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取得反細菌戰的勝利

  美軍飛行員交代細菌武器

  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發現的昆蟲，正是美國侵略者在侵朝戰爭期間，對朝鮮和中國進行的細菌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即開始了對細菌武器的研究與製造。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更是積極擴充在各地的機構和工廠，加快研究和製造細菌武器的步伐。從日本和德國等戰敗國大肆搜羅細菌武器試驗製造的設備、人力和技術資料。

  1949年初，曾任美國陸軍軍事化學部部長的懷特吹噓說："美國在研究細菌戰爭武器方面已使其他國家望塵莫及。"

  這次，美國利用朝鮮戰場大規模地試驗其細菌武器的各種效能，把朝鮮戰場變成其新式武器和各種戰術的試驗場。

  美軍將這些毒菌經過人工培殖，附在蒼蠅、蚊子、跳蚤、螞蟻、蜘蛛、鼠、兔、鳥等動物身上，或附在棉花、食品、宣傳品等雜物上，製成細菌彈，由飛機投擲布撒，或由火炮發射布撒。

  並多以污染水源、交通樞紐與居民集中點為目標，其危害對象除我軍人員及居民以外，還包括家禽、牲畜及農作物。

  每次實施行動時，美軍通常使用P-51型或B-26型飛機。當飛升到1500至2000米高度時，將液體的、用薄鐵板製作的圓筒狀的載有帶菌的昆蟲、動物的細菌彈自高空投下。

  醫療人員經檢驗查明：對方布撒的昆蟲和鼠雀等動物中帶有鼠疫桿菌、霍亂孤菌、傷寒桿菌、痢疾桿菌、腦膜炎雙球菌等共達10餘種。

  由於細菌武器是違反人道主義、違反國際公法的大規模殘害人類的禁用武器。當中朝方面對其惡行進行揭露時，美國方面先是保持沉默，後來覺得進行細菌戰實在有悖於人性，害怕為國際社會所不齒，又開始為自身進行狡辯。

  但是，中國新華社還陸續發布了親身執行過細菌戰任務的伊納克、奎恩、許威布爾、馬胡林等25名美軍被俘飛行員，關於美軍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細菌戰的供詞和公開信。其中有3人是上校軍銜，曾在美國空軍部長或空軍參謀長辦公室任過職，知道一些美國軍事當局關於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決策情況。

  據馬胡林和愛文斯的供詞說，還在1950年秋，美國侵略者便在積極準備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了。

  當時正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協同朝鮮人民軍作戰，美國侵略軍接連吃敗仗的時候，參謀長聯席會議希望使用細菌武器來挽救侵朝戰爭失敗的前途。

  當時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空軍參謀長范頓伯、陸軍參謀長柯林斯和海軍作戰部長薛爾曼，都認為細菌武器有效而便宜，應加以發展，並積極擬定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及其準備工作的計劃。這個計劃限令在1951年年底完成。

  1951年冬天，美國侵略軍在朝鮮發動細菌戰的決定和計劃，就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做出的。這個決定是通過空軍參謀長范頓伯用密令發給東京遠東美軍總司令李奇微，經過遠東空軍司令威蘭轉發給在朝鮮的第五航空隊司令埃弗雷斯特執行的。

  1952年11月，美國空軍參謀長范頓伯還曾親自到朝鮮來視察過一次細菌戰的效果。

  這25名飛行員在中朝軍隊寬待戰俘政策的感召下，除供述了本人執行細菌戰任務的細節情況外，還分別證實了情節大致相同的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關於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決策情況。

  這些事實真相的揭露，使美國政府遭到世界各國輿論的嚴厲譴責，也使他們更加處於狼狽不堪的被動境地。

  這25名飛行員中有一位29歲的名叫奎恩的美國空軍中尉，他比較詳細交代了細菌戰培訓和投彈內幕。

  奎恩於1951年8月25日接到命令，到蘭格利空軍基地報到，學習如何駕駛Ｂ-26型機。他在那裡待了8個星期，然後被送往史東曼兵營等候出國，在史東曼兵營他接受了傷寒、斑疹傷寒、霍亂及天花的接種。

  之後，他們乘飛機離開美國，於1951年11月27日抵達日本羽田空運站，然後轉往朝鮮群山空軍基地。奎恩被分派在第三轟炸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該第三大隊包括三個中隊，即第八中隊，第九十中隊和第十三中隊，在群山就只有這一個大隊。

  1951年12月17日，奎恩到第八中隊的傳令室報到，他看見布告牌上有他的名字，叫他第二天上午9時去聽課。

  第二天，名字也在名單上的領航員拉蓀同奎恩一道去聽講了。這次講課是在地面學校大樓的一間寬敞的房子內舉行的，那裡可以擺滿30個人的座位。

  但教室里只有20個人，都是駕駛員和領航員。除奎恩和拉蓀之外，還有羅伯茲少尉、史瓦茲中尉、羅吉士中尉、華生中尉、郎恩上尉、達費上尉，這些人都是領航員；何瓦斯上尉、蘭德上尉、史密德中尉、皮生上尉、羅伯遜上尉、麥克阿立斯特中尉，他們都是駕駛員。

  拉蓀和奎恩去喝了杯咖啡，遲到了幾分鐘，當他們趕去的時候，其他的人已經在那兒了。

  正在講話的那位上尉只好又給他們又重複說了一遍，這堂課是很重要而極其機密的，那位上尉要求他們要仔細聽講，課後不准討論，甚至在他們自己中間也不得討論。

  接著那位上尉就介紹那位講課的人。他說，講課的人是從日本來的，是一個專家。這位專家是一個非軍職人員，名叫阿西福克先生。

  阿西福克先生是個中年人，40歲，瘦長個子，大部分頭髮都掉了。

  奎恩在提供的口供中說：

  "他講課時首先告訴我們他講的是生物戰爭。他說生物戰爭是件可怕的事情，本不應該去想到它。但是在原子彈時代，科學的進展是那樣迅速，我們必須準備隨機應變。他說，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將來事態如何變化，我們必須準備自衛，我們也必須知道在必要的時候如何進行細菌戰。他說，他研究細菌戰已有多年，他願意給提供給我們必須具有的知識。"

  阿西福克告訴他們說，傳播細菌的方法非常之多，細菌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撒布，撒布的設備也都已經準備好了。

  他還告訴奎恩他們，不能單獨空投細菌，因為在陽光的直接照射之下，細菌在60秒鐘之內就會死亡。

  然而，細菌可以借多種不同的昆蟲和嚙齒類的動物而傳播。這些昆蟲和嚙齒類動物已在實驗室的條件下培養了好幾代，所以選擇它們是因為它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即使在最不利的條件下都能夠生存。

  接下來，他舉出幾種傳播細菌的方法，如利用灰塵像煙幕一樣的放出去。細菌可以利用船隻駛近海岸，在海風吹向岸上時同樣地可以傳播。細菌也可以利用低飛的噴氣式飛機散布。他的意思是指任何類型的噴氣式飛機。

  阿西福克又說，細菌可以利用附著在衣服上的蟲子、跳蚤、蒼蠅、虱子和蚊子而傳播。這些蟲子可以利用很多方法投下，如用盒子，盒子在陽光下變得很容易破碎，可讓蟲子爬出來，也可以用炸彈投下。

  接下來，阿西福克詳細地講述了用炸彈傳播細菌的方法。他拿出一張繪有噴氣式飛機Ｆ-84的圖片讓奎恩等人看，那飛機正在用翼尖上的油箱噴射出帶有細菌的灰塵。

  他還拿出一張有蟲子的舊衣服的照片給奎恩等人看，那些蟲子看起來像蒼蠅和虱子，在衣服內爬著，他們在衣服內可以保持得很溫暖。

  阿西福克說，這些蟲子也可以是經過挑選而培養的，以便它們可以耐寒，並且不吃東西也能活得很長久。

  然後他又拿出一些可以用來投擲細菌的炸彈照片給他們看。這些炸彈除了沒有信管之外，與他們平常所攜載的500磅普通炸彈極為相像。

  阿西福克說，炸彈的大小和形狀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裡面所裝的東西。他還說炸彈是封了口的，自飛機上丟下後口才打開，所以用這種法攜帶的細菌是很安全的。

  他還展示了一張500磅炸彈的照片，彈殼很薄，不到四分之一英寸厚。他說，這些炸彈仍在實驗的階段，有好幾種。

  阿西福克又拿出第二張照片給他們看，這上面的炸彈觸地時便分裂為兩半。另外一個炸彈在背後有門，炸彈觸地時便會打開。

  這些門是由一個很小的電動馬達打開的，這個電動馬達和一個電池相連，電池在炸彈著地時才起作用。在炸彈觸地以前，電池的金屬板是用一片薄薄的塑膠片與液體隔開的。炸彈撞地的力量足以使液體沖塑膠片，這樣液體便塗滿了電池的金屬板，馬達於是便將炸彈的門都打開。

  阿西福克又拿一張炸彈照片給他們看，在觸地時那炸彈的尾部就和炸彈體分開。所有他給他們看的圖片中的炸彈，看起來都做得像普通的500磅炸彈一樣，但沒有一個是裝有信管的。

  阿西福克說，也有些炸彈可在天空中裂開，裝在盒子內的蟲子可以在落地之前散布在面積較大的土地上。

  阿西福克告訴他們，這些盒子在陽光下會變得很易於破裂，蟲子、蒼蠅、跳蚤、蚊子可以爬出來。他給學員們看的3個炸彈的構造都是一樣的，都像500磅炸彈，彈殼很薄。給他們看的第一個炸彈是裂成兩半的；第二個在背後近尾部有門；第三個的尾部已離開了炸彈體。

  在天空中裂開的炸彈是用普通鋼絲鉤在翼下的炸彈夾上的。炸彈頭部有一個小螺旋槳，因有鋼絲鉤住，小螺旋槳在炸彈丟下以前不能旋轉。

  炸彈一丟，鋼絲留在飛機上，小螺旋槳就可以自由轉動了。螺旋槳帶動一個發電機，發電機輸送電力給一個小的電馬達，正像前面所說明的馬達一樣，它首先打開背後的3個門，然後打開炸彈前面的一個門。

  從炸彈中吹過的風力足以將盒子吹出來，盒子就散落下來。奎恩後來交代說："他沒有把這種炸彈的圖片給我們看，解釋得也很少。"

  接下來，阿西福克又講述如何撒布細菌。阿西福克說，差不多任何蟲子都可以用來撒布細菌，但他將只講了其中的幾種。

  阿西福克說："鼠疫可以由老鼠傳播，但是雖可空投老鼠卻並不必要。細菌可以放在任何東西內投下，只要老鼠能夠並且會鑽進去，這樣老鼠便會帶有細菌。蟲子很容易投擲，它們可以帶許多細菌。蒼蠅可以帶斑疹傷寒菌和霍亂菌，跳蚤可以帶鼠疫菌。蚊子可以帶各種引起熱症的病菌，如黃熱病、傷寒、瘧疾和腦炎。"

  "腦炎這種病尚無有效療法。腦炎又名日本乙型腦炎，是日本軍隊中害的一種病，由日本軍隊首次帶到朝鮮的。現在尚不大知道如何與它鬥爭，預防的方法和預防瘧疾相同。"

  他說，他願講一講瘧疾如何傳播，並說其他的發熱症狀是通過相似的方法，由蚊子去傳播的。

  他讓奎恩等人看一張蚊子的大圖片。他說這些蚊子本來沒有害處，但它們如果咬了害瘧疾的病人或在實驗室內染上了瘧疾菌那就有害了。

  蚊子咬人時，內管和外管都插在人體內。蚊子用內管吸血，同時用外管向人體內注射一種唾液。如果蚊子是染了細菌的，細菌就隨唾液注入被咬的人的身體，他就要得病。他說，飯廳牆上所貼的說明如何防止腦炎的宣傳畫，並不是用來裝飾的。

  他說，我們必須遵守所有保持清潔的規定，尤其是在未來的幾個月中。當發給我們服用藥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服用，而不應該把它丟掉。他說，我們必須按時進行防疫注射。如果我們做到了這些事情，我們就沒有什麼可懼怕的了。這次講授從九時開始，快到十一時才完畢。

  我們都注意到了細菌彈是不會爆炸的，它們是不爆炸的炸彈。

  在12月31日的傳令會議上，作戰官告訴奎恩他們：當他們回來向情報組報告執行命令的情況時，要報告所有不爆炸的炸彈。

  1月3日下午14時，另外26名駕駛員，27名領航員，27名無線電轟炸手，和27名機械士，一同向大隊部作戰科報到。

  奎恩那一組有羅吉士中尉為領航和賽爾為機械士。因為天氣很好的緣故，他們沒有帶無線電轟炸手，奎恩從布告板上抄下指派給我們的路線，這條路線是由沙里院至平壤，他們起飛的時間是清晨2時30分。

  奎恩在口供中說：

  "例行的命令傳達會議開始了。在那次例行的傳令會議中，作戰官告訴我們，我們將聽到的一切，都是秘密；並且必須當做秘密處理。除了在我們自己中間外，不得談論。"

  "接著情報官說給我們聽前一天晚上所看到的行車情況，以及有多少車輛已經被炸壞和炸毀了。陸軍聯絡官向我們說明前線的情況，氣候官向我們報告氣候。其他的消息，風向和溫度都由領航員從布告板上抄下。在各方面看來，這很像是一個例行的任務。"

  羅吉士、賽爾和奎恩於13時5分時在大隊部作戰科會面了，奎恩進入了值夜班的作戰官的小房間，雷諾茲上尉在值班。

  奎恩他們向雷諾茲上尉報告了自己的名字，雷諾茲上尉告訴他們說有一個特殊任務要他們去做。雷諾茲要求奎恩他們做任何事以前，應把機翼下的炸彈投在他們所敢於到達的盡能靠近平壤的地方。他還在壁上的地圖上指出一個地點，釘上了一枚紅針，這位置在平壤南5英里和那條主要的公路的東邊3英里。

  雷諾茲說道："這之後你們可以繼續你們例行的任務了，並且儘量提早把它完成，然後，回來向情報組報告。"

  他還告訴奎恩應該在200英尺或者可能的話更低一點的高度去投下那些炸彈，不用去管它們爆炸不爆炸，它們都是不會爆炸的炸彈。

  這時，奎恩想到了他們所聽過的關於細菌炸彈的演講，便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是雷諾茲說他不知道，並且說最好是按指示執行任務，不必管為什麼或者是什麼，奎恩想那便是細菌彈了。

  當奎恩他們走向飛機的時候，一個衛兵迎接著他們，那時奎恩便斷定那些便是細菌彈了。衛兵告訴他不必去管機翼下的炸彈，它們都已經裝妥了。

  當奎恩檢查飛機時，他對它們看了一下，便注意到領航員所說的"機翼下的炸彈都沒有任何信管"那句話是正確的。

  他們彼此相看了一下，奎恩便說："命令就是命令，我們只好讓它那樣吧！"

  奎恩告訴領航員在何處投下這些炸彈，他便在他的地圖上做了記號。

  他們在14時25分起飛，剛好在15時30分到達平壤南邊。奎恩轉向路的東面，正好在橋的南面，當他們到達200英尺時，羅吉士便說應該是這地方了，奎恩便投下那4個機翼下的炸彈，很快地一次一個地連續投下。奎恩後來交代："它們都是不爆炸的炸彈，於是我們兩人便確定它們是細菌炸彈。"

  他們在16時15分完成了其他的任務，並於17時10分回到群山降落。離開了飛機，在交回了裝備和報告飛機情況良好後，他們便直接走向大隊部作戰科情報組去報告執行命令之情況。

  奎恩他們報告道："我們在所指示的地點離地200英尺的空中投下了4枚炸彈，它們都是不爆炸的炸彈。"

  那個軍官便把這些記錄下來，以便在那天早晨交給情報官員。

  1月10日下午14時，奎恩像平常一樣地在一次例行的傳達命令的會議中奉命在軍隅里和江界之間飛行。

  奎恩這個組這次有史瓦茲中尉為領航員，賽爾軍曹為機械士。

  他們的起飛時間是第二天早上2時。這個命令傳達會是例行公事，當奎恩在24時30分向作戰科報到時，他像平常一樣的進去在自己的名字旁簽了到，並獲悉這又是一次特殊的任務。

  這次又是雷諾茲上尉值班。他記得奎恩已經擔任過一次攜帶不會爆炸的炸彈的特殊任務，所以他便提起那件事來，並且告訴奎恩這次同那次的任務是同樣的。

  不過這次奎恩只帶兩枚不會爆炸的炸彈，並應把它們投在軍隅里的東北，他並且在壁上的地圖上指出了那地點，是在軍隅里北3英里，在鐵路線東5英里。

  同樣的在飛機旁邊他們又遇見了一個衛兵，他說機翼下的炸彈已經裝妥。

  奎恩注意到這兩個機外攜帶的炸彈又沒有信管。

  他告訴史瓦茲應該在何處做這個特殊的投擲，他們都知道自己所帶的是細菌彈。

  這次，他們在2時鐘起飛，於3時25分到達軍隅里。奎恩按照史瓦茲所指點的方向轉了彎，並降到200英尺的高度投下了那兩枚炸彈。它們是不爆炸的炸彈。

  他們儘可能快地完成了其他的任務，到4時10分時便開始飛回群山，5時25分在群山降落，在交回裝備，並告訴他們飛機情況良好之後，我們便到作戰科情報組報告已經投了兩枚不爆炸的炸彈，並且說明是在哪裡投下的。那個軍官把它記了下來，以便交給情報官員。

  這些飛行員的坦白交代，更讓美軍的細菌戰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各地舉行反細菌抗議活動

  自從美國在朝鮮戰場發動了細菌戰，中國各地人民，對兩名美國空軍俘虜所供認的美國侵略者有計劃地大規模地進行細菌戰的罪行，表示極大的憤怒。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東北臨時工作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東北總支部臨時工作委員會、中國民主建國會瀋陽市分會籌備委員會在1952年2月6日聯合發表的聲明中說：

  美國侵略者向我中朝兩國人民進行細菌戰的滔天罪行，早已鐵案如山。現在，被俘的美國空軍中尉伊納克和奎恩兩人的供詞，廣播詞和公開信，再一次揭穿了美國侵略者發動細菌戰的黑幕。我們根據新的無可辯駁的證據，再一次抗議美國豺狼們的滔天罪行。我們呼籲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大張旗鼓地聲討和裁判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的罪行，為保衛和平與人類的生存而奮鬥到底！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東北總分會、東北總工會、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東北委員會、東北民主婦女聯合會、東北學生聯合會、東北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東北衛生工作者協會、中蘇友好協會東北總分會等團體在6日發表的聯合聲明中說：

  親受美國細菌戰毒害的東北人民，在看到美國空軍俘虜所供認的這些罪惡事實後，對發動細菌戰的美國戰爭罪犯無不痛恨萬分。

  同時，幾個月來反細菌戰鬥爭的經驗證明：

  人民的力量是強大的，能夠戰勝一切野蠻、殘暴的侵略者。

  東北科學界人士也紛紛聲討美國侵略者大規模地使用細菌武器的罪行。

  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東北工學院院長靳樹樑、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所所長李薰、東北鼠疫防治院院長張杰藩、東北自然科學工作者聯合會主席張克威、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闕森華、中國醫科大學眼科副教授夏德昭等都表示了要徹底粉碎細菌戰的決心，並要求全世界有良心的科學工作者，起來制止美國進行細菌戰的罪行。

  華北抗美援朝總分會、中華全國總工會華北工作委員會、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華北工作委員會和華北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分別發表聲明，一致指出：

  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的罪行，絕不是杜魯門、艾奇遜、李奇微之流可以抵賴得了的。鐵證如山，正義的絞索正準備著給細菌戰犯們以最後的裁判。

  內蒙古自治區抗美援朝總分會等單位和內蒙駐張家口市的醫務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在6月7日兩天分別集會，聲討美國侵略軍的滔天罪行和無恥地抵賴行為。

  華北區各地的醫務工作者紛紛表示要參加赴朝防疫隊，以實際行動粉碎美帝國主義的細菌戰。

  天津市著名的勞動模範、大學教授、醫務工作者和各人民團體的代表紛紛投函天津各報，對被俘的兩名美國空軍人員所供認的侵朝美軍進行細菌戰的罪行表示無比憤怒。

  勞動模範潘長有說："我們對美國侵略者瘋狂絕頂的罪行是決不能容忍的。一次又一次的鐵證擺在世界人民面前，決不是一小撮細菌戰犯們所能抵賴得了的。"

  此外，天津市學生、婦女、店員、工商界人士和保育工作者也一致提出抗議，痛斥美帝國主義進行細菌戰的滔天罪行。

  各民主黨派在上海的地方組織和上海各人民團體7日都發表聲明，聲討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的罪行。

  上海市醫務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員會主任委員顏福慶，中國教育工會上海市委員會副主席吳若安，上海市科學普及協會主席盧於道，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主席章靳以，交通大學教務長陳大燮，聖約翰大學醫學院院長倪葆春、文學院院長陳仁炳，震旦大學醫學院院長楊士達，復旦大學教授周予同、胡曲園、張孟聞，宗教界民主人士吳耀宗、劉良模、胡文耀，工業勞動模範陸阿狗、張德慶，上海戲曲改進協會主席周信芳，上海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榮毅仁等，7日也都在上海各報刊發表專文，痛斥美國侵略者以細菌武器屠殺中朝人民的滔天罪行；並一致指出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的罪證已經十分確鑿，裁判美國細菌戰犯的日子臨近了。

  國立南京大學醫學院附設大學醫院院長姜泗長，南京大學醫學院細菌科主任教授周郁文，金陵大學植物系副教授彭佐權，金陵大學理學院院長戴安邦，浙江醫學院院長微生物學專家洪式閭，浙江醫學院細菌系主任屠寶琦都發表談話，深信美國細菌罪犯必將受到世界人民的正義裁判。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南區工作委員會和中南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都痛斥美國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中南同濟醫學院細菌館主任、教授東公振說："美俘伊納克、奎恩的供詞，充分說明了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的狠毒計劃是極端秘密的，同時也證明它是極心虛膽怯的。我們必須加強反細菌戰的工作，使細菌戰的組織者受到最後制裁。"

  該院寄生蟲館主任、教授姚永政、協和醫院院長姚克方、病理科主任李志尚、細菌學教授徐標秀等10餘人一致表示：隨時響應祖國號召，到反細菌戰的最前線去。湖南省各界人士看到被俘獲的美國空軍人員的供詞後，保證要以增加生產、厲行節約的積極行動支援志願軍，痛擊美國侵略者。

  中國民主同盟西北總支部、西安市支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陝西省分部籌備委員會，民主建國會西安分會籌備委員會的聯合聲明中說：

  美國空軍俘虜伊納克、奎恩的供詞、廣播和公開信，說明了美國侵略者再已無法在朝中人民以及全世界和平人民面前狡辯抵賴，更激起了朝中人民以及全世界和平人民對滅絕人性的美國侵略者的切齒憤恨。美國侵略者秘密進行細菌戰的講課，注射'因軍事秘密而不能公開的疫苗'，把細菌彈稱之為'不爆炸的炸彈'等等的卑鄙行徑，都充分證明其進行細菌戰的極端心虛的犯罪心理。關於美國進行細菌戰的一切人證和物證現在更加完備了，我們相信正義人類對於美國侵略者的細菌戰罪行的最後裁判的日子已經臨近了。

  重慶市總工會、民主青年聯合會、學生聯合會、小學教師聯合會、工商業聯合會等人民團體都發表談話說：

  美國侵略者使用各種卑鄙手段企圖狡賴其進行細菌戰的罪行，已完全失敗，被俘兩名美國空軍人員的供詞已提供了不容爭辯的罪證。

  重慶市人民政府衛生局工作人員，在6日舉行了座談會，會上一致指出：

  美俘伊納克和奎恩的供詞，徹底地揭穿了美國蓄意使用細菌武器的陰謀毒計。

  各民主黨派在重慶市的地方組織和重慶市各人民團體都發表了書面談話。他們要求正義的人類對於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的無可饒恕的罪行，給予嚴正的裁判。

  周恩來爭取國際反細菌

  為了讓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國的罪惡行徑，北京組織了中外記者團。在中外記者團離京前往朝鮮的前夕，周恩來專門致電東北、志願軍防疫委員會，告知將有國際人士前往調查美國進行細菌戰的罪行：

  望做好揭露敵人這一行為的充分實物證據的展覽和具有說服力的宣傳工作。

  中外記者調查團再度查實了美國對中朝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由於細菌戰違反人道主義與國際公約，國內外多渠道的調查取證，無疑對徹底揭露美國的侵略罪行，贏得反細菌戰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進行控訴，動員國際社會共同反對，是贏得反細菌戰勝利的重要因素。

  在美國對朝鮮發動細菌戰之初，周恩來就清醒地意識到，開展政治外交鬥爭，是贏得反細菌戰鬥爭不可忽視的一條重要戰線。

  1952年，當中國人民志願軍捲入朝鮮半島戰爭之際，新中國正遭受著前所未有的外交困境。

  一方面，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和在朝鮮戰場上與"聯合國軍"對壘的軍事行為使中國遭到大多數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和外交孤立。

  另一方面，中國與第三世界的不結盟關係尚未展開，與各國共產黨之間的正式聯絡渠道和民間機構之間的友好關係還在探索之中。

  因此，新中國急需通過其他外交渠道來構築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非正式外交關係，並由此建立一條國際統一戰線，為新中國外交打開局面。

  引人注目的細菌戰問題在這種不利於中國的情況下突然發生，它給正在尋找外交突破的中國領導人提供了一個可以利用的戰略時機，如果中國能夠在細菌戰問題上處理得當，將不僅可以在國際道德法庭上將美國置於被告者的地位，證明帝國主義的惡魔本質，而且有利於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提高自身形象，突破西方的外交封鎖和經濟制裁。

  在這種外交思想指導下，對細菌戰指控的國際政治動員拉開了帷幕。

  1952年2月22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發表聲明，抗議美國進行細菌戰的暴行。

  24日，周恩來"繼續向全世界控告"，發表《支持朝鮮朴憲初外務相抗議美國政府進行細菌戰》的聲明，聲明表示:

  中國人民將和全世界人民一道，為制止美國政府這一瘋狂罪行而堅決鬥爭到底。

  聲明嚴正警告美國要"對後果負責"，為了支持朝鮮人民反細菌戰，周恩來還提出由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向世界和平委員會建議"發動反對美國進行細菌戰的活動"。

  2月25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主席郭沫若，致電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約里奧?居里，控訴美國進行細菌戰的罪行。

  3月3日，約里奧?居里在巴黎發表聲明，痛斥美國發一動細菌戰，號召全世界輿論斥責美國的罪行。

  對中朝兩國政府對細菌戰的抗議和國際社會的譴責，美國剛開始保持沉默，繼而開始進行狡辯，更瘋狂的是，美國不僅沒有收斂起細菌武器，而且無視中國政府的聲明。從2月28日起至3月5日，美國連續對中國東北布撒細菌武器。

  面對美國違背國際公約，殘害中國人民健康的侵略行徑和野蠻行為，3月8日，周恩來發表嚴正聲明，抗議美國政府使用細菌武器的無恥行徑，呼籲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起來，制止美國政府的罪惡行為。

  3月13日，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會見印度駐華大使時向他轉達了中國政府對美國拖延停戰談判、使用細菌武器的非人道主義行為的強烈譴責，並將已發表之細菌戰材料、我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憤怒的抗議告訴他。

  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對章漢夫提供的細菌彈照片極感興趣，建議"應讓美國人民亦看到這種材料……知道美國軍隊細菌戰罪行"。

  會見結束以後，章漢夫迅速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建議採納潘尼迦的提議，由外交部情報司立即會同有關單位迅速編印一種包括文字和照片的英、俄文小冊子，用以配合揭露細菌戰的國際輿宣傳。

  中國政府的抗議還得到蘇聯的聲援。在聯合國安理會上，蘇聯代表提出"號召各國參加並批准1925年簽訂的禁止使用細菌武器的日內瓦議定書"的議案。遺憾的是，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不僅置之不理，而且強烈反對。

  為了爭取廣泛的國際聲援，周恩來提議由各民主黨派代表出面，倡議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

  3月21日，宋慶齡、郭沫若等11人，聯合發電邀請亞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國致力和平、主持正義的著名人士，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

  宋慶齡等11人發表了《發起書》，《發起書》指出，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各國人民是渴望和平的，他們對惡化的國際局勢和戰爭威脅感到異常不安，但和平不能等待，需要愛好和平的人民一團結起來爭取。《發起書》闡述了保衛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和平對保衛世界和平的重要意義。宋慶齡等的建議，受到了亞太地區廣大人民的熱烈贊同。

  3月24日，周恩來接見即將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特別會議的代表團成員郭沫若、馬寅初等，就揭露和控訴美國侵略朝鮮並發動細菌戰的罪行作了指示。

  26日，周恩來致電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姬鵬飛，請其轉告郭沫若，在會上應著重提出以制止細菌武器作為本次會議的主要內容。

  29日，世界和平理事會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召開，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國代表郭沫若就美國對中朝兩國人民進行的細菌戰作了詳盡的報告。在中國代表的努力下，會議通過了"反細菌戰"告全世界男女書，號召全世界男女為制止美國細菌戰罪行和要求禁止細菌武器進行堅決的鬥爭。

  1952年4月9日，美國《新聞周刊》披露消息說，美國海軍的一艘步兵登陸艇，曾於3月間被派至朝鮮北部東海岸的元山港，執行秘密使命。船上設有實驗室，老鼠、虱子俱全，還把在該港的小島上抓到的一些中國人民志願軍官兵帶到船上，試驗他們是否已有可怖的黑死病的症候。

  同時，在巨濟島等戰俘營也進行了類似的罪惡實驗。據當時美聯社的消息，試驗的結果，在被關的12.5萬朝鮮俘虜中，有1400人病得很厲害，其餘的人約有80%染有某種疾病。

  7月1日，世界和平理事會特別會議在柏林召開，郭沫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會上痛斥美國進行細菌戰的罪行，並提出5點建議，受到世界各國代表的支持，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停止韓戰的決議》。

  1952年12月12日至19日，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在維也納舉行。

  中國派出了以宋慶齡為團長、郭沫若為副團長的龐大代表團出席。錢三強為這個代表團的成員。

  約里奧?居里、愛因斯坦、宋慶齡是這次大會選出的3位主席。

  在這次大會上，巴西寄生生物學家貝亞索教授代表國際科學調查委員會發言，揭露了美國在朝鮮和中國東北使用細菌武器的事實，向全世界伸張了正義。

  在周恩來的運籌帷幄下，在朝中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國際正義人士的支持下，中國在道義上壓倒了對方。

  各國科學家考察細菌武器

  搜集整理出充分證明美國進行細菌戰的罪證，這是爭取國際人道主義支援的前提。周恩來深知，只有擁有令人信服的證據，才能從根本上揭穿美國的罪行。

  因此，他通知總後衛生部賀誠部長及東北、軍委、志願軍司令部等地區和部門的衛生機關，搜集足以證明美軍進行細菌戰的材料。同時，他還提議由中國紅十字會、各人民團體派代表組成調查團，前往朝鮮和東北實地調查。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組織"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分赴東北各地和朝鮮前線調查取證。

  在調查團出發前夕，周恩來專門接見了調查團成員，對調查團的現地調查提出了具體要求。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調查團在朝鮮前線和後方進行了為期半個月調查，獲取了大量證實美國進行大規模細菌戰的確鑿證據，發表了《關於美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地區撒布細菌毒蟲罪行的調查報告書》和《關於美帝國主義在中朝撒布細菌罪行的調查報告書》。

  調查團東北分團還將調查的罪證實物和見證拍成電影和照片公布於世，這一舉措，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

  在國內調查團赴朝鮮、東北調查的同時，周恩來認為，僅有國內調查團的材料，難以使美國低頭認罪。為了使調查的材料更豐碩、更富有說服力，周恩來呼籲世界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人們組成調查團，到朝鮮和東北調查。

  但是，中國方面最初動員的國際力量卻僅限於宗教界。

  1952年細菌戰問題發生時，剛好有一批對華友好的西方人士在中國訪問，這批人包括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成員布蘭德魏納、義大利律師卡瓦萊里、中國新法學研究會理事柯柏年、法國律師賈斯蓋、英國律師加斯特爾、巴西法學教授狄布里托、波蘭法律工作者華西爾考夫斯卡夫人和比利時律師莫倫斯夫人，加拿大和平理事會成員文幼章，英國坎特伯雷副主教詹森以及英文月刊《中國評論》總編輯約翰?鮑威爾。

  以上西方人士在參觀了中國舉辦的細菌戰展覽並進行了實地考察後，對美國使用細菌武器一事深信不疑，在中英文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支持中國、譴責美國的文章。

  中國政府對此十分重視，認為是爭取國際輿論支持，向世界人民揭露細菌戰真相的重要渠道。

  5月下旬，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了來訪的英國坎特伯雷副主教詹森，接見後專門安排他參觀了正在北京舉行的細菌戰展覽。

  詹森是英國左翼宗教領袖，30年代曾訪問中國。1952年春夏之間，他與夫人及牛津大學講師戴伊在中國進行了為期6周的訪問，足跡遍及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12座城市，參觀了荊江分洪、治淮工程等國家建設項目，所到之處受到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

  中國政府對他的訪問活動做了周密安排，以使其加深對新中國的美好印象和對細菌戰的了解。

  當時，詹森一行每到一地均有外交部歐非司人員專程陪同，對其與地方領導人會談和參觀後的一言一行都有文字記錄，並隨時上報主管接待的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轉送周恩來及中共中央聯絡部、統戰部、宜傳部、文委宗教事務處等部門，獲取相應指示。

  訪華期間，詹森不僅在北京和瀋陽參觀了細菌戰展覽，而且觀摩了由當地政府組織的群眾防疫運動現場，這些參觀使他感到"過去我們認為細菌戰是一小部分的散布，是偶然的。今天看了展覽之後，知道這是大規模的，並且是不斷的……想到這還是所謂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國家做出這樣魔鬼似的事情，感到回英國後的責任更加重大了"。

  詹森在離開中國時表示：

  回國一定把美帝細菌戰情形加以宣傳。

  在周恩來的不懈努力下，由奧地利、義大利、英國、法國、中國、比利時、巴西、波蘭等8國組成的"國際民主法律工作協會調查團"到達朝鮮，該調查團按照法律方式，調查美國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的罪行。

  後來，"國際民主法律工作協會調查團"公布了《關於美國在朝鮮的罪行的報告》，證實了美國侵略者在朝鮮、東北進行細菌戰的結果，還發表了《關於美國軍隊在中國領土上使用細菌武器的報告》。

  外交部的報告及時反映了細菌戰動員中的一個重要薄弱環節，即在中國訪問的西方人士雖然大部分同情中國，也願意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伸張正義，但他們的身份局限於宗教界人士、新聞工作者或民間和平團體成員，沒有一個純粹的職業科學家，因此對細菌戰的證詞缺乏科學上的說服力。

  細菌戰畢竟是一個涉及細菌學、生物學、昆蟲學、動物學、植物學、傳染病學等多種學科，需要詳細調查、嚴肅論證的科學話題。要想爭取世界輿論的同情，中國必須拿出過硬的科學證據，動員有聲望的西方科學家來華調查取證，並在國際舞台上為中國辯護。

  意識到這一問題之後，中國政府決定開闢第二渠道，把動員的重點放在具有世界和平組織領導人和著

  名科學家雙重身份的法國友好人士約里奧?居里身上。

  約里奧?居里是法國著名化學物理學家，他是1935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法國原子能總署高級專員。同時，他還是法國共產黨員，二戰時期法國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領導人。

  1950年4月20日，約里奧?居里與一批左傾知識分子、科學家在巴黎成立世界和平支持者大會，當選為首任主席。

  1950年約里奧?居里又當選為在華沙成立的世界和平大會執行局主席。該機構是戰後歐洲知識分子和平運動的產物，分支遍布全世界，在政治上同情共產主義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反對美國的戰爭擴張政策和核試驗，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持友好態度，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是其在中國的分支機構。

  1952年細菌戰問題發生時，約里奧?居里正在為聯合全世界科學工作者共同禁止核武器而奔走。在他接到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委員長郭沫若就細菌戰發出的呼籲後，他立即以世界和平大會執行局的名義，發表了美國使用細菌武器是"繼用原子彈在幾十秒鐘之內毀滅廣島和長崎的幾十萬人民那種同樣窮凶極惡的罪行之後的又一罪行" 的聲明，並迅速做出3月底在奧斯陸召開世界和平大會執行局緊急會議，討論這件事的決議。

  3月21日，參加奧斯陸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在北京組成，團長郭沫若，成員包括茅盾、錢三強等。

  郭沫若是國際著名人士，前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當時身兼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委員長和中國科學院院長，代表著中國最高一級非政府組織機構和中國最高國家科學研究機構。

  錢三強是約里奧?居里的學生，40年代曾在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居里實驗室跟隨約里奧?居里學習核物理學，1948年回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參加中國科學院的創辦，錢三強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長。

  由中國科學院院長和中國頂尖科學家組成的代表

  團向外界傳遞了一個明確信息，即未來的細菌戰調查將是一場由民間組織和科學研究機構共同承擔的，嚴肅、客觀、不帶任何政治偏見的科學調查，而不是官方操縱的政治宣傳。

  當然，代表團另一個心照不宣的目的則是希望錢三強能夠利用他與約里奧?居里的特殊關係說服世界和平大會站在中國政府一邊。

  3月下旬，中國代表團抵達奧斯陸。3月29日，中國代表團在世界和平大會執行局會議上與朝鮮代表李其永一起，向會議出示了有關美國使用細菌武器的證據和文件。

  代表團強烈請求大會組織一個由獨立、公正的科學家組成的代表團前往中國和朝鮮調查，該調查團的人選不一定來自與任何國際和平組織有關的團體，但是他們應該具有為人道主義獻身的精神。

  當問到中國政府是否願意接納聯合國國際衛生組織或國際紅十字會派遣的調查團時，郭沫若當場予以回絕，他認為在美國影響和操控下的聯合國不可能展開公正的調查。

  於是，會議又圍繞是否成立調查組，要不要干涉韓戰中的細菌武器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後來，據錢三強回憶，世界和平大會執行局在是否應該支持中國的問題上意見並不統一，為此他和郭沫若在會上會下進行了大量的斡旋工作，重點說服約里奧?居里在支持中國問題上的決心。

  中國代表團的遊說最終生效。在會議開始後，作為保衛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的約里奧?居里先生首先站出來，主持正義，並專門組織了一個小型會議進行宣傳。

  他旗幟鮮明地發表了如下一段講話：

  大家選我擔任和平理事會主席，我很榮幸。我們受著同一個信念的鼓舞，為消除戰爭而工作。我們要盡一切辦法，使我們的孩子不再經歷新的戰爭恐怖，使科學為其正當目的而不為罪惡目的服務，使世界上的勞動者不斷努力創造幸福，而不致造成破壞。只要危險沒有消除，我們就要堅持做下去。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擋我們。

  只見他用嚴峻的目光，掃視了一下會場，接著說下去：

  理事會支持不支持被侵略的朝鮮和中國的要求，是關係到世界和平理事會存亡的問題。若不能主持正義，還有什麼理由讓世界和平理事會存在下去!

  台下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次日，大會進行辯論和表決。在約里奧?居里的主持下最後終於通過決議：組建一個調查美國在朝鮮和中國進行的細菌戰事實的國際科學委員會。

  當通過這一決議以後，許多中國代表激動得流下了眼淚，郭沫若也忍不住內心的激動，他一動也不動地坐在主席台上，長時間用手絹捂住眼睛，不想讓人看出他在流淚。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站在約里奧?居里一邊。

  中國人民沒有忘記約里奧?居里在關鍵時刻給予我們的寶貴支持。郭沫若首先代表中國科學界和中國人民向他發了慰問電報。

  4月2日，世界和平大會執行局通過題為"反對細菌戰"的告全世界男女書，決定組織一個調查細菌戰事實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前往中國和朝鮮。

  經約里奧?居里的積極組織和支持，委員會由6人組成，名單由約里奧?居里提出。

  4月5日，周恩來在接見印度大使潘尼迦時告知對方:中國已掌握了美國進行細菌戰的充分證據，並邀請世界和平大會主席約里奧?居里博士幫助中國組團來華調查。

  奧斯陸會議決議為中國爭取國際輿論支持邁出了第一步，給細菌戰調查打開了一扇大門。

  但是正當中國政府組團活動即將開始之際，事情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約里奧?居里本人因身體狀況和政治壓力雙重原因而無法繼續承擔細菌戰組團工作。

  政治方面主要起因於法國政府和公眾輿論對約里奧?居里的批評。

  早在韓戰爆發之前，約里奧?居里便因以共產黨員身份擔任法國原子能總署高級專員，而受到西方公眾輿論的普遍質疑，以美國為首的新聞媒體不斷發表文章，攻擊約里奧?居里的政治立場，警告法國政府在高尖端、高機密原子能研究機構中任用共產黨人的做法可能給西方陣營帶來潛在危害。對此，約里奧?居里心理上一直承受著沉重的壓力。

  1950年4月5日，當他再次在法國共產黨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號召共產黨員和進步科學家堅定地站在蘇聯一邊，反對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可能對蘇聯發動的侵略戰爭時，法國政府對他的迫害驟然升級。

  就在這一演說後不久，法國總理喬治?皮爾杜解除了約里奧?居里的法國原子能總署高級專員職務。

  奧斯陸會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媒體對約里奧?居里的攻擊達到了頂峰，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奧斯汀公開在媒體上指責約里奧?居里是"赤色分子"、"濫用科學"等等。

  約里奧?居里針對沃倫?奧斯汀指責他"濫用科學"的攻擊文章，憤怒地回敬了奧斯汀。

  約里奧?居里在給奧斯汀的回信中寫道：

  你指責我濫用科學，因為我反對罪惡地使用偉大的巴斯德的發現，因為我號召公眾反對發動細菌戰。

  不能因為朝鮮人和中國人選擇了和你們國家不同的制度，也不能因為他們不是白種人，就認為用凝固汽油或用細菌來大規模地消滅他們是合法的……

  因為我知道科學能給世界帶來什麼，所以我將繼續努力，利用科學造福人類，不管他們是白種人、黑種人還是黃種人，而不是在某種天賦使命的名義下利用科學消滅人類。

  但是，約里奧?居里的個人辯解，始終無法抵擋西方公眾媒體的圍攻。

  最終，這些輿論壓力使得約里奧在法國科學界處境十分難堪，威信下降，很難再繼續承擔細菌戰國際調查團的組團工作。

  面對這一突變形勢，中國政府決定派出得力人員前赴世界和平大會執行局，加強細菌戰國際動員工作。

  1952年4月14日，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致函周恩來、王稼祥，請求選派李一氓擔任世界和平大會理事會執行局秘書，前往設在布拉格的世界和平理事會工作。

  信函稱:

  稼祥同志並總理:

  李一氓同志願意擔任世界和平理事會執行局秘書的工作，他要求對此工作的方針和任務及向外聯繫問題給予指示，並請考慮給他一個助手和俄文翻譯。任務和方針問題，擬請郭老、稼祥、寧一等和他一起討論一次。行前請總理談一次話。幹部問題，由稼祥和我同他設法解決。

  當否請示。

  漢夫

  4月14日

  於是，中國政府派李一氓擔任世界和平理事會執行局秘書，積極進行細菌戰方面的國際動員。

  李一氓派任世界和平理事會執行局秘書以後，始終受到周恩來的密切關注，周恩來不僅專門過問李一氓在世界和平大會的工作任務和方針，而且親自安排李一氓身邊的工作人員。

  李一氓到達布拉格後，亦定期向中央匯報他在世界和平理事會執行局的工作情況，並與在布拉格負責細菌戰國際科學調查團組團工作的錢三強進行聯繫。

  1952年5月下旬，錢三強接到郭沫若托李一氓從北京帶給他的親筆信，信中寫道:

  三強兄:

  您這次做了很好的工作，總理、定一、同志們都表示滿意，把您辛苦了。我們的意見，望您待（帶）國際委員會組成後一道回國，望您把這一任務徹底完成。居里先生處我已有電慰問，今天李一氓動身，我寫了一封信，托他帶去。您多留二三星期，我想對於居里先生也當是一種安慰。余由長望同志面詳。

  郭沫若

  此時，劍橋大學的李約瑟教授也表現出對美在朝發動的細菌戰的強烈關注。

  李約瑟是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家，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生物胚胎學領域的著名學者。

  李約瑟與他那個時代的許多科學家一樣，除了對科學研究有著濃厚的興趣，對政治、宗教、社會問題的也有著廣發的關注。

  30年代，李約瑟秉持"科學的世界觀賦予科學家其他公民所不能擔負的特殊公共職責"的信念，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在政治上同情社會主義，是英國工黨成員，曾支持英國共產黨和西班牙反法西斯內戰。他對魯道夫?奧托普世基督教理論和馬克思社會分析方法有著雙重的信仰。

  1952年中國在國際上提出對美國使用細菌武器的指控後，李約瑟立刻敏感地聯想到這件事可能與日本在二戰時遺留下來的細菌武器有關，他在一份備忘錄中寫道:

  上次戰爭期間，我曾一度受命準備一份關於指控日本人在湖北和湖南省使用細菌武器的報告。我雖然沒有機會進行實地調查，但是有機會看到中國軍醫總署的報告並與該部工作人員談過此事。儘管我在一開始對此抱有極大的懷疑，但是最終的結論是日本人確實空投了含有感染鼠疫病毒跳蚤的容器，因此在通常並不發生鼠疫的地區引起超過150例淋巴腺鼠疫病例，大部分是致命的……

  眾所周知，戰後已有英文文件問世的卡巴羅夫斯克審判已經證實日本人曾經從事大規模細菌戰實臉，包括使用許多犯人實驗。並且於1940年至1943年之間在中國許多地區撒布過感染鼠疫的跳蚤。

  儘管日本人從在華細菌戰行動中獲取的實際效果微乎其微，甚至並不具備軍事價值，如果參考美、英兩國自己承認的自戰爭以來花費在細菌戰研發方面的巨大開支，我們似乎也沒有理由去否認美國占領當局繼續日本大規模研究的可能性。畢竟很少或幾乎沒有卡巴羅夫斯克審判的科學領導人是掌握在俄國人手中。

  據此，李約瑟判斷美國可能在日本人細菌戰研究的基礎上發展了生物武器並試驗性地使用於朝鮮戰場，但是這一判斷並無確鑿的事實根據。

  正當李約瑟對此猶豫不定的時候，4月25日，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成員傑克?加斯特和加拿大和平理事會成員文幼章從中國來到倫敦，他們在李約瑟的邀請下前往英中友好協會，和倫敦和平理事會發表有關細菌戰問題的聯合演講，由李約瑟親自擔任演講會主席。

  加斯特和文幼章的演講使李約瑟對細菌戰問題的猜測得到了進一步證實。

  幾乎就在這同一時期，李約瑟也收到他抗戰時在中國認識的兩名老朋友，病理學家、英國病理學會會員李佩琳和吳在東從中國的來信。

  他們兩人在信中告訴李約瑟:中國科學家"從解剖因染疫而死亡的我國同胞的屍體上，發現了我國從未有過的一種腦炎，這是在3月2日美機侵襲鞍山附近之後所發生的事情。美機在那裡投擲了大量帶病毒的蚊蟲"。

  李佩琳和昊在東的來信使李約瑟對細菌戰的事實更加確信不移了，事後他在其備忘錄中寫道:

  只有組織一個調查團才能澄清事實真相。我明白中國政府急切地希望邀請這樣一個調查團，而且希望該團儘可能由傑出的、專業的、不帶政治偏見的細菌學家、傳染病學家和醫學昆蟲學家組成。任何來自西方國家阻撓他們前往中國的壓力將被視為對罪行的承認。

  此時，李約瑟已經有了查明事實真相的強烈渴望。

  1952年5月下旬，就在李約瑟對細菌戰問題備加關注之時，他在劍橋大學接到錢三強從布拉格給他的來信，內稱:

  我很高興向您轉達一個來自北京的信息:我們邀請您參加一個前往中國和朝鮮收集和報導有關細菌武器證據的國際調查團。該邀請信的簽發人是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委員長郭沫若。郭沫若請求我暫留歐洲直到調查團啟程，調查團成員將在布拉格匯合，由我從那裡陪同他們一起前往目的地。調查團預計的出發時間是6月初，請儘快確認您是否能夠參加。

  在等待您答覆期間，我將在中、朝政府的配合下，為您此行提供任何必要的幫助。當然，此行一切費用將由中國政府承擔。

  錢三強與李約瑟本來並不認識，但是他們兩人都是約里奧?居里和郭沫若的親密朋友。

  李約瑟早在戰後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部門領導時便與約里奧?居里相熟，兩人的政治觀點十分接近。因此，他們在細菌戰問題上的立場非常一致。

  在收到錢三強的來信後，李約瑟立刻以極大的熱忱投入了幫助中國組織國際科學調查團的工作。

  經過中國方面和李約瑟的共同努力，國際科學委員會最終成立了。

  揭露美軍細菌戰的內幕

  國際科學委員會的委員們在1952年6月21日及28日先後抵達北京，他們在北京受到中國科學院與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的熱烈歡迎。

  國際科學委員會的委員有下列人士組成：

  安德琳博士，瑞典人，斯德哥爾摩市立醫院管理處中央臨診試驗室主任。

  馬戴爾教授，法國人，格利農國立農學院動物生理學研究室主任，曾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牲畜專家，義大利及西班牙畜牧學會通信會員。

  李約瑟教授，英國人，皇家學會會員，劍橋大學生物化學系威廉?鄧爵士講座的講學者，曾任重慶英國大使館科學顧問，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自然科學部主任。

  歐利佛教授，義大利人，布羅尼大學醫學院人體解剖學教授，前土倫大學普通生物學講師。

  貝索亞教授，巴西人，聖保羅大學寄生物學教授，前聖保羅省公共衛生局長，羅西佛及拍拉巴兩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

  茹科夫?維勒斯尼科夫院士，蘇聯人，蘇聯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兼細菌學教授，曾任伯力日本細菌戰犯審訊的首席醫學專家。

  雖然我國對部分科學界知名之士不能前來表示十分遺憾，但委員會仍規定了7月15日為最後報到的一天，因為形勢不容許再等了。

  後來的葛拉求西博士，是義大利人，義大利羅馬大學微生物研究所助教也加入了這個隊伍。

  他於1952年8月6日在委員會自瀋陽回來之前到達北京。因為他只能在委員會最後3周的工作中出席，所以他的地位是"列席顧問"，在這個職位上他對於會議的進行有很大的幫助。

  最後還有錢三強博士、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長參加。錢三強代表郭沫若陪同委員會人員從歐洲來到北京。錢三強是經中國方面委員會一致的邀請，並被任命為聯絡員，在委員會討論時，他可以發言，但沒有投票權。

  國際科學調查團首先赴我國丹東、撫順等地進行調查，結果發現了美國用飛機投放的細菌彈撒布的帶有多種毒菌的大量昆蟲。

  美國在中國東北各地，慘無人道地進行細菌戰的罪證，被調查團找到實物與標本以後，國際科學調查團成員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護送下，越過鴨綠江大橋進入朝鮮境內。

  當錢三強與國際科學調查團進入朝鮮以後，呈現在眼前的景象更是慘不忍睹。

  到處是殘垣斷壁、壕溝彈坑，屍體遍地……

  白天，美國飛機遮天蔽日，狂轟濫炸。

  調查團成員只得冒著生命危險，趁黑夜乘車前進。儘管是夜間，隨時都會遇到侵朝美軍的冷炮襲擊，有時汽車險些被震翻。

  但是，他們為了正義的事業，全然不顧自己的安危，充分體現了他們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

  在平壤郊區的一座水泥建築物內，金日成接見了調查團，並親自向國際調查團展示了美國發動細菌戰的許多實物。

  在戰壕里，在山洞中，在田間，在醫院，錢三強陪同國際調查團，調查了數以百計的人證，獲取了大量實物標本。

  他們還獲取了投放細菌彈的戰俘的供詞。

  一天，在平壤一間地下室，調查團審問了被俘的美國飛機駕駛員奎恩。

  調查團問奎恩："你能證明美國投放了細菌戰武器嗎?"

  "能證明。"奎恩回答。

  "怎麼證明?請提供事實。"

  "我本人就接受過這樣的任務，駕駛飛機在朝鮮戰區投擲過細菌彈。"

  "是什麼形狀的細菌彈?"

  "時常是圓柱形的紙筒或紙包。"

  奎恩指著桌子上的一件實物說，"就是那種東西。"

  "你知道它對人的危害嗎?"

  "想必是殘忍的。"

  "你知道有國際協議，禁止使用細菌武器嗎?"

  "不知道。我很懊悔我的不人道行為。"

  接著，另一個美國士兵奧尼爾也向調查團作了相同證實。

  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國際科學調查團踏遍了朝鮮北部的千里江山，調查了數百的證人，觀察了遭受細菌武器襲擊的近百個現場，取得了大量的證據，複查了實物標本。

  8月中旬，國際科學調查團從朝鮮回到了北京。

  錢三強和國際科學調查團的成員共同撰寫了調查報告。

  當年，美國政府正在奉行杜勒斯的實力地位政策，麥卡錫主義的迫害肆無忌憚。美國的一些盟國，雖有自己獨立自主的立場，但在很多事情上仍不得不遵從美國的旨意。

  如果這個國際科學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將美國製造細菌戰的真實情況公布於世界，並簽上他們的名字，回國之後，會有怎樣的遭遇?

  約里奧?居里先生高級專員的職務已被法國當局解除了，其他人會不會也要遭受同樣的命運呢?

  科學家們的顧慮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美國當局可能對簽名者進行報復，或者操縱盟國搞迫害，他們是完全做得出來的。

  但是，簽不簽名，對這份調查報告卻事關重大。如果不簽名，國際上對其中的事實缺乏信任感，而且可能被美國的媒體惡意扭曲。

  錢三強首先找了李約瑟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通過他做必要的說服工作。

  "教授，您對報告書籤名問題怎麼看?"

  "我主張應該簽名，這是慣例，也是對事實負責任。但是，有人不同意簽名，是有原因的。"李約瑟的觀點是明確的。

  "科學調查委員會是對國際和平理事會負責，如果交一份不簽名的報告，會是怎樣?"錢三強以聯絡員身份，做了恰當的提醒。

  "當然不好。"李約瑟說，"這樣吧，我們再分頭做些解釋，相信委員們會簽名的，因為參加這個科學調查委員會的科學家，都是為支持正義而來。"

  8月31日，調查美國在朝鮮和中國發動細菌戰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在北京舉行報告書籤字儀式，各位科學家都莊嚴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為維護真理和正義，他們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

  最終，科學家們的正義感和良知還是促使他們站到了真理和正義的一邊。

  國際科學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中提到，根據委員會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資料，在過去的5個世紀裡，朝鮮不曾有過鼠疫。距離最近的發生過流行病的中心，是在450千米以外的中國的東北，或是在南方1500千米以外的福建。

  再則，在這個氣候之中2月要比鼠疫正常的發生季節至少早3個月。

  最重要的是他們所發現的跳蚤不是在自然狀態中能帶鼠疫桿菌的鼠蚤，而是人蚤。

  國際科學委員會從中國方面的鑑定和從其他材料里，知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用過的，也就是這種人蚤。

  委員會在朝鮮時，還被邀請研究了兩個專案。

  第一事情，那是在3月末，江西的一個農民，在一架美國飛機於夜間在他的村子上空盤旋後的第二天早晨，他發現露天的一公尺高的水缸里的水面上浮有許多跳蚤。

  這位農民大概被這次投放的跳蚤咬過，因為他在幾天之後就死於了腺鼠疫，經由朝鮮及中國的科學家用病理學和細菌學的檢驗得到充分證實，這些跳蚤帶有鼠疫桿菌。

  委員會的委員們曾檢查了由上述專家從這個病人體內分離出來的細菌培養，深信這確實是鼠疫桿菌。他們還檢查了病理標本及組織切片。

  這個地區及時的衛生措施，阻止了其他病例的再發生。

  第二個研究的專案，在朝鮮的兩個志願軍在淮陽附近一個荒山山坡上，發現了一群很密集的跳蚤。

  其分布的地帶，指示出他們是從一個慢慢向東北方向落下的容器投放出來的，但當時沒有找到任何容器留下的痕跡。

  跳蚤是這樣地密集，使得地面和他們的褲子上都變黑了，他們對此頗為驚異，委員會後來親自詢問過這兩個志願軍。他們回到營房，請求援助的人，用石油和松枝點火消滅了這些跳蚤。

  在這個案件中，這些軍人用各種方法保護他們自己，並且他們迅速進行撲滅工作，在大批跳蚤能達到人行道以前，就已經被消滅了。

  朝鮮及中國檢驗隊進行的細菌學的檢驗，證實這些跳蚤帶有鼠疫桿菌，這些跳蚤其實是人蚤。

  必須著重指出的是：

  這些跳蚤，是寄生在人身上的。根據這個昆蟲的生態學而言，在房屋外面它們不可能大量出現。

  那麼在距離人類居所相當遠的荒地上，一次就發現了成萬數目的人蚤，將如何解釋呢？委員們認為這決不是自然條件集合而來的。

  在鄰近駐紮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在當天清早4時曾聽到飛機在當地上空盤旋過，這飛機與人蚤的發現是更有關聯的。

  分析由人蚤傳染的鼠疫的流行病學的整個過程，發現缺少了幾個正常的環節。

  在正常的情形下，一般是鼠疫先在鼠群中流行，然後再發生於人類；人蚤由病人身上得到傳染後，然後才能傳給其他的人。

  通過以上這些事實以及其他類似的事實，得出了一個結論：

  委員會沒有別的選擇，只能下這一結論，即：美國空軍在朝鮮應用了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用以撒布鼠疫很相似的方法。

  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

  8月31日，用法、英、俄、中4種文字精印的報告書在北京台基廠9號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大樓舉行了簽字儀式。

  此前，調查團成員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的接見。

  9月16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就報告書發表聲明，聲稱:

  國際科學委員會關於調查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所作的巨大努力及其嚴謹的成就，對人類是一項重大的貢獻，在人類歷史上將占光輝的一頁。

  醫療人員支援前線反細菌

  美軍飛機在朝鮮前線和志願軍後方上空，中朝邊境以及我國遼東等地大量投放各種帶有鼠疫、霍亂等病菌的毒蟲，發動了細菌戰爭。

  對美帝國主義發動的細菌戰，全國人民無限憤慨， 上海醫學院同學在林飛卿教授領導下召開聲討美帝國主義暴行的大會。

  上海市科協、醫務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員會召開座談會，會議由顏福慶主持。

  細菌學家林飛卿、藥學家張昌紹等眾多專家參加了這次會議，黃家駟作總結髮言，他號召上海市科技界、醫務界統一領導，在需要時上前線去。

  隨後，上海市科技界醫務界成立細菌戰防禦委員會，推舉林飛卿，沈克非、黃家駟、錢惪、顏福慶等90人為委員，沈克非為主任委員。

  沈克非表示："我以十二萬分的決心，保證完成這一任務。全市的科技界，醫務界和上海市人民一定會積極參加這一工作，徹底粉碎美帝國主義的無恥陰謀。"

  1952年2月，上海派出包鼎成、嚴家貴、程德成、肖家春4位教員參加中國志願防疫檢驗隊，赴朝鮮前線執行反細菌戰任務， 後來他們分別獲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勳章和軍功章。

  林兆耆回上海後，得知美軍在朝鮮發動細菌戰時，他在很短的時間內趕寫出版了一本《急性傳染病手冊》， 陳毅市長還專為該書題字。

  1952年2月23日，上海市抗美援朝志願醫療手術總隊第八、九、十、十一大隊即將出發前線接替第四、五、六、七大隊的任務。

  上海各界人民代表2000人在復旦大學大禮堂舉行歡送大會，顏福慶、金仲華、王聿先在會上致詞，向熱愛祖國赴朝服務的醫務人員致意，並祝其成功。

  1952年3月10日晚，第十、十一大隊出發，第十一大隊抵達齊齊哈爾東北軍區後勤衛生部軍醫學校，及第二陸軍醫院接替第七大隊志願醫療隊工作。他們的任務是在二、七大隊所建立的基礎上，將第二陸軍醫院之醫療工作與東北軍區軍醫學校的教學工作繼續鞏固發揚。

  由於軍醫學校創立時間短，各方面經驗不夠，所以對學校的協助較重於醫院。其時醫院已成為軍醫學校的教學醫院，擁有病床600張。

  第十一大隊全體醫療隊員在做好教學工作的同時，並協助部隊醫院疑難病例的正確診斷，參與重要手術；擔任或協助護理工作；協助改進各部門的工作常規；著力提高在職幹部的業務水平和舉辦業務講座。

  當時醫院的傷病員大多數已經經過七大隊的診療，一部分由他院轉來的新病員由十一大隊施行手術和診療，半年來共施行手術261次，醫療效果良好。

  1952年9月15日，上海第三批抗美援朝志願醫療手術隊完成任務回校。學校從1951年1月開始的抗美援朝醫療工作勝利結束。

  其間，醫療手術隊除承擔繁重的醫療任務為志願軍傷病員服務外，還積極擔任了培養部隊醫務幹部的教學工作，使他們掌握了諸如肺葉切除、骨折切開復位等大手術。

  在與志願軍戰士接觸的日子裡，隊員們的思想覺悟也得到很大提高，其中有31人立功。

  而留在後方的工作人員也積極支持前方工作，肩負起繁重的醫務工作，在抗美援朝中盡了自己的責任。

  科學家緊急研製抗菌藥

  在確定了美軍投擲的細菌以後，科學家開始忙著尋找治療藥物了。

  抗美援朝開始後，東北製藥廠的研究室搬遷到白城子。

  1952年3月8日前後，李承楨突然接到厂部給他打的電話，通知他馬上整理好行裝，帶上資料去瀋陽。晚上在火車站候車室，廠里有10來個人同行，李承楨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緊急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李承楨來到了總廠，廠里安排他住在過去為生化藥廠來的幹部建造的新房子裡。

  吃過早飯後龍廠長把李承楨單獨叫到他的辦公室，只見研究室主任郭豐文已經在那裡了，龍廠長二話沒說就叫他們一起到東北衛生部去開會。

  會議由衛生部副部長白介夫主持，內容是朝鮮的美國軍隊在幾天之前發動了細菌戰，空投了帶有細菌的昆蟲和動物。現在要開展反細菌戰。

  東北人民政府成立了防疫委員會，林楓為主任委員，一切工作都要為反細菌戰開綠燈，藥廠要立即生產和研究反細菌戰的藥物和殺蟲藥物。

  由於情況緊急，領導要求馬上動員起來，開完會馬上執行。

  會議結束，李承楨他們回到廠里後，龍廠長宣布：

  1、成立六六六車間，盧玉華為主任；

  2、成立氯黴素研究小組，由沈家祥教授負責；

  3、成立清水龍車間，放在研究室，由文曜技師負責；

  4、DDT馬上正式生產；

  5、研究室馬上搬回瀋陽，使用原二分廠的廠房開展工作。

  李承楨知道合成六六六的方法，在紫外線照射下把氯氣通道苯裡面就可以得到。

  先做小實驗，李承楨從倉庫里找到一架醫用紫外線燈，反應進行得很順利。

  可是李承楨沒想到紫外線對眼睛有害，沒有戴上防護鏡觀察試驗進行過程，當天沒有感覺到什麼，可是睡了一個晚上之後，第二天早上起來時，李承楨覺得眼睛又酸又痛，還不停地流眼淚。

  不單是李承楨，還有何友植等幾個和他一起做實驗的工人都是一樣。

  龍廠長很關心這件事，他讓李承楨他們先休息一下，下午到醫務所去治療。不過到了中午，他們幾個人的眼睛都恢復了正常。

  這下不敢馬虎了，李承楨他們領來了防護眼鏡後繼續做實驗，反應液經過濃縮得到六六六，試驗成功了！盧玉華開始在一間空的廠房裡面根據李承楨畫的草圖領著裝配工人施工。

  苯通氯的反應器如何辦？開始從倉庫里找到幾支石英管，想用連續工藝法通氯，但是紫外線燈的功率太小，反應進行得很慢，放大試驗只好暫停。

  真想不到，從反應器卸到蒸餾水瓶裡面的通了氯的苯受到外面的太陽一曬馬上起了反應。

  這下可好了，用太陽光作觸媒，不需要紫外線了，也不用反應器了。

  於是，李承楨他們就在車間外面放上兩個長桌，架上10個10立升的圓底燒瓶，在太陽光下把氯氣通到苯裡面。

  反應進行的非常順利，只要通氯氣的玻璃管道被析出的六六六晶體堵塞了就是反應的終點。把反應完的料集中放到蒸餾罐里集中後蒸餾把多餘的苯回收，六六六的結晶就得到了。當然玻璃瓶裡面要留一點點反應液作為反應的誘導載體，否則反應是不會馬上進行的。

  龍廠長給定下了規矩，大晴天工作，從太陽出來到太陽下山之間的時間是氯化的工作時間，沒有星期天，下雨天和陰天休息。

  從3月份開始做實驗和準備工作，4月份安裝，5月份生產，短短的16天生產了6噸六六六，經過北京中央藥檢所的化驗，γ體含量達到25.5%，質量完全符合要求，馬上空運到朝鮮前線。

  回到研究室，郭豐文主任讓沈家祥教授做氯黴素的研究，沈教授從大連帶來了幾個人，有張宴清，郭可義等3個人，任務是把對硝基乙苯用在三氧化鉻的觸媒下用氧氣或空氣氧化成對硝基苯乙酮。

  這是一條中國人創造的合成對硝基苯乙酮的方法。看來好像很簡單，但是氧化過程不理想，轉化率只有17%。

  李承楨感到這個方法有問題，就到圖書館查《美國化學文摘》，結果被他看到了一個合成苯乙酮的方法，用高錳酸鉀在硫酸錳為觸媒，在水介質中50度反應即可把乙苯氧化成苯乙酮。

  李承楨用對硝基乙苯作了實驗，果然得到了對硝基苯乙酮。

  李承楨把試驗結果告訴了郭豐文，他的意見還是繼續用氧氣氧化的方法完成試驗，這個方法交給湯菲烈來完成。

  果然，湯菲烈完成了對硝基苯乙酮的放大合成，提供原料給下面的溴化和成鹽兩步反應。

  李承楨查閱了文獻資料，看到類似的氧化反應中有自由基產生，而氧化反應所產生的水會破壞自由基，所以反應不能進行完善。

  看了這篇文獻，李承楨馬上把試驗裝置進行了改裝，把反應產生的水從反應液中除掉，轉化率很快提高了，從原來的17%提高到80%，得到了用氧氣氧化法合成的對硝基苯乙酮。

  沈家祥非常高興，對在反應機制上的自由基反應理論的設想加以肯定。

  李承楨設想的自由基反應理論的論文摘要後來由郭豐文在全國藥學會1956年第二次全會上代替李承楨宣讀。

  到了1952年底，中國人自己創造的氯黴素的合成方法的研究完成了，開始中型放大生產，李承楨到分析室繼續進行氯黴素質量標準的研究並完成了含量測定的比色法，這個質量標準和含量測定方法通過了衛生部中央藥品鑑定所的批准，氯黴素開始批量供應朝鮮前線和國內市場。

  東北製藥廠把所有的反細菌戰的任務全部完成了，美國瘟疫將軍李奇微不久被迫下台。

  後勤積極配合反細菌戰

  不僅戰士們開展了反細菌戰行動，志願軍的後勤人員也都積極行動起來，與細菌戰作鬥爭。

  1952年3月初的一天，班長把後勤人員董國英叫到一邊，說："小董，交給你一個任務。"

  董國英一聽，高興得跳了起來，忙說："班長，是不是讓我跟您出車?"

  班長笑一笑說："不是。是一個特殊任務，捕鼠!搞好我們班的衛生防疫工作。"

  董國英驚訝地問："班長，你不給運輸任務，怎麼叫我去捉老鼠玩呢?"

  班長看董國英想不通，就把上級傳達的美帝發動細菌戰的情況向他說了一遍，還嚴肅地說：

  "後勤領導要求我們每個班都要積極行動起來，把粉碎美帝細菌戰的具體任務，當作一項特殊的戰鬥任務來完成。"

  班長還用充滿信任的口氣說："小董，你年輕、有文化、肯動腦，你就把它當作入朝第一仗來打吧!"

  班長還說："有什麼困難可以找副班長，我讓他協助你。"

  當董國英知道抓老鼠是為了粉碎美帝細菌戰時，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務。

  接受任務後他想：捕鼠離不開工具，沒有工具要捕殺這種敏捷、機靈又膽怯的小東西談何容易。可是在當時條件下，哪去找現成的捕鼠工具呢?

  於是，他就找到副班長商量。

  副班長說："只有就地取材自己造，小鬼!走，到駐地附近轉轉去，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利用。"

  他們兩人沿著駐地的山溝走，發現山腳處有不少天然石片暴露在植被剝脫的土中。朝鮮老百姓就是用這種石板建築住房暖炕的。

  董國英說："副班長，要是把這種石片豎起來放，一倒下肯定能砸死老鼠。"

  副班長說："對!這是個辦法，咱們拿一塊回去做試驗。"

  回到班裡，董國英找了一根短棍把石板斜著撐起來，但是怎樣讓老鼠一吃食餌，石板自動地倒下來呢? 董國英根據老鼠夾捕鼠的方法，與副班長一起設計了一種用槓桿原理捕鼠的工具。

  他們砍來樹枝，找來擦車破布搓成繩子，按設計方案做好後一試，還滿靈的，副班長滿意地說："這玩意兒行!我來幫你做。"

  他一口氣製作了10多個交給了董國英，讓董國英去試試捕鼠效果。

  當天傍晚，董國英帶上捕鼠工具和食餌，沿著山溝，選擇朝鮮老鄉廢棄的田地附近，就地挖出石片，布起了一個個"捕鼠陣"。

  第二天天剛亮，董國英就迫不及待地喊醒班長，一起來到了捕鼠點。

  當董國英望見第一塊倒下的石板時，心裡緊張得怦怦直跳，多麼希望有一隻老鼠在石板下面呀!

  董國英急匆匆跑過去，當他用微微顫抖的戴著手套的右手掀開那塊石板時，一隻灰黑色的碩鼠赫然出現在眼前，它趴在石板下面一動不動，銜著饅頭片的鼠嘴旁還有一灘鮮血。

  董國英興奮得跳了起來，摟著班長的頸脖高喊："成功了！成功了！"

  當然，他們也發現了一些問題，有的食餌被螞蟻吃光了，有的架石板的地方，土質太鬆軟，老鼠打倒後沒死，扒個地道逃逸了。

  不過，第一天的戰果還可以，一共捕殺了4隻老鼠。

  回去後，他們及時總結經驗，又做了10多個捕鼠工具。

  果然，董國英的捕鼠效果一天天好起來，最多時一天能打10多隻。

  有一天居然把一隻小松鼠的大尾巴壓住了，董國英把這個可愛的小傢伙捉回來送給了副班長。

  副班長用一根細繩栓住它，餵它花生米，然後把它放在自己的棉襖里，讓它在身上鑽來鑽去，說是可以幫他消滅身上的虱子。大家聽了哈哈大笑說："副班長。你真行，還找到一種反細菌戰的新式武器了!"

  在粉碎美帝發動細菌戰的日子裡，這個班每個人都幾次注射防疫針，經常在駐地投撒殺蟲藥粉，消滅蚊、蠅、跳蚤，搞好環境衛生，還利用空汽油桶架起來燒水洗澡，煮襯衣滅虱，搞好個人衛生。

  他們班不僅完成了上級交給的戰地運輸任務，也完成了做好防疫工作粉碎美帝細菌戰的任務。

  董國英也因為在這次特殊的戰鬥中，消滅了100多隻老鼠，工作積極而受到了團部的通報表揚。

  炮七師後勤部保防隊班長張寶惠也帶領他們班參加了反細菌戰。

  他們保防隊的任務是：救護傷病員，撲滅細菌戰。在演練期間，頭戴防毒面具，身穿防護衣，足蹬高筒靴，手戴長袖手套，身背噴霧器和消毒藥品，像消防隊員一樣，有情況隨即出戰。

  實戰終於開始了。7月的一天下午，美機在炮七師師部駐地上空盤旋兩圈，投下兩枚大型炸彈，戰士們只聽見在半空中"砰"的一聲悶響，炸彈裂為兩半，墜落到山坡樹叢中。

  大家說："炸彈沒炸成碎片，聲響也不大，大概是細菌彈吧!"

  他們在平時訓練時，講到過對方使用的細菌彈裡面裝的是活的蒼蠅、跳蚤，螞蟻、老鼠之類的小動物，這些小動物體內和身上的細菌、病毒通過叮咬他們的身體或污染水源，造成烈性傳染病而致死人命。這樣，對方不用槍炮就能削弱志願軍的戰鬥力。

  張寶惠他們懷著滿腔的怒火，兵分3路，奮不顧身地撲向彈著點，邊走邊搜索，果然發現草地上爬著的大螞蟻，樹叢中停落的黑蒼蠅，還有摔成半死的小老鼠，跳蚤體小跳得高，不細心觀察發現不了，需要慢慢搜索。

  一旦讓它們擴散開來，跳蚤叮咬我們的戰士，蒼蠅，老鼠污染食品、水源，就會釀成大禍。它們是在幾百米空中散落下來的，既不成堆，也不成片，面積較大，給捕殺工作帶來一定難度。

  藥品有限，不能普遍噴殺，他們就採取見到蒼蠅、跳蚤、螞蟻就用噴霧器噴灑消殺，見到老鼠就用小鐵鍬打死掩埋，就這樣3路人馬向彈著點圍攻，縮小包圍圈，將近兩個小時後會合，並且找到了炸開的細菌彈殼，裡面是若干個小空方格，什麼昆蟲也沒有了。

  他們就地噴灑消毒，為保險起見，還找來樹枝焚燒，待涼後鄭君儒隊長將彈殼扛回駐地，往地下一放，彈體有半人高，粗細像個高樁小水缸。

  7月的天氣驕陽似火，穿上這身裝束，每個人都像從水裡撈出來一樣，滿身大汗。

  完成任務歸來後，戰士們都十分高興。崔學經股長說："你們辛苦了，大家幹得太好了。"

  後來，彈殼運到停戰談判會場"板門店"，讓各國記者拍照以揭露美帝細菌戰的罪惡面目，但美國抵賴否認，確因彈殼上印有美國標誌"US"，才不得不低頭認罪。

  保防隊除了做好粉碎美帝細菌戰的工作外、還抓緊一切可利用的時間，開展戰地衛生防疫工作，幫助部隊把住兩道關：

  一是把住皮膚病關。生活在前沿陣地的廣大指戰員，住在狹小、潮濕的掩蔽部內，生活居住條件極差，沒有時間理髮、洗澡、洗衣服，頭上、身上生了虱子、疥瘡、濕疹、腳癬等皮膚病，影響操炮、休息，同志們都非常痛苦。

  保防隊就深入連隊陣地，給指戰員清理衛生，頭髮長的，他們給理髮；身上有虱子的，就將內衣用敵敵畏水煮沸；身上髒了，用汽油桶燒水洗澡；使大家穿的，戴的清潔衛生，把住了皮膚病關。

  二是把住病從口入關。即飲食關，在炊事班伙房靠近河邊處挖泉水井，用空炮彈箱木板做成井蓋，保證水源不被污染；廚房的倉庫下鼠夾滅鼠，保證米麵、蔬菜等食品不被污染；遠離水源下端50米處，挖野戰廁所。

  保防隊千方百計創造條件，讓戰士們保持清潔衛生，一身輕鬆。保防隊每到一個連隊，都十分受歡迎，戰士們稱他們是戰場上的美容師，陣地上衛生防疫尖兵。

  經過防疫人員的努力，志願軍陣地上的衛生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觀，這對徹底粉碎對方的細菌戰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反細菌戰取得偉大勝利

  為粉碎侵朝美軍發動的細菌戰，中國政府成立了各種防疫組織及機構，採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

  為偵察美軍所撒布的昆蟲究竟帶何種菌毒。從1952年2月12日到4月中旬，我國曾先後派遣專家技術人員3批50餘人到朝鮮及東北進行現場檢驗。

  同時，在瀋陽、北京、天津、青島等地設立研究機構，加強對反細菌戰的研究。

  3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軍事委員會為了加強對防疫工作的領導，決定將原來的中央防疫委員會進行改組。

  由周恩來、陳雲、郭沫若、李德全、賀誠、蘇井觀、彭真、羅瑞卿、滕代遠、章伯鈞、陸定一、謝覺哉、李書城、章漢夫、聶榮臻、粟裕、劉瀾濤、肖華等18人組成防疫委員會。以周恩來為主任委員，郭沫若、聶榮臻為副主任委員。

  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員會發出《反細菌戰指示》後，截止4月份，在全國各地除西南地區外，各大行政區及沿海省市也先後成立了防疫委員會。

  到3月底，全國共組織了129個防疫大隊，共計2萬餘人。在國內交通線及國境、海港設立了66個檢疫站，並在山海關設立了防疫總指揮部。

  與此同時，進行預防注射。4月10日前即對東北485萬人進行了鼠疫預防注射。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華東、中南、華南等地也進行了重點注射。

  此外，國內還加緊研製生產和發放了大量的疫苗和消毒殺蟲劑。其中僅3月上旬運往朝鮮各種疫苗就達580萬份，基本上滿足了前線的需要。

  由於志願軍組織周密，措施得力，在國內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很快控制了疫情的發展，美軍實施的細菌戰對志願軍未造成很大危害。

  在消殺運動中，戰士們充分發揮了聰明才智，創造了簡便科學的滅蚤蒸汽機、高熱封閉滅蠅室、自動開關垃圾箱。

  據統計，全軍由戰士製造的捕鼠工具達140餘萬件。1952年夏季，全軍捕鼠500萬隻以上。

  加強部隊衛生建設，全軍利用各種廢舊材料修建了8200餘所洗澡堂，3500餘所滅虱室，3000餘所隔離室，大大改善了部隊的衛生條件。及時發現、及時隔離、及時治療病人。

  易感人群進行了保護，增強了指戰員的抵抗力。普遍施行防疫注射，幹部和黨、團員積極帶頭，廣大戰士自覺地接受了注射，使斑疹傷寒、鼠疫等疫苗接種率高達93.9%。

  在此期間，志願軍曾發生與細菌戰有關的疫病患者384人，其中有258人治癒。

  同時，志願軍的衛生面貌和健康水平，隨著反細菌戰的清潔衛生運動的開展，也得到了顯著的提高。

  1952年同1951年相比，各種傳染病發病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大大減少。到1952年冬，經過將近一年的鬥爭，終於粉碎了美國實施的細菌戰。

  美帝實施的細菌戰，雖在初期給中朝軍民造成一些危害，使部分軍民產生過緊張心理，但未能達到目的，相反在政治上、道義上遭到可恥的失敗。

  最後，連美國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細菌戰的效果"屁都不值"。

  中國政府對美國細菌戰的積極宣傳，贏得了世界人民和祖國人民的支持和幫助。

  美國在朝鮮戰場進行細菌戰的野蠻行徑，使得全世界人民看清了美國的醜惡嘴臉和險惡用心，國際輿論紛紛譴責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做法，使美國在政治上和道義上遭到可恥的失敗。

  為了"報復"這支戰勝細菌戰的"主力部隊"，美軍轟炸機"特別光顧"了志願軍防疫大隊駐地。

  1953年初的一天，防疫大隊除少數留守人員，大部分隊員都上山砍柴去了。

  就在這時，轟炸機成群結隊而來，在防疫大隊所在地的上空，扔下了大約50餘枚炸彈、燃燒彈才離去。7名留守人員壯烈犧牲，駐地朝鮮百姓傷亡慘重。

  美軍對志願軍防疫人員的厭惡，讓志願軍防疫人員覺得他們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發動了細菌戰，但沒有使中朝人民屈服。

  相反，他們的侵略行徑為全世界人民所唾棄，並且受到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強烈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