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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在泰山和察哈爾

2024-09-13 17:49:42 作者: 馮玉祥
  我住在泰山,有時間不斷地到泰山周圍觀察觀察。

  泰山是全中國最有名的大山,真是寬厚博大,從山頂上流下來的水,分成東溪西溪。東溪有王母池、小紅門等古蹟;西溪自扇子岩、萬壽橋、百丈岩、黑龍潭,一路也有些古蹟,東溪有些柏樹長得很好,西溪則大的樹木很少。

  山下泰安城的大廟內,古樹很多,從山頂東嶽大殿直到城內大廟,皆是道人主持。在半山腰中,也有些廟是和尚當家的,看那光景,泰山周圍原來廟宇很多,近年以來,都是破爛不堪了,有的廟的根基還有,有的只有半截牆的。

  我到泰山還不到一個星期,汪精衛叫宋子文給我匯來幾萬塊錢,說是送給我零用的。我馬上叫原來的銀行又匯回去,「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我謝了他。

  後來,才我知道這是蔣、汪兩人的意思,他們不抗日,想用錢收買我,用錢堵住我的嘴,也不許我抗日。

  沒有好久,我接到顧維鈞的一個電報,說國聯調查團,李頓爵士要到泰山來看我。我復顧維鈞的電報說:

  「九·一八」的事是眾人所知的事,又有何調查的必要?這是污辱中國的事,我不見他。

  李頓到了南京,招待的很好,接著,李頓又來到泰安,雇了很多頂轎 子,到了泰山頂,吃了野餐。下山來到了車站,李頓對顧維鈞說他的手杖丟了,那手杖上有他妻子的像和寶石,非叫顧維鈞給他找回來不可。

  於是,顧就找縣長周百鍠,周就找兩個轎夫頭,這兩個都是六七十歲的人,當時問那些轎夫,都說沒有看見。此時,李頓就是不開車,縣長周百鍠就急了,馬上把兩個轎夫頭押了起來,什麼時候把手杖找著,才放他們。

  接著,顧維鈞保證准給李頓找回來,這才開了車。

  我聽說把兩個轎夫頭押起來了,覺得太不公平,就把縣長周百鍠找來,問明白這件事情,我對周縣長說,李頓他們坐轎之前,是不是說明白了替他們看東西呢?

  抬轎子多少價錢,看東西又是多少價錢,若沒有說清楚,李頓丟東西為什麼找抬轎子的?

  坐轎子的是人,抬轎子的也是人。李頓的手杖交給哪一個人了?沒有別的,請你馬上把轎夫頭放出來,不要押他們。至於找東西的事,可以幫他找 一找。

  周縣長回去後,就把那兩個轎夫頭放出來了。過了兩天,在泰山頂的一個干牛糞堆里找出來的。後來,聽說是日本人藏到那地方的。

  山東本來還算平靜,忽然有亂子起來。那是因為張宗昌舊部劉某,在南京蔣的左右送禮花錢種種運動,願歸蔣直轄,不願歸山東省主席韓指揮。

  劉這一表示正中蔣的心意,並告知劉可以就地取餉。因此,韓劉大起衝突,炮火連天,槍林彈雨,軍人民眾都死傷得很多,無故被炮火打死的人民們,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誰都看著難過,只有日本人是十分的喜歡痛快。

  這場事情的發端,若說蔣介石主動,那才是一點也不假,我看山東不能住,就在這時候到察哈爾去了。

  從「九·一八」以後,中國民族開始有了被日本吞滅的危險,全中國的人民都憂慮、憤慨,東北人民義勇軍到處在與日軍作戰。

  可是,蔣介石、汪精衛所把持的南京政府只想和日本妥協,堅決不抵抗。日本軍閥就利用這種機會一步一步地向關內侵入。

  我這時候看到日本侵略察哈爾、熱河、華北和蔣、汪、何出賣國土的共同陰謀,更看到中國人和大多數士兵軍官的抗日的義憤,決心在察哈爾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號召全國軍民抗日。

  1932年,日本人占了東北三省後,像蠶食桑葉一樣,一支兵來攻萬里長城,在喜峰口一帶和宋哲元打得很厲害,吃了張自忠、趙登禹將軍的大虧。

  日本的另一支兵就來攻熱河,湯玉麟是熱河主席,一聽說日本人來了,就把它的金銀財寶煙土裝了幾十輛卡車往北平跑,地方和軍隊全都不問了。

  日本還有一支隊伍攻占察哈爾的東部。當此之時,能和日本打的軍隊如劉汝明、馮治安等的軍隊,蔣介石一點也不補充。

  誰都知道,先是遼寧丟了,不問;後來東北三省全丟了,又不問;緊接著熱河丟了,冀東丟了,察哈爾也丟了四縣,還是不派兵援助。

  我在察哈爾住著,各地來見我的民眾代表很多,軍隊的代表也不少,都是希望領導收復失地。我計算計算,我若舉起抗日的旗子來,頂少就有二十萬軍隊;就因為吃飯的錢沒有,在那裡張羅。

  忽然李忻來看我,說他是由北平來的。本來,李跟過我幾十年,也當過憲兵司令的,他誠懇地對我說:「日本的軍隊占領多倫、沽源、康堡,距離張家口很近。說來到馬上就可以來到,先生又沒有守土之責,為什麼在這裡住,太危險了。替先生想,南京請您會議,你可以到南京去會議。不然就到上海去,或者仍回峪道河去,您一答應,馬上預備火車送你走。」

  又說,「這裡不安全的很!」

  我對李忻說:「你不肯讀書,你就不認識真理。你想從『九·一八』以來,我每天都說:『收復失地』『雪我國恥』。

  今天日本人近了,我就借著會議溜走了,這是多麼聰明的辦法!不替我想想,就是替你們想想,我這樣走了,你們怎麼見人呢,常說的話:『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李忻,你想一想 ,你這是愛我以德呢?還是愛我以姑息呢?

  我告訴你一個實話,我是下了決心要抗日的,我能動三十萬兵,就抗三十萬的;能動兩萬兵,就抗兩萬的,就說我一兵弄不動,我一個人爬到房頂上,那這兩支手槍,打死一個日本兵我就夠本了,打死兩個就賺一個。

  誰叫你來的?你回去對他說:『我姓馮的願意死在日本人手裡,不願意做一個軟骨頭的亡國奴。』


  當時,李忻的臉變得像紅布,還是老翰林王鐵珊先生勸著說:「馮先生和李忻說的都對,李忻跟過你二十多年,他對於你應當這樣說;您是創造中華民國的,中國興亡,您是有責任的,都說得對,都不要難過。」

  這樣,李忻才走了的。

  朱子橋將軍在北平,他成立了一個東北抗日軍的後援會,在上海各地募了些款子,轉為幫助抗日軍隊和人民。朱將軍聽說,我這裡都編制好了,就是沒有吃飯的錢,舉不起旗子。

  於是,朱將軍就匯來十萬現洋,並派楊慕時來說明是送給我抗日用的。就在那天,吉鴻昌來見我,一見面就哭起來,我拉著吉的手叫他不要哭,有話可以說。

  吉鴻昌說:「我實在沒有臉面見先生,你交給我幾十萬軍隊,都被蔣介石收買了,你交給我的軍隊全弄光了,我還有什麼臉面見你呀!」

  當時,我對吉鴻昌說:「這話快不要說了,自1913年你來跟我當兵,那時候只共有一千五百 人,後來發展到幾十萬兵,這不都是你們弄來的嗎?你們弄光了,不是應該的嗎?有什麼難過。」

  吉鴻昌說:「我這次來見先生,就是以死報效國家,以死報效先生,我願意死在日本人手裡。」

  我對吉鴻昌說:「這已經夠了,不必再說了!」

  我馬上任命吉鴻昌為前敵總指揮,那是1932年5月26日,我就是當天有通電,就了察哈爾民族抗日同盟軍總司令職的。

  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這四省退下來的軍隊,和察哈爾、山西各地的軍隊湊在一起有二十多萬,先編制了十萬軍隊,前敵總司令是方振武,總指揮是吉鴻昌,兩個人帶著就出發了。

  我只訓練了三天,我自己扛著槍教他們站、跪、臥射等法子,最主要的是向官兵說明白:人民是我們的父母、兄弟、姐妹,誰若欺負人民就是欺負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樣。

  他們帶著那些軍隊,步兵、騎兵、炮兵全有,離開張家口向沽源前進。到了每個村莊上,軍隊都不入民宅。那些老百姓,看見軍隊的紀律很好,聽他們的聲音東北人居多,還有些是認識的,就問他們:「你們半月前從這裡過,打人、罵人,不講道理,現在從這裡過,這樣守規矩,也不進民房,是什麼緣故呀?」

  那些官兵們說:「我們現在是老馮帶的軍隊了,老馮教訓我們說:『老百姓是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應當保護老百姓,應當敬重老百姓,我們能夠這樣一定能打勝仗的。』」

  那些人民聽了很高興,也覺得很稀奇。

  吉鴻昌帶著軍隊,先打下沽源,後又打下康保和保昌,最後打多倫時費了很大的力,衝鋒的時候連死帶傷約有兩千多人,四個團長受重傷,結果把日本鬼子趕出多倫,追擊了五六十里。


  因為這一仗,震動了全國,也震動了全世界。多倫在世界地圖上都是很顯明的,也就因為這樣,蔣介石在廬山的牯嶺發表談話說:

  「多倫沒有日本人,哪裡打仗呢?既沒有打仗,怎麼會有傷亡的人呢?這是馮某被共產黨包圍在那裡造謠言。」

  汪精衛在南京,何應欽在北平,都發表談話說:「何梅塘沽協定剛成功,察哈爾的共產黨就又鬧出這樣的事來。」

  我把傷兵由多倫運回來,由張家口坐火車到北平協和醫院,有一千多傷兵,另外又運到天津去找醫院,民眾都起來幫助一切,各報上都照的有相片,蔣、汪、何造的謠言都證實了,是他們騙人。當時,南京、北平、上海都嚷著說:「察哈爾赤化了。」

  章太炎先生在蘇州發表談話說:「只要能收復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們願意赤化,我們民眾願意擁護馮玉祥先生們的這樣赤化。」

  有一天,在上海有三四百人歡迎馬占山將軍,九十四歲的馬相伯馬老先生斟滿了一杯酒站起來說:

  「這第一杯是恭賀馮玉祥將軍收復察東四縣,並且盼望他更多收復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歡迎馬占山將軍。」

  廣西省李、白、黃三位先生響應我的抗日,通電匯來十萬小洋是作為抗日軍費的,誰都知道,廣西的軍隊是最困難的,他們能夠這樣的慷慨好義,就是表現了他們的真正愛國心。

  這時候,蔣介石、何應欽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鎮壓人民的抗日運動,尤其要破壞我的抗日軍。他們從南方調了關麟徵、劉興、劉戡幾個師到北方,預備和日本人配合進攻我,並設法叫宋哲元回到察哈爾來阻撓我的抗日。

  蔣介石找了馮欽哉,叫馮來打我,馮欽哉說:「馮玉祥總司令是抗日的,我不能打他,我又是他的舊部,我更不應當打他。」

  蔣介石又找了龐炳勛,暗中許了龐炳勛為察哈爾主席,龐炳勛很高興,就要帶著兵去打仗,龐的旅長陳耀榮領了全軍的官長到龐面前說:「要打馮先生我們不去。馮先生是領導抗日的,你要打,你自己去。」

  當時,我就提出,若是宋哲元回到察哈爾來,我就回泰山去。到8月底,宋哲元回來了,我就又回泰山。

  回泰山以前,我在張垣新村築了一個紀念塔,把抗日同盟軍陣亡官兵的名字都刻在石頭上,塔上有五尺長的木頭尖,歪著指向東北,那是說不要忘了收復東北失地的意思。

  我知道的有一朋友姓劉,英文很好,又從德國留學回來,蔣把他找到剿匪總司令部去當機要秘書,後來忽然被通緝了!

  那是劉先生把總司令的剿匪計劃泄露出來,不多幾天,被蔣介石的特務在某一個外國人的手裡查出來,於是,蔣下手令,拿辦這位劉先生。

  電令到的前兩點鐘,劉先生得到消息,先就從漢口跑了。他跑到西安,不多兩天就追到西安;跑到太原,就追到太原;跑到北平、濟南,都是在後面跟著追。

  劉先生在濟南有位朋友姓江,是個醫生,起初住在他家裡,不到幾天特務又知道了,這位江先生沒有辦法,到泰山來找我,把劉先生的情形都對我說了,我說:

  「很好,只要他願意來,就請他住泰山,並且教我英文。」

  劉先生到泰山沒到一個月,江先生被捕了。問他說,劉先生上哪裡去了,起初江先生還好,他不肯說出來,後來江先生的母親,為了心痛他的兒子,就勸江先生說:「你說了吧!為什麼自己受罪呢?」

  於是,江先生就把劉先生住在泰山我那裡的經過都說了,特務馬上來了三四百,把泰山周圍圍了,還算好,泰山的縣長叫周百鍠和住在泰安縣的一位團長,是跟過我的,對那些特務頭子說:「你們不能上山去,你們要上山,馮先生那裡有手槍隊,他會開槍打你們。若真打起來,我這一團人,一定幫著馮先生的手槍隊來打你們。」

  就這樣,這些特務就把泰山周圍的路都把住,他們不上山,周縣長把這些事都告訴我,並且知道劉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在無錫和鎮江,也遇見了很大的危險。

  我替劉先生想,特務們雖沒有把他捉住,也應當有個辦法,這一天,晚上是很好的月亮,我叫一位姓李的和姓馮的,領著劉先生,從泰山頂上,到了距泰安城九十里的一個村莊,我的好朋友梁先生家裡去住。

  都以為這可好了,這些特務們可找不著了。哪曉得,只一個星期,梁先生來找我,說不成,鄉間的情形,一個村子裡,幾百戶人家,幾百年都住在一起,誰家來個人,很容易知道。

  我說:「劉先生什麼意思?」梁先生說劉願到日本去,我說:「很好。」就派李連海送劉先生他們一家,夜間走,白天住,到了濰縣,由濰縣上汽車到煙臺,由煙臺到日本。

  現在劉先生做什麼工作,大概大家都知道他的,是一位光明正大的革命黨,我知道他永遠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永遠和勞苦大眾站在一起的,不願升官發財,這不是很可佩服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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