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命中注定的牢獄之災

  李慎遠睡在同學牙博瑜的床上，到半夜裡，迷迷糊糊地，被什麼人的說話聲驚醒了。他靜靜地躺在床上悄悄地聽著，發覺是牙博瑜跟人在商量事情，那人是白天會上被揪斗的宣傳部副部長項子期。緊接著，牙博瑜叫起了李慎遠，讓他明天托個人，向白天主持會的牙主席請個假，就說家裡有事，捎話叫他回去一趟。又叮囑李慎遠，這事千萬不要向別人提起，說完就和項子期急匆匆地走了。

  牙博瑜和項子期連夜趕路，一口氣走了三十多里山路，人不知鬼不覺地來到牙上溝牙博瑜的家裡，懸著的心才算放了下來。

  項子期，四十來歲，是牙博瑜小學時的老師。從師道上講，他對學生很關心，尤其是牙博瑜這樣憨厚而又聰明的青年。牙博瑜受到項子期的器重，心存感激，現在老師有了難，挺身出來援救，是自然的事。項子期在牙博瑜家裡躲了十來天。牙博瑜對他這位老師，極盡「弟子」之誼，除了一般飯菜之外，還不時地弄點小酒小肉敬上。項子期對這一份情義，深深地記在心上，以致在一次飯後，乘著酒興，拍著牙博瑜的肩膀，發下誓願：「以後老兄但有出頭的一天，決不會忘記你兄弟的情分！」

  項子期跳跑以後，縣城的鬥爭形勢更加升級，發生了揪斗「白骨精」的鬧劇。這「白骨精」是縣劇團的一個女演員，碰巧也姓白，以扮演《西遊記》裏白骨精而出名，據說是縣上的一個「交際花」，跟幾個領導都有點說不清的曖昧關係，在揪斗縣當權派的浪潮中，成了被衝擊的中心。一天，由縣委機關、武裝部、工農兵造反派聯合召開批鬥會，群眾情緒十分激昂，尤其看到白骨精挑釁性地穿了一件花單衫，故意跟當時流行的「藍海洋」或「綠海洋」對抗，更是火上澆油。一個發言人滿懷感情地說：「我們有多少革命幹部被『白骨精』拉下了水！如果讓這樣的壞傢伙存在下去，我們的革命機體就要受到腐蝕，我們的紅色江山……我們的革命烈士……我們的無產階級……我們的世界革命……」一長串捆綁式排比的遞進句，一層層邏輯嚴密的推理，如鑽頭般鑽進每個人的頭腦，身受芒刺而汗流浹背，情緒激昂而憤慨。「我們必須揭開這個妖精的畫皮，讓她醜惡的身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句話一下提醒了革命群眾，立刻有一幫姑娘小伙子衝上台，不由分說七手八腳，扒下了妖精的花衣服，更有人借題發揮，趁勢扒下了她的褲子。小白只穿了一件胸衣和三角褲衩，站在台上發抖，還要提防有人來扯她僅存的「三點式」。

  這件事發生以後，受到了「老三代」的嚴厲批評，說是讓白骨精露一露醜，沒有什麼要緊的，要緊的是他的骯髒的氣味，熏臭了無產階級的肌體，迷亂革命者的眼睛，後果就不可估量了。所謂「老三代」，是「文革」中工、農、兵三方的代表聯合組成的一種機構，很有權威性。

  項子期在山裡風聞這條消息，嚇得毛骨悚然，又向山的更深處逃竄了一段時間。因為他和白骨精也有一點往來，如果被糾纏上，就有說不清楚的問題。

  李慎遠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從縣城回到省城。有人給他通來消息，說「老三代」發現他與項子期的逃跑有干係，正策劃要揪斗他。果然沒過多久，一道「勒令」放到了李慎遠的面前，他被造反派押著帶回了縣城。開頭說是為了「說清楚問題」，可是很快由於案件的牽連被拘留，還要轉送到「公檢法」部門審理。這個毫無思想準備的青年，被突然降臨的遭遇嚇蒙了。

  李慎遠被關在縣看守所四號室。一個內線告誡他，四號室關著的兩個人都是賊，你不惹賊，賊還招你，離他們遠一點。

  李慎遠剛進牢房，那兩人中的一個就跟他打招呼：「我叫吳之。你不就是馬槽子李涵亭的孫子嗎？我知道你，大學生，你們李家好出讀書人。」李慎遠心存疑惑，有意地躲著他不肯交往。

  吳之見李慎遠是一個學生，愁得發呆，先就笑著給他寬心：「事情大小總能過去。不是我胡謅，我猜你的事比我的要過得快，你會先出去，我的事還難說。——這是命里註定。」剛進來就說出去，這使李慎遠寬了不少心，就注意起他的話來。吳之似乎是一個說話不很遮攔的人，這讓人有點不大理解。不過時間長了就發現，他說的都是無關緊要的閒話，不會讓人抓住什麼把柄。

  吳之跟李慎遠拉起了閒話：「這是家風，你爺爺就是有名的書寫家，土改時抓的，我們都去看了，開大會，抓了幾個地主。」他指了一下身邊的同案犯吳過，「他的丈人就是你們莊子上的王家，也是那一次抓的，他不是地主，定的是壞分子。」

  吳之說的這些事，李慎遠自己從小都經過。土改的時候他七八歲，剛上小學，經歷過很多事情。

  學校帶領學生參加了那次公捕大會。一溜十來個人被一條長長的繩子串連著，站在戲台前，面對著群眾。台下場地里集合了幾個村子的群眾，小學生隊伍在最前面，緊挨著繩子串著的人。李慎遠低著頭，不敢朝前看被串起來的人們，他爺爺就在其中。群眾中有一些人按次序站出來發言，揭發地主們的罪行。李慎遠覺得那些地主應該受到鬥爭，他們平常在窮人上面壓著，現在窮人翻了身，應該出一口氣。——這是學校里老師們灌輸給學生腦子裡的知識。

  人們控訴了一陣，又一來一去地問了一些事。這時候農會主席從主席台上走下來，掄起巴掌，對一個不聽話的地主狠狠地扇了兩個拐子。地主們被震懾住了，其中一個當過聯保主任的，叫蒲季山，首先跪了下來，接著那十幾個人一起向群眾跪下了。這時突然有個小孩子哭叫著向台前撲了上去，那是同學六十娃，他爺爺就跪在台前。這個不懂事的同學大概忘記了開會前老師的叮囑，失控了。大人們憤怒地吆喝著拉走了這個娃娃，會場才安靜下來。李慎遠頭垂得更低了，他被六十娃的反常舉動嚇得臉都煞白了。

  大會結束以後，抓走了幾個人，一個是聯保主任，一個是保長，還有爺爺和挨了農會主席打的那個年輕地主，都一起關進了班房。半年多以後，聯保主任蒲季山就被槍斃了，保長判了無期徒刑。而吳過的丈人，在會上給扎了一繩子，過了幾天就放掉了。他是貧農，說了農會的壞話，戴了個「壞分子」的帽子。

  李慎遠想著吳之說到的「命」，心裡升起一陣悲涼。他有一種感覺，心裡發虛，腳下不踏實，唯恐遇到一個陷阱將自己閃下去。記得在學校里，有一次幾個同學起鬨，到自由市場的卜卦攤上算卦，卜卦先生說要他謹防「牢獄之災」。大家對讖語一笑了之，提起了某個大畫家的一幅漫畫，諷刺算命先生「知道別人的命運，可是不知道自己的晚飯在誰的口袋裡」。同學們正譏笑那卜卦先生的無稽之談，恰巧這時來幾個市場管理員，奇兵突襲，衝過來把卜卦攤子抖了個底朝天。可是李慎遠心裡的那四個字，一直像鬼靈一樣，糾纏在他四周，無法揮去。今天看來，這一卦算靈了，三生石上有前緣，誰也繞不過去。

  項子期最終還是又被揪出來了，不但是「走資派」，同時又加上跟魏郎村的命案牽連，被當作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壞人拘押審查。當然，人們都知道，這只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文革」是最大的挑動群眾斗群眾的運動，是誰挑動起來的大家都清楚。不過，那時候人們都在找打人的石頭，找到了，拾起來就可以隨便打人。

  項子期保護住了牙博瑜，胡扯了一些人來掩蓋，結果就扯出了李慎遠。項子期本來並沒有惡意，他以為李慎遠是學生紅衛兵，本身有一種保護色，同時又遠在省城念書，「老三代」以至後來演變出的什麼籌委會革委會，都輕易夠不著他，於是就讓李慎遠來作證。誰知當權者竟然不怕麻煩，曲曲折折地尋著路線把李慎遠從老遠的省城拘了過來。這一來，項子期肯定要傷不少腦筋去進行抵賴，而對李慎遠來說更是一個辨不清方向的難事，沒有思想準備，左右都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定下心來以後，他也學著別人，繞來繞去繞著圈子，交待了一些情況，可是越說越說不清楚。

  「項子期是怎麼逃跑的？」

  他想回答自己「沒有看見」，可是他明明「看見了」，他的誠實的本性讓他回答「看見了」。

  「跟他一起跑的是誰？」

  他不能說出「誰」，牙博瑜現在還沒有被牽涉進來，他不能連累自己的好友。牙博瑜幫助自己的老師，不怕受牽連；自己也不能昧良心，不能把同學牽扯進來。

  項子期說李慎遠「知道」，他說什麼？他想說「不知道」。

  可是斷喝聲像炸雷一樣震得他頭皮發麻。

  「跟項子期一起跑的是誰？」

  如果他說「不知道」，那你就瞧著吧，捆人的麻繩就在眼前擺著。李慎遠心一橫，說出了自己最怕的兩個字：「是我！」

  李慎遠的心沉下去了，料不到後面會發生什麼。而對方卻好像有所滿意，緊張的氣氛緩和了下來。

  「你們一起走的嗎？」問話的口氣軟了一些，好像他的交待與他們掌握的材料吻合了。

  李慎遠多動了一下心眼兒，他馬上回答：「是。」

  「你們一起到哪裡去了？」

  到哪裡去了呢？總不能說去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家是地主成分，誰也不敢把禍水引向這裡。項子期說「李慎遠知道」，知道他去了哪裡，幹了什麼，去的地方肯定不會給自己帶來麻煩，幹的事情肯定和「壞事」沒關係。李慎遠明白了。這個白面書生，在階級鬥爭的風浪里，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是他的「天分」決定的。他肯定地回答：「去了城裡。」就是省城。以後自然是各走各的路了，這大概跟項子期交待的差不多，審訊就此告一段落。

  前面說到的「天分」，就是一種天生的悟性。當時能編出「合理」的謊話來的是這樣兩種人：一種是「學者」，一種是「商人」。他們是有這樣特質的人。而另外還有一種人，就沒有這兩種人的悟性好，編謊的技巧太低劣，這種人就是「政客」。

  「商人」的靈活，使他對問題的回答有一種天成的契合，他不會把自己套進去，他會留有很寬的餘地。比如你問他：「你到哪裡去了？」他會回答：「我去了個哪裡。」你問他：「你幹什麼去了？」他會回答：「我幹了個什麼。」他使用幾乎相同的詞語回答你的問題，等於啥都沒說。當然，他是用陳述語氣來回答你的疑問句。這裡說的「商人」，是指具有商業素質的那一類人，他靈活地回答不想讓你知道的事，回應了你，尊重了你，又巧妙地蒙哄了你。

  同樣，這裡說的「學者」，是指具有學者氣習的人。既有縝密思維的習慣，又混沌得守中不辨，既敏感靈變，又無狡黠自私之徒的狹隘。他們明白這一場運動的性質就是不讓人說老實話，所以他說起話來就會有意地繞來繞去，不說對自己有害的實話。比方說，有一個教授，當群眾呼口號時，他也跟人一起喊「打倒×××」, 「×××」就是他自己的名字，他自己也要打倒自己。這就是教授的明智，表明與革命群眾站在一個立場的誠懇態度。但是，他口裡喊打倒自己就真想打倒嗎？當然不是。這裡所謂的「學者」的稱號只是一個代指，指的是有清晰思路的那一種人。有一個公社書記，平時喜好學習，通曉民間事理，有內才也有口才，可算是一個民間「學者」。他被「打倒」以後，自我批判，每天不需要造反派驅趕就自動地去遊街，自戴高帽子，手拿一隻銅鑼，邊游邊敲，自編自念：「我叫馮二哥，縣長是我爹，路線靠走資，貪占吃喝多。」這樣的人心裡清楚，知道這個運動就是一場戲，於是就逢場作戲。這就是生於民間有點文化的「學者」型人物。

  有人會以為，按理說最能應付複雜局面的該是搞政治的人，他們最活脫最圓滑，是名副其實的「政客」。其實不然。實踐證明，「政客」在運動中最笨最不善於應付，經常把自己套到裡面不能擺脫。原因是這種人長期被豢養塑捏，頭腦早就被弄得僵化板滯了。經常照上級的文件行事，遇事先套框框條條，可是文革的文件陰陽兩面不著邊際，他照著套就先把自己套了進去。第二，平時官話套話廢話說慣了，碰到文革這陣勢，慌作一團，大方向早就亂了套，說起話來就不自覺地落進自設的陷阱裡面。第三，這種人既得利益沾得多，習慣了，就是當上牛鬼蛇神心存幻想，妄圖通過「老實交待」比別人早一點「解放」，然後再被結合進領導班子，在政治上搶先一步。其實他想錯了，越老實交待越不能自圓其說，越暴露出他走資派還在「走」的原形，群眾越不放手。比如一個政客被盤問：「你為什麼搞三自一包？」回答：「那不是我搞的。」問：「那是誰搞的？」答：「是×××。」他把人家墊出來了。問：「什麼時候？」答：「某年某月某日。」哈哈，你們那時候就是一夥啊！打——，不打不招。你看此人，一是想「老實」，二是要賣乖，害人又害己，你說笨不笨？如果拿這去問「學者」:「你為什麼搞封資修那一套？」答：「思想覺悟不高，上了黨內走資派的當。」問：「誰是你的幕後指使者？」答：「×××。」這「×××」是誰？就是中央那個高職位的已被打倒了的人。那個人遠在天邊，誰能夠得上？這一指，審問就此斷線，既不害人也不害己。

  當然，這裡說的「學者」「商人」「政客」三個名稱，不是對哪一種職業的定性，而是借這三樣符號，來說明一些道理而已。實際情況複雜得無與倫比，一到具體事情，大都慌張得不知道如何是好，誰還會想到要做哪一種類型的人呢？筆者在這裡只是臨時借一下他們的名號，姑且分一分不同性質的類別。「政客」是僵化的典型，愚蠢到顧不住自己的地步，即使自己快掉下懸崖去了，還要順手拉一個墊背，改不掉那陷人自陷的劣習。況且「政客」這個詞在中國歷來就沒有好名聲，這裡拿它充任一下不光彩的角色，也算是得其所矣。而其他兩種符號里的人，生性純正的肯定還是不少，即使無法做到有口皆碑的境界，退而求其次，說點好話與人為善，也是可以的。儘管現實教訓得人們不得不狡猾一點，但是善意的謊言也是人能說的。再求其次，靈活變通得不損人利己，也算是守住了做人的底線。——滌拭心靈的鏡子，能做到沒有瑕疵嗎？不太容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懵懂自然，並非羊水包里的混沌，生而為人，明白一點，能做一個大致的差不多也就不錯了。

  項子期的身份是幹部，雖然難免沾染了一點政客氣息，卻又有學者和商人的不少因素，由於善於學習，頭腦是清楚的。這一次他做了一件商人兼學者才會做的聰明事，沒有供出牙博瑜來。實在被逼得交不了帳，他就隨口說出了李慎遠。他以為李慎遠遠在省城上學，沒有多大幹系，誰料正撞到槍口上，害得李慎遠也進了監牢。由此可見，即使你具備多種特質，也總免不了有失算的地方，哪怕是能上天入地的孫大聖，最終也翻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吳之的預言讓李慎遠充滿了希望：「只要不被判掉腦袋，將來總有翻案的一天。要把住一條，無關緊要的事情可以承認，關緊的事可千萬不能認帳。」李慎遠問他什麼是關緊什麼是不關緊，他說：「關緊的就是反革命罪，寫反標，反動日記，犯了也要抵賴。不要緊的，像貪污盜竊，講出來讓他們查去，你沒有那事他就賴不上你；還有男女關係，人家上了刑，就承認，上罷刑就翻供。」

  李慎遠還是參不透其中的機巧。吳之就舉了一個例子開導他：尕溝大隊有一個地富子弟，編了一些順口溜罵共產黨，有些聯繫到了兩個統帥身上，那可是重罪。這個人罵了以後就後悔了，抓進監獄得到高人指點寫了悔過書。悔過書里把「黑太陽」「地獄」一類的詞語都否認了，打死也不承認。說自己有那賊心也沒那賊膽，怎麼敢說那些話。說罵「笑面虎」，不是罵高層，也不是罵造反派，是罵生產隊長的，「奸臣」是罵公社書記的。這樣一抵賴，大罪就成了小罪，現在還押在牢里，定不了案。有些犯人，不會賴，硬說自己說得對，認死理，說中央還有睡在毛爺身邊的赫魯雪夫，地方上也有那樣的人物，越辯越糊塗。赫魯雪夫看睡在哪裡，睡在中央，就要打倒，那不是他該睡的地方。睡在下層，就要保他，還要用他，認定為革命領導幹部，即便是一個很糟的人，也不能說是赫魯雪夫。你要是惹他，就是拆革命領導的台，反過來你就成了反革命。總之這些大人物你不能隨便罵，現在他下了台，以後又被「平反」了，你就錯了，想改口都不容易。

  吳之說到自己的案子，又滿含哲理似地講起來：「反正說到底，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郎士中那麼大的案子，叫我怎麼揭發他呢？千斤重的砝碼，多加一指頭的力，那就是要命的分量，我能做那個事嗎？將來我一旦走出去，就沒臉見父老鄉親了。今天我沒做虧心事，我就能直起腰來走路。說到郎士中對待我的事，我自己不說，大家都知道，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