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 兩個青年的迷濛爭論

  「知青」大多都回家過年了，知青點上只剩下劉可光和「眼鏡」岑生兩個人。岑生不算在校生，他比「老四屆」還老一屆，是作為社會青年下鄉的。師範大學不承認他的學籍，他只好回到社會，後來經過輾轉調整，被分配到生產隊落了戶。

  劉可光身體單薄，個頭矮小，臉色灰黃，常含有一種委瑣不大方的情態。文革初起，他學著別人的行為，曾經跟人一起去打過人，打過看不起他為難過他的老師。劉可光背上了惡名以後，從心底里覺得做了虧心事而見不得人，情緒先自低落了下來。上山下鄉運動中，本來因為他父親有殘疾，又是獨子，符合留城的條件，但是他是一個不善於為自己辯解的人，一些不利因素湊在一塊起了作用，就糊裡糊塗地跟著大家一起下了鄉。

  劉可光本質上是軟弱的，他的反抗總是以失敗告終，似乎幹什麼事都到不了前頭，老吃虧。在生產隊常干一些低工分的活計，一年下來比別人少掙很多，扣除了口糧以後，也分不到幾個錢，連回家的車票也有困難。他很少回家，即便回去也住不了幾天，就又匆匆地趕了回來。

  劉可光是沒有錢不回家，岑生是不想回家而不回家。岑生每天要讀一點書，抄抄寫寫一些東西。劉可光整天不讀書，但是他陪著岑生，為他做飯，飯熟了叫他，吃了飯洗鍋刷碗。岑生從來不做飯，也不會做飯，在集體裡，他的任務只是挑水，水挑來了就站在旁邊看人家做飯；他也不會洗鍋，曾經分配他洗過幾次，結果鍋碗上的殘留物太多，被撤了職。現在剩下他和劉可光兩個人，他就什麼都不干，只剩下看書和睡覺。

  岑生帶來的書多，藏在一隻粗木做的箱子裡，別人以為是他的衣物，都不留意，只有劉可光知道。岑生不讓別人動他的書箱，主要不是怕人知道書的秘密，而是怕借，借去又不讀，最後還丟了。他是一個很疏懶的人，在床上放著所有的衣服，已經穿髒了的和洗乾淨的混在一起，衣服中間還夾雜一些隨時用的書和筆記本。

  岑生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個從舊政權過渡而來的老職員，家裡有點藏書。文革初抄家的時候，他有意地把一些名著與「馬列」著作混在一塊收集起來，後來就成了他的主要讀物。在徹底否定一切文化遺產的「文革」中，誰也沒有心思去讀書學習；連作為指導理論的馬列著作，也只選些與「專政」有關的內容，各取所需地挑出來，斷章取義地理解，作為打人的石頭。能專下心來認真讀書的，除非是「傻子」，而岑生偏就是其中的一個。岑生鑽到書裡面去，他的高度近視的眼鏡，使他在他人心目中形成了一個固定的迂闊形象，有人憐憫他，有人嘲笑他。

  岑生家庭經濟不寬裕，吃穿低調，不善交往，執著地處在自我之中，性格也變得有些偏執。他用一種怪脾氣和知識的圍牆，把自己孤立起來，而別人對他也敬而遠之。似乎生活也有意跟他開玩笑，有一次，他駕著牛去耕地，不知怎麼惹惱了那頭牲畜，拉著他滿坡滿窪瘋跑，他跟在後邊追趕，丟盔棄甲，在地陔塄上栽了幾個跟頭。這個書呆子大丟了一次丑，惹得知青們大笑了一場。

  岑生生性疏懶又有點愚鈍，對眾人的反應毫無感覺，而他對劉可光卻常存著一份親切，也從來不封閉。劉可光有時翻看岑生的筆記本，讀到中間一些他寫給女友的信，覺得滿有意思。岑生比劉可光大幾歲，在劉可光眼裡不但是老大哥，甚至是精神前導。

  劉可光笑吟吟地追問岑生：「你告訴我，那個『麗達』該不是我未來的嫂子吧！」岑生對他的問話不作回答，只是茫然地望他一眼，又低頭去做自己的事情。

  劉可光提到的麗達，是鄰隊「知青點」的劉麗雅的別名。這個別名來源於一部小說，她與插圖中的人長得很像，名字又接近，大家就都叫起了這個別名。其實她的性格跟小說的人物根本不一樣。小說里的人物堅定上進，陽光大氣，在社會交往中活躍融洽；而這個麗達外表雖然美麗，但是思想常會左右搖擺，她也想學得堅強一些，但又免不了軟弱。從她寫給岑生的信中可以看出，她有意地以強勢的面貌出現，總要顯出跟對方有一點不一致來表示自己的獨立，然而在字裡行間總會露出些外剛內柔的弱點。不過，總的來說，麗達還是嚮往剛強的。

  他們是高中的同班同學，岑生進大學不到一年就被除名回家了，而麗達卻意外地沒有考上大學，他們又走到了同一個層次上，都以同等身分插隊落戶了。麗達與岑生自然有相似而契合的一點，那就是都願意跟對方敞開說話，在高中時兩人是談得來的朋友，又各自都有一股執拗勁兒，一邊友好地交談，一邊又負氣地爭論，可都不存芥蒂，不設防範，似乎把爭論當做一件快樂的事。麗達一向佩服岑生的學力，由於自己常莫衷一是，就有想聽聽他是怎麼說的想法，而聽了以後又產生了自己的看法，於是又由不得要去陳說自己的意見，而對方並不認同，便又要爭辯。

  麗達出於對普通勞動者的敬佩心情，讚美沿用幾千年而立下汗馬功勞的勞動工具。她滿含激情地用詩一般的語言歌頌原始的工具，鐵錘、鋼釺、鐮刀、犁頭：「它們是我們祖先改天換地的鐵拳和利足，我們怎能忘記它的功勞和恩德呢！無論工廠田間，無處不見勞動者揮舞它們的身影，銀光閃爍，優美動人，他們是我們永恆的父親和母親……」她混用著人稱代詞來表達激昂的感情。

  岑生毫不客氣地對她的暢想予以貶駁：浪漫主義往往是不理智的，它總是想像奇特，誇大到極致，不是天堂就是地獄；它使用誇張、象徵手法，把事物描寫得面目全非，不能準確地揭示本質。因為它們總是熱情奔騰，用情緒來代替科學——當然，科學家也需要熱情，但是科學家的熱情是內在的，像地熱一樣在岩石的軀殼裡運行；而文學家的熱情像天火一樣，無所限制，有時候把自己也燒糊塗了。像李白那樣的天才，想像得天花亂墜，但是靠想像去治理國家，行嗎？你讓他管理唐朝社會，恐怕用不了三天兩晌，整個國家就全被酒精淹沒了。浪漫主義的思維，是很有害的，什麼「喝令三山五嶺開道」，什麼要將地球鑽無數個孔，都是一些經不住推敲的虛幻浮誇……

  麗達不能容忍這樣無所顧忌的否定，她甚至認為這是妄加罪名。浪漫主義是無比生動活潑的思維，李白在政治生活中是失敗者，而在文學上卻是勝利者，是人類文化的精髓……

  兩個年輕人就是這樣忽而交鋒又忽而轉換論題地爭辯著。

  岑生特別反感社會上那種惡劣的「說謊」風氣，分析了它的成因和危害，總括出這種衰敗世風形成的三個階段和四種類型。

  他把「文革」以前十幾年以及後來「說謊」的歷史分成了三個階段：五十年代前期開始說謊，借著各種政治運動，拿假話整人，步子就越跨越大。給人扣政治「帽子」，就是典型的以謊話壓人。有的人說謊，是被逼迫著，出於無奈來拿謊話搪塞。據說，當時中央高層就有人，被勒令作檢討，因為他原本沒有什麼錯誤，只是為了「顧全大局」，就違心地將自己批判一頓，說一些假話取得同僚的認可。其實所謂顧「大局」，就是給某個人或某些人一個面子，自己便趁機過了關。後來到「大躍進」時期，謊話連片，洪水一般，虛報浮誇，全民瞎編，直搞得經濟亂了套。先是被逼著說謊，後來說謊成了習慣，自己哄自己也哄別人，就連成了一片風氣。到了「文革」，說謊就達到了高潮，登上了高峰。造假者技巧全成熟了，不用思考出口就是一套謊話；一般人也沒別人逼他，只自覺自愿地說起來。這樣，真話假話混在一起分不出真假，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就是說謊的三級跳的三個階段。岑生認為社會說謊，形成一種整體風氣，給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這是有史以來很少有的。說謊的動機有多種因素，有的為了邀寵，有的為了爭功，有的為了自保，有的為了感恩，其主要動力是專制的壓力，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由於政治主張之間的「鬥爭」關係，人們都不敢坦率地無所顧忌地交談，與歷史上「道路以目」的故事有點相似。暴君周厲王派爪牙特務監視老百姓，發現誹謗朝政的人就抓起來殺掉，嚇得人們見了面都不敢說話，只是互相使眼色來交流。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也不敢深談，只是用「原則」說話，而「原則」裡面就包含了不少謊話。這種社會氛圍，就是產生謊話的「肥沃」土壤。

  岑生總結出「說謊」的四種情況：

  第一種人是受「皇恩」最甚的，心裡沒什麼「鬼」，說起話來氣象正大，理直氣壯。可是無數次的內部清洗，也將他們塑造得表里不一言不由衷了。他們為了把話說得「恰當」一點，就進行假作，為了討好，加進去許多虛偽的成分，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模稜兩可的話，巴結奉迎的話，違背事實的話，就自然地創製許多謊言。這種人里有權勢者的心腹走卒，也有真心實意的感恩戴德者，而前一種就是奸臣一類人。總之這一種屬於「感恩邀寵型」。

  第二種與第一種截然相反，堅持與當局不合作。由於社會地位和政治態度的原因，將真話埋在心裡，大部分用徹底的假話來應對世面，只是在私下裡與相知者交流時，才表露一下真情，也就是當局認定的「大肆放毒」的做法。而在公開的場合，由於身邊潛藏著不小的危險，就以假面目示人，「都好，都好！」「堅決擁護！」實際想說的全是反面意思。這是一種「正話反說型」。

  第三種是半真半假，逢場作戲，即興發揮，「請領導多注意身體」，「今天天氣哈哈哈」。你說他真嗎，他說的並不是真心話，全是有意地應付，根本沒有什麼價值；你說他假嗎，又沒有什麼把柄，並且他的態度又做得十分的誠懇。這一種是「陰陽怪氣型」。

  第四種是結構嚴密地真話繞著彎兒說。這種人政治上站得住腳，但是卻看透了一些事情的本質，有真心表達一下的願望，也有說話的身份和條件，但是由於受到「不許講真話」氣氛的限制，所以他也不敢直說。他們小心謹慎，說出的話用心包裝，把意思表達得「委婉」一點，「辯證」一點，「一分為二」一點，不敢追問最高層的責任，而說「經」是好「經」，只是給歪嘴和尚念歪了，「毛病有一點，改了就好了」，「成績很大，錯誤不少，困難還有，前途光明」……說到最後，心虛起來，也掩藏不住「請領導多注意身體」的謹慎的馬腳。這是一種「直話曲說型」。

  岑生說：「高層領導也反對說謊，你知道不知道？說『文革』有兩樣東西不好，一樣是打人，一樣是說謊。造反派在桌子底下踢了人家，不但不承認還反問人家說，我什麼時候踢了你？並且反咬一口，說你這是對革命派的誣陷。皇帝反對說謊，那是政治的需要，他總是需要忠臣為他效力，但是他又很喜歡奸臣，順毛摸總比撥逆鱗要舒服，所以他又是在默許說謊。要治療這個弊病，必須挖出它的根子才行。」麗達對這些只感到新奇，卻想不清楚，她畢竟沒有深思，不會想得這麼多。

  「更有甚者，革命派還喊出豪言壯語：『這個謊撒得好！這是革命的謊，光榮的謊，只要能實現共產主義，我們有什麼樣的謊不能撒呢？』公開鼓吹撒謊，竟然到了這樣不顧廉恥的地步。」對這一點，從「造反派」一貫的性質來看，麗達是可以想得到的，但是她沒有遇見過，就權當是一種推測吧。

  「說謊還變成了一種技能，有時是保護自己的有力武器。」岑生講了一個故事，有兩個人是鐵哥們兒，把憋在心裡的鬱悶跟可靠的朋友傾訴，朋友聽著卻變了臉：「反革命！我告你去，你等著掉腦袋吧！」「反革命」卻笑著說：「你告去！告了，我反咬你一口，你也等著掉腦袋吧。」這是一種玩笑，是鐵哥們兒的「真」表現。同時也說明「真」也會開玩笑，進到這種境界，亦真亦假，真假難辨，是是非非，魚目混珠，安全的保險係數就增大了。

  麗達聽說過這樣的事，但是無法跟她理解的社會連到一起，尤其不能與自己學到的「理論」相聯繫。從政治課本上她學到了一些概念，後來形成了她判斷事情的原則，大致是這樣幾點：一是叫「全面」地看問題，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森林；二是要「本質」地看問題，要分清本質和表象，要看到光明和前途，不被表面現象所蒙蔽；三是要堅信「經典」作家的理論，堅信共產主義的最後勝利。她被這幾條原則框了進去，然而到底什麼是「全面」，什麼是「本質」，什麼是「經典」，遇到現實問題，她就又被弄迷糊了。她的思想方法是那種涉世不深的青年的「自然」習慣，她所認識的「真」裡面還滲透進去了普通老百姓傳統的「忠」，認為說謊現象是存在的，但是並不是岑生說的那樣嚴重。她認為「正氣」還是主要的，她想為正氣爭一點面子。當然她在實際生活中仍然是猶豫而矛盾的，畢竟她在觀念上並不是一個十分堅定的女子。

  麗達與岑生兩個人的信件，不是通過郵寄，而是趁趕集的時候交給對方，信中從不寫私情戀念，而是直截了當進行議論。不過，麗達的話題總是跟著岑生，岑生說什麼見解，她就跟著反駁他什麼。後來，他們的觀點攪到了一起，分不出是非，各自只說自己的想法，儘管有許多不協調，但是仍然樂此不疲地信件往來。

  麗達的父親是工人，算是工人階級家庭出身，但是她在生活上卻又是新生一代，怕穿補丁衣服，總愛把衣服洗得乾乾淨淨，外表收拾得很整潔，她還怕吃雜糧，適應艱苦的生活總有點困難……像她這樣的人，應該給扣上一頂「小資產階級」的帽子。

  這些情況，被同村的青年王煜瞧在眼裡，他尤其看不慣城裡來的嬌滴滴的女生，抽空子總要給她們添一點麻煩，似乎是有意治一治她們的意思。跟王煜在一起，老是想法子難為麗達。一塊兒勞動，給麗達的背斗里上糞，王煜要格外多加上兩鍬，而輪到麗達拿鍬上糞的時候，王煜卻硬要麗達往他背斗里多上幾鍬；好不容易胳膊酸困地給他鏟滿背斗讓他走了，剛想歇一會兒，誰知一轉眼工夫他又站在她面前，來回送一趟糞，比飛的還快。麗達不願意跟王煜搭檔，卻又偏偏遇上他，她一見王煜心裡就忍不住發怵。

  有一次逢集，隊裡派王煜帶幾個知青拉著一頭豬到供銷社去賣，大肥豬被捆在架子車裡，哼哼直叫，很不好弄，搞得他們手忙腳亂的。女知青們都換上了洗滌一新的衣褲，跟著車子，嘻嘻哈哈鬧成一團。快到集鎮的時候，老豬在車子裡拉了一大攤糞，本來不清掃也行，可是王煜偏多事，折了一簇樹枝當掃把，一下掃過去，潑了麗達一褲腿，連雪白的襪子上都濺滿了，氣得麗達拖著哭腔到河邊去洗。儘管心裡恨，拿他也沒辦法。

  不過王煜在斗南國華的會上使了狠以後，自己知道人們對他有一些看法，在行為上有意地收斂了不少。他對麗達的態度，明里雖然說看不慣城裡來的嬌女生，心裡卻存著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想法。麗達有意躲避著王煜，可是他像影子一樣老纏著她。到了招工推薦的時候，王煜還跟幾個人一起反對推薦麗達。生產隊長雖然有心幫麗達，也終於沒有使上勁，名額最終分給了別人。

  大隊裡先分到的兩個招工名額，讓汪軍和他的女朋友占去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們是縣上培養的「典型」，在省城也出過名，不招他們招誰？這是整個政治的趨勢，不是公社書記說了算，也不是縣委書記說了算，生活暗流里就有一種潛行的力，很自然就走到那一步去了。知青們在背後議論汪軍，什麼積極上進紮根農村？全是假動作，目的不純。背後議論歸議論，明里誰也沒有發表反對意見，大家都服從上級的調配，平心靜氣地順應命運的安排。

  大形勢的發展不是個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後來招工招干比例增大，分期分批地先後都招走了，大隊上的老「知青」最後走的是岑生、劉可光幾個人。麗達也勢不可當地被招走了。王煜是麗達的天敵，但是他也是白折騰，大勢所趨，他只能望「麗」興嘆。

  麗達被招進了教師隊伍，當了小學老師。岑生和劉可光被招進了省城，當了清潔大隊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