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沒落階級的餘孽

  李慎遠一行五個「牛鬼蛇神」，被押到萬人體育場，參加公判大會。省城這一批被鎮壓的人裡面有他們學校的兩個人，一個是生物系的老教授詹希昂，一個是文學系學生倪之學。

  詹希昂在國民黨軍隊裡當過醫官，解放後作為舊人員留用，後來到學院當了教授。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工作組」進駐了學校，將幹部分成四類，即「好的」「比較好的」「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四種等而下之，詹希昂被劃在第四類。「文革」一開始他就有牴觸情緒，被劃到第四類，他的怨氣更大了。在一次會上，詹希昂按捺不住，跳起來，指著工作組組長的鼻子說，我要是第四類，你們工作組就是修正主義，還說了一大堆指責工作組的話。這是抗拒運動的非常嚴重的錯誤，甚至是犯罪。這個老頭不知怎麼了，可能是多次運動被整昏了頭腦，神經出了問題，也可能是階級本性決定了他非要自己跳出來不可。「對抗運動」的罪名，可不是鬧著玩兒的。當一個非常強大的群體，裝扮得天經地義的正確，強令治下的民人絕對一致地屈服，若是有人敢懷二心而直接對抗，那就必然要遭到滅頂之災。詹希昂公然挑戰，既打攪了人家的清夢，又擾亂了人家的步調，更是讓強者丟了面子，就首先要作為「尖子」而被摘掉。

  在一個艷陽高照的午後，在露天劇場召開全校師生「公捕×××大會」，詹希昂手提著一個小板凳，戴一頂草帽，沒事人似地東張西望地來開會，他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會被怎麼樣。大會一開始，只聽主持人高聲宣布：「把現行反革命分子詹希昂押上來！」這老頭兒還沒有聽清楚，兀自東瞅西瞅，早被伏在左右的專政人員扭住了胳膊，草帽兒也落地了，板凳兒也丟掉了，立時間給押著上了主席台。接著工作組就歷數了他破壞文化大革命進行階級反撲的三大罪狀，宣布施行逮捕。老頭兒模樣傻乎乎的，在炎熱的太陽下，禿著個腦袋，低頭伏擒；他的老婆和女兒聽到了消息，哭叫著來看，被擋在會場外邊，只遠遠地望著老頭兒被押上汽車拉走了。

  這是運動初期的事。當時領袖有一個說法，全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派出工作組鎮壓群眾運動。詹希昂反對的正是這種「工作組」，他不但沒有錯，而且是站在正確路線上，至少是無罪的，但是他卻被抓走了。因為他是舊政權的「殘渣餘孽」（「文革」專用詞），不但沒有被放出來，而且判了很重的徒刑。這個倔老頭，肯定被死鬼纏上了身，雞蛋碰石頭，硬想把人民的牢底坐穿；不但這樣，後來在監獄裡還要鬧翻案，另外又折騰出了一些什麼事，幾樣罪加在一起，最後走上了不歸路。

  另一個死刑犯倪之學，在「文革」前一年就出了事。那時候，政治形勢就開始緊張起來，他碰到風頭上，被揪了出來，開了一個大會，宣布了他為反動家庭鳴冤叫屈的罪行。他的幾個同學上台一一發表了講話，揭發他的罪狀，批判他的反動思想。倪之學是一個非常自負而反叛的青年，平時很高傲，看不起班上積極要求進步的同學，還自稱馬列主義理論家，研讀過馬列的一些什麼理論著作，對階級鬥爭的殘酷性有自己的一套觀點。更露骨的是「叫囂」說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有功於社會，不應該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據說他的枕頭底下壓著一把刀子，揚言要為自己的家庭報仇。倪之學的言行引起了公憤，會場上群情激昂，一致要求嚴辦這個狂妄的暴徒，最後按照違犯《治安條例》的某些條款，判處兩年勞動教養。

  「文革」開始後，倪之學被釋放了出來，可他是一個平處不臥的人，文革中的表現給他惹來了麻煩。他組織的戰鬥隊名叫「文之命」，以理論班子強、文筆犀利著稱。他們是省城「黑革」的鐵筆桿子，寫的文章論理嚴密，辭采優美，贏得市井弱民的歡迎。左派組織「紅司」的革命小將視它為眼中釘，衝進「文之命」辦公處，將它砸了一個稀爛。倪之學沒有後退，他的吃苦精神凝聚著他的隊員們。沒有活動經費，甚至連車費也沒有，但他仍然堅持活動，步行十幾里路進城，一雙年久失修的破皮鞋磨得腳後跟血流不止，仍堅忍疼痛瘸著一隻腳到處跑。是什麼力量支撐著倪之學？按時髦的說法就是為了「保衛革命路線」，但是他站錯了隊，「路線」錯了，一切就都完了。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以後揪「壞頭頭」，倪之學自然逃不了干係，他東躲西藏幾個月，最後還是落入了法網。

  批鬥逮捕倪之學的大會也在露天劇場舉行，師生員工全體集合，各個革命戰鬥隊的旗幟迎風招展，聲勢很是浩壯。倪之學原先的戰友，雖然受到得勢的一派強大的壓力，但是絕大多數都還站在他一邊，仍然緊咬著牙關忍受。倪之學被押到台上進行批鬥，但他昂著頭，不時還要爭辯幾句。幾個專政隊員衝上去按頭，按了一會，放開了，他又直立了起來，這樣反覆了幾次，惹惱了監押人員，有人找來一根繩子，拴住他的頭，按下去，繩子從腿襠中間穿過去，再從背後繞到頭上，捆成了一個弓形。這樣持續了好長時間，倪之學「撲通」一聲栽倒在地上，臉色變得蠟黃。大會宣布了逮捕令，他被關押了起來。

  倪之學被判了八年刑，在監獄裡他仍然不服罪，還私下秘密串聯，為犯人翻案。他把獄中的冤案，寫成《調查報告》，托人暗中送出去散發，監管部門立案偵查，沒用多久，倪之學就暴露了。

  執法幹部審問倪之學：「你在獄中公然搞反革命活動，傳遞反革命信件，你知罪嗎？」

  倪之學昂首回答：「實事求是，為受冤枉的難友翻案，這是我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我不知道犯了什麼罪！」

  幹部說：「你已經被剝奪了政治權力，你是一個罪犯，不是公民。」

  倪之學反問：「誰賦予了你們權力？沒有經過人民選舉的政權是非法的，既沒有合法性，也不存在公正性。」

  幹部說：「我們代表革命路線，代表人民，誰敢反對，就砸爛他的狗頭！」

  倪之學說：「槍桿子掌握在誰手裡，誰就說自己是代表人民，勝則王侯敗則賊，歷史上這樣的事比比皆是。」

  幹部說：「沒有槍桿子，人民就要受二茬罪，吃二遍苦，這是天經地義的真理。」

  倪之學說：「這種話，誰都可以說，說一千遍都沒有用。軍閥的槍桿子就是專門鎮壓人民的。」

  「我們要用革命的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

  「防衛是人的天性，人民有權自救，爭取自己的權利……」

  這樣的對話，無休止地持續下去，就像永遠交叉不到一起去的兩股鐵軌，各自堅持自己的一套，互不相讓，因而也就不會得出什麼結果。尤其是強勢的一方，違背邏輯規律，強詞奪理，不用多說什麼，心中的怒火早已經壓不住了。

  幹部沒有再說什麼……

  跟著而來的是，倪之學受到了像很多不願低頭認罪的人同樣的暴力衝擊，脆弱的生命從軀殼裡漸漸流逝，活著和死掉之間的差距就越來越小了。

  倪之學和詹希昂是兩種不同的人，年齡和生活經歷差距很懸殊，但是他們的性格很相似，有一股牛勁，都不服輸。在監獄裡，不但為自己翻案，還妄圖幫助獄友干點事，局外人猜測他們的神經都出了問題，屬於執迷不悟，不可救藥。

  學校組織了一批人參加公判大會，有人數眾多的革命群眾，還有十幾個「牛鬼蛇神」，目的是教育人民和震懾敵人，而在客觀上卻起著為那兩個行將斃命的人送行的作用。「人民」們大都是意氣昂揚，超然漠然；作為專政對象的牛鬼蛇神，個個都蔫頭縮腦，表示著遵紀守法的虔誠，換一種眼光看，倒像是為將死者哀悼。「牛鬼」們也忍不住抬一下眼睛向囚車搜尋，用眼角的餘光送那兩個熟悉的身影走向生命的終點。

  「性格決定命運」。倪之學桀驁不馴，不願向強權專制低頭，又企圖用自己的「理論」駁倒對方，讓對方處在「無理」的地位，甚至想讓對方給自己認錯；可以說，這真是一種「痴心妄想」。

  倪之學站在自己家庭的階級立場上，為它辯護和翻案。他堅持認為，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吃苦耐勞的農業經營能手。發家致富靠兩條，一是增產，二是節約。父親一輩子生活清苦，吃的飯菜跟長工的差不了多少，與長工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商量，做到了與勞工的「四同」；而這個優良作風，政府的幹部大多數都沒有做到。倪之學痛惜父親辛苦積累的財富轉瞬之間就化成了飛灰，不只自己定成了「分子」被專了政，還株連到後代，使後人在經濟上陷入貧窮，政治上處於底層，人格上淪為末流。從社會階級關係來看，父親的傭工們是弱勢人群，給地主做工而得到報酬，這是一種正當的生存鏈條關係，應該得到肯定。傭工如果不珍惜做工的機會，還仇視僱主，甚至還想要劫奪他，這是一種不正常不正當的社會心理。倪之學甚至還以為，他父親與傭工之間的關係是融洽的，具有農業社會的溫情眽眽的色彩。他父親從外地買來了一個流落的小丫頭，在家裡當丫環使喚，但是稱他父母叫「爹」「媽」，長大以後，還主持著嫁給了一個窮人，自己的父母理所當然地成了岳父母。還有，家裡長工的父母與東家的父母輩都是像親戚一般，這種人際關係，是所謂階級關係學說理不清的。他認為，實現社會理想，改善苦難大眾的生活，可以有多種辦法，並非一定要用暴力殺得一個昏天黑地，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在溫和的道路上都已經做出了行之有效的榜樣。況且，採取一種極端的做法，用來提升一個階級的地位，卻拿消滅另一個階級和它的成員做代價，甚至株連到他們的子孫後代，使他們下降為社會賤民，那是不人道的。

  他有一種奇怪的心理，妒嫉一些古人和外國人。封建時代的皇帝和他代表的階級，還有一些上層人物，諸如有所作為的政治家、改革家，還有一些科學家、文學家等等，大都跟地主階級沾一點邊，可是現在並沒有把他們都算在反動派裡面，「革命」夠不著收拾這些人，不但不批鬥，還要歌頌。按今天的算帳方式，沒有把他們拉來批鬥，就便宜了他們，還歌頌什麼？外國的那些富豪也應該拉來批鬥消滅，可是也夠不著。偏偏是自己的前後幾代人，剛發了一點兒財就倒了霉，太冤枉了。

  倪之學宣揚「人性論」，也是為他的地主階級家庭辯護。他的祖父母是遠近聞名的「善人」「善奶奶」，在四十年前的一次大饑荒中，他家開倉濟困，救濟了十幾家鄉鄰，至今這些鄉鄰的後代都還感恩戴德。舊時代的扶危濟困、修橋補路的善舉，在他家幾代人身上都有傳承，他不服氣把這些善行誣衊為「虛偽」，他說他祖輩的善行，肯定是好品質，人類肯定有普遍的超階級的人性，他公開地申辯：「如果說行善是虛偽，那就去作惡吧！『為善的更命短，造惡的又壽延。'——這是強盜邏輯。」

  倪之學是典型的「遺少」一類人，但是他又特別不滿意自己的那些同類，憎惡他們為了改變處境和地位而丟失人格的做法。那些遺少為了活得像個人樣兒，有的不惜使用下劣的手段做出種種諂媚姿態換取一點好處，有的使用一些迂迴的方式以求趨進，違心地裝扮著各種角色。那一種「賣身求榮」者，他們為了投靠有權勢的勝利者，巴結逢迎脅肩諂笑，甚至卑躬屈膝。他們最徹底的做法就是宣布與失敗了的「剝削階級」家庭斷絕關係，咬破指頭寫血書，把祖宗娘老子罵得一塌糊塗，甚至趴在地上痛哭流涕，發誓賭咒至死跟著得勢者，願效犬馬之勞。其實他的新主子早已看透了這種小人嘴臉，總是防著一手，只允許他扮演一個搖尾乞憐的角色而已。還有一種人是「鄉愿」，表面上忠誠謹慎，實際上沽名釣譽，欺世盜名，這種人比起賣身求榮者的不顧廉恥的行徑來要自愛一點。他們確實是忠誠的，干起事來勤快而小心，唯恐招來上峰的疑心。因為他們是投降過來的人，最怕人家不當「自己人」看待，所以忠於職守時，不免要多干一點活，動作也大一點，多管一些閒事，外加一些假動作。他們在情緒上難免表演得虛偽，而多干分外的事自然又有搶人家飯碗的嫌疑，必然要引來厭惡鄙棄，招來忌恨者的攻擊。至於他能沾多少便宜，能沽什麼名釣什麼譽，說到底，也只是跟在人家後面，撿些人家看不上眼的棄物，掙得養家餬口，賺取個安生的日子罷了。這類人，是這個時代的一大創造，歷史上沒有一個朝代出現過這樣數量龐大性格扭曲的人群。他們逃不過「群眾」專政的眼睛，若不「作繭自縛」地做出馴服的樣子，就有各種麻煩；做作的時間長了，成了習慣，就形成了一種特殊人格。

  遺少中的大部分，是安分守己的一類。時代前進了，幾個階級都消亡了，剩下它們的餘孽，從人數上看，雖然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但卻是一盤散沙，掀不起什麼大浪。勝利了的階級，卻怕被反水推翻，便想盡一切辦法，調動各種因素，敲鑼鳴鼓，防火防盜，其實是多餘的擔心。重新做人，是餘孽們的實心愿望，並且也真意向善地希求脫胎換骨。但是，他們把自己的心掏出來，在聖水河裡洗了又洗，太陽底下曬了又曬，再恭敬地獻上祭壇，上帝卻懷疑他們賊心不死，假投降，有臥底嫌疑。這種信任危機，使餘孽們的真誠受到了傷害，由此而不能人盡其力，力盡其才，造成的社會損失且不細算，就個人而言，一個人的生命也就那麼幾年，大半輩子陷在被監視鞭撻以至戕害的樊籠里，時邪命邪？無可言說。

  從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的定義來看，「餘孽」們是處於底層的人。他們在公社的生產隊勞動生產的過程中，一般都地位低下，所干工種的技術含量相對微弱，產品的分配，也處於末位，招工參軍機會很少，入黨升官沒有份兒，享受特殊待遇更等於零。好在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占有方式是公有的，粗略地看，這就是餘孽們還沒有淪為沒飯吃的境地的一個基本保障。作為賴以依託的階級已經被消滅了的「餘孽」，淪落到末等公民的地位，這種社會現象，從階級鬥爭的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可能有不少精闢的說頭，但是如果公正一點呢？不知應該怎樣說才對。說得通嗎？

  在社會大嬗變的時代，如果有幸降生在勝利了的階級群里，當然會幸福地健壯地成長起來。可是作為另類的倪之學沒遇上這樣的順境，他不得不想各種辦法改變處境。他的性格讓他的階級本質鋒芒外露，沒有走「鄉愿」「蟄伏」那一類迂迴曲折的路子，而是選擇了具有高風險的另一條路。

  倪之學作為末代子孫，被動地降生到世上，就天生地帶有「原罪」，人家說他吃了勞動人民的血汗長大，父母叫「吸血鬼」，子孫也就是吸血鬼，欠下了人民還不清的孽債，也要像父母一樣永遠贖罪。他想不清，人作為動物的一種，在降世以前應該怎樣躲避這樣的噩運落到頭上？如果有生死輪迴，前一世應該作哪些準備？

  倪之學用自己的方式進行抗爭，以一介書生來對抗強大的階級，只能是螳臂擋車。他沒有必要那樣明目張胆地為自己的家庭辯護。因為地主階級作為舊時代的統治者，已經滅亡了，整個階級都不存在了，你還要為個別成員翻案，有什麼意義呢？倪之學更不應該在床頭放一把刀或一根短棍，那就有了作案的嫌疑，儘管後來事實證明，他並沒有要殺害誰的企圖，可是被人家懷疑總不是什麼好事情。在政治險惡的年代，必須存一點如履薄冰的戒心；他卻相反，不存戒心不說，還膽大包天，以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兼勞教釋放犯的身份，又在床頭放著疑似兇器的東西，幾件事情一聯繫，推理就很清楚了：這是什麼性質的罪？這不是殺頭的罪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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