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 牢房裡的苦味咀嚼

  「愛情」問題，在一群光棍那裡還沒有爭論清楚，而在呂世魁這裡倒是搞清楚了。「讀書小組」讀的書，大都是「文革」中被徹底否定了的東西，他們所討論的問題更是無稽之談，在大革命時代奢談什麼愛情？只能是別有用心。革命就是愛情，結合成「革命」的一對兒，把鋪蓋卷搬到一塊兒睡覺，就是愛情。

  憑藉敏銳的政治嗅覺，呂世魁斷定這個非正常的所謂「學習小組」，最起碼是一個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式的反動集團，而它的頭頭恰是有前科的江其平。他斷定，這些人聚在一起，肯定隱藏著什麼東西，而這些東西正是他想得到的。這是一顆炸彈，在適當時候，他要挖出來一鳴驚人。機會很快就來了，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號角終於吹響，他及時地向公安部門舉報了讀書小組的活動。

  呂世魁搜索著自己需要的對象，要找到他認定的「偷斧子的人」，他尋尋覓覓，似乎有了一些影子。

  岑生每天按時上下班，和他的清潔大隊的同事們一樣，耐心地清掃那個年代特有的各種碎屑和塵土翻卷的街道。那個時候，招工進到清潔大隊的大姑娘小伙子們，很多都穿一條剛回城時母親給他們特意縫製的時興喇叭褲，揮動著大掃帚在大街上有節奏地掃著，一掃一掃又一掃，大喇叭褲腿也跟著他動作的律動扇著，一扇一扇又一扇，像大扇子，也像大掃帚。岑生沒有穿喇叭褲，也沒像別人一樣戴一個大口罩，他生性不喜歡趕時髦。別人戴著一個蒙住半邊臉的大口罩，不單是為了防塵，主要是掩藏骯髒而低賤的工作給自己帶來的羞愧；岑生只戴了一個小型的，他不怕被別人認出來。他瘦臉上架一副高度近視的眼鏡，不怎麼注意看人，直到人家湊上來在鏡片上敲一下，他才醒過神來。有時候他還忘記了戴口罩，低著頭重複著同一個動作，任由塵灰撲面地幹著活兒。

  岑生被清潔大隊領導傳去，進行了一次奇怪的問話。

  領導：「聽說你近來思想有點問題，掃地的時候丟東拉西的，鬧什麼情緒啊？」

  岑生給當頭一棒蒙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掃的時候很專心，沒有落下什麼——以後我注意掃。」

  領導：「哎——！」領導的這一聲「哎」的聲調轉了一個大「V」形的鉤，表示對岑生的不滿。「這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了，群眾反映怎麼會錯呢？年輕人，好好地干前途就是光明的，不好好干那就是黑暗的，最後你就栽跟頭！」

  岑生：「……」

  領導：「不光是把地掃乾淨就行了，還要把頭腦里的思想掃乾淨。最近學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有什麼感想？」

  岑生記不得有這樣一篇文章，他隱約記起「讀報員」當時有點聲色俱厲，他心裡不由嘀咕發生了什麼大事，至於讀的什麼內容他沒聽進去，題目也沒記住，只是「專政」兩個字聽來耳熟。岑生感覺「專政」的調門越來越高了，而這兩個字是他最不愛聽的，他在日記里寫了感想，給在外縣當老師的麗達寫信談起過一點，至於這位清潔大隊的領導為什麼要問，一時還搞不明白。現在領導既然提起「群眾反映」，就要認真對待，他本來想不說什麼，可轉念一想，如果自己保持沉默，就會讓別人鑽了空子，於是就按照習慣性的套話回答說：「政治要落實到行動上，掃好地就是政治。」

  領導一聽岑生的話，驗證了下屬給他報告的情況，就立即針鋒相對追問：「落實到行動，就先要學習，不學習，你落實什麼？」

  感覺到領導臉色由原來的親切變得嚴厲，岑生更不能默認「暗探」強加給自己的誣陷，心想必須顯示一點強硬，來給那些爪牙一定的反擊，才合乎情理。於是語氣堅定地說道：

  「學習的好壞，沒有一定標準，憑空說了不算數。」

  領導生氣了：「誰憑空說了？這是實事求是的事。」

  岑生顯出不服氣的態度，還要辯解什麼……

  領導被氣得停了一刻，「哼」了一聲，最後說：「自己檢查！……」看來他已定了調子，不再多費口舌，背轉身就走了。

  這位領導就是岑生的大學老師呂世魁，岑生的名字早就登進了這位縣知青辦主任的筆記本里。他們師生之間以前沒有什麼直接交往，只是遠距離的交道。岑生大學時就聽過他的政治教育報告，領教過他的訓導。那一次老師還算平和，岑生對他的印象並不太壞。但是這一次，「老師」的態度很強硬，有一種當面翻臉的感覺。

  恰在這個時候，江其平落網了。

  江其平的行蹤吸引著警方的視線，但是他們偵探的結果，卻與報案者的判斷不很一致：從江其平家沒有抄出有價值的線索，看來沒什麼政治問題，只有一些上不了台盤的經濟嫌疑。

  江其平沒有什麼經濟才能，卻硬熱衷於搞經濟，妄想搞出一點名堂來，而首要目標是先把窮困的生活改變一下。他苦思冥想地探訪門路，尋找各種機會，設想各種「發財」的捷徑。他不時地到一個黑市去，在那兒旋著圈兒，細心地觀察著，搜尋著。可是他那雙視神經萎縮而視野狹窄的眼睛，偏讓他經常首尾顧不住，他沒有瞧見人家，人家早就瞅見他了。一個哥們兒湊上來，向他做了一個手勢，大概是一個圓圈，問「要不要」，他懂了：「多少？」「二十塊！」「十八塊。」「十九塊！」他轉身就走，哥們兒跟上來，約在第二天五十步外大樓旁見面。第二天同一時間，倆人見面，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是一樁危險的交易，這東西當前禁賣，雙方又素不相識，只要一方背叛，就是進「局子」的下場。而江其平非常自信，他眼睛不亮，手腳又不麻利，一點靈敏度都沒有，但是他卻誇口說：「眼睛亮怎麼樣，你能看到他心裡去？手腳麻利怎麼樣，你能跑過公安局的汽車？關鍵是你那種『感覺』。他往你身邊一站，你就知道這個人不會送你進局子，手一摸貨，就知道是我想要的東西，這才叫靈敏。」他買進了那些貨以後，沒有馬上出手，他知道那種貨越放越值錢。

  江其平的家現住在鐵路新村，住的是房產局的公房，只有八平方米，他又在房門前搭了一小間延伸了出去，擴展了四五平方。這裡原來是一個車馬店那樣寬敞的大場院，住著十來戶人家，現在各家都像他這樣私自延伸擴展一點，大院子就完全變了模樣。

  房產局名下的公房，來路大都是舊社會大戶人家的房產，經過「沒收」或「改造」等途徑變為公產，然後出租給私人居住，一個大院子裡住著幾家乃至十幾家人。原先的場院很是寬敞，按規定不准私人任意改造搭建。文革後期，公家自顧不暇，私人各自為政，大院子被十來戶人家分割占有，變成了小格子，牆隔牆，檐搭檐，寬路弄成了「地道戰」似的小巷，上面房檐遮蔽，不見陽光，下面曲折繞行，有的地方曲溜拐彎兒得側著身子才能通過。這樣，各家都增加了隱蔽性和私密性。

  這是那個時代的心理情緒和建築特色的「陳倉暗渡」。原先的大雜院，有比較寬的院子，住著十幾家人，門窗相對，誰家來了人，遠遠一望就知道，瞞不過對門的眼睛，可以互相關照，互通有無；到後來政治形勢一緊張，就變成了互相監督，互相猜測，互相揭發的方便門徑。再後來，經過改建，大雜院變成了「地道戰」，這一改，一家一戶都隔開，私密了起來，誰家來了什麼人，都一無所知。這樣，原先院內的「開放型」就變成了「封閉型」，人們無從監督了，也不好猜測了，居委會大媽抱怨說：「群眾工作越來越難做了。」

  通過曲折的小巷窄院，進出江其平家的人很複雜。有鋼鐵生意商，有鋁錠銷售科長，有黑市上的閒遊者，有回鄉告狀人員，有文物鑑賞家，有文學愛好者。他們說著閒話，海闊天空，沒著沒落，誰也沒發現談成了一筆什麼生意，可是總是不斷有見面熟出門涼的人進進出出。江其平眼神不好，屋內光線又暗，但是他憑藉靈敏的耳力和清晰的判斷，做閉目養神狀，從中捕捉信息。他只有一點微薄的工資，養活一家人，得四蹄忙亂地另找門路，無論前面的路是光明還是黑暗，他都必須硬著頭皮往那面軟硬莫測的牆上去碰。

  江其平背一個草綠色軍用挎包，上車下車曲曲折折走進一家大門，前腳剛跨進門坎，立馬一個趔趄就栽倒在地上，幾隻有力的大手牢牢揪住了他。江其平栽了。他挨了一警棍，差點沒暈過去，清醒之後還記著那電擊的滋味。他被關進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坐在看守所冰冷的小房間，江其平思緒翻騰，百思不得其解又似乎明白了許多。他翻閱著過去的日子，咀嚼著自己酸澀的履歷，痛感人的「命」由天定，不管你怎麼籌劃折騰，都改變不了。

  江其平被大學除名以後，到木材場當裝卸工，文弱書生變成苦力，干起了力能扛鼎的力氣活。接著「文革」開始，他也隨著形勢的發展起而「造反」；這是一個普通苦力合情而不合理的反應，試圖用反抗的方式來改變命運，當然後果也不難預料。他的戰鬥隊裡出身不好的人多，戰鬥力自然處於劣勢，而對立派以「保皇」面目出現，旗下不乏政治經驗豐富的老手，陰計層出，令他們這類頭腦單純的人難以招架。最終敗走麥城，落了個慘遭繩捆鞭笞苦挨批鬥的下場。命運總是跟江其平作對，好像它處心要作弄你，怎麼著都躲不開，喝涼水都塞牙，無論大小事厄運都跟著你。

  在被建材廠開除的日子裡，為了養家餬口上街擺地攤，兜售清倉查庫的褲子鞋襪一類大路貨，在大什字縱聲叫賣。他這個曾經的大專院校演唱會的首席領誦，一副好聲嗓，共鳴高亢，清亮圓潤，引得里外三圈人駐足，以為是演電影呢。自己叫著叫著，貨沒賣出去一件，卻白費了不少熱情，心頭不由湧起許多悲涼。有一次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車上，竟然僅從外表長相而被判定為小偷，給人家揪扭住了。他生著一副莎士比亞的額面，普希金的神采，這樣近乎帥氣的外表，卻在有些人眼裡成了另類。有口難辯，只好跟著失主一起到公安派出所，結果沒有查出什麼，而自己卻落了一個辯不明白的嫌疑。這樣的事他只有苦笑，自我嘲諷地改裝了一句名言說：「命運玩弄我們，就像頑童拿著手裡的蜻蜓，用虐殺來取樂。」

  前事的結果，就是後事的原因，陳陳相因，波折顛連。接下來就是被列入上山下鄉的名單，在革命指引的「廣闊天地」里消耗了若干年月。到後來，又辛辛苦苦地想方設法辦理返城，掙扎著回到城市，貧病交加的生活捉襟見肘，逼得他非有一點非分之想不可，趨利避害地踏進黑市，想找一點花息添頭；萬難料到的是，別人都能從中撈取些賺頭，自己卻偏偏栽了跟頭，竟然慌不擇路地踏進了監牢的門坎。積年的精力，加上省吃儉用存下來的一點血汗，瞬間化為烏有。他茫然無著，只是這樣不知就裡地思前想後。

  然而，旁觀者清。有人卻認為江其平對所謂「命」的歸結，只不過是一時的胡亂想像，他招禍的真正原因是自己造成的。「性格決定命運」，用在他的身上是最準確不過的了。「天下禍多從口出」，他的性格是有什麼話就說什麼，率直得顧前不顧後。從上大學的時候噩運就跟上了他，說了一些與當時的政治氣候不合的話，正當的言論卻成了罪證，被趕出了學校。走向社會以後，思維方式仍然沒有改變，言論和行事有很多不合時宜，自然就有讓別人乘虛而入的空子，人家抓住了把柄，就有不少麻煩事找上門來。性格確實決定著他走到了當前這一步，一切都不順，都不利。

  可是，江其平有另外一種別樣的性情，在繁亂糾結中常常起著積極的作用。他性情中的樂觀堅毅是很牢固的，那種昂揚進取的勁兒，總是伴隨在他的生活中。他認為困難是常有的，而「前途是光明的」（這是當時國家困難時期安撫群眾的一句政治口號）。即便在「文革」鬥爭最緊張的時候，他也篤信「勝敗尋常事」，對挫折常保持著樂觀的態度，甚至把這看成是對意志的磨練，當作一種精神財富。認為不論生活怎樣不公平，物質雖然匱乏，但精神應該是富有的，希望之神一定會向他招手。因此他樂於品味苦澀的困頓，從困頓里獲取振奮，相信苦就是甜，終究會苦盡甜來。

  文學給了江其平太多的理想和幻想，少年時代播在心田的種子，不時地甜蜜地萌動著。在流過對萬卡和賣火柴的小女孩的同情的眼淚之後，堅信醜小鴨和灰姑娘的苦厄必然會幻化出白天鵝和水晶鞋。他期待著自己奮發而起，從文學天堂里採擷溫暖的爝火，讓生活充滿歡樂與光明。即使在屢戰屢敗的困境裡，他也對少小年代融入血脈的愛好痴心不改，在虛設的幻境裡遊走，如醉如夢地詠之噓之呻吟之呼號之。但是，生活的坎坷攪亂了他的思緒，乾澀的筆頭難以流出清爽的醴泉。他曾失望過，滿心期望的陽光和春雨化成了幻影，像范愛農在困頓中囈語般的企盼：「是魯迅來叫我的。」然而，老魯似乎也自顧不暇，竟然沒有來叫他。他的文學夢屢屢被打破；然而即使是「破」，並沒有「滅」，且多了一些思考，可能是一種新的「醒」。醒不醒吧，總之他還是一如既往地掙扎著苦思冥想。這一次在監牢里的思想反芻，讓他更堅實了，生發出許多新的思路和新的構想。

  他情性中的一些特有的氣質，是文學創作所必須具備的。理性的推理和朦朧的形象思維糾纏交結，不時地激盪著創造的衝動。不順的境遇，不能熄滅他文學夢中理想的火花，沒有湮沒那偶或閃現又可能轉瞬即逝的靈感，也無法損毀他矢志不渝的信念堅守。

  江其平的這一筆「袁大頭」買賣血本賠光，從黑市買來的那一百多個銀元全被沒收，損失了兩千多塊錢，人還被公安機關扣押了十多天。最後放出來，辦案人員告訴他，那些銀元全是假貨。但是，是「真」是「假」，在他心裡都不再有什麼意義。他只在乎這次監牢所給予他的經歷，一個進出水火的過程，走過這一節，沒有什麼遺憾也沒必要慶幸。賺一點小錢改變一下生活，意義究竟不是最重要的，有飯吃就好；重要的是不要讓俗務捆住手腳，禁錮思想。江其平對自己冷笑了一下，走出了拘留所的大門。

  江其平這次翻車，其實得的好處要高於付出。他因禍得福，拘留放出來，恰與呂世魁設計的機關擦肩而過，天意般地躲過了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只付了個破財消災式的低成本代價。

  從昏暗的牢房回到幽黑的小屋，卻聽到一個隱蔽在意料之中而又出乎意料的消息：

  岑生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