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四十六　多方營救

  岑生的案情越來越嚴重了，無法預料它的結果。公、檢、法三方聯手辦案，收集整理分析材料，下結論，上報領導，而領導還有領導，一級一級，謹防什麼「左傾」了或是「右傾」了，寧「左」勿「右」，總之難料一個準。

  麗達哭了幾天，哭幹了眼淚之後，來到省城，六神無主地奔走。對自己的任何責怪都無濟於事，她必須擺脫怯懦，把對過失的追悔變成搭救人的力量，找門路尋關係，向任何可能有用的人求情下話。

  江伯母王蘊青為麗達安排了簡單的食宿，一干有關的人，為岑生的命運聚在一起，一塊兒想辦法。大家情緒很低落，都慌了神，拿不出有效的主意，有時候只能胡思亂想。

  劉可光最悲觀也最激昂，感到這個世道再也沒有出路了，他想到了小學教過他語文的徐老師。徐老師講課很生動，對劉可光又很好，是他崇拜的偶像。徐老師被打成右派後開除了公職，在建築工地當臨時工，師生兩人一見面，都為對方坎坷的經歷嘆息不已，對人生的不公很憤慨。徐老師曾試探性地問劉可光：「我們是不是應該成立一個什麼組織？」劉可光從這句話中聽出了一點另外的意思，聯想起地下傳說的什麼「民主黨」，「第二」什麼黨的流言，驚得身上穌麻了一下。徐老師一生沒有結婚，家中沒有老小，只他孤身一人，劉可光很同情徐老師的遭遇，時常會關心地去看望他。最後一次他去到徐老師的住處，可是房門緊鎖著，一位老奶奶把他拉到僻靜處，神秘地告訴他，徐老師前一個月從腳手架上掉下來，摔成了癱瘓，第二天就去世了。徐老師是公安局掛了名的監控對象，跟他來往的人都要在居委會登記，老奶奶叫劉可光以後別到這兒來了。劉可光也多了一根階級鬥爭的弦，向老奶奶編了一個善意的謊言，說徐老師借過他的錢，他是來要帳的。

  劉可光耳邊響著徐老師的那句話，「是不是應該成立一個什麼組織」，這個組織似乎並不是「文革」中的戰鬥隊那一類。現在，他急得無法可想，著忙中問大家：「我們能幹什麼，能成立一個組織，把岑生搶出來嗎？」這句話沒有引起大家的回應，他敏感地意識到這個說法的危險性，只得收住口呆坐在一旁。

  大家都理解劉可光的心情，但是又都知道，那種激昂只能是有害無益。每個人還都存有一點僥倖心理，最後根據眾人提供的線索找門路，李慎遠簡單地分派了一下各自的任務。

  雪雁和麗達兩個人，借著昏暗的路燈光，拐彎抹角，走進一條小巷，敲響了一家人的大門。門扇錯開一道縫，一個中年婦女的臉露出來，眼神裡帶著漠視與警覺。雪雁賠了一個小心，說了要找的人。中年婦人把她倆上下打量了一番，冷冷地說人不在，有事白天到單位去。麗達要找的人是同班同學汪軍。汪軍的父親平反以後，官復原職，任市委副書記，汪軍招工後安排在市委宣傳部。

  第二天雪雁仍同麗達一起，來到汪軍的單位。汪軍在辦公室接待了她們，兩個同學之間似乎隱約存有一些尊卑高下的區分。麗達與汪軍既是同學，又同是國家公職人員，本不應該有什麼差別，但是現在的身份處境就存在著距離：一個是大城市候任的革命接班人，另一個是鄉下的教師；一個手中握有指揮權，另一個只有工作權。教師的地位，在國內外似乎都存在問題，起碼在中國歷來都是處於一個僕人的地位。老一代教師受到各種各樣的挫磨，又經過「文革」的淘涮，更是軟得像麵條兒一樣，見了誰都要賠小心，臉上老帶著幾分自慚形穢乞求於人的可憐巴巴的神色。到了麗達這一代，那份卑賤少了一些，他們起碼還造過反，曾在自己的老師面前趾高氣揚地走過一陣子；可是一旦落到教師這一行里，就如天蓬元帥掉進了豬圈，便自然地天生了幾道謙卑的皺紋。

  麗達對著汪軍，不只職位低了一級，更重要的是當下正處在有求於人的地位，低聲短氣是很自然的；雖然憑著原本具有的自愛氣質支撐了一陣子，可終究是來求人家的，不自覺地就低下了頭。幸虧有雪雁陪在一旁，才免去了太過的尷尬。雪雁因為在城區工作，見過一點市面，素來又有些不顯卑亢的原質，似乎可以使氣氛調和一些。她向汪軍平靜地做過自我介紹之後，公事公辦地向他表達了要求援手的意思。

  汪軍進城以後，儼然一副領導派頭，趾高氣昂是不待說的。他早就聽說過岑生的事，稍作停頓之後，便帶著官腔說：「這在政治上是一個大案，本來呢，按原則不能過問，既然是老同學，好壞我跟老爺子說一說看，你們回去等消息吧！」麗達紅著眼圈兒，向汪軍千解釋萬解釋，說這件事都怪自己不小心，政治上幼稚，是自己害了他，如果真的出了大事，今生今世活著也沒意思了。說著，又傷心地抽咽起來。汪軍對自己的這個女同學，從當團支部書記的時候就看不上，孤傲又嬌氣，入團積極分子都沒有她的份兒，批評教育也改變不了。今天聽到她的自責，感到非常有必要指導指導，來挽救這個迷濛的靈魂，於是毫不客氣地糾正她說：「那不是政治上幼稚，而是立場問題，怎麼還執迷不悟？想想自己的屁股坐到哪裡去了！罪犯的反革命性質是抹不掉的，為了鞏固無產階級政權，殺一儆百是很必要的。」麗達聽到這些要命的話，早嚇得一身冰冷，眼淚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雪雁經歷過牛棚，遭受過一些磨礪，遇事要平靜很多；面對這個冷峻的場面，從容地對汪軍說：「好歹同學了一場，救人脫難要緊，求你費心幫助一下。」

  雪雁還想多說一些在理的求情話，但是聽了汪軍對麗達的教訓，到嘴邊的話也就停住了，最後只說：「我們明天來聽回信吧。」汪軍略一考慮，說：「明天不行，後天吧！」雪雁想，當事人著了火，旁人不著急，催也是白催，只得謙讓地說：「這個事等不得，越快越好，那……後天就後天吧！」

  兩個女子退出來以後，緊縮的心放鬆了一些，可是立刻又回到先前的緊張，忐忑不安地往回走。雪雁想到自己原來準備好的說辭，覺得太沒有說服力了。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吧，不合政治氣候，人家要的是「前途」，要「浮屠」做什麼？說權且當一個「人」來挽救吧，「罪犯」已經成了另類，還當什麼「人」來看？

  雪雁和麗達蹣跚地走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雪雁安慰麗達說：「要鎮定，不要怕，雖然說是走『後門』，你自己的膽子先要放正。我們的要求是正當的，不是歪門邪道，是找不到前門才來走後門的，要理直氣壯地去走。」麗達明白地點著頭，可是她的心情還是停留在原地，很不容易走出來。

  汪軍根本沒有向他的老子去說這件事。當第三天兩個女子去找他的時候，他謊報軍情說老領導很硬，連一點迴旋的餘地都沒有。雪雁從汪軍的眼神里敏銳地覺察出了謊言，委婉地懇請他再煩勞一下，最好能給她們做一個引薦，畢竟是有關一個人命運的大事。汪軍不冷不熱地勉強答應了下來。

  鑑於汪軍的這個態度，雪雁決心再努力一下，過了一天，她又和麗達一同又去找汪軍：

  「請看在老同學的份上，再向汪書記說一次情，不管案情怎麼重大，挽救一個人總是好的，對誰都有好處。同學們都盼著你呢！」汪軍現出了難色。他看著雪雁，從她眼神里看到一種不容迴避的堅定，不由移開了目光，改動了一下坐姿和神態，答應了她們。

  出去活動的人，又都聚集在江其平的家裡，心灰意冷地說了各人四處奔走的情況。在那巨大的政治氛圍的籠罩下，一夥年輕的小人物顯得那麼渺小，他們分頭向有關方面遞上了請求，可是一律都石沉大海。他們大都沒有找到「後門」，走的仍然是「前門」，而「前門」是不容易走得通的。

  雪雁最後一次給汪軍說的話，估計會向他的父親轉達。她之所以不卑不亢，就是想用一種氣氛堵住他的嘴，免得他在老子面前說出不利的話來。

  雪雁和麗達再一次穿過曲折的小巷，向汪軍父親的住處走去。那個時代城市建設還很落後，大多是舊時代遺留的小街巷，公共運輸更談不上發達。雖然是省城都市，富貴如汪軍父親那樣的「解放牌」領導幹部，仍住在僻背巷子裡前代富家大戶遺留的平房。

  雪雁和麗達仍舊敲開了那扇朱漆大門，開門的還是那個中年婦女。女人對兩個來客顯出正視的眼神：穿戴尚可入時，氣質不乏軒昂，是貌似國家幹部的形象，她沒有認出她們是曾經來過的沒有放進去的那兩個女子。雪雁與麗達的神情一改先前的小心客氣，完全是公事公辦的姿態。等大門剛開了一道縫，雪雁就以一種不可抵擋的氣度，一邊往裡走一邊說：「我們找汪書記！」那道門縫就好像是被她的氣勢給沖開了一樣，自動地寬敞了起來。她們沒有怎麼搭理那個女人，從她的神態已經斷定，她不是女主人而是女傭人。傭人情態自然地在前邊給她們帶路，走進一間充當客廳的房間，看見汪書記正在正襟危坐地讀報。

  汪軍的父親五十多歲，白白胖胖的身體，一派福泰氣象。雖然是出身農村的工農幹部，又經過政治運動的折騰，可是他那天生麗質還是磨滅不了，誰見了都難免會恭維幾句他的「官坯子」。

  打過招呼之後，雪雁直截了當說出了早設計好的主題：「汪軍可能早已經說過了，岑生是他們的同學，同學們都為這個案子操心，這不只是一個個人的事，它連帶著很多人……」

  汪書記初見面時的謙和消失了，當他聽清了來客的意圖以後，馬上恢復到了辦公室的角色。他仰起頭來，略微打量了一下兩位女青年，身子挺拔地向後靠了靠，定準了自己的位置和說話的準則。他從解放前幾年參加革命以來，經歷了所有的政治運動而持續不敗，他的為人為政「原則」是：仰仗正氣，不偏不倚，辯證處理。靠著這個原則，他應付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同事，解決了一個又一個棘手的難事，也打發走了所有找他辦事的人。可是文化大革命讓他亂了方寸，慌了手腳，失去了「原則」。在一次又一次讓他威風掃地的批鬥會上，彎腰弓背低聲下氣，態度謙卑地應付那些造反派、報復派、看戲派、玩世不恭派、趁火打劫派等等五花八門粉墨登場人物的衝撞誣衊戲謔和侮辱。他對待革命群眾的態度是所謂馬克思主義的辯證觀點：群眾運動來了，難免出現偏激的言行，可是大方向是正確的。所以他永遠是積極配合，寫了一篇又一篇空洞無物的交待材料，作了一次又一次大帽子底下開小差的檢查。就憑著這個態度和做法，他完好地保全了自己，贏得了群眾的諒解，取得了上級的信任，獲得了解放和新生。恢復工作以後，汪書記回想起在群眾面前檢查交待時的各種狀態以及失態，有某些反悔也有不少反悟，打定主意要樹立自己新的形象。重新調整了個人的為政「原則」：正氣要硬，形象不倒，多事少做。他比以前更「派」了，儀態軒昂，對人威嚴而矜持。他守住原則決不後退，好辦的事情要難辦一些，不讓人把衙門看得像公共汽車似的，想進就進。

  「這個事我知道，牽涉到好幾個地方……」汪書記一邊拿話來應付，一邊琢磨這兩個女子，準備著怎麼回應她們。得找一個恰當的方式，既有革命的關懷，又不失原則地解決問題。

  雪雁作為主角，代表兩個人向汪書記說話：「我們請求汪書記幫助，不只您有權過問這個案子，而且想到這件事裡面，汪書記作為家長的一份子，絕不會坐視不管。這明顯是一個冤案，現在『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了，更應該平反。」

  「年輕人，不能這樣看問題！『四人幫』有『四人幫』的帳，別人有別人的帳，不能搞一風吹。」老汪抱定主意堅持原則。他從雪雁她們的氣息中隱約嗅到了一點造反派的味道，臉上掠過一抹怨懟的陰雲。他深切地感到「文革」造反中有兩種人最不可忍：一種是激進派想奪權，明火執仗地跟你干，是明處的敵手；另一種是表面溫和而眼神里流露著輕慢，要求平起平坐，平等對話，是隱蔽的對手。「文革」結束了，頭腦要清楚，不能什麼人都放過去。可是現在，他在表面上還是忍著，做出一副皮肉和靈魂都受到觸動的新型領導的風範，跟他們講道理，講革命的道理。

  雪雁極力地辯解，想要說服這個觀念守定的領導幹部，她甚至被這位長輩的和藹感動了：「汪書記，岑生的父母很追悔對子女的放任，承擔了教育不嚴的責任，您也是長輩，能痛切地體會到家長的感情。案子的重點是言論，他只是說說，沒有行動。」

  汪書記矜持地搖著頭：「現在案件的性質變了，交待材料、日記、信件，證據太多了，都是煽動性的，還要什麼行動，這已經夠了，典型的現行反革命罪！」

  麗達經過許多天的奔波，精神已經極度疲憊，她的怯弱和善良，使她硬撐起來的鎮靜和堅強幾乎崩塌了，她哭出聲來：「請您幫幫忙吧，我們只有指望您了！他是冤枉的，是冤枉的……」她越哭越傷心，不能自持，蹲在了地上。

  汪書記的謙和是有限度的，他斜睨了一眼悲傷的麗達，又瞟了一眼神態鎮定的雪雁，想儘快擺脫被糾纏的局面。最後打著官腔答應了解一下情況再說，便迫不及待地以嚴肅的神態送走了兩個鍥而不捨的女子，又叫來保姆訓斥了一頓，下令以後決不允許再放進像這樣不明不白的人。

  汪書記不可能失去原則去為他認定的反革命分子說情，更不會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代價，為一個非親非故的陌生人花力氣，雪雁和麗達從此也再沒能見到汪氏父子的面。這一夥為搭救朋友而東碰西撞的青年，最終也沒有找到門路。那時候還沒有流行拿重金買命的規矩，即使有，他們也湊不齊足以贖命的天文數字，他們都嚇壞了，頭腦凍結了，腿也邁不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