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方洋的心計

  李慎遠處在「牛棚」里的一伙人中間，格外地小心謹慎。他反倒嚮往在縣城看守所跟吳之一起的日子，那種精明的農民，表面上說話沒遮攔，可是不會惹出麻煩，既能保護自己，又能保護別人。而在學校的牛棚里，氣氛完全是另一種，很嚴肅，不能隨便開玩笑。這裡關著各色各樣的人，有複雜的，有幼稚的，有淺薄的，有深厚的，……複雜的不一定深厚，幼稚的不一定淺薄，深厚的有時候也很幼稚，淺薄的實際上大都很複雜。複雜也好，幼稚也好，淺薄也好，都很「簡單」，你給他說一句假話，他就當真，在「晚匯報」中就匯報給專政隊了。所以大家整天就悶聲不響地勞動，或者就是面壁反省學習，沒完沒了地寫交待材料。

  在這一群牛鬼蛇神中，李慎遠對方洋暗暗地懷有一種特殊心情。這位老同學，遭受過人生巨大的不幸，現在又落到這種境地，不由他多了一份憐惜。但李慎遠又不敢流露出來，怕他思想單純，把持不住惹出麻煩來。其實李慎遠想錯了，方洋這個生性伶俐的書生，表面上似乎一副心不在意的單純做派，實際心裡卻很曲折，存著很深的主意。他跟李慎遠背景條件相似，本應該接近一點，可是兩人的交往卻很平淡，正經八百，公事公辦，不靠近也不疏遠。

  方洋的祖父是一個地主，膝下有三個兒子。祖父振興家業的計劃有自己獨特的一套：由幾個兒子分別擔當不同角色，三足鼎立，各自成長又互相補充，大家庭就是一個小社會，在社會動盪中有立於不敗的優勢。方洋的大伯父繼承祖業在家務農，將祖上的田莊治理得很是興盛；二伯父受命經商，在省城經營一處批發商號，與農村的事業形成了犄角之勢。方洋的父親膺命讀書，是祖父的最大希望，期盼將來仕途發達，光宗耀祖，弘揚家聲。父親學成畢業以後，祖父托人說情，進了政府機構做事，後來又投筆從戎，在軍閥手下擔任了一個文官職務，無奈在二十世紀那兵荒馬亂的年代，難伸宏願，只能混口飯吃。俗話說「男怕進錯行」，這兄弟三人都倒了霉，四九年解放後都成了新政權打擊的對象。老大在土改時當然被劃為地主分子，後來不管有運動還是沒有運動他都是「老運動員」，平時由群眾監督勞動，不敢多說一句話多走一步路，有什麼緊急的政治任務，就作為活靶子，低頭彎腰，站在群眾集會的台前，接受例行批鬥，盡他那個社會角色的義務。他成了一團橡皮泥，任人去捏，一直堅持到文革期間，他的韌性就再也無法持續下去了，只得害了一場不名病症，結束了他妄想改變自己命運的「變天夢」。方洋的二伯父，解放以後自然屬於資本家身份，在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以後，成了一個營業員，拿一點薪水，夠吃飯穿衣。他是兄弟三人中最幸運的一個，悄悄地只做他分內的工作。雖然個人成分是資本家，但又是勞動者，運動來了埋頭工作不吭聲，即或被拉出去陪斗一下，過後就沒事，仍然是「人民」的一份子，不像那些真正的「分子」，老被認定為想「變天」，自然要挨斗到肉體完全消滅為止。資本家對共產黨還是感恩戴德的，老二一直堅守到「文革」以後，成為名副其實的被「團結」對象，還混了一個「政協」委員的職務，真心實意地干起了歌頌社會主義歌頌黨的事情。

  方洋的父親沒有像兩位兄長那樣「堅持」到最後。他在軍閥的手下混了一個副官，常跟司令的特務營打交道，解放以後，特務營長咬定老三是「軍統」的人，手上有人命，他有口難辯，不明白這事怎麼跟自己扯上了關係；當他明白過來時，一道「無期徒刑」的判決和疾病一起找上了門。他在監獄裡苦熬了一年，最後由一場不治之症，結束了他年輕的生命。

  方洋生長在一個舊式家庭中，祖父奉若至寶，母親也是一個有知識的人，對他護育有加；在這樣的環境中，自然生成了乖巧伶俐的稟賦，然而失去父親的印痕隨著長大，在他內心也漸漸結出了硬疤。母親含辛茹苦，拉扯方洋長大成人，一直讀到大學。但天有不測風雲，在「文革」中，方洋意外地被挖了出來，在他的日記中搜查出了許多歌頌先人的詩文，為他的剝削階級家庭喊冤翻案。專案組深刻剖析了其中的內容，據說能從那些詩文中嗅出強烈的火藥味兒來。年輕人的思想多半是單純而又脆弱的，缺乏理智的隱蔽和應有的含蓄，只是憑一時的激昂，不知深淺地釋放一陣莫名其妙的感慨，不料剛巧撞到了政治鬥爭的槍口上，招來了一系列的麻煩。

  方洋逐漸成長為一個理智處事的人。在「牛棚」里，他瞅准了前黨總支書記成於岳，知道他任職期間，從不跟著極左路線瞎跑，師生們反映很好。方洋認定這位老練、平和又靈活的老革命是一個靠得住的人，於是就主動跟他結成了親密的「牛友」。

  方洋對成於岳，在勞動和生活上特別地關照，勞動中髒活累活搶著替他干，生活上也很關心，提茶倒水，求醫送藥，儘量照顧周到。果然是山不轉水轉，從「牛棚」出來後，成於岳官復原職，仍是黨總支書記，對原先由專政隊收集的那些材料，都進行了甄別。成於岳說：「一個年紀小小的學生有什麼立場不立場的問題！」他主持把方洋的材料返還給了他本人。方洋收到這些「材料」後，感動得掉下了眼淚，回到家裡，坐在往常擺放爺爺遺像的桌子前，眼裡閃著淚光，想了很久。爺爺是他家族的象徵，他總將記憶不清的父親的模糊影子，跟爺爺重疊在一起。他常跟著母親一起去上墳，下決心要為爺爺爭氣。不管政治怎樣嚴肅，感性的細節總是最有滲透力的。在以後的生活里，方洋對黨派和社會的信念，有很理智的思考，可是親情和家族的觀念，在他心裡更清晰，更牢固。他日記里說的「一定要給方氏家族爭氣」，是他勵志的強大力量。

  師範大學的學生，各年級陸續分配工作，學校走空了，「牛棚」里的人也走空了，方洋得到了「解放」。總支書記把他留下來，暫借為系裡的工作人員，充當革命的生力軍，參加文革後期的「鬥批改」。方洋有時候還是顯得稚嫩一點，竟然狂傲地說「我要活出個樣兒來，讓那些人看看，我方某是不是等閒之輩」。不過這是他說給「同類項」聽的，在「正規」場合，會另外換上一副城府不凡的面目，思路很明確，專心樹立仕途形象，認真干好每件事。他把所有的「黑材料」都付之一炬，在銷毀這些寄託了很深感情的東西的時候，他一點都沒有猶豫。他並不記恨哪一個人，他心懷很寬，很放鬆，很陽光，總是活力充沛地應對每件事。方洋一直跟著成於岳，由學校到工廠，再從鄉下到省城，文革以後，又靠成於岳推薦給某單位當了一個小領導。自從踏上這個台階之後，方洋為自己勾畫了一幅光彩鮮亮的人生。他很自負，自認為有才，出身於名門，祖上就有當官的陰騭；他盼望一步步高升，苦心經營加上機遇，總有如願以償的一天。——這些都是後話，在此一併提過。

  方洋跟著成於岳，參加了深入「鬥批改」的工作，乘著這股東風，搞得風生水起，很有氣勢。教職工走向工礦街道，與工人階級一起投入「批林批孔」運動，方洋在成於岳身邊，成了大批判組得力的筆桿子，被任命為材料組組長，幹得很賣力。在與工人聯合組成的大批判小組裡，他充分地發揮著自己的優勢，主持制定了幾個批判專題，分頭布置下去，編寫材料。他從學校圖書館借來大量舊文化的材料，閱讀分析，並且寫稿統稿，忙得不亦樂乎。

  舊書籍封閉了若干年，現在解封了，人們一下子來了興趣，首先認真閱讀，然後進行批判。很多年來人們只聽說舊文化如何如何，可是真正接觸過的並不多，這下子可好了，大家趁機大開了眼界。有一些人，將《論語》《史記》讀了不少，還有人讀到了《三字經》《女兒經》《神童詩》這些平時不易看到的古代啟蒙讀物，見識了不少東西。大家套用一句名言開玩笑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毒草』都讀到了。」後來，凡是讀過「毒草」的人，一律都寫了批判文章，整理成冊，付梓印刷，然後以革委會大批判領導小組的名義發送到各單位，反映良好，受到了領導的表揚，又加大印量擴大發行。材料組還受到邀請，到外單位和外地搞宣傳講演。

  方洋滿意地回味著大批判組富有成果的工作，同時也看到一塊兒合作的工人們文字水平很差，對他們組撰的材料還要進行徹底地修改編纂。他情緒振奮地設想著下一步的工作，認為在材料的嚴謹性和深度上必須加大力度，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新的高度。他十分自信地認為，要跨越這個障礙關鍵在於領導者的指引，深信自己作為組長的主導作用決定著大批判的水平，他決心為工人階級設計出更宏大的行之有效的計劃。

  方洋設想，在挖掘材料的深度上要細，並且要有創新。批判《論語》的材料，打算抓好兩個端點的文章：一個是把常見的孔氏語錄加上註解批語，並且要批透，專挖別人忽略了的不曾觸及的內容。比如「學而時習之」，要在「時習」上作文章；「三人行則必有我師」，要在「三人」和「師」字上注出新水平。「時習」就會浪費革命的時間，「三人」中有「師」也可能有壞人，都須點明要害深入地揭批。第二，對難度大的材料要敢於攻堅，如那些宣揚「仁政」的文字就是重點，要深挖細批……他越想越興奮，想像這樣有「度」的文章，在全國可能也是少有的，如果發行出去，影響肯定不可估量。方洋忽然靈機一動，想到當前還沒有涉及的一個領域，在民間口頭流傳的俗語及諺語中隱藏著大量的孔孟之道，應該把它們挖出來，進行分析批判，一方面可以藉此肅清流毒，另一方面，由口頭到文字，整理成書，對將來一定會有特別的意義……他這樣浮想聯翩，越想越激動，自感高妙的主意一個接一個地跳躍出來。後來當他靜下心來，回顧這些的時候，自己也驚奇不已，發現了一個別人沒有注意到的現象：一個人的智慧是那樣沒有窮盡，只要你願意挖掘，總會不斷湧現，就像地下的泉水，挖深了就會汩汩地流淌個沒完。

  方洋帶領大批判組應邀走出學校，到工礦、街道，聯合開展大批判活動，贏得很好評價。領導在「工作總結」里的評語是：「創造發明，熱火朝天，鞭辟入微，膽大心細。」方洋的文章最大的特點是，縱貫古今，橫連群書，長篇累牘，洋洋灑灑，不管是文化程度參差不齊的工人，還是街道一字不識的大娘大嫂，甚至是幼兒園的紅小兵娃娃，似乎都能聽得懂他不厭其煩旁徵博引的說教。

  紅星坪街道組織了宣講批判會，街道積極分子小翠、五嫂、李媽等在王主任的統領下都踴躍參加了。小翠現在是居委會主任，她知道江其平的母校的大批判組在社會上影響很大，特地通知江其平也到會聆聽，一來加大批判的廣度，二來對他這個「反動」帽子還拿在人民手裡的分子也是一個時不時地敲打。

  方洋意氣昂揚地走上講台，用革命者特有的聲調宣講：「孔老二你們知道不知道啊？他就是造了很多毒草的那個歷史罪人啊！我說他寫了論什麼什麼，你們不知道，若說『三個字兒的經』『一百家的姓』，你們就知道了，這些都是他炮製的大毒草……」台下聽眾起了一點不安的動靜，有人在議論這些大毒草到底是誰炮製的。方洋繞了一個大圈子，又轉回來：「寫這兩本書的雖然是後代人，可是罪魁禍首還是他。為什麼要搞『百家姓』，就是要混淆階級陣線，挑撥階級團結。我們無產階級都姓『無』，共產黨員都姓『共』，是一家人，不分什么姓張姓王。還有些書，名字我就不提它了，不值一提！你們聽聽它在宣揚什麼毒素？『黎明就起來灑掃院子』，起那麼早就干封建社會的事，掃的是封建大院，勞動者哪有工夫掃庭院？掃那麼乾淨幹什麼？別看勞動者穿得破，腳上有牛屎，可他們比賈寶玉林黛玉乾淨多了。什麼『烏鴉給父母餵食，羊羔跪著吃奶謝恩』，動物知道盡什麼孝報什麼恩啊？……」

  五嫂的孫子才五歲，耳朵尖，聽了這句話，扭頭問五嫂：「奶奶奶奶，把羊羔也要拉來斗嗎？」五嫂小時候聽母親講過這兩句古話，為了顯示她有知識，就給孫子耐心地解釋說：「羊啊跪著吃奶，表示它對媽媽的感謝。」孫子聽了說：「奶奶，我以後也要跪著吃奶。」旁邊的人一聽都笑了。笑聲干擾了會場，小翠過來惡狠狠地瞪了五嫂一眼，五嫂趕緊收斂了孫子。她想到小翠主任用盡苦心培養自己這個貧民出身的老年人，是為了接革命班的大事，而自己對不住她，老是跟不上潮流，愧疚得低下了頭。

  方洋講得滿頭大汗，他很興奮，想到自己的知識派上了用場，為革命工作盡了力，就更加激情昂揚。他還想繼續講下去，多做些貢獻，他肚子裡東西太多了，就是不拿稿件講幾天都有話可說。街道革委會主任指了指自己的肚子，方洋也爽快地拍了拍自己的肚子，意思是他裝的貨多，盡夠革命使用。主任走過去向他耳語說「群眾的肚子」，他恍然大悟，「呵呵」笑了一聲，然後不無興奮地說：「餓了？那就喊口號吧！」他想領著喊，可是主任布置的人已經占了先，呼了幾個他不甚滿意的驢頭不對馬嘴的口號。

  方洋講得太專注太投入，沒有注意台下的聽眾，直到結束時他才偶然抬起頭，看見了自己的同學江其平。他以前很認同這位受到冤枉的有才華的同學，擔心今天講的是不是露了什麼馬腳，轉念一想又放了心：江其平已經兩年不上學，他過去的水平與今天的自己早就不能同日而語了。想到這，方洋的心就自然地放在了大批判的事上，便毫不猶豫地將目光轉向了王主任那邊。

  李慎遠和曲原坐在會場的後邊聽講，倆人瞅準時機，趁成於岳跟街道王主任親切交談的機會，向成書記提起江其平的事，講了為他求情的意思。成書記立即跟街道主任說了情況，街道主任當即給居委會主任小翠下達了指示，解除了對江其平的監管。李慎遠和曲原在「霞廬」與小翠曾有邂逅，這時也不管她是不是記得，不過只要有街道王主任在前面，他們自然就沒有什麼擔心的了。

  馬群也調到了大批判組，他一到這兒，立即對方洋的組長地位形成了威脅，果然很快他就發現了方洋工作中的漏洞。他認為方洋只涉及了一些邊緣小草，沒有撼動儒家大樹的根本；孔孟的那些言論，怎麼只是「仁政」的宣言書呢？應該說是反革命的叫囂。馬群敏銳地感到，方洋這樣的人，本質上就決定了不適合承擔大批判這樣的重要工作，他懷疑方洋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轉移鬥爭大方向，要把大批判引到邪路上去。

  馬群的告狀讓經驗老到的成於岳也感到為難。從馬群立論的角度來說，很符合當時越「左」越好的政治氣候。馬群的政治嗅覺靈敏性並非後天生成，而是先天固有的，他總能從人群中聞出一點怪味兒來。就如中央文革小組的某顧問自我宣稱的：「憑我四十年的革命經驗，就感覺你是一個反革命。」有這般嗅覺的人，即使沒有四十年，也是一個聞風而動的天才。馬群也是，他是天生的犯神經，舌頭軟軟的，在嘴裡怎麼轉都是可能的。

  成於岳無可奈何，只得將方洋調到別的組，讓馬群當了大批判的組長。就這馬群還意猶未盡，他調過頭來，想對成於岳下嘴，可是成於岳是一根老骨頭，只能幹恨著，啃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