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能回家的日子裡
剛準備出門，接到單位電話，讓我即刻趕到單位，有緊急任務。我說，不是按規定下沉回來可以休息一天嗎？電話里說，任何人不得缺崗，必須來上班。
我把女兒交給婆婆，匆忙趕到單位會議室，此時裡面已坐滿了人，大家神色凝重，有的在竊竊私語，有的在左顧右盼。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有點兒緊張地問身邊的一位大姐。大姐望望我，又環視了一眼四周，神情隱秘的對著我的耳朵說：「聽說是要封城。」我不明就裡，問：「啥封城，封啥城？」大姐搖頭說：「我也不清楚。」我還想再問，這時，局領導已站在主席台上了。
這是一次再次迎戰動員會。當局領導那富有激勵性的講話結束後，會場便顯得有些群情激昂。經過冬季的第一次防疫，我們對新冠病毒已不再恐懼，只是對新冠疫情再次降臨新疆感到有些意外。
這次動員會，我們明確了任務分工。我們機關所有人除辦公室留下幾個人值班外，其餘各科室人員有的分配到街道社區，協助社區幹部做好宣傳、人員信息摸排、維護秩序和後勤保障工作；有的分配到醫學觀察點，協助社區醫生做醫學觀察和服務工作。我被分配到賓館的臨時醫學觀察點。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近百人的單位一下就變得人去樓空，大家回家拿行李下工作點。這種速度，恐怕就是我想像中的戰時速度吧！
在醫學觀察點，我們每天的工作就是給醫學觀察人員測體溫，詢問有無發熱、咳嗽、身體不適等症狀，再有就是為醫學觀察人員購物、送餐。這些事，我做起來得心應手，但領導要求，遇到有思想負擔、情緒不穩的人要去做思想工作，這就有點為難了。
在醫學觀察點的人，都是從疆內外疫情高風險地區回來的人，為了預防病毒，他們必須接受14天以上的醫學觀察，確認無感染後才能回家。這些人，要說他們全都能理解、接受這種防控方式是不現實的。為了穩定這些人的情緒，觀察點臨時黨支部給每個工作人員都安排了宣傳、談心任務。我在單位是做檔案工作的，接觸人少，沒有做宣傳思想工作的經驗，便要求與同單位的老范哥一組。
老范哥在我們單位是搞宣傳的，畫的一手好畫，且能詩能歌，嘴皮子功夫更是了得。他把防疫知識畫成圖畫，把解說編成順口溜、打油詩，編印成冊發給醫學觀察人員，還自編了幾套遊戲，供他們娛樂。有心情鬱悶想不開的，老范哥也有辦法解決，他會送上兩樣菜、一瓶酒，添加微信，在視頻裡邊喝邊聊，幾杯酒下肚，有些問題就解決了。當然，也有老范哥不能解決的。有一次，一個孩子哭鬧著要媽媽，老范哥來了，又是唱兒歌又是玩遊戲的，還把預先準備好的玩具都拿出來，孩子就是要媽媽。我過去把孩子抱起，說帶他去找媽媽，並輕聲的安撫他，孩子倚在我的懷裡慢慢安靜了。老范哥說，對付孩子，你比我有招。
我們也有煩心的事，老范哥再能耐，也有降不了的人。一個醫學觀察人員是從山東探親回來的，對接受醫學觀察就不理解。每次去測體溫、詢問身體狀況時，他很不配合，有時還有意刁難我們，不是說代購來的東西質量不好，就是說提供的飯菜不對口味，甚至發展到發脾氣，大聲咆哮。我的手就是去撿被他摔碎的玻璃杯割傷的。我對這種人很反感，國家為保證他們的健康，出錢出物，還讓我們這些機關幹部像照顧家人一樣照顧他們，他們有的不理解，甚至無端刁難辱罵我們。但換位思考一下，我也就釋然了。我是機關幹部，還是共產黨員，在舉國抗「疫」的形勢下，與那些戰鬥在一線的醫護人員相比，我們受的這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
抗「疫」期間，我們堅守崗位，不能回家。自從到賓館醫學觀察點，已有半個月沒回家了。我很想我的女兒。女兒今年兩歲，圓圓臉，一笑兩酒窩。兩歲的孩子是最離不開媽媽的時候，我每天都要和女兒視頻，但有時見著有時見不著。我們每天的工作都不規則，醫學觀察人員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工作時間，因此，當我們忙著給醫學觀察人員送物送餐，找醫學觀察人員談心解決思想問題時，或許就錯過了時間，女兒睡著了，我也就只能默默地盯著熟睡的女兒去遐想女兒的天真爛漫了。終於，這天，我被通知說可以回家看看女兒了。我高興得換了一身女兒平常最喜歡看的衣服，興沖沖地回了家。但我只能站在住宅單元門口接見女兒。防疫指揮部有規定，凡在醫學觀察場所工作的工作人員探親，不准進家門。女兒站在單元門口柵欄門後，扎煞著小手，喊著媽媽抱媽媽抱向我撲來。我本能的向前走了一步，又強忍著退後兩步。我不能與女兒有肌膚接觸。女兒見我後退，以為是我不要她了，哇的哭出聲來，哭聲尖利像針般刺進我的心，我忍受不了這般折磨，便欲轉身離去。女兒雙手抓住柵欄門拼命搖晃，哭聲中帶著無望的喊：媽媽，我要媽媽，我要媽媽……那一夜，我失眠了。
我多麼想回家呀！那裡有父母做的美味菜餚，有丈夫含蓄深沉的微笑，更有女兒睡著時那甜甜的笑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