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窩居里的「階級論」

  江其平的文學夢沒有醒來，也沒有破滅。他常常給自己鼓勁：生活是美好的，必然有美潛藏在裡邊，我們一定要堅韌不懈地去挖掘它，這樣才能享受到它。

  他和自己的那幾位關係相契的同學和朋友，常聚集在自己的所謂「霞廬」里，談天說地，欣賞奇文；也為一些街頭巷尾流傳的話題，爭論得不可開交。

  「霞廬」這個名稱，包含著屋主人的思古幽情，嚮往「白雲生處」有人家的幻境，寄寓著隱逸避世的意思。但是，「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身在社會，是不可能超拔的，能不因這個悖逆潮流的名字招來麻煩，就是萬幸了。說到底，這名字實際上是一種無奈的自嘲，是沾一點文墨氣息的青年的一種浪漫主義的空想，類似於一九六〇年「困難時期」，人們飢餓難耐的時候開「精神宴會」。張三說：「白面饅頭的那個香啊，飽飽的，嘿——！」李四說：「那算個啥？燙麵油餅子，——才香呢！」王五想像豐富地說：「豬肉燉粉條，豬肉燉粉條，來一碗，啊——才叫美呢。」劉六這些東西都沒有吃過，傻傻地聽著，口水就下來了。結果是畫餅充飢，大家空歡喜了一場。

  當然，「霞廬」這個窩居也有它實用的一面，坐落城市熱鬧區的邊上，幾個自由主義分子常在這裡聚會，喝茶飲酒，談天說地，求得一時的放鬆，也算心滿意足了。「霞廬」是一個狹小的房間，擺著一張方桌和幾隻破舊的凳子；還有一張小床，困了躺上去小憩，也很愜意。

  霞廬里「麇集」的這「一小撮」不合時宜的「分子」，針對現實大發議論，根據自己一些臨時隨意想起的極不全面不成熟的看法海侃神論，以至於恣肆汪洋，沸反盈天。「文化大革命」剛起來的時候，「紅衛兵」運動批倒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城市鬧得很厲害，而一些中小城市還處於萌動的狀態。街面上的議論、正面的宣傳，吵得不一而足；而私底下人們的言行大都是詭怪陸離。

  也難怪當政者對類似的聚會百般地警惕，並不是人家妄加罪名，民間私下的秘議，確實存在著一股不小的抵制正統的暗流。而統治者與社會主流，雖然很重視唱反調的社會「陰暗面」，但是並沒有真正深入到底層，對地下的情況也只能作一個粗略的抽象的估計，根本不了解這股暗流的深度和廣度，也無從得知它的憤懣、怨懟、敵視有多麼歹毒。即便是一般不諳世事的老百姓，也常會用粗口罡氣道出直言不諱的咒語，就足以看出這個暗流毒汁的濃度。這毒汁是由無數冤屈、枉殺、餓殍的幽魂聚集而導致的。

  但是從根本上說，暗流是無濟於事的，決不可能動搖那密錮的統治機器一絲一毫。生活並不是撒下種子就能結出果來，它需要長久積澱，用去無數的木材，才能形成一小塊煤。歷史是一條巨大恢宏的洪流，它肆虐橫漫，淹歿無數有益和無益的難以估價的物事，包括生生不息的人命。那些暗藏二心的百姓，可能就像洪流里的殘渣一般，無能為力地漂游沉浮，大都會被沖盪得不見蹤影。

  而統治者卻總是對暗流格外地上心，時常拿「狼來了，狼來了」的警鳴嚇唬下邊的人。他們搞得聳人聽聞，目的是要起到一箭雙鵰的效用：一是震懾不知就裡的小老百姓，好讓他們乖乖地聽從指撥；二是在上層造成「形勢嚴峻」的氣氛，步步策劃，相機制服對手。這樣陰陽奇詭地翻制炒作，不知在上層搞到怎樣一個境地，傳到下層來，確實給鬧得人心惶惶，似乎真的「狼來了」。心裡有點鬼的，就寢食不安，心裡沒有鬼的，也要把別人攪得寢食不安，總之，大多數人都被弄得神經緊張起來，整日價提心弔膽。

  其實就在「文革」之前，這股由最高統治階層鼓動起來的風，就已經越吹越勁，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人們做事都得多個「階級鬥爭」的心眼兒，結果搞得人們一言一行都必須謹慎小心，甚至噤若寒蟬。偶或不提防做了不對勁兒的啥事，就會引來不小的麻煩。比如，平時幾個互相接近的人相邀在一起吃頓飯，有誰不慎說了一句「最後的晚餐」之類的話，就被當做反革命分子的聯絡暗號，追查偵訊；即使沒下結論，也備案存檔，到了「文革」又重新翻出來立案調查，竟致有的人遭遇了牢獄之災。後來「最後的晚餐」這個詞就成了一種禁忌，或者不說「最後」，或者不說「晚餐」，總之最好什麼都不要說。

  然而「文革」一起來，打倒這，打倒那，風是比先前大了許多，而反倒是形成了颱風的中心最安全式的效應，環境反而寬泛了許多，給自由說話留出了不小的空間。人多口雜，說什麼都能加點怪味兒，陰陽詼諧，左右逢源，話語的彈性增大了，人們嘴裡真話假話交雜「鳴放」，當局也似乎有點顧不過來的情勢。

  聚集在霞廬里的這幾個人，被捆綁的手腳好似都放開了，要盡情地摔打耍弄一番那樣，說起話來竟然是揮灑自在，縱橫捭闔，放任到了無天無地的地步。

  大家聚在一起，飲了幾杯酒，話匣子就打開了。被稱作「秀才」的季青提起了一個話題，說「老人家」的最高指示，要部下「立新功」，其中大概有很深遠的意義。

  「這是一個政治信號。」季青似有靈敏的嗅覺，說「不立新功不行了，大概要重新論功行賞了。」

  「這是公開的秘密，報紙上文章很多。」

  「還講了一個歷史故事。」

  「這是講給紅色接班人聽的。」季青說。

  「首先是講給夫人女皇同志聽的。」秦穹打趣地說。

  「去去，快把『同志』兩個字去掉，虛偽得讓人噁心。那是人家專用的，你和我沒有資格跟人家當『同志』。」薛稷平常總愛找秦穹的碴兒，頂了他一句。

  「不！還是用上這兩個字穩當一點。最好不要指名道姓，我們也要學會保護自己。」這樣的小心大家多不以為然，可是江其平卻認為很有必要。「不要平白無故地惹出事兒來！」他的既激昂又謹慎的性格，大家覺得是一種矛盾的統一。

  說到「立新功」這個事，熟讀《戰國故事》的秦穹就乘機給大家講起「老人家」引用的歷史典故：「話說戰國時候，秦國包圍了趙國，大兵壓境，趙國眼看就要亡國了，只得向強大的齊國去求援。趙國的最高領導是趙太后……」眾人聽了「領導」這個詞，都有些忍俊不禁，可也只是耐著性子聽下去。

  秦穹一本正經地繼續講道：「齊國瞅准了趙太后的軟肋，偏偏要趙太后的小兒子做人質，而趙領導最疼愛小兒子，捨不得他到齊國去冒那個險。可是不做人質，人家齊國就不出兵，趙國就要被秦國消滅。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要說老百姓要豁出去，就是王子皇孫也要出力。很多大臣都去勸趙太后，趙太后硬是不答應，被勸急了，發起脾氣來，大聲地說出狠話：『誰要是再來多嘴，洒家吐他一臉唾沫！'……」

  大家對「洒家」這個稱謂還沒來得及發笑，薛稷早驚奇地叫道：「乖乖，給一個女人吐一臉唾沫，要倒霉一輩子的……」正在專心聽故事的眾人勸止了他的打岔。

  秦穹得意起來：「偏有個叫觸龍的老頭子就是不信趙太后這個邪，硬是走上前去，準備著要挨趙太后的一頭子。可是這個觸龍是一個瘸子……」說著他站起身來，一瘸一拐地扭起來，一邊帶有誇張性地哈哈大笑。

  「咳咳——別那麼窮潑！」對秦穹的誇張作態向來反感的薛稷，不客氣地起來阻止他。

  秦穹對薛稷的態度不作回應，反而藉機大笑了幾聲，然後端起酒杯說「喝酒喝酒」，一飲而盡，又藉機挖苦反對他的薛稷：「人家立新功立舊功關你們什麼事，像要搶頭功似的。」

  向來愛思謀事的季青認真地說：「這涉及到一個財產再分配的大問題。」這個說法是他從官方報刊上得來的。

  季青和薛稷對觸龍的故事都不甚了解，想聽個究竟，便一起制止秦穹過分的調侃，讓說話穩重的李慎遠接著講下去：

  「觸龍一瘸一拐地走向趙太后，老半天走不到跟前去；趙太后老等著啐他一口，就是輕易等不到觸龍走上前來，三等四等那唾沫大概早已咽下去了，心裡的火氣也消了一半……」

  「總之，觸龍是一個很會勸人的人，他磨蹭著走到趙太后跟前，先不說勸太子當人質的事，而是拉起了家常：您老身體怎麼樣啊，要好好保養啊！您看我這隻腳，太耽擱事兒了，——說著像要脫鞋給太后看似的，當然他不敢當著領導的面脫靴子，只是做個樣子，拖延一下時間。接著說他每天鍛鍊，大步走幾里路，很有效。接著又提到自己的小兒子，說他在家裡閒呆著，得找個工作干，就是想給您當個保衛什麼的，想奔個前程。趙太后一聽，說，哇，你們男人也這樣偏心小兒子啊！趙太后這麼一說就上當了，觸龍趁機說：欸！比女人家要上心多了。父母愛子女就是要替他規劃一幅人生藍圖，想些辦法，找些門路，叫他多干點事，積累些競爭的政治資本，才能有前途啊！……如此這般，三忽悠四忽悠，便切入了主題，趙太后就陷進了觸龍設置的三段論推理的套子裡：不立新功就沒有站腳的地方，祖先拼命打下的江山就要落到別人的手裡。少爺必須抓住一個立功的機會，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最後說得趙太后改變了主意，答應小兒子去當人質，齊國這才出了兵，趙國也終於得救了。這就叫做『立新功』，說到底還是一個保江山的問題，保住它不能落到別人手裡去。」

  「歷史上的改朝換代，都有這個問題。」

  「其實這是個關係到財產再分配的問題，關係到資本積累。資本包括政治、經濟各方面，積累越多越好。有了這筆資本，江山就坐得穩，沒有這筆資本，難免要倒台。所有的統治者都會遇到這個問題，封建專制也不例外。」岑生慣於從理論的角度思考問題。

  江其平進一步說：「當權者提出這個問題，不只是警示他們的後代，也透露出一個權力競爭的消息，他們內部不安穩了。」

  季青接上說：「女皇對這感興趣，她要財產再分配。」

  薛稷情緒激昂：「分配個×，她有什麼資格再分配！」

  素有平民意識的「詩人」曲原，聽到這個題目，情緒也一下子不平起來：「世上的財產就那麼一點，爭來搶去，搶到手的便是王，搶不到的便是賊。為什麼統治者都把這個事當作頭等大事來抓？就是怕到手的東西又被別人搶了去。」

  「我建議都分一點，誰也不要占便宜。」薛稷亢奮地說。

  秦穹故作公允地說：「你這是絕對平均主義嘛。領導上不是早就說過嗎，戰爭年代，官長騎馬是工作的需要。」秦穹說話真真假假，故意揶揄地一語雙關，避免直露招來麻煩。這時候，大家搞不清秦穹是什麼意思，只聽任他說去，也不深究。

  曲原有時也喜歡逆向思維，他推理說，既然有財產再分配的問題，那對誰都是適合的。趙太后沒有看清楚失去財產的危險性，觸龍替她看出來了，要她維護統治者的利益，不讓落到別人手裡去。統治者想多占一點，老百姓也想多占一點，我是老百姓，我也希望財產再分配，多分給我一點，也給我一個書記噹噹。事情明擺著，書記的工資就比別人的高，書記兒子的工作就比一般人兒子的工作好，也不用請客送禮走後門，所以書記就是財產……

  江其平了解曲原的性格，知道他這些非分的要求都是忿恚之辭，話雖然偏激，但包含著合理的因素。這個問題，不是一下子能說清的，便提起當下社會上都在爭論的一個事來，說：

  「人人都堅持說自己手裡有『真理』，真理到底在誰手裡？爭來爭去，最後也分不清誰有真理。當權者最擔心別人搶權，就造出各種理由來為自己辯護，社會上各種人群都為自己爭『真理』製造理由，這樣，現在人們都為這爭吵得不亦樂乎。」

  「真理只有一條！」秦穹援引了一句流行的說法。

  岑生講了一個邏輯上的原理：「在一些概念和判斷不正確的時候，拿它們做前提去推理，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李慎遠由岑生的話聯繫到實際，想到曲原說的書記的財產問題，於是說：「曲原想當書記，我看當不了。」

  「為什麼？」

  「有一個理論叫『根正苗紅』，你根子怎麼樣？根子不正，苗就不紅。人家拿這個做前提來推理，你就當不了書記。」曲原平時若遇到涉及自己家庭出身的事，總會激憤得跟人家爭犟，可是唯獨能放過李慎遠，因為他們是「同類項」，兩心相知。

  「這是血統論，給批臭了。」

  「血統論批臭不容易，北京反對血統論的遇羅克給抓起來了，就是一個明證。」岑生舉一個傳單上的消息說。岑生原是哲學系一年級的學生，寫了些所謂的「反動」文章，受到「勒令退學」的處分被遣送回家，「文革」開始以後，又返回學校來「鬧革命」。他對一些問題有自己獨到的看法。「遇羅克的文章，我沒有讀到。據私下裡流傳的說法，大概還是沒有觸及根本。」

  「誰敢往根本上說？」薛稷插了一句。

  李慎遠態度平和地說：「能涉及血統論就了不起了。那個所謂的『根本』，誰都不敢去觸動。」

  岑生繼續他前面提到的邏輯方法，說：「現在反血統論，常用的是簡單枚舉法。什麼恩格斯、周某某、彭某等等，都是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他們不都成為偉大的革命家了嗎？還舉出一些反面的例證。這種論證是不可靠的，簡單舉例有片面性，必須用科學論證的方法，其它方法作輔助，才能得出確鑿的結論。」

  季青接著岑生的話說：「反面證據也很有力：朱元璋基本上是乞丐出身，劉邦是小市民，他們都成了人民的敵人。」

  岑生說的論證方法，大家都不太透徹，他又接著說：「其實，比血統論更重要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政權、政體、自由、民主等等，都是現在不敢提起的問題，只能在心裡去想。」

  大家得出了一個平民化的結論：「翻過來倒過去，血統論還是臭不了。口頭上說人人平等，實際上卻仍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賣蔥兒賣蒜』『要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天王老子似的，好像他最先一個搶占了地盤，骨子裡就純正了，他就有招兵買馬的權力——典型的血統論。」

  「現在的『紅二代』『紅三代』動不動就說，他們的前輩流血犧牲打下了江山，他們就是當然的繼承人。我就不明白，這『江山』是一個客觀事物，打下江山就是王，打不下的就是賊嗎？」

  「『江山』這個概念，應該包含兩個元素：一是指地盤，二是指人。不能說有了地盤就有了江山，也不能說有了人就有了江山。『江山』要扎在地盤上，二者缺一不可。」

  「人民是江山，得有『綠卡』。清朝時候的孫中山，算是哪一國的『江山』？」秦穹冒出了這樣一句，沒有人回應。

  「『人民』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不能隨便混用。」

  劉故芝聽到這裡，於是說：「這就出現了一個現象：為了爭當『正統』的江山主人，幾部分『人民』斗得死去活來，一部分強勢『人民』就去壓迫另一部分弱勢『人民』，這就不公平了。」

  江其平說到了一些現實問題：「說到底，血統誰也純正不了。貧下中農三代純正，三代以前呢，說不定就是地主。有的富家後代，敗家子，分了家單另過，兩口子吃大煙，家業吃了個淨光蛋，漫說是三代，只一代就變成了赤貧，那血統就純了嗎？」

  「這麼說來，慈禧太后才是貧民！一場革命，變得什麼都沒有了。」秦穹的聯想常能語出驚人。

  「慈禧的後代並不都是一下子變成赤貧的。音樂系教鋼琴的葉婉蘊，據說就是慈禧的一個孫女，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不是貧農。當然，若是往上查三代，她的家庭應該是全國最高的一個成分。」

  「查她了沒有？」

  「沒有。」

  「算她幸運！鄉村的地主，省吃儉用，解放前剛買了地，剛變成了富一代，還沒有享受一下，也沒有來得及變窮，就被沒收了。經濟上變成了窮光蛋，政治上又掉進了深淵，才算是倒霉。」

  江其平從這些情況聯繫到了歷史，鑿鑿有據地說：「兩種現象互相順逆變換，好像化學上的可逆反應。劉邦原來是農民出身，後來當了一個基層組織的亭長，可以算是個鄉鎮平民。自己又不好好勞動，有時候連飯也吃不上，借了人家的糧食，也賴著不還，酒也沒錢喝，還要到小賣部去賒帳。他的那一幫同夥小兄弟，有的是宰狗賣肉的，有的是辦喪事的俳優，最富的也只是衙門裡的小吏，靠筆桿子混口飯吃。可是一下子起來造反，沒過幾年，都變成了全國最大的地主……」

  岑生接上說：「朱元璋也一樣，年輕時當和尚，托缽募食，過的是叫花子的生活，後來靠造反變成了地主。這一種變化過程，由窮變成富，它的逆向變化就是由富變窮。一個王朝被推翻，原先的皇家都傾家蕩產，家破人亡，那些原來的富人很多就變成了窮人，原來的地主階級就加入到了貧農階級。」

  「要是在這個時候劃分階級成分，肯定是以前倒了霉的人反而占了便宜。」薛稷對世道的這種變遷心懷不平。

  季青若有所悟地說：「難怪人們都搶著說自己血統純正，有些血統『不純』的人也急著要改，不然社會上就站不住腳。」

  岑生解釋說：「陳勝的那一句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影響很大，很多人都動了心。本來是少數人有這個心，漸漸擴大，就像菌種一樣，在適當的環境下繁殖生長，成長為菌落，不斷地蔓延，就成了一個左右社會的大氣候。」

  江其平繼續沿著先前的思路說下去：「不過，由窮變富，這個變化的代價是相當昂貴的，要造反，必須拿腦袋做賭注。歷史現象真是變幻莫測，有必然性，更有偶然性，既複雜又簡單。社會的變化有的幾百年才變一下，而有的時候卻只需要幾年，甚至有時只需幾個月幾十天。」

  「在社會大動盪的時候，幾年就是一個歷史時代。」

  曲原講了一個政策性的規定：「土改的時候農村劃分階級成分，以解放前三年為線。解放前三年以內，剝削量占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或者雇長工一個以上的，就要劃定為地主成分。解放前三年以外……」

  秦穹搶著說：「停——」大家一時不明白他的用意，都停下來等著，只聽他嚴肅地說：「我看明天就把曲原同志調到省政府里去，專門起草文件，薛稷你給通知一聲……」

  大家一下明白了秦穹的惡作劇，知道他平時對政策一類的東西不感興趣，都笑著責怪他添亂。

  江其平認真地說：「你沒有參加過政治運動，不知道厲害，一個數字可以救一個人，一個數字也可以毀一個人。」他講了李慎遠告訴他的一個事例：有兩個地主，在舊社會都當了偽保長，一個是在臨解放的前三年當的，另一個是在四年前當過，結果前一個就被槍斃了，後一個只給定了一個「分子」。這就是數字的天地差別。

  這些情況，曲原、李慎遠都很清楚。他們或耳聞或親身經歷過諸如「土改」「社教」一類的事，加上讀過一些政策文件，知道的比別人要多一點。李慎遠不善快言快語，平常在大家爭論時，只偶爾插一兩句話。這時聽見江其平說到自己，想要補充什麼，停了一下，沒有插上嘴，就再沒有說話。

  「說來說去一句話：地主不是固有的，貧農也不是天生的。當了貧農也別高興，說不定以前就是地主，也是『壞人』。」

  「這不是把我們貧農往火坑裡推嗎？」秦穹插了一句。

  「誰把你往火坑裡推了？」

  「這不明擺著嘛，我們貧農的祖先，原來是地主！」

  「你當你血液就那麼純啊？歷史是一團漿糊，分不清的。」

  「是你們把水攪渾的，我本來就是三代貧農嘛。」

  「說不定四代以前就是地主。」

  「不要抬槓，革命理論要嚴謹。」季青總愛嚴密推理。

  「革命理論怕就怕抬槓，一抬槓就原形畢露了。」

  大家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而對於所謂的「新生事物」，大都不輕易說一個「不」字，比方「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心裡雖然反對，而口頭上誰也不說出來，只能埋在心裡。即是像這樣私密的場合，也要說得隱晦一些才好。

  在這一群反對者裡面，說「文革」的各種劣跡的人多，而為它叫好的真是「闕如」。但是事有特例，唯獨江其平有時候好像是一個擁護者，至少算是一個「同路人」。在反對一氣之後，他又調轉方向，不無興奮地為它叫一陣好：

  「就像報上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總要打破一些罈罈罐罐，這個運動『好得很』！過去誰敢直截了當地說黨支部書記的錯誤？過去盯著你右派分子往死里整，現在右派沒人管了。」他以自己一貫受壓的處境作判斷，覺得心裡的積鬱得到了釋放。當然他的熱情有時候也很矛盾。

  薛稷隨著他的話又說了一個傳聞：「聽說農村的『地富』也組織了戰鬥隊，造『走資派』的反。」

  江其平趕緊制止住他說：「不要亂說，這肯定是謠言，誰敢開那個殺頭的玩笑！地富分子也沒有那麼傻，自己往羅網裡鑽。」他雖然思想自由，但是對政治上的大事，頭腦是很清醒的。

  「那可能只是偶然的事。」有人插了一句。

  「『偶然』也不能拿生命開玩笑。」江其平繼續前面的話題，「『血統論』是出來添亂的，必然要受到批判。高層統治者也看清了這一點，不得不出面制止一下，即便是含含糊糊，也算是一種姿態。但是他們骨子裡還是想持續講血統，血統『紅』總有好處。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為什麼？人一分等級，就好統治了。」

  但是江其平對前途仍然是憂心忡忡，他的結論是，「還鄉團」很快就要殺回來。想到這，他憂鬱的情緒又上來了，沉默了一會，自嘲地冷聲一笑，拉長聲音，學起他建材廠的頭兒孫富貴的腔調：「江其平，看你那慫相，大學生，一根原木壓到你肩頭上，叫你娃喊爺呢。在老子的單位你嫑裝相，狗日——的！」

  正說得起勁，忽然聽見隔壁屋裡有說話的聲音。接著江伯母領著幾個婦女走進屋來，是居委會張主任帶著小翠等幾個居民組長登記什麼來了。走進屋來，看到柜子上擺著一個巴掌大的收音機，拿了過去，登記了商標和型號。

  江其平快口快語地說：「張主任，你放心，這個收音機只有兩個波段，只能聽到國內的新聞，沒有嫌疑。」

  母親瞪了兒子一眼，讓主任看了一下收音機，一伙人就出去了。母親送走了來人，回到屋裡來怪兒子多嘴。江其平卻說：「那不是檢查收音機來的，而是來看你們幾個喝酒的都是些什麼人。你沒見那個『童養媳』小翠，賊眉鼠眼地，盯著你們幾個人的臉，非要看出個什麼名堂來。」

  「詩人」曲原對「童養媳」三個字很感興趣，問是怎麼回事。江其平介紹說，小翠是解放前一個大戶人家的丫環，後來又被人販子倒賣，當了童養媳，解放後又從那戶人家逃了出來，嫁給了一個木匠。曲原為小翠的身世再三唏噓。

  江其平說：「這種人你別可憐她。」

  曲原不解地說：「歷史上的名人學士，不是都很同情她們嗎？」

  「那只是作為一個社會符號來說的，內裡頭的貨色複雜得很。有的沾染了一種職業病，看主人臉色看慣了，見風使舵。在有體面的人面前很機靈，巴結逢迎，可是一轉臉，遇上地位低的人，狗臉一翻，就咬起人來。這種人最會作弄人，眼小得很。」

  「我看她眼睛挺大的。」曲原聽錯了話，也許是看走了神。

  眾人笑了，秦穹趁風揚土：「『詩人』看上人家了。」

  曲原反倒實在起來：「不要胡說，人家少說也是個大姐姐。」小翠三十歲出頭，白皙清秀，豐盈窈窕，是一個標準的美人。

  秦穹跟著挖苦了一句說：「桃花面，刀子心，要小心點。」

  江其平顯出不屑的神情，告訴大家說，上次母親有病沒有參加居民小組的學習，主任批評過就完事了，可是小翠偏要作怪，說母親的兒子被大學開除了，思想有牴觸情緒，硬是不依不饒，要她在會上作檢查，害得母親在會上哭了兩次。

  居委會人員的到來，打斷了大家的議論。趙太后也好，觸龍也好，以及革命的當政者，他們都怕到手的特權丟失，都想保持江山萬代紅。「霞廬」里聚集的這幾個青年，大概也想為自己正一點名分，臨到末了，他們又突然發現，這個事跟自己八竿子都搭不上，不由發出了一陣自嘲的鬨笑。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於是齊聲提議：「喝酒，喝酒！」共同舉杯，釃酒舒懷，忘乎所以，興致不由地高漲起來。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屋外忽然刮來一陣山頂的野風，似乎又撩起各人複雜的心情，思路也有些不合邏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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