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走過迷茫
1927 年秋天，我與劉漢甫一起乘坐火車來到北大讀書。劉漢甫在文科讀英語系，我在商科讀經濟系，魏志敏早我們兩年在法科讀法律系。
在去北京的火車上，我看到列車滿載了糧食、煤炭、銅鐵、木材、桐油源源不斷地輸往日本。我看到有一個老農民因為行動遲緩耳朵又不管用，被一個日本人狠狠地在屁股上踹了幾腳。
還有一個工人模樣的中年男人，因為地方方言嚴重，說話不清楚，日本人不耐煩了，將他打罵侮辱了一頓。我氣得上前與他們理論，日本人拔出刀來對著我。我也是血氣方剛，寧死不肯低頭。
幸虧幾個老農民和工人攔住了那日本人，好心地扯住我，不讓我開口。他們賠著笑臉向日本人說了許多好話，日本人才罷休。
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趾高氣揚地走開，心裡氣極了。在中國土地上，中國人沒有鐵路管轄權，被日本人控制，而中國人被日本人尋釁打罵侮辱，卻忍氣吞聲不敢反抗，真是豈有此理。
那一年四月，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開始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同月，張作霖在北京對共產黨下手，殺害了李大釗等二十名共產黨人，隨後中共北方局幾十位同志也相繼被殺害，北京共產黨組織陷入了癱瘓困境。同年七月，汪精衛召開分共會議，正式與共產黨決裂，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口號，瘋狂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那一年中國共產黨遭到了重創，一些同志和不堅定分子離開了黨的隊伍，共產黨員數量急劇減少到一萬多人。
那一年蔡元培先生離開了北大，但是北大學子沒有敢忘記先生對我們的教導。他希望大學生知識比常人高，應該有自製的力量，能獨立判斷，不受外界蠱惑。他對學生提出了三點要求：「1. 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的，不為做官；入商科的，不為致富。2. 砥礪德行。大學生應束身自愛，以身作則，力矯頹俗，品行不可以不謹言。3. 敬愛師友。對待師長，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同學之間，自應互相親愛，收切磋之效，不僅開誠布公，更應道義相勉。」
當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的領導下，已經匯聚了一群有真才實學的教授扎紮實實地做學問；匯聚了各類新思想的旗手宣傳新文化新思潮，有大批先進刊物和思想團體介紹新學說，主張個性解放，抨擊封建禮教。
我來到北大以後，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影響，把我的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攪纏在了一起。我如魚得水、饑渴難耐，為了不落在時代後面，就一頭扎進了知識海洋里，外來的文化片段與思潮短片，只要有得吃，隨便什麼都可以。
我經歷了一段時間狼吞虎咽以後，浮躁與焦慮、懷疑與批判、自相矛盾、繁複聒噪充斥在我周圍。然後我厭倦了，然後思想突然激越起來，有時候欣喜若狂，有時候痛心疾首，在胸中泛濫的熱情非要表現出來不可，各式各樣的熱情都同樣迫切地要求發泄出來，要高歌要疾呼。一段時間裡我好像走進了迷霧裡，眼睛不夠用，看不透眼前的迷霧，那時心裡真是煩躁得很。後來，太陽逐漸穿透了重重霧靄，我心明眼亮，我明白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