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從文學夢落到實地

  江其平曾經自許並自勵：這一生要為文學事業而奮鬥，以寫作為生，做一個有所作為的文學家。他認為凡是文學家，一律都要經歷苦難。屈原蒙受詬害而賦《離騷》，司馬遷受宮刑而成《史記》，詩聖杜甫歷經顛沛流離饑寒憂患，而坐過牢的作家也數不勝數……江其平受了很多苦，他深信苦難能夠成就人。

  江其平家裡的幾口人，四離五散在各地。父親和哥哥早在「大躍進」時就回了農村老家，父親在前幾年不幸去世了。家裡的經濟來源，只靠嫁到外省的姐姐和在邊遠礦山當工人的弟弟。他和母親在這省城裡相依為命，勉強維持著自己上學和貧困的生活。

  他的父親原來是一位中學教師，早年受業於一位國學大師，讓他研究清代家鄉的學者傅山。不料酷愛文學的父親，落拓不羈，吟詩弄文，一味隨性，學業上終無所成。教師行業，原本很適合父親擅長口頭表述的素質，可是教材又不合他的口味。那時，語文課本上多是些時論性文章，他根本就無法適應；上課偏好談古論今，東拉西扯，臨到下課才涉及一點課文。這種教法很不合時宜，一些學生意見很大，向校方告他的狀，再加上他平日口無遮攔說東道西，校方早已對他不滿意了。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一開始，他就被盯為對象，揭發批判，淋淚檢查，幾經波折，眼看就要在劫難逃，可是，後來情況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原來從內部掌握，那個學校的老師，大部分是從國民黨政權過來的舊人員，都有些歷史污點，不少老師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算來算去，只有他這個學生出身的人，還算清白一點。正在他提心弔膽的時候，黨支部書記在大會上宣布：「我們願意跟江××同志分清是非。」天啊，這一聲「同志」就救了他，他立刻就從敵對一方變成了「團結」對象。好消息宣布的當天晚上父親就帶了兩個兒子下了一頓館子，父子們大大地慶賀了一場。好景不長，緊接著碰到的就是幹部精簡下放。父親感到自己在這個政治氣候下難以應付，就犯了舊文人異想天開的痴病，嚮往起田園生活來，於是主動寫了申請書。這正中領導的下懷，當即予以批准，於是他就帶著大兒子回到了農村老家。但是他哪裡料到，時下的農村早已不復昔日的田園，雖然他忘情地吟誦「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但是情景兩異，再也找不到過去的影子了。大兒子不能忍受農村艱辛的「大幹苦幹」，埋怨父親的莽撞決策耽誤了自己的前程，漸漸地怨恨溢於言表，而父親又無言以對，只能默默忍受。幾年的艱苦生活下來，父子間的矛盾漸漸升級，兒子對父親的態度愈益惡劣，有時還動作粗魯。可憐老父親白髮稀疏，背馱眼花，手腳也開始遲鈍起來，除了暗暗垂淚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即是這樣，父子倆白天幹活，晚上還堅持讀書人的老習慣，看書寫作，還妄想通過寫作這一條路來改變一下處境。大兒子也有寫作才能，在報刊上發表過幾篇小說散文之類，可是這也沒有給他帶來什麼好處，沒有什麼人來選拔他到公社或者縣裡當個什麼幹部；幾元錢至多十來元的稿費也是杯水車薪，只夠填補買墨水紙張和燈油的費用，而日子卻越過越艱難了。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三年困難時期」，他們餓得連路都走不動了。有一天，父親去公社的商店買燈油和食鹽，回來的時候天下起了大雨，渾身濕透，十幾里的山路，緊趕慢趕，天已黑了下來。在經過一座水庫時，誰料腳下一軟，竟沒有把持住地滑了下去，可憐六七十歲的老人，既不識水性，又沒有爬起來的力氣，眼睜睜地被深水吞沒了。

  大學三年級時，江其平到農村去搞「社教」運動。忽然接到母親的來信，說姐姐去世了。天好像塌下來了一樣，想不到剛三十歲的姐姐竟然不幸離去，他的情緒落到了最低點。毫無社會經歷的江其平，在參加「社教」運動思想煩悶的日子裡，更生出很多愁苦。他痛苦地回憶著一家人的遭遇，父親的悲慘命運，年邁的媽媽失去女兒的悲哀……他把這一切全都歸結到社會的不公上。他只能通過書信向母親寄去悲切的思念，安慰母親孤獨的心。

  秋雨連綿，天氣淒冷得人心也緊縮了起來。正在這時，在鄰近農村搞「社教」的女同學萬桂芳來看江其平。這個女生很聰明，吟誦起李清照的詩詞來，一首連著一首，倒背如流；談起文學來，口若懸河，別人都插不上嘴。她常借談論文學，喜歡跟長得帥氣的江其平接近，而江其平卻因她出身優越而心存疑慮，不即不離。不過，年輕人尤其是男女生之間，只要有一個切點，就很容易接近，會熱烈地談天說地，乃至互訴心事，親近得忘乎所以。

  萬桂芳長相稍差，洋芋蛋似的，個子矮小，偏要扭扭捏捏，以肥為美。她私下書頁里夾著一幅畫，老偷偷看，同學們發現原來是一幅《虢國夫人遊春圖》。好心的同學勸她小心，她反倒熱心地向人介紹起這幅名畫來，還說，楊貴妃以肥為美，不料她的妹妹虢國夫人比她還肥。說到高興處，淺掩羞澀地兀自作美，禁不住打一個轉身：「就像我這樣……」扭動肥而短的腰身，步子閃悠起來，想顯出一點並不見矮的樣兒。從此同學間就贈給她一個「虢國夫人」的雅號。好在她出身好，樂得享受這份特殊的待遇，誰也不因為她的這個「封、資、修」的偏好而找她麻煩。

  就是在這個蕭瑟的秋天，在陰雨霏霏的偏僻農村，在心情寂寥的孤獨中，這位女同學的來訪，讓江其平心裡倍感溫暖。

  真是天意驅使，合當有事。「虢國夫人」春情發陳，流露出諸多願者上鉤的意思，突然之間猝不及防地竟自「和衣倒在人懷」。江其平千不該萬不該，在那樣的禁慾時代，抓起那女子的胖手，貼在自己的臉上。這是一個孤獨渴情的男子最易失足的一閃念間。

  自此以後「虢國夫人」在江其平的住處經常往來。那個時代的異性之間，不敢有過分出界的行為，互相來往還要找種種藉口，借書還書，順路拜訪，似乎都可以算作公認的理由，可是也還要受到各種質疑，嚇得雙方裝模作樣，一本正經。「虢國夫人」出身優越，倒是不怕閒言碎語，可糟糕的是江其平生性懶散，丟東拉西，竟然被彼「夫人」翻出了一封家信。「夫人」憑自己的階級嗅覺，敏銳地發現了其中的異味，她能嗅而不辨嗎？她心裡也轉了好幾個連她自己也搞不懂的彎子，感覺情況異常而心懷忐忑，由心懷忐忑而心神不安，繼而竟然有點害怕，好像冥冥之中有人窺探到了自己做賊的秘密似的緊張起來。為了對「組織」負責，也為了挽救自己心儀的同學，在向組織進行思想匯報時，她把那封信的內容向上級進行了誠實地反映。上級立刻做出了反應，當即終止了江其平的「社教」工作，遣送回學校等候處理。實際上，文學系的領導早就盯上了江其平，信件的事只是一個導火索而已。

  江其平經受了「審查——揭發——處理」的全過程，主持全程的政工幹部呂世魁，發動群眾揭發收集江其平的材料，整理成文，上報領導。揭發問題的形式，實際上已經織成了一個網絡，利用私下裡談話、小組開會等方式進行。有自告奮勇自願揭發的，有自己不自願而被硬逼出來的，也有在揭發會上不得不發言，只好講一些自以為不太要緊而實際上也是有用的把柄的。所有這些雜七雜八的東西匯集起來，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有政治上的，有生活上的，甚至還有下流話。

  江其平聽了這些，一下子氣壞了，年輕人血氣方剛，原來猶豫不決的態度一下子強硬了起來。甚至橫下心來要孤注一擲。

  呂世魁作為一個積極向上升的政工幹部，正要樹立自己的形象，完全不在乎一個「反動學生」，他用一種上級的口氣訓斥他說：「你的檢查認識很不深刻，沒有看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性，你必須再寫檢查材料，深刻認識，以觀後效。」不料江其平根本不買他的帳，以「鄭重聲明」的語氣跟他說：「呂老師，你首先要搞清楚，我向系上寫的不是《檢查》，而是《情況說明》。因為有人誣告我，政教處又採取不正當手段，在同學中搜集所謂的證據，拼湊成你們整理的那個樣子。領導若是實事求是，就不應該相信那些材料。」

  呂世魁不能容忍如此漠視他代表的身分，尤其不能容忍他那種不卑不亢居高臨下的姿態，於是試圖亮出江其平「問題」中的一些關鍵情節作為殺手鐧，用高壓手段折服他。比如怨恨社會不公平，說中國比不上外國，比如在背後發泄對領導的污衊之辭等等，這些言論都很嚴重，質問上去，對方肯定會無話可說。

  但是江其平並不是無話可說，而是理直氣壯地申辯：「這些問題都有具體的語言環境，不能割裂開來，我有權說出自己的看法。對領導的意見，那是善意的批評，可你們不給說話的機會，沒有寬鬆的氣氛，當面說出來就會受到打擊，只好在背後議論。」

  呂世魁的頭腦急速運轉，想著用什麼辦法制服這個很會狡辯的對手，他沒有等對方說完就急著質問：「你是在背後議論嗎？你早就在大庭廣眾之中公開宣布你的謠言了。你胡說香港的狗比大陸的人還吃得好，這是善意的批評嗎？是不是惡意的煽動？」

  江其平寸步不讓：「這個說法不是我的首創，而是很多人公開的說法，只不過你們閉目塞聽，現在才聽到而已！」

  呂世魁追問不舍：「誰說的？誰先說了這樣的話，你說！」

  江其平守口如瓶：「這可不能告訴你，這關乎到一個道德問題。」

  呂世魁說：「你不說？你不說就是你說的。」

  江其平以沉默作答。

  呂世魁乘勝追擊，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地推理而下：「你口口聲聲抱怨，說我們沒有給你寬鬆的環境，像你這樣的人，給了能行嗎？如果給了你，你就會上躥下跳，就亂說亂動，那麼人民就要受苦，國家就要遭殃，革命前輩用生命換來的紅色江山……」

  這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一直沿用下來的邏輯方式，前提都是虛設的，推出的結論肯定是虛假的。呂世魁從大學的政治課上，從實際工作的前輩領導人那裡，耳目沾濡，自然是出淤泥而污染，虛假的東西已經滲進了他的骨肉裡頭了。

  江其平早就料到有這樣一番推理，有這樣一個結局，這是當時千聲一律的調子。他之所以還要不厭其煩地為自己辯解，是想讓呂世魁這個新生的泥偶呼吸一點人間的氣息，或者讓他經歷一番周折以後懂得，他們的那一套邏輯推理，曲溜拐彎兒得多麼不合道理。而呂世魁並沒有懂得這些，只是認為對江其平，不用跟他講道理，只要堅持說他錯了，他就理屈詞窮了，他就錯了。

  最後，江其平心裡罵了一句「無賴」，氣憤地承受了校方的處分。

  江其平走入社會，在底層勞工生活里有了很大改變；但是學校留給他心上的印痕難以治癒，他恨書記「白骨精」，恨政工「驢日鬼」，對這些政治無賴，用最粗俗的民間語言罵了好幾年。

  萬桂芳這個心地善良而又蒙昧的女子，向黨「交心」了以後，心安理得了很多，甚至還寬慰江其平，說向組織坦白對他的進步肯定有好處。萬桂芳具有她那樣的社會地位和處境所育成的特殊思維方式，她根本不可能體會到另一類地位人的苦處。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大概是理論家說的「個性」和「共性」的一種變異現象吧？她從自己的「個性」出發自然地走向傾心的異性，又被「共性」驅使著企圖重塑這個異性，結果事與願違，卻戕害了他。這種「個性」和「共性」的糾結，在這個涉世未深的青年女子身上沒有達到矛盾統一的良性結局。她最終也沒有覺悟到自己的過失，即使後來江其平被學校以「思想反動」為由開除學籍後，她還心安理得地對人說：「走向社會更好，走向社會才會大有作為，像他這樣有才華的人，在學校里反倒耽誤了他。理論要聯繫實踐，他需要艱苦的磨練。」真是一番「腦體結合」的高論。但是她哪裡知道，一個為粗重勞動付出巨大體能的苦工，怎麼會在腦力上「大有用為」？

  江其平很艱難地融入了社會。他沒有技術，只得乾重體力勞動的工種，當了一名建材廠搬運木材的工人。

  建材廠里最中心的工種是在裝卸原木的木材場。各種類型的巨大原木，由內線火車運進來，在空曠的場地上堆壘起來，壘得像一座座小型的「金字塔」。「金字塔」壘起來又「削」下去，又由一輛輛的汽車，分散裝載運往各處的用材工地。工人們就是在火車與汽車之間，卸下來又裝上去，不斷重複著這一個過程。工人們把原木壘起來叫做「上山」，把木頭裝上車叫「上轎」。在「上山」或「上轎」繃勁的一時間，就是聚合全身能量的剎那間。那一刻，只有拼盡力氣衝上去才是出路，發一聲吼，氣凝神定，脊樑和腿上的稜子肉擰得堅如鐵石，拼命死掙，魂魄震吼，一佛出世，二佛生天，生生地豁命將一根巨木頂上了「山」。木材上去了，人癱了下來，淋漓的汗水和急促的呼吸吐納，伴著疲憊的筋骨，一起散倒在自己傾力塑造的勞動成果上面。

  短暫的歇息以後，又繼續去做下一次簡單的重複。

  「重複」雖然是令人厭煩的，但是有時也會帶來一點快感，就如食用某種東西，吃上了癮，不管預後如何，總有重複嘗食的欲望。但是艱苦的勞動的重複似乎不在其中。為求生計，一次又一次地簡單重複，江其平在艱苦的忍耐中適應了，筋骨也隨之強壯了起來。在簡單的體力活重複的隙間，他的頭腦，或許會從剩餘的精力中激起一點興奮，不過只是一閃而過而不能持續下去，閃過之後就又回到木然的簡單中去了。

  偶然的興奮會給人增添無限的舒暢。江其平的興奮，令他在「上山」或「上轎」靈魂振動的隙間，爽快得甚至來了豪情，脫口而出「噫噓戲，危乎高哉，難於上青天！」像他這樣的「臭知識分子」（當時社會對此類人的蔑稱）脫胎的苦力，承載那樣的重量，呼喊的欲望是從胸腔里擠出來的。只恨自己肚子裡沒多少墨水，無法呼出獨屬自身血汗浸染的警句，只好借古人的酒杯來澆自己的塊壘。即便這樣，也要比缺乏文化根底的苦力多了幾分情調。

  話說回來，江其平並不是那種淺薄自高的書生。在這伙苦力當中，他一是折服那些目不識丁的壯漢的體力和魄力，二是欽佩他們在強力勞苦中流溢出來的堅韌樂觀的精神。處在這幫憑力氣吃飯的人群當中，就得遵人家的行規。有力氣就是師傅，就是「老子」，沒力氣就是徒弟，就是「孫子」；再加上他們的經驗，一竅打千斤，在關鍵要命處，幾撬槓搭得噸把重的原木，像麵團一樣聽使喚，你不把他當「爺」一樣崇拜當什麼？

  在發薪水的那一天，弟兄們要拿出大約百分之十的血汗錢，請上幾位相知的哥們兒，在菜館裡吃喝上一頓，拉呱拉呱，放鬆放鬆。一個月，就像單等這一天了！放開了自控繩索的人們，大碗篩酒，大塊吃肉，吃喝得昏天黑地。興致上來，不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放開喉嚨吼幾段大戲，唱幾曲民歌，掏心挖肺般痛快。原生態歌喉高亢激昂，綿延起落，一聲「喝斷了橋樑水倒流」，一段「妹牽去了哥的命系系」，那一腔俯仰吞吐的大氣，那一股憋足了力道的充沖，那一番憐花惜玉的溫婉，那一絲韻息屈曲的深沉，叫人的心停了，令人的魂走了，怕是山雀兒也忘記回巢了，就是天上的雲彩也駐足了！……苦日子倒出苦水，不是為宣洩也不是為傾訴，而只是生活的泉流，就那麼自然地湧出來，任情地奔騰而去。

  在這樣的環境和生存狀態里，能否在精神領域裡「有所作為」，肯定存在著個體的巨大差異。有不少偉大的天才，在萬分困難的境地，憑著堅韌不拔的毅力，克服常人無法忍受的痛苦艱難卓絕地拼搏，最終獲得了成功。可是天才並非人人都有，大多數是空有一腔傲氣，肉眼凡胎，既無遠大的眼光，又無堅韌的精神，當然不可能有所作為。江其平與所有的芸芸眾生一樣，在平凡而辛苦的生活中浸泡著，耗損著。如果問他，往日的雄心壯志哪裡去了，他會翻起慣常特具的思考的眼神，說機遇還沒有到來，生活還沒進入正規，眼病也不時來侵擾，檯燈還沒有自製出來……還要耐著性子等待。這似乎不是有意推託，而是無望之中的希望，但是口氣卻軟軟的，從中透露出了一些缺乏信心的渺茫。

  西方學人說到「創造」，認為應該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好奇心，二是民主環境，三是閒暇。就是說，想要有所創造，要有三個條件做前提：首先是個人在主觀上必須對某事有濃厚的興趣，熱愛他所從事的事業，進行執著地追求；二是必須處在適宜創造的環境裡，受到尊重和寬容，在群體的「民主」中，養育健康的「自主」；三是要有起碼的經濟後盾，吃穿不愁，有足夠的「閒暇」做保障。這三個條件江其平都有所欠缺。經濟上捉襟見肘，自然無法去保證充裕的「閒暇」；狹隘的民主空間拘囿著想像力的伸展，更不要說「自主」地馳騁。說到對自己的愛好有怎樣的熱情，他確實在心裡有某種「抱負」，但是說不清是客觀還是主觀原因，他總是遲延著沒有行動。看來這一種根基不很深的「抱負」，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念和毅力作支撐，一旦遇上嚴峻一點的外部環境，即便沒有太大的風雨，自身就先如空中樓閣般地飄搖起來了。

  文學是痴人的事業，又是雅人的餘興，更是熱情燃燒的性情中事。江其平在世俗中，被打磨成了奇形怪狀，那些文學所需要的多種因素，能保持多少呢？在一天辛苦的勞動之後，又要把所剩不多的精力投入到紛繁無盡的人際擾嚷中，空想加痴人說夢地憑個人遭遇的一點狹隘經驗，討論一些什麼政治呀原則呀之類不著邊際的雜碎，試圖搞清楚一些什麼複雜的「理論」，在這種種的煩亂之中，他又迷失在文學夢中，這個夢，可能就只是一個夢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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