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 呂主任選擇了逃走

  呂世魁在六泉公社碰到江其平的時候，想起文革初被江其平圍斗的那一幕，心裡就浮起多種複雜的想法。在鄉下遇到江其平，他是一喜一憂：喜的是，他親眼看到了江其平落到了那個地步，再也沒有力量跟自己較量了；憂的是，不知怎麼搞的，自己在心底深處總是隱隱有點怯忌，他怕江其平還會拿意想不到的什麼事來找他的麻煩。可是越怕越躲不過，他真的找上門來了。

  這一次，江其平一改以前的氣宇軒昂的傲氣，平靜謙和地說：「呂主任，俗話說『當官要為民做主』，老百姓有事來登三寶殿，就是為了柴米油鹽……」語調是他慣有的輕鬆味道。不管他話里有什麼另外的意思，但態度是很誠懇的。但呂主任對這種態度仍然懷有戒心，擔心他葫蘆里裝著什麼藥。他一邊聽著江其平述說，一邊審視並思索著這個過去的學生兼對手。江其平穿著當時流行的藍色工作服，也還顯得精幹，談吐不卑不亢沉著穩重，顯出一種與外界打交道的通和氣質。他雖然是來求人辦事的，可是全然沒有那種見了上級領導就顯出謙卑和委瑣模樣的情態。而這種姿態也鼓舞了呂世魁的信心，他以政府官員正常的做派不即不離地回應江其平：「落戶人員的一些歷史情況的細節，生產隊都不知道，這控制在公社一級。你放心，按政策辦事，這不影響你的正常生活。」他儘量把話說得原則而準確。如果是其他人，他會使用一些別的詞語，如什麼「正確認識自己啊」，「相信群眾相信黨啊」，等等，這個時候這一類的話也習慣性地來到過他的嘴邊，但是他又吞了回去，他知道當前面對的人是另一種角色，對他肯定不能用這樣一些說法。即使這樣，江其平也已經找到了他話里的空子，對應了過來：

  「呂主任，這我不怕，我的那些事，又不是什麼大問題。同時，現在人們看問題也會從正反兩方面辯證地去看，別人知道了我的那些情況，也沒有什麼關係。」呂世魁怕他提起學校開除他的事，等聽到江其平下面的話，他就完全放下心來了。

  「你說按政策辦事，實際是我被廠里的掌權者打擊報復，被迫下鄉落戶，本身就是不符合政策，這個問題以後肯定會得到平反。目前我首先是一個人民公社社員，你也知道我是大學文化程度，按黨的人盡其才的政策，我申請到農村小學代課也是合理的。請呂主任給公社打個招呼，讓他們給我一個合適的安排。」江其平全然一副公事公辦的姿態，這讓呂世魁有點不舒服，但是他還是冷靜地聽著，留心他話里暗含的可以拿來為自己使用的東西。

  呂世魁眼前又出現了大學時代的江其平。

  當年，呂世魁作為一個政工幹部，秉承上級的安排與「問題學生」江其平談話。他用一種上級政工人員的口氣教訓他，想要樹立自己的形象和權威，不料江其平根本不買他的帳，並且「鄭重聲明」自己不認輸的理由。那種不卑不亢公事公辦的氣勢，是呂世魁不能容忍的，於是他亮出江其平「問題」中的一些關鍵問題作為殺手鐧，想用高壓手段折服對方。但是江其平不但不服反倒更加理直氣壯，甚至居高臨下，氣勢昂揚，似乎不是呂世魁來審問他，而是他在質問呂某人。最後呂世魁雖然憑藉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推理，用強硬的「政治攻勢」算是戰勝了他，但是呂世魁心裡總覺得那不是多大的勝利，甚至口頭不便說出來，實際上心裡還是惴惴的，總有點色厲內荏的膽怯。

  今天，江其平經過「文革」挨整挨斗以及下鄉落戶的折騰，在煉丹爐里熬了幾年，他已經升華了，竟然又坐在呂主任的客座上，心平氣和地跟他一塊兒講起了「政策」。儘管兩個人都有各自的想法，但呂世魁的心情要更加複雜一些，他一直琢磨著怎樣恰到好處地將兩個人之間的微妙關係「擺平」。

  江其平來見呂世魁的時候，也設想到了這位前老師的態度。最終他既沒有向他低聲下氣求情下話，也沒有故作硬腔地為自己造勢，而是心氣和平，找政策的亮點，鑽政策的空子，結果兩個人談得還較通順。江其平雖然在表面上沒有處於劣勢，可是實際效果是此行沒有達到目的，呂主任答應的事一直沒有消息。江其平一邊幹著農活一邊靜心地等著，儘管他心裡也明白，大概是泥牛入海了，可是「等待」總讓人心存一個嚮往，在精神上會得到一點安和。

  呂世魁沒有兌現他的承諾，他根本就沒有跟公社打招呼。無論按政策還是就實情，安排一個民辦教師的崗位，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昔日交惡的積怨，歷歷在心不絕如縷，他不能對不起自己。他不是在想怎樣解決江其平的問題，而是在構思下一次他再來糾纏，怎麼打發這個難以應付的不速之客。

  江其平果然又一次找上門來。這一次呂世魁是白擔心了，江其平沒有再提當教師的事，而是要辦另外一件事。

  當鄉村教師的夢破了，夢醒以後是春天，江其平聽到上面有了新政策。這次他來，是請縣「下鄉辦」開一個證明，介紹他回省城落實政策。呂世魁沒有答應他，答覆很「原則」：這個證明信只能由生產隊、大隊、公社一級一級往上遞，不能越級出具公函。這個答覆江其平也覺得合情合理也合規。他與呂世魁那樣的關係，還希望人家講人情，不是笑話嗎？其實他在來縣城的路上就後悔了，本身處於劣勢地位，卻還要鼓硬腔，強要私事「公辦」，就必然辦不成。他以前的那種不卑不亢的姿態，這時算是徹底失效了。

  按呂世魁的權力，回絕江其平不費吹灰之力，可是他抵擋不住江的鍥而不捨，只好選擇了迂迴曲折。江其平雖然預先料到了失敗，但還是不惜最後一試。他按照呂世魁說的程序去做，自擬了一份介紹信，拿到生產隊去蓋章，隊長搖了搖頭說不敢答應。他對「江哥」這個大學生佩服之至，但是不信生產隊長的私人名章有什麼作用；當隊長多少年，還不曾對市裡的什麼機構開過文書，想也不敢想。搖了幾天頭以後，熱心的隊長說向上級請示一下，先找大隊書記，書記到全國「學大寨」參觀團去了，等了半個月，書記也拿不準，說要請示一下公社，公社書記二話沒說當時就蓋了章。問題又回到了呂世魁手上，煞費心機地打了一陣主意，他想起了下鄉幾年來積累的智慧，不覺自我陶醉地心動了一下。頭一天他對江其平說章子在秘書處，要等到第二天，第二天他遠遠地就看見了江其平，隨即閃身鑽進了縣委書記的「吉普」，跟著下鄉去了。

  江其平在縣城裡等了一天，最終也沒有拿到縣上的介紹信，耗不住，只好揣著公社蓋章的條子，去了省城。不過有了這個條子，「收容隊」對他還算客氣，居委會的大媽也好，查戶口的警察也好，都不說什麼，讓他安穩地住下來辦事。

  呂世魁輕鬆地對付了江其平，為他遊刃有餘的得意之筆而欣喜，深感手中有了權，拿捏起人來的自如熨帖。回顧自己下鄉以來工作上遇到的各種事情，喜憂參半，特別感到做事的不容易。雖然在有些時候他也占上風，但是又有不少事煩擾著他，他只有不斷地努力學習才能稍為適應。呂世魁作為大學政治系的畢業生，涉獵過政治、哲學，歷史等類學科，在他的學業和意識中，充斥著中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培養的文科大學生的思維方式和習慣，在認知分析人與事的時候，很自然地將階級、政權、策略等等綜合到一起來思考。而那些書本上的死概念，若要跟實際生活對號入座，常是卯榫不合，驢頭不對馬嘴，在實踐中總要遇上一些尷尬的情況。他看到一些農村幹部遊刃有餘的做派，很佩服，就在暗中留心學習，但是很多都學不到手，感到難以把握潛藏在其中的奧妙。

  在紅峪公社蹲點的時候，他跟項子期惺惺相惜，配合得很默契。他很服佩這位同僚，很驚訝他處理事情的嫻熟手段，又欣賞他擺平各種關係的辯證技巧。當然，從正規的理論角度衡量，他也看清了項子期的弱點；在他眼裡，這個小學校長出身的農村幹部只是四分之一個布爾什維克，思想意識里的小土地生產者性質，總讓他擺脫不掉固有的機會主義色彩。但是他仍然實心佩服地說：「這個狡猾的機會主義者真有兩下子！」

  說到「狡猾」，項子期給呂世魁講了一個笑話，說「三八二十三，鄉下人比城裡人尖」。一個鄉下二倒販到城裡賣雞蛋，按他的乘法口訣計數，八個一組八個一組地數三次，買方只得到二十三個雞蛋，卻根本沒有覺察自己受了騙。項子期講的時候不動聲色，而呂世魁卻忍不住要笑出聲來，他更佩服他了。呂世魁還想從馮二哥那裡也學一些什麼，但是無法學到，尤其看不懂他敲著鑼念著口訣主動遊街的淡定態度。他當然不知道，他與馮二哥是兩股道上跑的火車，走的不是一條道，根本不可能理解那個鄉間「悟空」的智慧。

  呂世魁接替了成於岳的職位，並分管「上山下鄉」的工作。這個工作費了他不少心思，想盡力避免差錯，可還是免不了，有些事還讓他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

  在「知青」工作中，偏他遇到的麻煩比別人多，以致他心裡鬱悶不迭，總結出兩點似是而非的「經驗」：一是要像捧寶貝一樣，捧著「知青」；二是要像防老虎一樣，防著「知青」。這個經驗與後來某些研究「上山下鄉」運動的學者們的結論大相逕庭，那些學者們讚揚那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實驗，是社會精英成長的必不可缺的肥沃土壤，出產的全是「寶貝」，怎麼會是「老虎」？可見呂世魁只從一己利弊得出的一孔之見存在很大的問題。而更成問題的是，呂世魁對他那所謂的「捧」和「防」的分寸，根本就沒有把握到譜上去。所以他遇到的尷尬是由他自己造成的，不能怪別人。

  呂世魁為了全面掌握情況，控制局面，將全縣幾個「知青點」上的百多名「知青」，逐一摸排。憑他驚人的記憶力，連同姓名、性別、家庭成分、體力能量、政治表現，一一記錄清楚。同時，又重點掌握了一些對象，相應地安插了暗中監控的人員。

  有一次，兩個公社的知青鬧糾紛，約定於×月×日在×地「交戰」。到了那一天，交戰雙方的人馬還沒有到位，呂世魁倒先到了。他豬癲瘋似地帶著七八個人一路小跑，累得氣喘吁吁，提前一小時搶占了那交戰的山頭，想阻止雙方開仗。誰知他們在山上神經緊張地等了兩個鐘頭，連個鬼影都沒有見到，氣得呂世魁大罵部下無能，探聽錯了交戰的時間。不過，幸好那天錯過了，不然憑他們幾個幹部的力量，別說是阻止雙方交戰，怕是自己先落一個焦頭爛額也難說。他也不想，這交戰的雙方都是「文革」武鬥鍛鍊出來的飛沙走石之輩，血氣旺盛，頑劣成性，手段殘野，拼死豁命，僅憑他們幾個迂拙不堪之輩能頂什麼事兒。當時有一些眼光短淺的疏陋之人，似從文革武鬥中窺見了「希望」，以為我華夏有如此的尚武精神，定能一掃歷史的懦弱，放言四海內外，從今往後誰還敢小覷我們的後輩兒孫。這個觀點的正誤先別下斷論，只就當前說，勇武難當，僅憑呂世魁區區幾個人，還真是無異於螳臂擋車。

  果然不出所料，這場交戰在上級沒有偵查到的時候發生了，兩個知青點對壘，在一個開闊地開仗，石彈橫飛，弓弩齊發，烏煙瘴氣。呂世魁還沒趕到，前去勸架的兩個公社書記的頭就都被打破了。這兩伙「知青」多少還有點組織觀念，看到書記的頭破了，慌了手腳，呼嘯一聲，作鳥獸散，跑回省城家中，幾個月沒敢再露面。

  這件事大挫了呂世魁的一些剛氣，甚至他那油頭粉面的裝點，也灰暗了許多。呂世魁對知青工作真有些怕，有時候不得不硬著頭皮跟他們打交道。他時常提醒自己，無論從公家的事業還是從個人前途著眼，都須謹慎從事，一點也不敢再出紕漏。

  可是偏巧天不遂人願，後來，他又一次陷進了更深的尷尬，著實讓他大失了一次面子。

  六月××日，在縣城召開一個由下鄉知青和縣中學的學生參加的大會，紀念領袖的一個偉大指示發表幾周年。按照呂世魁在大會上講話的說法，這是一個「大喜的日子」，知青們喜氣洋洋，有說有笑，慶祝他們幾年來好不容易的集會。開會休息期間，呂世魁想要跟知青接觸一下，表一點親近姿態，也攙和到人群中交談說笑。

  「呂主任，你的講話很精彩，我們真佩服你的口才和文采。」紅峪五隊的汪軍直言不諱地吹捧，這讓很多在場的知青聽了很不是滋味，有幾個人都相視著撇嘴擠眼地偷著樂。

  「汪軍，不要太露骨，你這樣歌頌，呂主任不難為情嗎？」說話的是心直口快的吳碧霞，出身好，口無遮攔，一向尖刻。

  汪軍給說得不好意思起來。按照他往常的性格，也不乏率直，不過那是在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情況下，而現在他的家庭和自己的處境都不太順，有求於人，就難免要低聲下氣一點。

  一個青年接著吳碧霞的話頭直衝呂世魁：「呂主任也不用難為情，那稿子是你手下人起草的，該由那人負文責，您請放心，沒事兒的。」

  「文革」以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淡化了上下尊卑的界限，有時候開起玩笑來也就不特別講究深淺。呂世魁見話頭對著了自己，想找機會打個哈哈開溜，不料玩笑越開越大，讓他不好意思走開。有一個大膽的青年，竟然歪著頭從下向上斜看著呂世魁說：「我看看呂主任臉紅了沒有。」

  呂世魁無話可回，收斂了笑容，轉而變得嚴肅起來。他的政治工作幹部的最本質的表情表明他要維護自己的尊嚴，可是這以後長時間的失落狀態，又讓他一時難以找回以前的感覺，於是他的臉色就在「隨和——嚴肅——尷尬」這幾個不協調的色彩中不自然地滑動著。正當他的眼光不知著落遊走的當間，人群中閃出了一雙憤怒敵視的眼睛，逼視過來。他好像是受到了某種威懾，被對方圈定在原地挪不動腳步，想逃跑已經來不及了。這時候，一個聲音如炸雷一樣從頭頂壓了下來：「呂××，」竟然直呼其名，「你害得我好苦啊！你說說，我對陶依琴怎麼了，你那麼整我？工分記得不公平，我有權提意見。提意見就是破壞『上山下鄉』嗎？你批鬥我，還扣了我的口糧……」急促中見一隻大手抓了上來，直取呂世魁的領口，呂世魁忙不迭地揮著雙臂攔擋，且擋且退，最後趔趔趄趄地退出了人群，頭也不回地逃走了。

  呂世魁逃回到辦公室，坐在椅子裡喘粗氣，生悶氣，懊惱晦氣，想不到碰上這樣倒霉的事。而他想不到的還有一層是，平日裡衣冠整潔，威儀凜凜，而倉皇撤退時一副丟盔卸甲的狼狽相，被那些街道上認識他的老百姓窺睨了個一清二楚。此情此景，在小市民眾的街談巷議中，對世道的紛繁炎涼，不知有多少複雜的說頭。

  呂世魁在恍惚中，記起了那個動手的青年的事，他身邊好像也出現過劉可光等人的身影，他推測他們大概有一伙人。那青年提到的那件事發生在他剛上任的時候，處理的方法簡單了一點，要擱在今天他也不會那樣做。以他事後得來的經驗，他會像項子期似的以柔克剛，給那青年一點懷柔，讓他們不但不忌恨自己，還會感恩戴德。那個「大喜」的日子，知青們不單是為開會而來，也是趁著同學聚集的機會來逛一逛，熱鬧熱鬧，透透氣息，料不到熱鬧得過了度，弄出了不愉快的事。

  話說回來，知識青年大都是十幾二十來的小青年，正是毛草莽撞的年齡，干出一些不恰當的事不能都怪他們。他們干好了，是「少年強則中國強」的好兆頭，干不好也不能說中國弱，而全要看大人們對他們是如何教育、教導以及教唆了。誰好誰壞，都不要急著下結論，這是教育的永恆主題，永遠沒有最後的結果。

  「知青」招工工作全面鋪開，呂世魁如釋重負，儘量放寬尺度，能走的都叫走。他自己調往省城的事，也通過在多種渠道的活動即將成功，呂世魁在鄉下的歷史使命就要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