅槍會四起襲擊車站。在那邊任政治工作者為簡又文，一次在彰德工作，紅槍會忽起，嚇得躲入一店的錢櫃中，幾乎遇害。
簡先生完全學者，光明正直，熱誠不苟，而不知機巧，故遇此變，於此足見宣傳之重要，若於部隊未到以前作一次普遍深入的宣傳，當不至有此等的亂子。
在東面，徐州外圍以及碭山、曹州一帶，都是張宗昌、褚玉璞和孫傳芳軍隊環繞著。在我們內部，劉鎮華不奉命令，遲延不動，袖手觀變。靳雲鶚對我不滿，暗中和孫傳芳、張宗昌及當地紅槍會勾結，企圖趁機攫取河南以償夙願。
而張聯升及于學忠則在鄂北豫南亦對河南瞪著眼，不知道打些什麼主意。樊鍾秀因上次請援事對我誤會，一直沒有消釋。
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東路敵人動了，直魯聯軍徐源泉、王棟、褚玉璞、袁家驥、方永昌等部約十餘萬人大規模進犯歸德，鹿鍾麟率楊虎城、龐炳勛、王金韜、常好仁、呂秀文等部約五萬人在楊集與馬牧集一帶與之對抗，戰爭極其激烈。
對陣中，我方軍力顯得單薄，有些人便說：「這是緊要關頭，馮總司令為什麼不把基本隊伍調上去？」他們只知道空口說白話，可不曾想到，我們此時不只東路一面受敵，劉鎮華等給我的後顧之憂，亦必須顧到，孫良誠等部隊萬萬不能開赴前方的。
我的謀算並未落空，不久，劉鎮華部姜明玉等，趁前方緊張的時候，相繼叛變，與敵軍劉志陸、潘鴻鈞等部會合，將柳河李霸集等處占領，切斷我們前方部隊的歸路，這一下，使我打了雙料兒的敗仗。
鹿鍾麟急忙向太康柘城一帶撤退，剛剛退回，鐵路即已斷絕。當他過馬牧集時，幾乎被潘鴻鈞所俘。潘太聰明，每占一城，與各方面勾結，今日勾劉，明日勾孫，此次即乘人之危，心懷不測。
龐炳勛、楊虎城不能支持，退向安徽潁、毫，龐、楊皆在那邊和第一集團軍接洽。結果，只楊虎城接洽成功。我的老朋友鄭金聲，時為劉鎮華第八方面軍副總指揮，駐劉部姜明玉處，此次竟被姜明玉等擄劫而去，解送張宗昌處獻功。
在同一時候，孫傳芳進攻徐州，第一集團軍不能支持，亦向後大退，徐州重複失陷，李組紳先生從鄭州來見了我，問我何不救援徐州。
李雖為商人，但與政治頗密切，為人厚道穩重，熱心有為，只是不免有點神經過敏。
我就安慰他說，我們處境如此，稍有疏忽即有被消滅之虞，事實上是自顧不暇，哪有力量進援徐州呢？但我們當勝不驕敗不餒，只要再接再厲，勇往直前，沒有不成功的。
俗語說「話是開心鎖」，至此，他方了解我們的苦衷，轉憂為喜。
此時，孫連仲、馮治安、韓德元等部駐信陽，監視靳雲鶚的行動，我乃再由黃河北岸調回孫良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靳雲鶚猛烈夾擊，一戰大敗之，把他驅出郾城。
靳率殘部向項城、上蔡一帶退去，當我們東路部隊紛紛退卻的時候，我正在信陽檢閱駐軍，蔣介石此時派駐我處的代表方聲濤（字韻松）先生為一大軍事學家，亦約請他同檢閱。
方先生為革命曾多次受傷，臉上亦有許多創疤，後來數次任軍長總司令之職，身體吃了大虧，但精神依然充足。
這次檢閱在野外舉行，我怕他不宜於步行太遠，要替他雇轎子，他堅決不肯，走得滿臉大汗。我將部隊細加檢閱。最後，檢驗擔架隊，我自己坐了抬子，試驗木床和繩子是否牢靠。
事後，方先生向我談他對於此次檢閱的感想，夸許我雖臨危境，而頭緒毫不慌亂，猶能從容自在地處處留心，同時，他說我們部隊精神振發，個個如鐵打的一般，無半點頹喪氣象。故相信我必能給敵人吃一次大虧，很快地挽回困局，轉敗為勝。
接著，我派孫良誠率同馬鴻逵部開向杜良寨及杞縣一帶，以右翼倚杞縣。左翼倚黃河，構築陣地，以解決姜明玉並反攻直魯軍，方聲濤見了孫良誠讚許其為一員大將。
這方面布置完妥，同時，豫北方面的奉軍已在彰德附近活動起來，我即趕回鄭州，一面派部增厚豫北防務，一面連電閻百川先生，促其趕緊出石家莊，以抄奉軍後路。
山西所派代表崔文玉，也是一個小心謹慎的先生，我請他幫助催閻出兵，可是所得結果，仍是持重不發。
黃河北岸的敵軍越逼越緊，我只有接二連三地打電報給孫連仲、韓復榘，限令趕速去擊退彰德方面的奉軍，俾可抽調兵力應付東路大戰。
孫、韓乃努力衝擊，這一回，張學良所部受一重大打擊，後退一百多里。孫、韓追擊一陣，迅速退回，連夜構築了非常堅固的陣地以資守御。
東路馬鴻逵方面連電告急，我打電話問孫良誠前方情形究竟如何。回答說還能支持一個月。我說，不必定要一個月，只須能守得七天，就有辦法。
那時，我所擔心的是東路張、褚和北路奉軍同時動作，幸而他們聯繫得不好，當孫傳芳南攻第一集團軍，張、褚進攻河南的時候，奉張卻不協同進攻，已經錯過機會。
此次奉軍在北路動作，東路敵軍又不能協同，我從容將張學良擊退，回頭即趕著抽調韓復榘、石友三部到東路，僅以孫連仲留守豫北。
當時，鐵路司令為許驤雲，我鄭重告訴他，這次戰爭關係的重大，我們萬事俱備，只缺火車，必得預備足夠的車輛，每隔三點開出一列車，使豫北部隊迅速調上東路前線，則必獲大勝。若有貽誤，定當軍法從事。
許驤雲使去通知鐵路督辦王儒堂先生，不想他不知高低，冒冒失失地向王督辦說道：「我們能不能獲勝，全看鐵路的調度。」當面說了又說，回頭又下一便條送去。
王先生久居尊榮，哪裡受得了他這一套？後來戰事告一段落，王先生即將許驤雲的唐突冒昧的事告訴我，並將字條交給我看。我給他解釋，完全因許是一軍人不懂禮貌，請他原諒。王先生原極氣惱，經我賠了許多不是，說了許多好語，方心平氣和。
北路部隊按照既定計劃，一列車一列車迅速地運向東路，韓復榘到了鄭州來見我，我怕他們調上前線，自己內部各爭雄長，指揮不能統一，因鄭重向韓道：
「你到前方去是願意聽孫良誠指揮，還是叫孫良誠聽你的指揮？」韓復榘毫不遲疑地答道：「我一切都聽孫良誠的。」
他到了前方後，把此話通知了孫良誠，孫即派他和石友三開在杞縣西南方埋伏作為預備隊。
杞縣位於開封東南，當龐軍右翼之後，孫良誠作此布置，是因當時直魯軍精銳部隊多已集中到鐵路正面作戰，後面頗為空虛，故特將韓、石埋伏杞縣，準備在一個適當機會，來一個右翼包抄的戰法。
就這樣，孫良誠日夜向敵軍緊逼，鬧了三天三夜，看敵方主力都已加到前線，自己疲敝不堪，當即於夜間下令派韓、石兩部全數開出，分作六路，五里一站，向敵方抄襲。敵軍是沿鐵路設陣，那段鐵路由蘭封斜向開封，於此處拐一大彎，撅出一條大尾巴向東南而去。
韓、石正好向此段突出的部位施行截擊，直魯軍猝不及防，被打得首尾不能照應，於10月30日全部潰退，正面孫、鹿諸部乘勝迅速出擊，把敵軍打得落花流水，柳河、歸德等重鎮均次第為我收復。
石友三部一直追過馬牧集，騎兵則追到碭山以西。此役不但姜明玉等部完全解決，由閩來的劉志陸一支部隊也被消滅。連日所俘直魯軍共計不下三萬餘人，獲槍兩萬餘支，鋼甲車六列，大炮四十餘門，實在是一次空前的大勝利。
此次韓復榘於大勝之餘，自以為所向無敵，仍要向敵軍窮追，屢來電話向我請求。我說前面就有孫傳芳部隊，還不知道他們的陣地設在何處，我看還是穩紮穩打的好，不可魯莽。
韓復榘說：「我這回追擊，若中途出了危險，亦絕不前來請援。」我不放心，令劉汝明隨後趕去。韓一直追到徐州附近，沒法再打，反被敵軍所圍，勢極危殆。
劉汝明因韓在綏遠有那一段不光榮的事，對之素不服佩，我詳為勸說，幸得劉能識大體，不記前怨，慷慨相助，到了碭山，一下車即猛烈出擊，敵方沒料到後面還跟來一支硬軍，倉皇無所措手，復大敗潰退，解了韓復榘之圍。
若非劉汝明援救，韓此次必全軍覆滅，鐵甲車等重兵器多是此時截獲的。韓復榘連年戰功，皆壞在一個貪字，又在得勝之時，不免得意忘形，故出此岔子，若劉汝明應援解圍，前功盡棄矣。
跟著第一次的大勝，重新布置第二次的戰役。因為此次直魯聯軍，雖遭重大打擊，但依舊保持著相當實力，我必須再予重創使之暫時不能振作，方可掉頭從容應付黃河北岸的嚴重局勢。
因此，鹿鍾麟一部留守彰德，其餘東路各軍。悉令退回蘭封附近原陣地，意思是要誘敵深入，而後出而聚殲之。
張宗昌看見我們前方部隊突然回撤，以為我們內部發生了什麼問題，立刻重調大軍十餘萬，分作三路，追蹤過來。其中左路張敬堯，中路褚玉璞，因在新敗之餘，氣沮志喪，不敢勇猛前進，而其左路劉、潘等部，氣焰依舊很高，絲毫不懷戒心，向我方猛撲過來。即在考城一帶發生激戰。
我偵知敵方陣線或前或後，甚不齊一，乃採取個別擊破的戰法，令孫良誠率馬鴻逵、劉鎮華等部，首先將劉、潘部擊潰，韓復榘、石友三復於鐵路正面，將敵軍中路擊潰。鹿鍾麟所統留守部隊同時出擊，亦於蓼堤嶺、馬頭集、榆廂鋪一帶擊潰敵軍左路。
於是，二次大戰又獲全勝，敵軍三路先後退去。張宗昌、褚玉璞、孫傳芳兩路敗軍都集中徐州，乃乘其喘息未定，與第一集團軍相約，隴海、津浦兩線同時再作一次夾襲。
此役於12月14日展開，我們這邊派韓復榘、石友三、鹿鍾麟分任中左右三路指揮，率軍向徐州方面挺進。敵軍顧此失彼，其向南反攻的一部，被鹿鍾麟所抄襲。同時各路猛烈進撲。激戰不到一晝夜，敵軍已不能支，即於15日向北狼狽潰退。徐州遂為第二集團軍克復。
正當這邊進行兩次大會戰的時候，黃河北岸我方，軍力很是單薄，我時時刻刻記掛著，因調國民三軍孫二哥的舊部梁壽愷部渡河北。
本令他由曹州進攻濟寧，俾可牽敵軍之肘，不料梁壽愷不聽命令，渡過黃河以後，擅自做主，去攻大名。攻了多天不能得手，反被褚玉璞所敗，由大名退到衛輝，又退至新鄉。因此，北路陣線都被影響，長垣、封丘、原武、陽武等縣，都先後為敵及當地會匪所占領。
同時，張宗昌的部隊敗退後，稍事整頓，亦開向大名一帶活動。如此一來，豫北形勢已顯得非常嚴重，實已至不容坐觀的地步。
我們把徐州攻下之後，即將攻徐各部調向北路，留韓復榘一部駐郾城、漯河、許昌一帶以防備樊鍾秀的異動，其餘鹿鍾麟、劉鎮華各部及鄭大章騎兵等分道渡河，會同原駐豫北孫連仲等部，向敵軍猛攻。自元月初旬主力接觸，直打到2月2日攻克衛輝，才算將豫北敵軍掃蕩清楚。
這次梁壽愷不聽命令，自作主張，弄壞了全局，無論按軍法或按革命紀律。均當予以嚴格處分。然以隸屬關係，怕孫二哥不得諒解，只得隱忍，仍須送糧秣送彈藥給他。
他的鴉片菸癮太大，很不可靠，乃以韓復榘代理他的職務，須等他菸癮戒除以後，再許回防。
梁這次離軍後，受許多折磨，到北平即戒了煙，身體也好起來。「不受折磨不能成佛」，這句話真有教訓。但因此三軍朋友總說我手段太辣，而不肯明察內容。
平心論事，當事者對於旁聽者的風涼話是毫無辦法的，惟有聽之而已。後來將此事經過詳細函告孫二哥，孫二哥倒頗能了解。
至此，東北兩面，都暫時平靜無事，河南全局轉以安定。
這連著幾次的戰役，實在都夠激烈的。就物質方面而言，敵方有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助，武力遠勝於我方。他們空中有飛機，陸上有坦克車、裝甲車，在後方有豐裕的餉源，在前方有充足的彈藥，這些我們一件都趕不上。
可是，精神方面的劣點，卻成為他們的死症，他們紀律太壞，所至之地，肆意騷擾，使百姓苦痛不堪，深深地認識了軍閥的罪惡。他們的官長嗜好多端，生活腐化，身體精神都不足以擔當重任。他們官兵生活懸殊太大，官長太富，士兵太窮，官長太舒服，士兵太困苦，同時，又無所謂政治訓練，也沒主張信仰的維繫。因此之故，他們縱有優越的物質條件，卻沒有強旺的戰鬥意志。
敵人的物質優點，我們都沒有，同樣，我們精神方面的優點，他們也沒有。我自治軍以來，兢兢業業地所注意的就是部隊的訓練與紀律。
此次五原誓師，各部隊成立政治部，於官兵的政治訓練，軍民間的聯絡，無不致其全力。每天口說筆寫的，都是關於民族的危狀，民眾的痛苦以及此次國民革命的意義與價值。士兵時刻呼吸著這種濃厚的革命空氣，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吃苦拼命，不是為了一派一系或任何人的利益，而是為了打倒帝國主義肅清禍國殃民的軍閥，是為了爭取國家的自由，解除民眾的痛苦，完成神聖的國民革命。
官兵具有此種明確與深刻的認識，故能不畏艱苦，勇猛前進，同時愛護百姓，嚴守紀律，勤勞刻苦，堅強清正。同甘共苦，上下一致，又都是日日三令五申，官兵共守不渝的天經地義。因此之故，我們的物質雖極艱苦，但精神方面可以克復之，戰鬥力的堅強往往使敵人為之膽寒。
在實際戰鬥上，我們頗知避去自己所短，而儘量利用我們的所長。比如每次戰役中，我們總是利用夜襲，利用狂風暴雨的天氣出擊。天色愈黑，愈是我們作戰的良機；天氣愈惡劣，愈於我們作戰有利。
這個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官兵的身體強壯，戰鬥意志旺盛，而敵方官兵體弱志惰，受不了辛苦。在武器方面，此時他們的飛機大炮都不易起作用，而我們的大刀短器卻恰好能夠發揮威力。
我們每人都帶一把大鐵鎬，官兵皆善用，官長能在前為兵表率。每築一個陣地，必是盡心竭力，又迅速又堅固。敵方以其優越的武器，費兩三天的工夫攻破了我們一個寨子。我們不過退三四里路，立刻又深溝高壘，拼命抵禦。所用戰溝是新式豎溝，當敵人進攻的時候，我們清清楚楚地看見敵人，而敵人卻看不見我們。
他們每攻得一個村寨子，大約傷亡五六百（我傷亡一二百），致受重大犧牲，弄得膽喪氣沮，不敢續進。他們攻寨常用坦克車，寨門一碰即開，等其進了寨子，我們即蜂擁上去，圍而攻之，坦克車兩彎三拐歪入溝中。故所俘甚多，使其再也不敢用此。
還有，我們確守射擊軍紀，不見敵人不放槍，不瞄準不放，三百公尺以外不放，故能射擊準確，彈不浪費。而敵人方面恰恰相反。（夜間我們只派一二人放槍數響，敵方即密放一整夜，簡直不知射擊軍紀為何物。）他們雖有充足子彈，亦非我們所畏。
我們部隊雖經艱苦奮鬥，而屢得勝利，但並不是說，我們能以精神超越一切，而不受損失。相反的，每次會戰，我們都有壯烈的犧牲。這就因為一則敵方武器精良，我們是憑血肉相拼；敵方有日本顧問之類的幫助，我們只憑自己將士的能力。
彰德附近之役，鹿瑞伯任指揮，敵方飛機成天猛炸，使我們部隊陷於十分困苦之境，鹿只好躲在一個小地洞中，盡力以電話調度一切。那時，左翼單薄，令張凌雲師增補，卻無法開上去。
當時，他帶著人馬二三十人一大行列，察看進兵路線，不料為敵方望遠鏡發現，立刻掉過大炮向該路猛擊，使我們人馬死傷甚重，連張師長自己也幾乎遇難。
曹州府一戰，我們亦受很大的損失，師旅長如曹福林、孫桐萱等均受傷。豫南兩次會戰，只孫良誠一部，就陣亡一萬多人，輕重傷兵擠滿了開封醫院，旅團長受傷者達數十位。
在這個悠長的激戰期間，我除調度部隊指揮作戰外，更要籌辦救慰傷兵，掩埋陣亡官兵，獎賞有功各部以及人馬槍彈糧秣被服補充等等的事。每天隨身帶著二三十部電話機，與前方各部不斷聯絡。不是這個軍長來電話說，子彈沒有了，非趕急補充即無法支撐了，就是那個指揮官說傷亡已經擠滿，要趕運救治。
此外，還要各處奔走，一會兒要去開封，一會兒又到鄭州，一會兒察看東路，一會兒又察看北路。在各城各地，一方面與各級官長接頭，一方面須對士兵講話，同時，還得對民眾宣傳，黑天白日，生活老是如此忙迫，神經老是如此緊張，一直繼續了數月之久。
一天，我到東路督戰，在蘭封南門城外，召開民眾大會。正講著話。敵方三架飛機出現在上空。民眾沉不住氣，都四散逃避。那三架飛機擲下幾個炸彈，距我們不過百十公尺遠近。等到飛機去遠，大家重又集合，我向民眾慰問一番。
知道沒一個人受傷，我就說，飛機投彈並沒有什麼可怕！不想，會沒開完，飛機重又掉回頭來，在會場北面的路上，連投炸彈數枚，炸了數個四五丈深的坑，徜徉而去。
這回民眾再沒有逃的，都能鎮靜不害怕了，我於是和父老們談談問問地方情形，那時張宗昌部隊剛被我們打走，地方被其蹂躪，人人怨苦。
一位老農人說，他家裡牛羊都被宰盡，甚至狗子亦被殺了吃掉。另一位說，他家裡專以養雞為生。可是張宗昌軍隊一到，先來要蛋，蛋吃完了，又要雞，弄得雞種也絕了。
又有一位帶我去看他的住屋，他家住在鐵路北面，曾被張宗昌的白俄軍隊暫住數日。那些白俄故意糟蹋百姓，把門窗凳桌一一劈毀，作為燃料。
像這類的見聞太多，不必細舉。我曾將他們的暴行作為詩歌，刊之報端。受害人民之過於窮苦者，並設法予以相當救濟，使能重理生業。
在俘虜中，有白俄五六百人，多半連同裝甲車一併俘來。他們都是直奉軍閥雇用的，只為吃飯掙錢，別的都無所謂，其中多機械技術人員。解到後方，弄些好吃的款待款待，派了幾位善俄語的人與他們談談。
這一下，他們高興得不得了，歡天喜地地唱歌跳舞，以為娛悅。其歌舞有的很是粗鄙，有的很文雅。又上次在衛輝附近俘白俄甚多，亦予優待，令其各獻所長，隨軍服役。
其他所俘之敵軍官兵，亦妥為安置，決不加以殺害。其中有劉志陸一部官兵，皆粵桂籍，解除武裝後，撥車送至漢口而後給資遣散，官長每人五元，士兵每人兩元，以為他們路上盤纏，原籍山東、河南者則講話後就地解散。
所俘傷兵，都送入醫院為之治療，和本軍官兵待遇相同。我以為這並非做慈善事業，而是盡我們的義務與責任。因為禍國的只是軍閥，士兵們是完全無辜的，他們一樣也是良民，只因生活驅迫（這也多是軍閥所賜），始應募當兵，變成軍閥爪牙。
因此，我們不但不應加害於他們，並且應當寄以同情，這意思我曾向各部首領三令五申，故辦理甚佳。
經過這次大戰，直魯奉以及孫傳芳軍一蹶不振，暫時再難向河南進犯。同時，第一集團軍自從徐州南退，因為內部發生了些問題，蔣介石表示消極。下野遄赴日本；而寧漢之間的衝突亦已訴諸武力。
革命的友軍們，發生這樣分裂，使我困處河南，亦無法單獨前進。因此在會戰結束後，我除盡力關懷寧漢之爭，促請蔣介石出山，並催促山西方面發動軍事而外，就埋首於自己內部的整頓。
第一，就是肅清後方奸佞；第二，就是加緊整飭吏治，以使內部得以健全與鞏固。
我自1927年夏間出兵潼關，以至奠定了河南全局，這其間我們是以全力向前進展，未暇顧及後方，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陝、甘、豫境內的軍閥殘餘，最使我們感到不安。
其中，麻老九據同州，黨玉琨據鳳翔，田玉潔據三原、涇陽，張兆甲部散居甘陝邊境。他們騷擾地方魚肉百姓，無所不用其極，而同時任何人的委任都肯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全不肯聽，種種情形，前面已經說過。
這種後方的隱患，是絕不能漠視的。因此，我趁此前方軍事靜止的時候，命宋哲元、劉汝明等率部分別一一剿除。這些人力量雖甚有限，可是因為在地方盤踞太久，根深蒂固，剿除時頗費了一些氣力。其中麻老九為劉汝明所解決，黨玉琨、田玉潔及張兆甲的殘部韓有祿、黃得貴等，則被宋哲元、張維璽先後消滅。
吳新田駐漢中甚久，因聞其搜刮地方，驕奢淫逸，置正事於不顧，以致所部敗壞不堪（我認識他時，他才十八九歲，為人精明幹練，實心實意地要往好處走，後來陸大畢業，受很完全的教育。只以環境毀人，經不起官僚腐化空氣的薰染，弄到這步田地真是可嘆）。
我想把他部調來鄭州加以整頓，一方面使其不至沉淪不返，一方面亦可使我們軍力上有所增益。我和他通電數次，他滿口答允。可是，開到老河口，其部屬即全體譁變。
後來，費盡精力終也沒有收拾得起來，吳新田為陸大畢業學生，學識能力都有可觀，然受社會惡劣薰陶，竟致如此下場。我真為他可惜！
河南還有一種叫做「妙道會」的民間組織，原是一種宗教團體，為領袖者以刀不入，子彈不過等邪說，以為號召。愚民無知，受其迷惑，紛紛加入，頗能激動一時。
到後來人數加多，膽子也大了，同時軍閥們又加以收買，他們公開截劫火車，搗亂地方。我乃令張自忠負責解決之，經捕獲黨羽很多，據他們招供，是與吳佩孚有關。
關於政治和吏治，在我們覺得比軍事難辦得多。
第一，因為革命正在進行，軍事階段，尚未結束，而軍閥連年蹂躪搜刮，地方糜爛，人民困苦，達於極點，一直不能使之蘇息。在這樣的時期，要想整理地方政治，不免處處覺得矛盾與棘手。
第二，我個人是個軍人出身，我們的團體，也是以軍事為中心的團體。關於人才的羅致與訓練，亦向來偏重此方面，政治人才的缺乏，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在這樣的客觀與主觀條件之下，要使政治與吏治都能納入軌道，實在萬分地困難。
甘肅主席，仍由劉郁芬充任。陝西是宋哲元為代理主席。河南代理主席原為薛子良，繼由鹿鍾麟任之。後來，戰事緊張，鹿率所部忙於作戰，無暇兼顧。乃又調鄧哲熙充任。
三省之中，因為河南地位特殊，故尤注意河南政治的調整，為補救人才的缺乏，我特留請王儒堂先生為隴海鐵路督辦，兼鄭州市市長。凌濟冬先生為河南大學校長（後來與黨部鬧意見，學生鬧起驅逐校長的風潮。經多方勸導，又復迎凌先生回校）。
又由上海敦請江恆源和陶行知等幾位先生前來幫同籌劃一切。經詳審當前實況，並參照民十一我督豫時的施政大綱，制定了《河南政治大綱》。舉凡一切設施，悉按照此大綱進行。
江問漁先生後即留省政府為教育廳長。省政府還羅致了幾位地方人望，張鴻烈為建設廳長，張鍅為民政廳長。張鍅原為吳佩孚舊人，民三時曾為漢中鎮守使。我那時用人的方針，是只重人才，不問派系，故張之出處雖有不合，但亦舉而用之。
可是，用人與辦事畢竟不是容易的事，後來河南人民對於張鍅並無良好之批評，江問漁先生亦以事辭職他去，不曾好好地施展其才具。
治豫大綱中所規定的重要事項，就是剿除匪患，普及教育，澄清吏治，禁賭戒菸，提倡國貨以及崇尚節儉等項。關於剿匪由趙守鈺、韓多峰兩位負責辦理民團，趙老成持重誠篤勤勞，多少年來始終如一，身體精神尤其壯健。韓則熱誠愛國，不辭勞苦，在河南辦理民團極有聲譽。
禁賭戒菸等項，辦理亦有成效。提倡節儉一項，軍政人員又能以身作則。那時，公務人員真正做到勤勞節儉四個字的教條，不但腐化官僚習氣大加洗除，即日常生活，亦儘量地平民化，除非萬不得已，不得購用一文錢的洋貨，衣服都是布制，吃飯都是一菜一湯，上下一律。
建設方面，因在軍事時期，地方上過於窮困，所以還談不上，只以許多民房破爛過甚，簡直不能居住，故在開封、鄭州建築平民住宅，使一般貧民得免風雨侵凌之苦，車站附近所建尤多，這也是因為地點適當的緣故。
又特別注意一點，即通令軍政各機關執法人員，嚴禁刑訊，滅絕人道，開明的社會，必不許有，若查知有用刑訊者，即嚴懲不貸。
後來，開封、鄭州二地為此事做一大運動，頗為收效。此外，還有一些枝枝節節的改革，不必細述。
最重要的還是吏治的問題，人選方面尤使我感到痛苦，縣長是親民之官，一切政治設施都得通過縣政府，方能達於人民。從前我左右的縣政人員，都是鄧鑒三、薛子良一類人，他們人品方正辦事老練，故能勝任盡職，少有弊病。
此時所分發的各縣縣長，卻不能如此整齊。他們認真不苟與勤勉清廉方面，原也是可以相信得過的。但一個縣長，只能認真辦事，只是清正不苟，還是不夠，他們更須具有相當的學識，與足夠的經驗才行。
而此時縣長人才，就多缺乏這些重要條件。現在舉幾件事實說一說，以見當時情形的一斑。
鹿鍾麟代理河南主席時，分發了一批縣長。有一天我問他，他們在地方辦事，成績如何？鹿就將所知情形，一一詳告，其中多是能吃苦耐勞認真做事的。
如賈德潤於1922年曾為淮陽縣長，處處實作，深得民心。有一次，土匪攻城，他親率縣隊，光著膊子與土匪抗拒，終將土匪擊退。此時仍令他為淮陽縣長，兼行政專員及民團司令。
他辦事極是努力，可是存心雖好，卻以經驗不足，不知民情。不免有些操之過急的地方。比如對地方土豪劣紳嚴加約束，不給面子。又常常出去捉賭。有一次在淮陽一個廟會上拘捕賭徒，得罪了不少的地方人，後來竟被人民假扮土匪致其身亡。
又有李團沙，曾為本軍團營長，為人極是潔身自愛，處處想往好里做。此次任他為縣長，八個月後，他回開封述職，問他地方政情，他說：「我這一縣的人民素來以好訟出名，可是我到任以後，一件官司也沒有了。」
「你怎麼辦到這樣地步呢？」
「到任的第一天，就有兩個兄弟為家務糾紛來打官司。兩個人在公堂上各執一詞，互相爭辯，使人無從判斷是非曲直。我就說，不管你們誰有理，你們以親弟兄，竟也要打官司，就是好訟，就是不友不弟，也就是不孝。
我要先辦你們這好訟和不孝的罪！於是，各打一頓軍棍，使之背臉跪在縣府門前。同時對圍看熱鬧的人講了一番話，本縣長最厭惡好訟的風習，若有人來打官司，我就先打他二十軍棍！這一下把人民弄怕了，故八月之中，無一件訟案。」
陝西鳳翔縣縣長劉硯金，也有和這位為民「息訟」的李團沙相同的做法。他在任內，最注意衛生清潔的推行。每天早晨起來，就赤著腳，褲筒卷到膝彎上，手裡拿一根棍子，親自到街上去查清潔。
誰家門前有污穢垃圾，他就抓出家長來，用手裡棍子教訓。
李、劉兩個縣長是辦事魯莽，河南新安縣更有一個縣長，因為辦事不通情理，反挨了百姓的一頓打。那時，陝、甘、豫各地都厲行放足運動，各縣設有放足會，勸導婦女分期放足。第一期為準備期，第二期為實行期，第三期為檢查期，每期三個月，這也是治豫大綱上面所規定的辦法。
這位新安縣長到任的時候，正值檢查期，他親自出外檢查，走到街上恰好遇著一個纏足的新娘子，還沒有遵令解放。縣長一怒之下，就迫令她在街上立刻解除纏布，這事引起百姓的反感，人人憤慨難制，於是群起用磚塊瓦片把他痛打一頓。
當時，鄧哲熙為代理主席，當即把他撤職。那時，我在新鄉指揮戰事，這位縣長即跑來見我，以為我是極力提倡放足的，他正是照著我的意思辦事，如今受了撤職處分，未免覺得冤屈。
我告訴他說：「像你這樣魯莽滅裂的辦法，不但應該撤職，而且應該監禁！」從前，鄧鑒三先生為湖南臨澧縣長，也有過挨家挨戶勸人放足的事，但他卻辦得合情合理。
第一，他在任日久，與百姓已有良好的感情；第二，他勸人放足，先把人家父母請出來，和他們詳詳細細地痛說纏足的害處，慢慢說得父母們都心動了，而後再令自動實行；第三，他在檢查的時候，也只是好言勸說，絕對不直接去和少年婦女交涉——他以一個年老的人，勸到十七八歲的小姑娘放足，也決不至於引起人們的側目。
我把鄧先生的例子詳細告訴了這位縣長，為他把天理、人情、國法三者，反覆詳論，使他明白自己辦法的不當，他才恍然大悟了。
此外，還有一位李相寅，亦在河南為縣長，後來升到專員，辦事頗能認真，可是私行不檢，他在任上竟戀愛了一位女教員，使本地方父老大為不滿。於是亦只有把他撤差。
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都是用心很好，而辦法太壞，毛病就在於學識不足，經驗缺乏。
他們多是軍人出身，年紀又輕，叫他們去做縣長，根本就已不合情理（原是做廚子的，不叫他做菜做飯，卻叫他做衣服，豈不是大錯而特錯）。
我常常和薛子良等談此，自以為是我們自己不可掩飾的錯誤。真是對不住國家，對不起人民。但是除了這些半路出家的縣政人才而外，我們的政治幹部在哪裡呢？這必須早有預備才行，決不是空口說白話所可奏效的。
總司令部政治部自劉伯堅走後，即由郭春濤、簡又文擔任正、副部長，總部黨務由凌勉之擔任，宣傳處長由孟憲章擔任，總部秘書長原為何其鞏，後何請假他去，即以黃少谷繼任。
鄭州會議後，成立開封政治分會，顧孟余、徐季龍諸先生，均為分會委員，實際負責人則為鄧飛黃，亦中央派來。有朋友在我面前說。鄧好用私人，對其不滿，我倒覺得不然。
我說鄧先生二十來歲，剛從學校出來。認識的人不是同學，便是朋友，不用同學或朋友，另外再沒有熟識的人。所以，我常常和朋友們說，我整天忙於治軍，你們有適當的人才，請多多地介紹前來，我們是極端歡迎的。
為了補救行政幹部的缺乏，特利用上述的政治機構舉辦了幾個訓練班。政治分會成立了一個政治訓練班，由鄧飛黃專主其事；省政府成立一個縣長考試委員會，由王鐵老為委員長，專門考核並訓練縣政人員；又由薛子良、余心清辦一訓政學院；李世軍主辦一農村訓練班。
這些訓練教育的機關，都辦得有相當成績，經此一番振作，基層政治的推行，雖不能說從此就盡善盡美，但比較以前總算進步得多了。
訓政學院的辦理，因薛子良、余心清悉心努力，所以顯得很有朝氣。那時，我常到學院中參觀，看看學生的生活，談談規定的課程。有時找我講話，我即在操場上和學生們談幾句，學生們都很活潑。
除功課而外，於身體的鍛鍊，亦甚注意，他們的運動器具，和普通的新式學校完全相同。這個我總覺得不妥。我常常發狂論，以為新式運動，好是很好，只是所用都是洋貨，比如踢足球，球是外國貨，鞋也是舶來品；打網球，網、拍子，無不是美國來的；排球、棒球、籃球亦無不如此。
打球我一點也不反對，我只反對這樣瘋狂地為外國人銷貨。這也是運動，可實在是少爺小姐敗家子的運動。
李世軍主辦的農村訓練班，隸屬於總政治部。一日，政治部副部長簡又文來見我，氣憤憤地要求辭職，說政治部里出了不名譽的事，使他無法處理。
經我一陣追問，他始說出李世軍和部中一位女同志有暖昧關係，晚間，李常到那女同志屋中去睡，已經鬧得不成體統。我聽簡又文如此說，不禁笑了。
我說：「這事好辦得很，如果李世軍是強迫的行為，那女同志勢必向你申訴，你自然應當按法辦理。如果是兩相情願，出於自動，那你又何妨成人之美？除此之外，你認為此事有礙部紀，那你把他們記過也可以，申斥訓誡也可以，甚至開除也無不可。自己責任內的事一樣都不辦，就要跑來辭職，豈不是和我為難嗎？那又何必呢！」
經此一說，簡先生方回去查問去了。那時前方戰事正緊，他們卻在後方鬧這些麻煩，真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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