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教化民眾，安定民心

  【原文】

  治人之道，謂道之風化，陳示所以也。故經云："陳之以德義而民與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日月之明，眾下仰之，乾坤之廣，萬物順之。是以堯、舜之君，遠夷貢獻，桀、紂之君，諸夏背叛，非天移動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

  故治人猶如養苗，先去其穢。故國之將興，而伐於國，國之將衰，而伐於山。明君之治，務知人之所患皂服之吏，小國之臣。故曰，皂服無所不克，莫知其極，克食於民，而人有飢乏之變，則生亂逆。

  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如此，富國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

  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時，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餘糧，以給不足，天下通財，路不拾遺，民無去就。

  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於有餘。故今諸侯好利，利興民爭，災害並起，強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雲，手足不安。

  經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貴無用之物，使民心不亂。"各理其職，是以聖人之政治也。

  古者齊景公之時，病民下奢侈，不遂禮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質，而勸民之有利也。

  夫作無用之器，聚無益之貨，金銀譬玉，珠璣翡翠，奇珍異寶，遠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錦繡篡組，綺羅綾縠，玄黃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鏤，伎作之巧，難成之功，妨害農事，輜軿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飾也。重門畫獸，蕭牆數仞，塚墓過度，竭財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

  經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制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素有蓄積，以儲其後，此治人之道，不亦合於四時之氣乎？

  【譯文】

  治理國家的方法，就是用仁德來教化民眾，並明確地告訴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因此經書上說："用道德仁義來教育百姓，那麼百姓就會跟著推行禮儀；明確地告訴百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那麼百姓就知道哪些行為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因為日月光明，所以天下民眾才仰望它；因為天地廣闊，所以萬物才能依附它。因此，只有像堯、舜那樣賢明的君主，才能使遙遠的少數民族都臣服；像桀、紂那樣的暴君，連自己身邊的諸侯也會背叛。這並不是上天改變了民眾的心志，而是君主教導民眾的不同所導致的結果。

  因此，統治民眾要像培育幼苗一樣，首先應剪除可能的平枝，除掉缺點。而國家的興盛，寄望於各地官吏能治理得法；國家的衰敗，則植基於平民百姓。所以說，平民百姓的破壞力最大，假如不以此前提出發，對人民苛刻殘暴，使老百姓飢餓睏乏，必然會發生混亂。

  只有勉勵農民耕種，不誤農時；只有少徵收賦稅，才不會耗盡民眾的財物。如此一來，國家富裕，民眾安樂，這不是很好嗎？那些擁有國家或家庭的人，不擔憂貧困而去憂慮不安定。

  所以，堯、虞、舜之為政，是使人皆獲利，其合理地利用天時地利，用來防備災荒之年，而秋季收穫的餘糧，用來救濟貧困的人，所以普天之下財源亨通、路不拾遺、百姓安居樂業。

  春秋五霸的時候，衣食不能滿足的地區，可從財物有餘的地區得到補充。而今各地諸侯都貪財好利，好利之風盛行，造成百姓之間相互爭奪，各種災難接連不斷，蠻橫的人欺負弱者，真正能夠安心從事農業耕種的人越來越少，透過各種手段不勞而獲的人越來越多，百姓像浮雲一樣游移四方，民心不穩，生活動盪不安。

  經書上說："不抬高稀有貨物的物價，百姓就不會成為盜賊；不讓無用的東西價格攀升，人心就不會混亂。"因此，讓每一部門盡職盡責，是聖明君主的政治。

  從前齊景公在世之時，社會風氣異常奢侈，不按照禮法行事。而周秦則法律簡約，推崇質樸，教導百姓勤於耕作，從事對百姓有益的事。

  那些精心製成卻沒有任何作用的器物，聚斂沒有任何益處的財貨，像金銀璧玉、珠璣翡翠等奇珍異寶，都是出自遠方，不是老百姓日常使用的東西。錦繡纂組、綺羅綾縠等彩色絢麗的衣服，也不是老百姓日常能夠穿著的。此外，講求手工巧妙的金石木器之雕刻，往往妨害農業生產。出入都乘坐華麗的車子，身穿昂貴的衣衫，也都不是平民百姓所需。而裝飾豪華的大門，修建高聳的圍牆，或過度奢侈的墳墓，莫不竭盡財力來炫耀，這也不是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

  經書上說："平民百姓喜好的，只有辛勤勞作，對自身要求嚴格，節儉樸素，以便供養父母。"因此，使用財物有所節制，按照禮節來開支，豐收之年不浪費，饑荒之年就不會艱難，平常積累儲蓄，以備來年用度。這種治理百姓的方法，不正像四季氣候變化那樣自然嗎？

  【心得】

  諸葛亮強調，治理國家要重視教化民眾，讓各個部門各司其職，做對百姓有益的事，並要建立各種制度安定民心，鼓勵百姓勤於工作。總之，各個部門要嚴於自律、要節用，否則捨本逐末，損不足以奉有餘，自然失民心，導致國家衰弱，禍起蕭牆。

  漢文帝劉恆是漢高祖劉邦的兒子，八歲的時候，被封為代王，二十四歲做了皇帝。他的母親是漢高祖的妃子薄姬。薄姬因為害怕呂后，長期和兒子住在封地，不管朝中的事情，他們母子倆沒有引起呂后的重視，所以，沒有受到呂氏的陷害。

  劉恆正式稱帝以後，看到老百姓因為受戰爭殘害都很窮，政府收不上來捐稅。他想到首先要恢復農業生產。春耕開始的時候，他親自帶領文武百官到首都郊外去耕地、下種。他還叫皇后、皇妃在皇宮的園地里種桑養蠶，為廣大農民做出榜樣。

  漢文帝知道老年人生產經驗比較豐富，應當鼓勵人們敬老扶幼。於是，他便下了一道命令：

  政府要關心無兒無女的老年人，關心沒有父母的孤兒。政府借錢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困難，還從政府的倉庫里撥出一部分麻布和絲綿，發給他們做衣服。

  漢文帝實行的各項政策中，最受人歡迎的是減輕刑罰。他首先廢除了一人犯法父母妻子同罪的法律，後來又規定了罰錢贖罪的法律，並且還廢除了肉刑。

  說起廢除肉刑，那是漢文帝十三年，即公元前167年的事，當時，一位著名的醫生，齊國太倉縣的縣令淳于意，因治病死了人，犯了法，被判處肉刑。那時候的肉刑有三種：

  在臉上刺字，割掉鼻子，砍去一隻腳。

  因為淳于意是縣令，是現任官吏，要到首都長安，由朝廷的司法機關來執行肉刑。

  淳于意的小女兒緹縈跟隨父親去長安。緹縈到了長安，便托人寫了一封奏章，到宮門口遞給了守門人。漢文帝接到奏章，倒很重視。那奏章上寫著：

  我叫緹縈，是太倉縣令淳于意的小女兒。我父親為官清廉，齊地人都稱他是清官。他犯罪，受到刑罰是應該的。可是，肉刑是一種可怕的刑罰，刺了字，就終生難以抹掉；割掉鼻子，就不能再安上；以後就是想改過自新，也沒有辦法了。我情願給官府當奴婢，替父贖罪，好讓他有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漢文帝看了信，覺得小姑娘說得也很有道理，便召集制訂法律的官員，要他們用別的刑罰來代替肉刑，後來就改為以打板子來代替肉刑。

  有一天，漢文帝出行。浩浩蕩蕩的車駕隊伍剛走到中渭橋，還沒出長安城，忽然從橋下躥出一個人來，這人一見是皇帝的車駕，嚇得暈頭轉向，不但不知躲避，反而向皇帝的乘輿跑去，差一點撞到駕轅的馬身上。

  這馬嚇得長嘶一聲，撒開四蹄奔跑起來。這一下，車錯了轍，人喊馬叫，中渭橋上亂作一團。費了好大勁，衛士們才治服了那受驚的轅馬。漢文帝又驚又氣，命令衛隊將領將驚駕的人迅速逮捕，交廷尉去治罪。

  廷尉張釋之經認真審理，便到皇宮向漢文帝奏報。漢文帝見了張釋之，便急切地問："那個人審得怎麼樣？"

  張釋之不緊不慢地奏道："臣已經審過了，那人是一時恐慌，犯了驚動皇上車駕的罪，按照條律，應處以罰金四兩。"

  漢文帝一聽，氣得大聲說："這個人使我的馬受了驚，幸虧這馬性子柔和。否則，我不死也得受傷。你這個廷尉卻只處他罰金四兩。"

  張釋之連忙磕頭，連聲說："聖上息怒，聖上息怒，臣以為，法律是天下通用的，百姓共守的。處以四兩罰金是法律規定的。如果當時您讓人把他當場殺了，也就殺了。現在交給廷尉處理，就應按法處理。陛下聖明，請您體察是不是這麼個道理？"

  漢文帝思忖半天，點頭說："看來你是對的。"

  公元前158年，匈奴起兵，侵犯上郡和雲中一帶。漢文帝連忙派將領率兵馬去抵抗；另外，又派了三位將軍帶兵保衛長安。將軍劉禮駐紮在灞上，徐厲駐紮在棘門，周亞夫駐紮在細柳。

  有一天，漢文帝親自到這些地方去慰勞軍隊，也順便視察一下。他先到灞上，劉禮和他部下將領一聽皇帝駕到，都紛紛騎著馬出營迎接。護送漢文帝的車駕闖進軍營，毫無阻攔。接著，他又到了棘門，也同樣受到了隆重的歡送。

  漢文帝慰問的第三站是細柳軍。衛士們來到細柳營軍門，見守門的將士們披盔帶甲，弓上弦，刀出鞘，完全是大敵當前的樣子。衛隊的將領對守門的都尉威嚴地吆喝道："皇上就要駕到，趕快開門迎接！"

  都尉目不側視，朗聲答道："將軍有令，軍中只聽將令，不受天子詔。"衛隊的官員正要同都尉爭執，文帝的車駕已經到了。沒想到守營的都尉照樣攔住。漢文帝只好命令侍從拿出皇帝的符節，派人給周亞夫傳話："皇上要進營勞軍。"

  周亞夫下令打開營門，讓漢文帝的車駕進來。護送文帝的人馬一進營門，守門的都尉又鄭重地告訴他們："我們軍中有規定，軍營內不許車馬奔馳。"侍從的官員都很生氣，但文帝卻吩咐大家放鬆韁繩，緩緩地前進。

  到了營前，只見周亞夫全身披掛，威風凜凜地站在漢文帝面前，拱拱手作個揖，說："臣盔甲在身，不能下拜，請允許我按軍禮相見。"漢文帝站起來，扶著車前的橫木，向周亞夫表示答禮。

  漢文帝派人向全軍將士傳達了他的慰問，賜下了美酒牛羊，完成慰問儀式後，緩緩離營而去。

  在回長安的路上，侍從們議論紛紛，認為周亞夫對皇帝的車駕太沒有禮貌。但是，漢文帝卻讚不絕口，認為灞上和棘門，就跟小孩鬧著玩一樣，如有敵人偷襲，不做俘虜才怪呢。像周亞夫這樣治軍，才是真正的將軍，敵人怎敢侵犯他啊！不久，便提升周亞夫為都尉，負責京城的軍事。

  漢文帝劉恆是中國歷史上一位賢明皇帝，漢朝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繁榮局面，與他善於用人、擇善而從是分不開的。

  曹操在創立魏國後，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採取了一系列發展農業的措施，使農民能夠勤於耕作，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社會逐漸穩定。

  在具體的政策上，曹操首先廢除了兩漢時期苛刻的租賦制度，改以每戶出絹兩匹、棉二斤，不再額外收取。同時嚴禁豪強兼併，大為減輕農民的負擔。曹操還推行屯田制，招募無地和無牛畜的農民，在各級典農官的統率下耕種官田，租稅就按六四或五五分谷。曹操根據屯田制，使農民有田可種，生活大為好轉。

  除屯田之外，曹操還督促開荒種田，按照各州郡戶口數目比對墾田之多少，作為賞罰地方官的標準。曹操在一次行軍中，經過麥田，下令說：損壞田麥者處死。但後來自己的馬卻躍入麥田，曹操自請部屬議罪。但由於主帥不可自殺，曹操於是割發置地代替斬首。

  除了重視農業以外，曹操還提倡節儉，嚴禁厚葬，實行法家政治，建立國家的法紀。總之，他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手段，一方面保障了農民生活的安定，另一方面也使魏國從動盪逐漸走向穩定。

  而宋朝建立後，卻對農民進行瘋狂壓榨，使農民在遭受地主和高利貸的剝削之餘，還要負擔宋王朝的各種賦稅，被迫從事無償的勞役。

  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治理黃河水害工程，這項工程調發役夫達十餘萬人。來自數百里以外至千里以外的役夫，應役一至兩個月，不僅農事荒廢，而且往往家敗破產，甚至死於役所。由於民眾的生活非常艱苦，所以農民的反抗此起彼伏，貫穿了宋王朝的始終。

  由此可見，愛護百姓，愛惜民力，是每一個當朝者都應該做到的。須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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