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 濤聲驚天

  慣於潛身在動盪不安的社會中的人們，發生什麼和沒有發生什麼，誰被捕了誰沒有被捕，都會有一點震驚而終究又無所謂震驚。「十年浩劫」的末期，屢經波折的人們由於慣常的失望，依然耐著性子等待，企望某一天早晨，傳來一個令人欣喜的消息；而直到真的發生了那樣的事，起初不免有一點驚動，而驚動之後又看不出什麼奇異的地方，隨著就又變得心平氣靜，就又耐著性子等待下一個奇異的事——這種期待就這樣延續了好些年。岑生的被捕，似乎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但它的餘震很快就消失了。除了他的至親密友，在眾多人們的情感里，似乎是順理成章很自然的事。

  呂世魁的原定目標是通過岑生捕捉「讀書小組」尤其是江其平的證據，但是沒有如他所願；不過另有收穫，也算是對他的工作成績的一個有力的肯定。在這之前，他窺伺著各種對象，看他們像不像他要捕捉的那種人。他看他們走路像「偷斧子的人」，說話也像那樣的人，可是事情揭破以後，再看他們，走路也不像了「偷斧子的人」，說話也不像了那樣的人。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岑生身上，看他更像那個「偷斧子的人」，正是要捕捉的對象。岑生被捕了，呂世魁也將自己的這一個思考的成果作為學習「專政」理論的珍貴經驗，記錄在個人的歷史檔案里。

  岑生不但像偷斧子的人，而且就是偷斧子的人。證據越搜集越多，案子的性質很快就被基本認定了。

  岑生喜好思考和寫作，將文史哲理與社會實際聯繫起來，寫自己淺顯的或是深刻的認識，從而也描繪出自己是怎樣一個人。在他的腦子裡浮現的是十多年來積累、搜求和思慮的各種事情。

  一九六〇年前後，十六七歲的他，特別敏銳地感受著人們對食物的渴望。那些由飢腸轆轆衣衫襤褸以及嚴寒暴露的生活情景印進他心裡的隱痛，以及饑荒的蔓延而引起的憂思，對生命遭受威脅的悲憫和焦慮，深深地刻在他的思緒里，融進他的性格里。

  一個飢餓的人手捧著饃饃，埋著頭，專注地在雙手拘成的小坑裡拱食，兩手捧得嚴嚴的，怕掉下一個小饃渣；最後手裡的饃饃消受盡了，他無奈地舔舔嘴唇，又低下頭去，拾取掉在衣襟上或地上的碎屑放進嘴裡——這個他從生活中集存的細膩的鏡頭，是掙扎在飢餓里的人慣常的動作。許多不曾遭受過饑饉的人，或稍得溫飽而厭舊的人，常常把這一個典型的動作當成恥辱，貶斥而撇棄，而岑生卻恆久地記在腦海里，一想起來，他就感到針刺般的心痛。

  在大街上，一個乞丐搶過一位婦女手裡提的食物，轉身就跑。婦女用盡全力追趕，乞丐邊跑邊將搶到手的食物快速地塞進嘴裡。婦女最後趕上了乞丐，看到他已經將乾淨的食物弄得不成了樣子，氣憤極了，揮起手對乞丐沒頭沒腦地撕打，而乞丐並不顧落在身上的拳腳，只是忙著收拾吃剩的食物的殘屑。行人們圍了上來，都勸婦女再不要打，婦女只得住了手——被搶去的食物是她剛從商店憑「購物券」買出來的，是「三年困難」時期政府向市民配發的代替口糧的一小部分。她痛悔自己的疏忽，無法回家面對等待哺食的孩子們，急得哭了起來。

  街道上隨處可以看到從鄉下流落到城裡來的饑民，有的已經走不動路了，只得趴在地上乞討。已經是初夏季節，他們身上還穿著越冬時破絮連綴的衣褲，炎熱和饑渴一起襲來，他們口唇乾裂，滿臉汗污，無助地向行人伸出烏黑的指爪。

  上學路上，岑生常經過一個通向郊外的道口。有一個時期，每天清晨，都要遇到一些奇怪的平板人力車，裝載得滿滿的，上面蓋著帆布幔帳。起初他還沒有在意，日子多了，他不由好奇地向車上專注地望去，立即聯想到路上見過的乞討的人們。後來他才知道正是這些車子，每天從各處收拾屍體，集中起來送到郊外的墳場去。他常見的那些乞討的面孔，後來再也沒有在他眼前出現過。

  一個骨架壯大的男子，趴倒在地上，瞪著濃眉下大大的失神的眼睛，向行人討要。這個人早消失了，大概就是在人力車的帆布覆蓋下被拉走了。

  還有那個帶著兩個骨瘦如柴的孩子的婦女，在學校門前盤桓過許多日子，他們三人的面孔和相依相靠的樣子，如今也從他的眼前消失了……還有那個孤身一人的老婦人，衣衫襤褸得已無法遮蔽她裸露的膝蓋和乾癟的胸部……還有那個讓女同學驚恐的黃河沿的痴呆大頭，無助地沿街乞討，饑饉也首先放不過他……

  那些饑荒的日月，更加嚴重的是在鄉下。岑生的一個同學寄宿在城裡的姑媽家上學，他從鄉下帶來許多悽慘悲苦的讓人驚慌不安的消息：草籽和樹皮已經難以找到，政府發放的每天二兩的供應糧只能維護孩子；在冬天的向陽牆根下，身體浮腫的曬太陽的人不斷地增加和減少，田野里新墳的數量增長的速度越來越快；飢餓難耐，攫食各種污物的事都有，還傳說有吃人肉的……這許多奇異的消息，令他們這些十幾歲的孩子毛骨悚然，他們不敢相信，也不忍再聽下去。後來這位同學也因為背不起口糧而輟學了，至今也再沒有聽到過他的音訊。

  政治高層為全國饑荒尋找能繞得過去的「合理」理由，經過慎重推敲，定性為「七分天災三分人禍」，與人們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恰好調了一個過兒。不管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總應該有人承擔責任。聽說在高層會議上，就有人提出過「追責」的話，但是在「集體領導」的體制下，「追責」很敏感，弄不好就會引火燒身。據人們推測，大概那個提出要「追責」的人，這件事就是他文革中殞命的根本原因。最後來了個「集體負責」，因為是集體，這樣實際上就等於推卸掉了個人的責任。而偉人們也相應地削減去了每天食譜里的一些肉食，這個做派後來便作為高尚品德的風範而載入史冊，成為後世子孫瞻仰的豐碑上一束耀眼的光芒。常人無從知道導火索的根由，只知道後來「階級鬥爭」的弦一陣緊似一陣，「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這就自然過渡地進入到了文化大革命，演繹成了這場雄偉悲壯的歷史鬧劇。

  人們常用非正常人的標準來衡量一個正常人，用來作為說理的論據。譬如一個人他吸毒偷人訛人，你能拿他怎麼樣？他當了強盜殺人掠貨怎麼樣？而他沒有成為強盜，只是偷人訛人，所以這個人就好得很，應該讚頌他。他成了希特勒那樣的人，你拿他怎麼樣？他沒有成為希特勒，那麼我們就應該千恩萬謝他。有人說他「文革」有罪，可是「人民」不同意，「人民」中有很多群氓，一吆喝，就跟著跑，跑錯了就罵，罵過了，就又失去了記憶，忘記了曾經的災難性歷史。偉人的笑容是一個富有感染力的慈祥符號，這確實能給人許多溫暖，讓人不忍心妄加推測，同時還滿心虔敬地希望他是一個「完人」；但是他確實做了許多損害大局的事。

  岑生這樣不斷地聯想著許多事，他把自己經歷的事情以及收集的資料進行分類整理，對一些感觸強烈的問題思考論證，寫在筆記里。很多問題，他還沒有來得及細緻分析，就忙著下一些結論，那些直露的結論，觸及政治要害，正是他罪行的重點。他不懂「專政」，呂世魁一問他就回答不上來，就讓人家抓了一個「現行」，查抄出來的筆記和日記，集成了案件的確鑿證據。

  這個案件也正迎在了一個風頭上，碰到社會上正在追查一些什麼稀奇古怪的政治謠言。他確實聽說過一點政治故事，警方要他交待從哪裡聽到又向誰傳播過這些流言。到底是什麼流言，警方也不重複，誰重複誰就是散布謠言，只能用暗語提示。「你向誰傳送過編造的故事？」「什麼故事？」「你自己編造的你自己知道！」岑生確定他們問的就是那樣一些事，但是他不能供認從哪裡聽到和向誰傳過什麼，如果他露出一點口風，一些無辜者就要受到牽連，所以他只能說不知道，只按自己的猜測來搪塞。

  但是後來警方就不再追查這些事了，因為他被查出了更多問題，案情又變成了另一種性質，轉到攻擊某某以及顛覆「專政」等等的問題上，說他們有充分的證據，只看他的態度端正不端正。岑生並不知道警方掌握了什麼情況，這一悶棍讓他搞不清對方的意圖，他怕不管說什麼話都會引來嚴重的後果。最後，他橫下一條心來，問什麼都說不知道。

  預審組長的臉黑了下來，立刻圍上來幾個大漢，其中一個摔開手掌，眼鏡被打掉了，半邊臉立時腫了起來。這個審訊室里沒什麼嚴格意義上的刑具，也沒有什麼恩仇淵源，有的只是一個強權的棍棒拳腳與一個被「認定」是敵人的肉體的對決。高壓的「專政」都確認一個固有的原則：如果審不出一個「滿意」的結果，就是沒有完成任務；審訊對象頑劣不屈，那就是讓強者丟了面子，按當時的熟語即「是可忍，孰不可忍」，「革命義憤」的暴力就自然而然地一擁而上。正如政治家所說的「歷史是驚人地相似」，這是人類相貌的一個典型，是從國民黨的特務機構那裡學來的，是從明朝東西廠的監獄裡承襲下來的，是祖宗的血脈流傳和種性遺漬。強勢者常會產生兩個相反相同的心理衝動：遇到強手他就更強，必要置之死地而後快；遇上軟弱的也不手軟，施虐狂反倒更兇狠一點，怨你太窩囊，不由地下手重起來，貓玩小鼠似地欣賞他的怯懦。

  但是岑生對暴虐卻不屈服，文弱書生的膽汁質血性沖了上來，顯出一種橫眉冷對寧折不彎的氣勢。他明白這是怎麼回事，知道無論如何都過不了這個關，怒目而視之後，只說了一句話：

  「你們愛怎麼就怎麼！」

  幾個大漢又要撲上來，審訊組長用眼色暗示他們退回去。組長大概看出眼前的這個強硬的書生，有點合金鋼的性質，對他們以強凌強或以強凌弱的那一套軟硬不吃，而他們要的是審訊結果，有了岑生那句話就行了，他命令手下拿過寫好的審訊筆錄讓岑生畫押。岑生大略地看了一眼，毫不猶豫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公安機關已搜查到不少文字的東西，具有充分的證據，即使岑生不招供，也沒有什麼關係，只拿認定的結論讓他簽字就行了。

  麗達在新塬縣學校，並沒有受到過分的追查，她也不知道岑生在省城已經陷進了囹圄，以為他也只會被一般性地詢問。

  在開始進行追查的時候，麗達受到了批評教育。辦案人員用農業社會特有的老人心腸，好心地挽救她：「我們了解你這個姑娘，你是認識問題，是好人辦了錯事……」麗達被這個大嫂說得心裡暖乎乎的，熱心地配合人家的工作，真實地回答了一切，問心無愧地交出了自己的一些文字，還有岑生的信件。麗達不願供出身邊的人，有意地將嫌隙引向遠處，她以為省城就算不近了，豈不知公安正是這個意思，他們立即發公函到省城，交了自己的差，後面的審查就由那邊的部門接手進行。

  麗達給岑生寫去了信沒有回音，有些疑惑，就向四方打聽，當她得知岑生陷落的消息後，才慌了手腳。可是一切都無可挽回了，她被嚇得癱倒在床上，好久站不起來。

  麗達主動交出去的文稿和信件，並不像她原想的那樣退還給她，而是存在檔案里，成了岑生案件物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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