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遲鈍的「造反」

  大城市裡的「造反有理」早已搞得颱風暴起似的，接著中小城市也覺醒了，跟著鬧了起來，學校是這樣，工廠也是這樣。

  但凡一場激烈的社會運動，事先總有一番運作來蓄勢，「文革」也一樣。它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一步步地演化著，蓄積著各種因素，待到條件成熟了，就一下子爆發了。在「文革」以前，已經搞過了一次又一次的「運動」，高層領導認為都不很「徹底」，必須有一個更能解決問題的運動，於是逐次升級，透露出要大搞一場的意思。行動之前，先是造了不少輿論，準備好了一整套理論；接著便不斷地推演變幻，逐步運作，就水到渠成地進到臨界點，人們也就不知不覺自然而然地走進了高層設計的圈裡面。

  「文革」開始，紅衛兵借著反「工作組」，一下子鬧了起來。雖然隊伍的成員多是新手，但是有祖傳血統，干起事來很是順手，鬧騰的樣式，也是前輩心傳的成套秘籍。社會各界的人，為適應形勢，也在各自位置上，扮演起不同角色，開始了相應的表演。

  作為老百姓，大都是迷濛不清，被拴在「社會」這輛戰車上，暈暈乎乎地任由命運擺布，「只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得過且過，挨過一天算一天。也有一些人，多了一分心計，在心裡預設了各種保護自己和對付敵手的辦法，準備隨時應付不期而遇的變故。而作為一個以「鬥爭」為主調的時代，自然產生出了許多唱著高調整人害人的謀事者。此等人心懷叵測，機關暗算，窺伺機會，專等著損人利己，早準備了「窩裡鬥」的防衛和進攻的兩套手段，窺伺著形勢變幻。他們以多撈好處為目標，隨時準備著損傷以至殺滅擋住自己路的或者雖不擋路卻能從其身上撈到些什麼便宜的另類乃至同類人。作為弱者，那些被認定為「有問題」或者雖無問題但自覺「有問題」的人，便神經緊張，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惶惶不可終日地延頸等待命運的擺布。當然，也有一些清醒者，參省天機，冷眼旁觀，避禍趨福；這種人靜觀默察，不動聲色，單等著天道輪迴，自是一個別類。至於亂世梟雄強梁霸道的飈發，是任何時代都會有的，在「文革」動亂中也有搞得波浪滔天的那種，但那卻是另一類性質的事，不算在「正常」的現象之中，就不用去多提它了。

  政治高層雖然跟老百姓離得很遠，但是天上一個小動作，下界就鬧得天翻地覆。他們精密地進行著設計，一步一步地做足文章，有條不紊地意氣昂然地運籌帷幄。就像政治家論斷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最高的鬥爭形式，「文革」這一場戰爭，就是它以前的政治的繼續，沿著它的必然程序走來，也就形成政治家們常說的「應運而生」的那個東西了。

  政治家高調文章推出的理論不一而足，什麼鬥爭不可調和論、專政不擇手段論、矛盾的絕對論、陰謀論、顛覆論、階級倒算論、二遍苦二茬罪論、人頭落地論……做了無數個鋪墊，蓄勢待機而發；於是，左一個《決議》，右一個《紀要》，再來一個《通知》，風聲鶴唳，山雨驟來，勢能聚到高位處，山洪暴發了，天崩地裂了。很多紛紛擾擾的爭吵，一朝廓清，塵埃落定：什麼紅衛兵的行動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什麼「造反有理」還是無理，什麼文化大革命「到底革誰的命」等等，紛繁蕪雜的論辯，吵鬧得不亦樂乎之後通通了結。接下來就都忙乎起來，跟著「路線」走，八方行動紛紛「造反」。說「文革」是自然地走來也好，說是突然地爆發也罷，或說是光明正大的革命，或說是陰謀詭計的混戰，無論有理無理，總之它發生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它合理地存在了。

  到處在造反，轟轟烈烈，翻天覆地，一下子把人們卷進五里霧裡，一團糊塗，不辨東西。

  你讚揚它，你就是革命派；你反對它，你就是保守派、保皇派，或者是反革命派。當然，誰也沒有那麼傻，敢公開說反對，只是在背地裡，私密之間，搖頭的、指責的、咒罵的都有。而在明里，都心知肚明地、道路以目地做自己的事。「造反」是誰都要造的，不造反就沒有活路，即使心裡不很願意，也跟在隊伍後面，即便遠遠地隨著，也是多一份保險，將來好有一個退路。

  各單位爭先恐後地成立「戰鬥隊」。戰鬥隊的名堂標新立異，精彩紛呈，什麼「衛東」「衛東彪」「傲霜雪」「井岡山」「魯迅」「五一六」「八一八」……名目繁多，不一而足。這些名稱，都是那個時代的特殊產物，都有自己的含義和背景。此處提及這幾個，只是讓不很知情的人了解一點那時的色彩，品嚼一下其中的況味。若是認真搜集實錄，其中定然會有說不完的故事，倘或民間野史有這方面的趣記，那就既滿足了後代管窺的願想，又為歷史留了一點蹤跡，必是遺漬後世的好事。

  閒話休道，正題單敘幾個老百姓的「造反」。有人說，下層百姓，總是油鹽醬醋茶，有什麼敘說頭？上層才是革命的真相，「文革」的本質。表面看，這位說得似有道理，其實不然，天上地下都有各自的價值，絕不能用一個代替另一個。況且，二者的內質和形態都有很大差別，各自的故事，認真比較起來，天上神仙還有諸多比不上百姓的地方，若說體現一個事物的「實質」，神仙還要略遜一籌。神仙在天上，雜彩紛呈，光彩炫目，儼然代表歷史的正版，板著一個「肅」字面孔，講演「規律」，不苟言笑，寡淡無味。這樣的形象，一般都缺乏人間氣味，沒有什麼情趣，必然很少有生動的細節展現給世人。反過來，下層老百姓，喜怒哀樂，生動自然，明暗細膩，情感豐富，不是上層人可以比擬的。至於「文革」的「本質」，其實在下層反映得更加豐富，更加透徹，若是再加上一些上層情況的添補，就會形神兼備，完全不用擔心揭不開它的底細。何況，下層人雖然粗鄙，然而內心極細，對於「政治」的各種味道的品嘗，則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由此演出的故事也便格外的屈曲生動，情味肯定也是繁複雋永。更何況，在受盡挫磨，酸苦裂心之外，還會另外翻出不少奇詭的逸事，甚或一些妖道反串、玄俗交並的怪異，也會紛呈於其間，或許能營造出一抹文質兼榮的氣象來。由此看來，以下層人的故事反映「文革」，不僅符合揭示「文革」實質的需要，也能為世情風俗增添豐富的色彩。筆者雖然是肉眼凡胎，對於天上神仙的大事不甚明了，但是對民間的俗事逸聞卻約略知道一些。在這裡，就從幾個平常人說起。

  紛爭一起，江其平所在的工作單位也順應形勢地「造反」了。

  江其平因為言論中的「政治」問題而被師範大學開除以後，為了謀生，幹過多樣工種，由於不能適應某些技術性工種的要求，最後只得落到建材廠屬下的木材場當了一名裝卸工。雖說整天裝卸大原木，乾的活比先前的工種苦累了很多，可是因為一來工資每個月能高出幾塊錢，二來這個工作只憑體力幹活，拿力氣大小說話，全然沒有技術問題而引來的人事糾葛，倒省下了他不少精力。

  「文革」是革文化的命，可是反倒很需要有文化的「秀才」，因為要寫文章，讀報紙，還要出主意。江其平念過大學，在建材廠，大家都把他看成一個真正的秀才。這個廠子規模不大，就只三四百號人，成立了兩個「戰鬥隊」，兩個隊都請江其平給他們命名。誰料江其平雖然上過本科文學系，但是養成了一種逆向思考的習慣，超離凡俗竟至於浪漫，遇到這樣起個什麼名字，或寫個什麼賀詞之類的事，卻不知道如何應付而無所措手足。他抓耳撓腮地半天，起了「刮地風」「奔前程」兩個名字，眾人為之譁然，認為這樣的名稱不切合時風，不但不予採用，還笑他這個大學「秀才」太落伍了。最後，只得靠只有初中學歷的季青給他打了個圓場，修改成了「風卷紅旗」「看今朝」兩個具有時代革命風貌的名號。

  雖然不善命名，江其平處事的凝聚力還是公認的，被工友推舉為「看今朝」的頭頭。起初，「風卷紅旗」與「看今朝」兩個戰鬥隊一致的敵人是廠領導孫富貴，開批判鬥爭大會，一齊對準這個廠內最大的「走資派」。孫富貴是一個出身於老革命家庭的中年領導，此人並不像大多出身於這種家庭的子弟那樣即使身分高貴也還溫文謙和一點，而是本性蠻劣，對部下群眾有一種天生的對立心性。

  批鬥會上針鋒相對，孫富貴刁鑽地回答每一個質問。

  問：「你為什麼推行修正主義路線？」——這一種問法來自中央報刊的引導，是文革中的常規制敵手段。

  答：「我一直執行的是革命路線。」

  問：「你為什麼對革命群眾態度惡劣？」

  答：「我一向關心群眾比關心自己為重。」

  問：「為什麼謾罵革命造反派？」

  「誰？」

  「你！」

  「我就是革命造反派。」孫富貴裝愣賣傻。

  「你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

  「我是革命家庭出身。」

  「你是地主資本家！」

  「你是地主資本家修正主義的走狗！」

  ……

  孫富貴不是地主資本家，也不是誰家的走狗，而他平時工作中對下面工人群眾的態度，真可以用「咬牙切齒」「刻骨仇恨」之類的詞語來形容。大家叫他某個階級的走狗，這是以當時通行的「階級性」這種抽象的概念套用而來的定性。凡是與革命群眾對立的，都要被戴上各種與人民為敵的「帽子」，他也就必須領受這麼一頂。其實這個定性並說明不了他的什麼性質。

  階級性是有的，但是那只是對一個群體概括性的界定，這一種界定很簡約很粗略，如果拿它用到個體的身上，去定義這個人，就過於簡單，根本無法涵蓋他複雜而具體的性質。人的本性里，在自然生活上的吃飯穿衣，喜怒哀樂悲恐驚，誰都會有；擴展到社會，人性的內容諸如愛國、忠誠、勇敢、鍾情，或者跟這些相反的，叛賣、怯懦、濫情，還有什麼貪婪、粗暴、嗜殺等等，在人的行為中，無論哪一個階級的人都可能有所表現。你若要把這些特性硬性地「分配」，往人家頭上去套，那就要亂了套了。有些人，把一些美化他所屬的那個階級的好詞全收在自己的名下，說他那個階級在人類是最優秀的最純潔的，而把最能給人抹黑的一些性質就強加給他認為是敵人的階級，相應地還造出一些所謂的「理論」，用做階級鬥爭或人際勾心鬥角中打人的石頭。這是一種別有用心的極其狹隘自私的錯誤做法。不過，為了進行「階級鬥爭」，各種人都在用這個方法，都想用這個「武器」克敵制勝，那就很難說誰對誰不對了。總之，人性是非常複雜的，企圖用一個簡單的「階級」標準定性一個人，是最不準確，最容易出錯的。

  孫富貴這個人，壞毛病很多，刻薄、狠毒，視人為仇，卻是一個「無產階級」，已經充當革命接班人許多年了。他當建材廠的領導，手裡緊握著一個「權」字，認為自己就是無產階級。在他的意識里，自己是代表一個階級在行事，反對他的人就是階級敵人。他眼睛盯著二三百號人幹活，動不動就罵：「不好好干，老子就不給你飯吃！」他的口頭禪是：「小心你那吃飯的傢伙，狗日的！」這是從他的家鄉帶來的一種「職業」罵法。工人們整天被他「狗日的」罵得瘟頭瘟腦，只恨沒處去發泄，現在翻過來了，拿這些罵法折回又用到了他的頭上。

  一個工人聽了孫富貴的狡辯，氣不過，衝上台去一腳踏在孫富貴的屁股上，踩了他一個「狗吃屎」，指著鼻子，將他罵人的原話奉送了回去。

  孫富貴耍起了賴，「哎喲」「哎喲」叫著，躺在地上不起來。又有幾個工人衝上去要揍他，孫富貴嚇得趕緊爬了起來。

  就這樣，天天批孫富貴。孫富貴也學乖了，低著頭認罪，而他心裡想的卻是：「老子總有一天要收拾你。」

  造反派算是取得了第一個階段的「輝煌勝利」。而這之後，「風卷紅旗」和「看今朝」兩個群眾組織發生了矛盾，分裂成了「保孫派」和「倒孫派」，廠內的鬥爭處在僵持階段。

  江其平提議要擴大革命戰果，必須走向社會。他們聯合了軸承廠的「戰天嘯」戰鬥隊，壯大了自己的力量。

  江其平帶著聯合起來的戰鬥隊，衝進孕育了自己又拋棄了自己的母校——師範大學。這個曾經令他親切而又讓他傷心的地方，溫情夾雜著苦澀一起噬齧著他的心，撞擊成了一股乘隙發泄的怒火。他心裡無數次地浮現著那些陷害自己的「王八蛋」們的醜惡面孔，什麼同窗友誼，什麼師生情分，都被無情的政治利劍劃成碎片，隨風揚撒到空中飄逝了。特別是那個政治「輔導員」，一臉刁鑽虛假，見人先是誘你入彀的微笑，轉臉又露出逼人就範的猙獰。此人的嘴臉，現在想起來都讓他戰慄。

  這個人名叫呂世魁，是分管學生政治思想工作的專職幹部，為人刻薄陰損，處理學生心狠手辣。學生們拿他名字的諧音叫他「驢日鬼」，意思是心裡詭計多端，兩面三刀。不過，其中那個「驢」字，僅是一種假借傳統習慣的貶侮，並不是呂世魁蠢笨如驢；罵人沒好話，只是虧待了驢子這種為人忠誠服務的生靈。「驢日鬼」整人不露痕跡，害了人還要叫你說他的好，學生們在他的手裡動輒得咎，防不勝防。男女同學會面，若被認定為「亂搞戀愛」，定要做你的思想工作，十次八次找你談問題，直逼得你承認錯誤，供認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痛哭流涕，然後寫下若干書面檢查押在檔案里以備後用。對待涉嫌政治問題的學生，更有一套嚴密的手段。從小組到班級直至科系，上下左右，構成了一個網絡，盯上重點分子，發動群眾，明訪暗探，揭發審查。他們慣用兩個手段：一是發動群眾收集材料，「群眾」都必須表態，拿出揭發的材料，然後便從眾多「材料」里找到需要的東西；二是從審查對象那裡找問題，用一套特殊的推理，最後「推論」到他認定的結論上去。

  「群眾是偉大的」，這是政治上層賞賜給下民的一個美譽。其實，在一種迷魂氣候里，群眾常常就變成盲目起鬨的「群氓」，會出現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人，英雄、豪強、小人、暗探、二流子、焦尾巴……都會出來表演一番。共產黨也吃過這樣的虧，在「清洗」革命隊伍時，如果沒有群氓的簇擁，能輕易說殺誰就殺誰嗎？在形勢危急時，幾個人一商量，要求處理掉，請示上級甚至不請示，或者至多是有誰點一個頭，就用大馬刀砍掉了腦袋。群氓聚集，或自我踴躍，或隨聲附和，或被逼無奈，一古腦兒卷進去，就匯成了洶湧的無所不摧的狂潮。「文革」就是這樣，上層率先製造輿論，撒下若干菌種，像酵母般地繁殖起來，等到麵團發好了，膿熟透了，時機成熟了，借一個誘因就干起事情。群眾發動起來了，就能幹平時想都不敢想的超出常人理智的事情。誰也不敢反對，也不想反對，也想不到反對，因為反對一種潮流，就是跟海嘯對著玩命一樣。——這裡雖然主要指「文革」一類大潮，然而那些大潮的「微觀」景象般的小潮水也有同樣的特色。

  呂世魁們也是這樣發動群眾，搜集江其平的所謂「政治問題」材料。「群眾」掌控在權力者手中，有自告奮勇自願出力的，也有不自覺而無意中透露一些情況的，更有很不願意而被硬逼出來的。呂世魁們將精心搜尋得來的所有材料，一併匯集成一份罪狀式的東西，江其平立刻就倒了霉。他平時的一些零碎言語一下子連成了片，甚至男性的一些下路話也在其中添了色彩。這樣，五彩斑斕的一桶髒水，潑到他身上，就塑造出來一個非人非鬼不堪入目的物件，江其平就成了一個不但思想反動而且生活糜爛意識一團糟的角色。在文學系裡，像這樣遭遇的學生，在以「反右」運動為典範的諸多運行中，不斷地被複製，不斷地被剷除。江其平自然而然地就被開除了學籍，清洗掉了。

  呂世魁憑著靈活的頭腦，在「文革」初期就混得不錯，當過什麼「籌委會」的成員，在批判了籌委會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他搖身一變，又當上了給受打擊的群眾「平反」的小組長，後來乘著群眾造反的東風，他又變成了什麼戰鬥隊的幕後高參。

  這個人平時衣冠整潔，金邊眼鏡，油頭粉面，昂首挺胸，步履扭捏作態。這個形象，與他委身其中的無產階級的做派格格不入。按當時的正統觀念，「革命」就意味著樸素土氣，樸素得掉土渣子才好。然而，世間的事情就是一個矛盾的統一，像呂世魁這樣類似俏花旦般的貨色，在無產階級隊伍里不但可以容身，有時反倒很吃香，儘管人們百思不解，而社會五彩斑斕，世間群像就是會有如此怪模怪樣的混搭。

  正是吃午飯的時候，通往餐廳等處的走道上人行如涌。這時，呂世魁正手提兩把暖水瓶，從開水房裡走出來。江其平一眼就認出了這個傢伙，喝一聲：「就是他！」跟隨的戰鬥隊員們便一下子猛衝了上去。呂世魁不愧是洞察形勢劇變的高手，他的動作反應比誰都快，眼角里一掃見這一片速閃的影子，撒腿就沒命地狂奔起來，江其平率領隊員們緊追不捨。他們這一逃一追，使得不知情的群眾，先是愕然，後是恐慌，一陣騷亂之後，忽然明白了過來，也就一起如驚弓之鳥一般地紛紛跟著跑起來。一時間，人群擠成了堆，跌撞纏繞，磕磕絆絆如一團亂麻，胡竄亂碰，急急匆匆似一陣無頭蒼蠅。突然之間，眾人頭頂上飛來一樣東西，人群譁然閃開一塊空地，那東西落在地上，「砰」地發出一聲爆響，炸了開去。原來是呂世魁被追得急了，慌中生智，將手中的一隻暖水瓶拋向空中，以解燃眉之急。人群受了這一驚嚇，短暫地分散了一下，隨即又快速聚合成一個方向的人流，繼續朝前逃跑，跑著跑著，頭上又飛來一樣東西，落在地下，「砰」地一聲巨響，還是「驢日鬼」故技重演，扔出另一隻暖水瓶落地爆裂。人群這樣一聚一散，分分合合，難免有的人就亂了腳步，這時候就有人腳下一軟，跟著就栽倒在地上，後面的人猛可里收不住腳步，一下子撞到此人身上，就倒了上去，再後面的人，也剎不住車，一起堆了過去，撞成了一座小小的人山。看到這個情形，一些周圍走動的人都停下了步子，來看那「人山」的情景。這一摞人一個一個地站起來，最後一個撅著屁股爬起來的是壓在最底下的呂世魁。原來這老呂在落荒而逃中，向人群扔出第二個暖水瓶的時候，用力過猛，打了一個趔趄，腳下一絆，摔了一個「狗吃屎」，最終演成了人群追尾成山的一幕。

  呂世魁被押到教學樓前，勾頭彎背站在台階上。江其平義正辭嚴地斥責道：「你這個驢日鬼，整學生比毒蛇還狠！你就是魯迅筆下的『下三濫』，人家男女一塊兒走路你就像狗一樣地跟在後面，趁空子扔過去一個小石頭，你說你是驢還是狗？」接著響起了一片喊打聲。呂世魁急忙地唯唯諾諾答道：「我是驢！我是狗！」

  「你為你的白骨精幹媽效忠也算鞠躬盡瘁了，你乾媽死了你怎麼不跟她一塊兒到地獄去？」「白骨精」姓白，是原黨總支書記，也是整學生的一把老手，運動剛開始就畏罪自殺了。

  江其平緊跟著追問：「你說，你是怎樣網羅走卒整學生的黑材料的？」

  一提起這事，呂世魁來了精神，他認為有機可乘，便冷冷地說：「那是革命同學給你整的材料！」

  江其平清楚他所指的「革命同學」:「什麼革命同學？都是你的暗探走狗。特務一般搜集黑材料，人家照一照鏡子就要懷疑，人家穿一件呢子衣裳你也要追查……」

  呂世魁反口頂了一句：「可是大家穿的都是藍市布，你穿的不一樣，是呢料子。」

  江其平說：「那是我父親的舊衣服改做的。連這個也要管，可見你們無恥到了什麼地步！」

  「可是你說香港的狗吃得比大陸的人還要好，這總是事實吧？」呂世魁趁空子又來了一句。

  一提起這事，江其平語塞了。他確實從「外參消息」上看到過這樣一句類似的話，告訴了「虢國夫人」萬桂芳，不想幼稚的她說走了嘴，就成了江其平一條惡毒攻擊人民政權的罪狀。他知道，這句話從事實講，沒有什麼錯誤，在前幾年說還不太要緊，但是在這「無限上綱」的「文革」中兜出來就不得了，於是他即刻用一句假話反擊過去說：「那是你說的！你就慣用這種手段給別人栽贓。」這是「文革」中一種「反咬一口」的策略，呂世魁因為在鬥爭形勢上處於下風，所以就極力地胡亂抵賴了一陣。

  江其平想，今天無論如何也不能讓這條狗占上風，就理直氣壯地揭露他的其他劣跡：「你用卑鄙的手段，哄騙一個沒有社會經驗的女子，你算是一個人嗎？萬桂芳是我們的階級姊妹，你欺她幼稚，恫嚇矇騙，軟硬兼施地誘她上當；你這樣陷害革命同志，你們經常標榜的階級『良心』到哪裡去了？」

  群眾怒聲責問：「你有良心嗎，對一個純潔的女學生？」

  其實，誰是什麼「階級姊妹」「革命同志」，誰也沒有搞得那麼清楚，不過，情急之下拾起一塊石頭打人，語無倫次地進行質問，都是當時常用的對陣手法。

  「良心」這個詞語，社會上很久不用了，若要用也只當貶義詞，所以人們也就輕易不講「良心」。江其平用在這裡，是套用了高層領導曾經指責文藝家們不講什麼階級的「良心」的名言來質問對方。呂世魁孤陋寡聞，沒有聽過這個說法，以為江其平創造出了什麼新玩意兒糊弄他，群眾一吼，他不知怎麼回答，只是隨口應和說「有，有」，又立即改口「沒有，沒有」，攪和成了一團。

  「你平時假裝儀表堂皇，人模狗樣兒的，可是你用無恥的手段欺詐無知的青年，你的人樣兒早就拋到垃圾堆里去了。你想升官發達，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不惜用人血染紅頂子……」呂世魁無言以對，默默地忍受著數落。那些責罵的詞語，恰如俚語所說「用到牲畜身上，也會脫一層毛」，可是對呂世魁卻毫髮無損，他竟至還昏昏欲睡。「無恥——」呂世魁被這一聲群眾的呼喝驚醒了過來，又耐下心來聽任揭發訓斥。

  「王正青不是上了你的當才倒霉的嗎？在向黨『交心』運動時，你哄騙人家說，只要說實話，向組織交了心，就可以得到寬大處理，可是人家說了實話，你就翻臉不認人了，要開除人家的學籍。幸虧『白骨精』發話，說王正青是貧農出身，本質好，屬於上當受騙，才逃過了一劫。其實那是怎樣一個罪名？在背後罵了黨員幹部，現在看起來，人家罵得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是睡在我們身邊最危險的敵人。讓你這樣的死狗流氓當了權，人民就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這些中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慣用的社會術語，什麼「政權變色」「反帝反修」「掌好印把子」「不吃二遍苦」等等，無論正派人還是反派人都是熟練的口頭語，都能當做打人的石頭，而內心都知道全是假戲假唱的把戲。

  這時王正青正站在遠處，聽到江其平的話想起呂世魁的卑劣行為，非常激動，正要衝上去，背後卻有一隻手拉住了他。拉他的那個高個子，是人稱「高人陳山」的同學陳山垠。王正青明白了陳山提醒他自我保護的意思，停住了腳步。這時候陳山向四周掃視了一圈，發現在場的同班同學有不少。他心下暗想，此時各人的感觸肯定都很複雜，提起一些敏感話題，臉上的紅白都顯露了出來。後來田秀英、汪寧梅幾個女同學，都悄悄地退走了。

  聽到「死狗流氓」這個詞語，呂世魁脊背里滲出了冷汗。當年他曾摸過一個女生的手，被人家揪著前胸拉到黨支部書記跟前，丟了一次臉，學生們都痛恨他，叫響著罵這四個字。後來黨總支停了他的工作讓反省。那時候的呂世魁頭髮也梳得不光了，皮鞋也不亮了，穿一件壓得皺巴巴的衣服，整天低著頭干一些提水掃地的勤務，在斜睨的餘光里看到的儘是學生譏諷的眼神。所以一聽見這四個字就如芒刺一般，脊背冒汗。在那個封建式閉塞的年代，這種類似「性騷擾」的行為，要受黨規政紀的處分，幸虧總支書記白骨精千方百計為呂世魁開脫，他才躲過了追究。

  「你自己恬不知恥，卻還費盡心機威脅別人，要人家交待『流氓行為』，心懷叵測地啟發誘導，把人家少女都誘導哭了……」人群里發出抑止不住的竊竊笑聲。

  其實，當時雖然有各種清規戒律的限制，但是，終難控制人的天性，不少「少女」對於男女之事已有淺涉，只是在公開的輿論上，認為是不能容忍的出格行為，尤其在與政治聯繫起來的時候，總會讓人冒出冷汗來。這樣的事在這個時候，正可以拿來打「驢日鬼」，正像他常拿這來嚇唬別人一樣。呂世魁連受了幾次挫折之後，老實了很多，此刻他只盼著批鬥會快結束，早一點逃脫。

  剝了皮子的呂世魁，似乎輕鬆了不少，而別人對他的斥責，也好像打在棉花包子上一樣，顯不出什麼威力。他為了脫身，不斷地點頭哈腰，老實認罪，最後在戰鬥隊虛張聲勢的口號聲中，抱著頭溜之乎了。

  批鬥會後，江其平的戰鬥隊成了眾人遠觀的對象。江其平沒有跟昔日的同學相認，只是在餘光里瞥見了司圖西、陳山垠、方洋等人的身影。他對他們的旁觀很不以為然，立刻在心裡用了一句熟語來蔑斥：「機器齒輪里擠出的石子！」這是當時文藝界對文學創作中出現的所謂「中間人物」的一句形象的諷刺，原話來自魯迅對柔石小說里人物的評論。江其平的尖刻是同學間都知道的，別說他在心裡指責，即使當面說出口來，大家也會感到是很正常的。

  鬥爭了呂世魁，江其平大大地出了一口惡氣。可當他心情平靜下來獨處一隅時，卻感到有些無聊，在心裡也厭煩起來。

  對母校的戀念，是江其平難以釋懷的心結。他常常懷著複雜的心情想起許多校園往事，對賞識他的寫作才能的老教授，對攀談得十分契合的青年教師，對無所猜忌的同學，他都曾歷歷在心地一個一個地想起來。他也常想到自己蒙受的冤屈，思緒綿綿，縈繞過無盡的忿恨。呂世魁那一類人，人世間無處不有，上帝也無法拒絕他們，遇上這種人，就是一種倒霉的事，你不得不耗費精力跟他打交道。現在可以公開跟他鬥了，卻又要費那麼多口舌跟他爭辯是非，還要違心地說一些粗話髒話套話，連帶進去一些自己純正的感情。「鬥爭」是一把雙刃劍，有時是要兩敗俱傷的。

  江其平對「文革」的態度是叫好，套用毛的名言「好得很」作披彩，拉大旗作虎皮，理直氣壯。他認為「文革」以前，誰都不敢亂說話，道路以目，動輒得咎；「文革」一開始，那些監視人的人都自顧不暇，人們少了顧忌，只要不觸及「反革命」這條底線，就可以「大鳴大放」。再者，大家都學聰明了，即使被抓住了把柄，只要靈活運用「革命的兩手」（正面和反面）就可以打敗「反革命的兩手」：首先是「矢口否認」，不承認自己說過的話，在證據上先站住腳；第二是「倒打一耙」，反誣對方為了陷害「革命」同志而編造「反動言論」，讓對方由主動變為被動，處於不利地位，甚至淪為「革命對象」。掌握了這個化險為夷的「兩手」，就不怕別有用心者的暗算，而想害人者也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江其平的思想里含有「自由」和「正統」兩種相對立的矛盾方面，既不屑於政治的「肅」字面孔，又反感那種有各樣毛病的市井痞氣。像他這樣舊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人，從小受到嚴格要求，讓他知書達禮，正派做人。這就養成了他們致命的弱點，缺乏跟人交際的經驗，心裡想什麼，口裡就說什麼。他們沒有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心態和習慣，同時又受不了委屈，稍遇不公就跟人家爭得面紅耳赤。自以為爭論是正常的事，是非曲直必然能爭辯清楚，卻不知道在爭辯中人家心裡的芥蒂和怨隙，早已織好了現成的羅網在等他入套。他從一個白面書生，被開除學籍，變成了一個從事最原始勞動的苦力，在聚集著社會底層的人群里，干笨重的活，拿低檔的工資，穿破爛的工裝，吃粗糙的飯菜，說野蠻的話，用粗話髒話來紓解身心所遭受的重壓。江其平罵過了呂世魁，消除了幾年的積恨，舒暢了一時，但是這一陣快意之後，繼而又漸漸無聊起來，又好似是自己做了錯事一樣而歉疚。他悔悟到，在呂世魁這種人面前扭曲自己的本真，是一種得不償失的犧牲。

  「造反」是「有理」還是「無理」，確實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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