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揮不去的陰魂

  如今長到二十幾歲的李慎遠，再也沒有像小時候那樣，被嚇得夜裡淌虛汗，睡不著覺。但是，當他想起蒲季山的那些事，又是半夜沒有睡著，越睡不著，煩亂的思緒越變得清晰。

  現在李慎遠心裡，有了一些確定的想法，認為蒲季山並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由於蒲的非正常死亡，人們口頭上自然又演繹出了一些傳聞，蒙上了一層迷茫的色彩。原先加在他頭上的那些罪名，在人們心裡已經淡漠得只剩下了一點影子，而與他有關的一些真事，又理順成了許多的樸質的鄉間故事。

  臨解放那會兒，社會動盪得人心惶惶，每一個響動都會引起不小的騷動不安。有一天，村子裡突然鑼聲大作，「跑土匪了，跑土匪了！」隨著這樣的叫喊，各家屋裡的人都跑出來，身上背著早就準備好了的行囊，一起朝村子中心的堡子里跑去。

  這個堡子，據說是前清年間專門為跑土匪而修造的。建成的當初，人們對突兀立起這樣一個龐然大物，都當成是稀奇事。村里一個老讀書人很是感慨，專門為此物寫了一篇《鐵堡頌》，其中有這樣的話：「皇皇我堡，巍巍獨立，宵小蟊賊，側目而視，安境保民，固若金湯」等等。然而那算是什麼「鐵堡」？其實就是一座大莊廓，土築的牆，根本抵不住幾下子炮轟，哪裡會起到「安境保民」的作用？解放以後這個土堡就成了一個擋路的歷史遺蹟，最大的作用是時常被拿來充當階級教育的工具。有人專門寫了文章，揭露說那不是保護老百姓的，而是專為地主老財存放金銀財寶的。不過，作文的人，也不了解實情，只是按照政治宣傳的口徑去寫。其實，真正的大戶，都在堡子外面建了莊院，高牆深壕，家中或有地道或有槍械，設防相對嚴密，財寶藏在家裡的私秘深處，而決不會放在什麼「鐵堡」里。這寫文章的新舊兩代文人，被自己的時代所左右，各為其主，寫出的文章或者言不副實，或者言不由衷，都是定好調子起承轉合的酸腐八股文。實際上，這堡子倒真的起到過兩樁作用：一是在建成的初期，城頭上設置班房住了幾個保安，手握兩桿土槍，作為標誌性的擺設，對一些圖謀不軌的小股飛賊起到了震懾的作用，使他們不敢輕易到村莊裡來騷擾；第二樁是在政局動盪的年代，一些土匪趁火打劫，人們也曾集中到堡子里躲過，至少保全了性命。不過這類事只有過不多幾次，後來人們就漸漸地對它失去了信心。一個小小的土堡，對於大的社會動盪根本無濟於事。別說窮人沒有什麼財物，不怕被搶，就是怕搶的人也擔心，躲到堡裡面，萬一堡子給攻破，反倒落個被瓮中捉鱉的下場。所以一聽到報警，窮人丟下窮家往山里跑，富人們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家裡的設防上，也不用躲到堡子里去。富人們真正害怕的是政局變換，若是變了，鐵打的堡子也沒有用。有些頭腦靈活的，早聽到風聲，陸陸續續將土地賣了出去，變成了中等人家。只有頭腦不開竅的，像蒲季山這類人，死守著祖業，臨了真正地做了瓮中之鱉。

  臨解放的那一次跑警，人們慌亂了一陣，在堡子里躲了半天，沒看見什麼土匪，心便放鬆了下來，慢慢地安定了。當人們陸續回家的時候，有人看見山根邊道上一個人影騎著快馬飛馳而去，人們就又驚慌地往外跑，忙亂了半晌，又沒事了。眾人只好在心裡猜測，或許是人看花了眼？或許是人們傳錯了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終究也沒有弄明白，查檢的結果，誰家也沒受損失。最後傳下話來：「蒲老爺說了，稍安毋躁！稍安毋躁！」「稍安毋躁」是蒲老爺安定人心的一句口頭語，有這一句話，大家就吃了定心丸了。

  「蒲老爺」，其實也不是什么正規的「老爺」，而是對當政者任命的聯保主任的敬稱。國民黨的統治在大陸快要倒台的那幾年，人們都怕擔干係，保長一類的地方差使，沒有人願意干，於是就輪流攤派，不願當也得當。蒲季山平時好出頭，或許是他自己願意干，或許是他好說話推脫不掉，總之，他最終挑起了這個讓他走上不歸路的差事。他的主要工作就兩件事，一是給上面催糧催草，二是跑土匪鳴警。這一次跑警，雖然沒有出什麼事，可是蒲某人確實起了安定民心的主心骨作用。作為村裡的核心人物，自然有一定威望，村里凡事都得聽他的，尤其在動亂年代，蒲老爺的話一句能頂十句，人們不但願意聽，而且總是盼著蒲老爺發話，照著他說的做，有用沒用，心裡總覺得穩當。至於蒲季山幹過什麼特別的壞事，人們也想不起來多少。但是既然是村裡的「公眾人物」，自然總能兜出一些來。印象最深的是打「河南娃」。

  蒲季山的大兒子在省城裡幹事，遇見了一個鐵匠學徒，天天遭師傅的暴打虐待。這個學徒央告他另找個事，他就把他帶回到了鄉下。人們叫他「河南娃」，給蒲家放羊。河南娃剛來的時候還勤快，能老老實實地幹活，後來他發現鄉下的東家，沒有城裡的鐵匠師傅盯得緊，慢慢就偷起懶來。其實他根本不了解東家是怎樣的人，那是勤儉慣了的人，對奸懶毛病是最痛恨的，他的懶勁兒當然早就被東家看在了眼裡。那一年冬天，羊群出圈，要到幾十里以外的山溝里長住放牧。本該早起趕著羊群上路，誰知左等不見河南娃，右等不見河南娃，派人去叫，屋裡沒人，正在著急時，河南娃打著呵欠從外面趕來了。蒲季山一調查，才知道他夜裡跟人賭了一晚上牌，當即火冒三丈，喝叫捆起來，吊到房樑上。河南娃殺豬似地叫喊，蒲老爺在他屁股上著實地抽了十馬棒。後來，河南娃再也沒敢犯賭病，比先前也更勤快了，再後來還是給派到山裡去放羊。誰料到翻過年春天羊要歸圈的時候，河南娃卻病倒了，一病不起，來不及治療，就死在了山里。現在要算帳，就成了蒲季山的一條人命罪狀。

  臨解放那會，村子裡跑過土匪接著又防兵匪。不過，這一次人們沒跑，而是在家裡做飯。村里路過的軍隊是被解放軍打得潰逃下來的敵兵，一卡車一卡車地往西逃。蒲季山通知各家做飯，送到村口給過路的軍隊吃。村民們把做好的飯用水桶裝著抬到路口盛在盆里碗裡給汽車上的敗兵。餓瘋了的士兵，鑽著頭風掃殘雲般地消滅一桶又一桶麵條。有的重傷員，自己不能吃，由夥伴端著碗餵。有頭臉受傷的，吃起來很困難，只能灌下去一點清湯，有被打壞下巴的，湯灌下去又從脖頸處淌了出來，保命也怕沒指望了。

  村民們圍著兵車，有觀看著嘆惜的，有不忍心看躲開的。他們聽懂了匪兵之間的對話，說是這個村子肯定厲害，見了軍隊，不但不害怕，還給飯吃。村子裡的大戶人家，大概有幾十條槍，是村民膽子正的一個保障；但是跟大軍比起來，只是割腳刀刀比大炮，馬尾兒提不起豆腐來。可是村民們也沒擔心匪兵會衝下汽車來燒殺搶掠，村裡有槍，給村民們壯了膽。人們也說不清給匪軍送飯是誰的指示，蒲季山通告的這個做法是出於什麼目的。總之，過了兵車之後，村子又恢復了原前的平靜，不久，解放軍就自然地到來了。

  蒲季山有什麼罪行應該槍斃？

  農民們不善於總結，兜來兜去，最能讓人記起來的就是三條：一是打河南娃，二是說咒人的話，三是給人「找欺頭」。他有一句口頭禪：「進山的時候把鹽帶上，不要叫狼淡吃了！」說得人毛骨悚然。平日裡愛拿話刺人，得罪了不少人。對辦事不力的人指著鼻子罵：「你這種人吃屎都沒人給！」是最傷人的。還有一句是「要給祖宗積陰德」，當時都以為這話很在理，後來經過一些文化人分析，就把人們惹火了：自己沒出息怪自己，怎麼能怨祖宗？這是把「欺頭」找到咱們窮人祖宗頭上了。

  蒲季山被槍斃，從法律上講，也沒有聽到一個正規的說法。沒聽說有什么正式的審訊程序，也許連他自己在前一天也不太明白第二天要被處死，或只在心裡有一點猜疑而已。直到大會宣判後被押上了刑車，他才大喊「老爺們啊，饒命啊」。

  事情過後，風聲鬆了一點，民間才流傳著各種說法。各種說法裡，什麼蒲季山得罪了誰，占了誰賴了誰，拿當時的一句陽光的話來衡量，叫「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尋不出什麼靠譜的證據能擺到桌面上。可是有一種說法挺有水平，大概是從內部透露出來的權威消息，說蒲季山有三大罪狀：一、擔任反動的偽聯保主任；二、一條人命；三、暗通匪軍。

  所謂通匪的說法大概是指給過路的敗兵送飯的事。不知道蒲季山在監獄裡是怎麼為自己辯解的，大體的推理應該是：比如說，村里十個人有十個各自的說法，如果舉手表決，其中有六個人說他是通匪，那他就該殺；如果六個人說，要是不給飯吃，匪軍燒殺搶劫怎麼辦？蒲季山實際上是保護了民眾，那就不該殺。該殺不該殺，取決於表決的比例。

  在成長為青年的李慎遠頭腦里，蒲季山這個偽聯保主任的形象逐漸有了變化，已經沒有像抽象的剝削階級那樣讓他厭惡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的束縛慢慢鬆動，他也敢於從正面來思考這個人，似乎這個人的好與壞，和一般人一樣，完全可以拿在人前評說，而不是如從前那樣忌諱。李慎遠受宣傳教育所鈐印的固有觀念，正在改變或者修補中。而且，在班房裡與一些另類人雜處，混亂里多了一些清靜思考，也得到了一分特有的感悟。

  「蒲季山是一個善良的老頭。」這是李慎遠獨處靜思後得出的一個確定的判斷。李慎遠最自然地聯想到的是，蒲季山從聯保主任位子上落為平頭百姓以後，背著背斗拾柴火的樣子。有一次還幫他尋找放羊夥伴，那情景讓他印象很深。

  蒲季山在台上的時候，也擺過臭架子，也像某些自稱「人民公僕」的人一樣，氣場令人敬畏。他曾到鄉村小學來「視察」，也是雙手叉腰，或是高高地揚在空中，給小學生們訓話，「咹——咹——」的，要求他們好好學習，將來成為國家的棟樑。

  對蒲季山的這些言行，在幼年李慎遠童稚的心裡，無法跟「惡人」聯繫到一起；而今天在他成長為有一點獨立思考能力的頭腦里，不管從人情上還是法理上，都會作出一個中庸不偏的判斷。

  蒲季山的那句「把鹽帶上，不要叫狼淡吃了」的咒語，確實會讓人毛骨悚然，從某個角度可以說正暴露了這個地主分子的鐵石肚腸。多少年以後的六十年代，在人民公社生產隊裡的「憶苦思甜」會上，人們想不起蒲季山的什麼罪狀，就只剩下了他的這一句惡咒，用作鬥爭的「靶子」來批判。然而在狼這種瀕臨絕境的動物也要受人保護的當今，「惡咒」就只剩下了一絲惡作劇的搞笑，或是一個莊諧兼具的幽默，距離「惡貫滿盈」則是相差萬里了。

  從根本上來講，蒲季山被殺的真正原因，在於他的偽聯保主任的身分。社會動盪，必然有很多人要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有罪不容誅的，有咎由自取的，有不經意地陷進去只得隨波逐流的，也有被洪水卷沒而平白無故地送命的。一個新政權的誕生，會有很多人付出生命的代價。蒲季山作為革命的對立面，一個抽象意義上的敵人，被樹立了起來，他是作為一件祭品而被獻在歷史的祭壇上，理所當然地扮演了一種角色，圓滿地完成了他的歷史任務。蒲季山與他的舊主人的政權一起被送進了墳墓，比起那些無辜送命的人來說，還可以說是「實至名歸」了。並且蒲季山被一槍斃命，倒免受了許多痛苦，比起有些地主被凌遲處死，他還是幸運的。

  此時，李慎遠想到了更多蒙昧不覺地被卷滅在歷史洪流里的人。在中國以至人類歷史上，為了一個社會的改變，付出了生命代價的人，真是無窮無盡無以罄書。甚至只是為一個社會「儀式」，也會無緣無故地將性命搭進去。秦穆公死後，人們殺了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其中包括子車氏三個英勇善戰的兒子，民間詩人作了《黃鳥》一詩為他們鳴冤：「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詩中呼喊的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悲痛。與這三兄弟一樣被冤枉淹沒進歷史洪流中的人，不止億萬沙數，蒲季山就可算作其中的一員，其不幸是他正處在一個關口上，正碰到了槍口上。本來在政權更迭的激烈交火中，他只是一個邊緣人物，或者是一個旁觀者；但是「戰爭」結束以後，為了既定局勢的需要，正是這個關口，讓他改變了角色，他被作為重要人物而捆上了祭壇。達爾文的進化論揭示的「自然選擇」的非道德性，正好體現在了他的頭上。

  有一個理論叫「大道理」管著「小道理」。它是要說明一個「道理」：即個人對群體來說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計，為了群體而犧牲個人是符合常理的，是天經地義的。西方流傳著一個故事，似乎正是這個理論的一個佐證。有一個地方發生了一件兇殺案，「兇手」被抓到了，可是他並不是真兇，是被冤枉的，真兇卻逍遙法外。可是真兇的精神負擔很重，後來實在承受不了內心的壓力，就向一位神父進行了懺悔；真兇的精神壓力於是解脫了，可是這個神父為了替兇手保守秘密而精神上卻受不了了，於是就又向另一個神父去懺悔，這個神父精神輕鬆了，而這後一個神父卻有了精神壓力，就又向別的神父懺悔，……如此連續下去，神父們都知道了真相，可是法官們卻一無所知。行刑的時候，被冤枉的人哭訴著，說兇殺真不是我乾的，主持懺悔的神父說：我的孩子，我知道不是你乾的。神父們都遵守了為別人保守秘密的規矩，因為只有這個規矩存在，才能保障人人都來懺悔，而如果為了救一個人而破壞了它，那所有的人就都不來懺悔了。——這就是寓含在這個故事裡的大道理：寧可讓一個人去做犧牲，也要保證這個制度生存下來。

  作為抽象代表的蒲季山，他的被定罪，不當其事的人當然是毋庸再去想它，而就是當其事者的他自己，也許都不願再去深究了。「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旁人當然不會在乎無關自己痛癢的事。洪水漫天，人或為魚鱉，不幸遭逢滅頂而罹難者，盡可以去怨天尤人；而橫遭人為戕害的人，卻是無處訴說，也不敢或不願向誰去索命。獻在祭壇上的可憐的羔羊，椎心慘怛，只能是空然抱恨，凝固成一個歷史的符號而已。

  蒲季山臨死時喊出了「老爺們啊，饒命啊！」他為什麼要這樣喊？他明明知道不論怎麼喊，老爺們是不會饒他的，可他還是要喊。因為那是一種不由自主的自然呼號，就像溪澗在山裡崎嶇的路上流淌，遇到阻遏時發出的叮咚桌球聲，或者像空氣受熱受冷，憞混抑鬱成風，塕然起於窮巷，奔突沖盪，嗚咽嚎吼。這些都是天然的跌宕之聲。蒲季山的叫聲也是自然天籟的一種激性反應。而人們不理解其中的緣由，把這自然而發的呼喊誤為新鬼煩冤舊鬼哭，附會在傳言上演繹出一些怕人的故事，無端地去紛擾安靜的人心。

  蒲季山臨刑時對祁家老三的囑託，偶爾還會在李慎遠的耳邊響起。前不久，他在村里碰到過比自己大幾歲的同學佛保娃——那個智力不很精明的青年，衣褲穿得很破，老老實實地，背著一個糞背斗給生產隊積肥。經過了近乎二十年光景，他對父親臨死前「我的佛保娃」的呼喚，大概不再會想起來了。這個人並不傻，只是木訥一點。「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以後，在大興修廟的風氣中，村里也在舊址上修建了佛堂，因為這座佛堂原本是蒲季山挑頭修造的，所以在碑記中將他提了一筆，似乎是對地方「賢達」的一點記錄。但是由於大家都知道的歷史原因，人們心裡總有些忐忑，就將他的真名隱去，改稱為「某先生」。即便是這樣一個隱蔽的做法，一些人還是怕招來什麼麻煩，在背地裡鼓動「佛保娃」，給寫碑的人磕了一個頭，才把「某先生」從碑記中勾去了。

  李慎遠由遠及近地想著，他自然地聯想到了自己的處境。現如今，他「命中注定」地進了監獄，真有了一種切膚之感。平日讀但丁描寫的「地獄」「煉獄」，那樣陰森可怖，讓人心驚膽戰，不理解作者為什麼要營造那樣嚇人的情景，後來才知道，那是為了洗鍊人的靈魂。靈魂確實需要經歷那樣嚴酷的煎熬，只有那樣，才能從污穢中躍身而起，得到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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