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 多此一說

  死的死了，散的散了。

  魏成周與郎士中死了，相互鬥爭著，兩敗俱亡；他們的死，是關聯前後幾輩的一個必然結果。兩家人，兩個集團，為了一塊土地，一條地埂，或者是為了相鄰的一道巷陌的寬窄，甚或是一個面子、一口氣，甚而至於不知道是多少代前結下的什麼冤讎，誰也說不清楚地流傳下來，沒完沒了地糾結爭鬥，斗得死去活來。

  他們把生命看得輕而又輕，豁出命來跟人斗，以為即使斗死了也值得。他們是祖宗的賢肖子孫，熬盡腦油用盡心思設計各種計謀，集先人的智慧於一身，干出光耀祖宗的奇詭怪異的事情。「階級仇」是最厲害的殺手鐧，加上這個名號，鬥起來最有說頭，最光明正大，效果也最顯著。郎士中就是借這個名頭，風光了一時。可是人家也是借這個名頭打殺他，結果他輸了。他輸在對這殺手鐧耍弄得不夠純熟上，機關算盡不聰明，終究落了個丟命的下場。

  詹希昂死了，他是一個大學的老知識分子，與他同刑的還有一個教授級的人物。行刑那一天，江其平、曲原幾個人在街頭相遇，一起為詹希昂臨刑時表現的「硬氣」嘆惜。自古以來，臨刑者的剛氣、傲氣、骨氣，都讓一些人為之讚嘆。這一些所謂的「氣」，在古時候似乎要多一些，越到後代就越少了，漸漸地沒了。究其原因，一是高壓的威勢，讓受戮者感到自己早已不是人，早丟了魂；二是手段的殘酷，稍有違拗，就拖著拽著，按倒在槍口底下，讓犯人所謂的「氣」早都沒了氣；三是「主義」不真，不如吉鴻昌正氣浩然端坐在椅子上，直面劊子手槍口的雄偉膽氣，也沒有瞿秋白從容地選一塊綠茵，為信仰就義的坦然放達。詹希昂之所以能現出一點「氣」，大概是某些因素成全了他，他一個老者，一個腐儒，人家無所可否地給他一點面子，叫他「硬氣」了一回。

  倪之學在監獄裡很不安分，又要折騰那些不合時宜的事，像他那樣的性格，不死是沒有道理的。由他的事，筆者聯想起一個多年前的鄰家兄長在「文革」中同樣遇難的事，對他的遭遇一直悲戚不已，難以釋懷。後來，筆者在曾經的鄰居那兒說到這件事，他們說某某年輕時就心懷不滿，平時就口無遮攔，是必定要吃虧的。我少年時認識他的老母親，七八十歲，在巷口擺著一個香菸攤，一頭銀髮，眼角邊常掛著悲悽的皺痕。他與倪之學一樣，是由口出狂言而死的。由此我想起一個學者的論斷：「讓人說話有利於社會的穩定。」但是能相信這個論斷的人並不很多。筆者在倪之學的性格中，加進了這位鄰家老兄的影子，也算是對他的一個念心吧。

  岑生其實是被斃死了。他死在了「春天」里，據說是一切都能夠說清楚的年月，不幸被維持冬天秩序的「原判」強制執行了。後來人們乃至官方報紙上，對這類事都有很多的議論和嘆惋。其實案情很簡單，就是筆記本和信件上的一些「罪證」，說輕說重都由人說了算，但是人家就是不願放過他，非要拿他鮮花一樣的年華去祭必然要到來的「春天」。讓岑生活著回來的結局，是筆者一個曲意的假設。按當時的法律邏輯，他非死不可，但是筆者終究捨不得讓他那樣，便違心地讓他活下了。這樣曲折的原因是：第一，他沒有死罪，可以讓他活下來；第二，人殺得太多，不是什麼好事，至少讀者讀到這裡，會心裡緊張得喘不過氣來，只好用謊話讓他們鬆一口氣；第三，當時的判罪，本身就是偶然的，可以隨便讓他生或者讓他死；遭逢他那樣在生死線左右兩可的大禍，活著或者死去的意義就都是一樣的了。筆者對於那樣淒冷的情景，無力構想死事的慘厲，只得靠編造一點光明來為自己寬心，虛設一個奇蹟讓他活下來，也是藉機在死水裡丟進一塊石子，激出一些動盪的浪花，為死寂的故事透出一絲活氣。

  像岑生那樣臨死而不死的結局，必須要有特別的背景，否則在現實中幾乎就不可能發生，而只能在文藝作品中出現。戲劇《火焰駒》里，青年李彥貴跟戀人幽會不成，不提防被陷害成了死罪，在將要問斬的刑場，他的在邊關領兵征戰的兄長快馬趕到，救了弟弟。不過這是文藝作品裡虛構的情節，必須具備出現奇蹟的充分前提：必須有手握重兵的親哥，必須有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火焰駒」，必須……當然，高叫「刀下留人」的人的地位權勢，是最重要的。然而也有地位並不算高，但是有權，恰好碰到他「負責」那個事，也能起到作用。

  筆者就曾聽到過親歷者講的這樣一件奇事：五十年代初期在某個鄉下，有一個人清早出去打獵，看見一隻兔子正靜臥在一叢茅草中，就順手放了一土槍。誰知那是一個趕早出恭的人，戴著一頂兔皮帽子，一槍就斃了命。槍手被判作仇殺而定了死罪。臨刑的早晨那人痛哭流涕，大喊冤枉，解放軍的政委看出了其中的蹊蹺，在他的主持下做到了「刀下留人」。後來，案情得到了澄清，終於救下了一條本不該死的生命。在現實中，像解放軍政委那樣勇於作為的人大概有不少，但是，生活隱沒了他們，或者封殺了他們，他們只是一滴水，難以改變洪流的趨勢。

  岑生在獄中大寫文章，其實是沒有的事，這不但與現實情況不合，也好像不很符合司法的什麼程序。在監獄裡，誰會讓他那樣放肆？但是他被關在監房裡，我們又無法像正常生活中那樣去了解他，無從知道他此時心裡說些什麼，那麼就只好假設通過他的文章來看他。那麼長的一段牢獄生活，在死寂的環境裡，必然有很多思想的波瀾，他只能跟自己的心訴說。我們通過他暢懷無忌的敘寫，便可窺到他內心的深處，也由此知曉一些獄中人的品性及心路。

  應該說，他那樣的訴述，是在特殊情境裡的特有產物，從中閃現的一些曲折的生命過程和複雜的思緒火花，都是在平凡的生活里不可能顯露的。當然，讀者的脾性各有不同，必定會憑藉各自的思考和愛好，採取不同的態度，做出相應的選擇。究竟做怎樣的選擇，「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信或不信，好惡自專；如果誰不喜歡其中的所思所言，那便翻過去就是了。

  一般來說，監押的整個過程是平淡無奇的。「激烈」並不是生活的常態，刑訊中所謂戲劇化的鬥爭只是文藝作品「典型化」的結果，而如平常過日子般的平靜的監牢生活，就很少有像正統文藝作品中描寫的驚心動魄的矛盾衝突。在法治不正常的年代，監管人員跟犯人之間有所謂「衝突」，但不是互相的，而是單向的「逼、供、信」，那也就不會有什麼「曲折」的故事。岑生當然免不了要趕上這樣的遭遇。伴著他的那兩個董超薛霸式的審訊人員，是「文革」中監押「牛鬼蛇神」最常見的人物，筆者拿他們來作為岑生思考的「靶子」，讓他們在人生的舞台上做了一點適當的表演，將惡人的醜惡展現於世，也權當是一種物盡其用吧。

  陳圓圓死了，她的死是一個讓人想不透的事。她由「愛」而死，但又含有無緣無故的因素，她的糊裡糊塗就是無緣無故的。

  無緣無故的愛和恨，在世上確實是有的，「文革」就是一例。沒有任何關係的人或集團之間，可以毫無緣由地愛或恨。你要去打誰，碰巧我也要去打誰，那咱們就是戰友，就相愛吧。這一仗打過，你又要去打某某，我卻反對打某某，那就成了對頭，恨之入骨了。若問為什麼，就說「誰誰是反動派」「某某是無產階級」。那麼是否因此說，就是有緣有故的愛或恨了呢？也未必。首先這「無產階級」「反動派」是憑什麼定的、由誰定的呢？不知道，沒準頭，糊裡糊塗。試借幾句古調來究其原因吧：「君不見高層定調何草草，今天說你這階級，明天又變那階級，說打就打倒，說扶就扶起，翻手覆手何可信，顛倒把人弄糊了！」大家都來斗，他也湊一手，大家都來打，他也加一把，問他啥理由，隨口胡來謅。哪裡能說得出一個有緣有故的理由呢？實在是無緣無故到家了。

  這無緣無故的愛和恨，貽誤了無數人，也害滅了無數人。陳圓圓是糊裡糊塗地死於一種社會觀念，基於這種社會觀念，人家說她該死，她就被判定死了。而她本人有什麼「觀念」，根本就說不上個一二來。她的死，有兩次，一次是為了母親活出一個人樣兒來，於是走進書記的家，充當了一個尷尬的角色，這樣的角色，活著其實就是死了，是「活死人」。第二次，是陷進了政治，犯了大忌，這個死說是清清楚楚也可以，說是糊裡糊塗也可以，說是無緣無故也可以，因為都是由人的嘴說了算。不過，她幹的事，於人於己都並無大害，為什麼非要她搭進去性命不可呢？傳說，耶穌有一次遇到一伙人拿獲了一個行淫的婦女，要打死她，耶穌對那伙人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要她的命。」這夥人只得走了。耶穌對那女人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我們且不深味耶穌的話，讓我們感動的是那些苛刻而偽善的施暴者們，竟也聽了耶穌的話默默地走了，從這個行動，我們窺見了人類的一線希望。我們都知道，有很多人在義憤填膺時幹過蠢事，尤其是當他們作為群體出現的時候。幹了蠢事後而終究反悟的人很多，而終無反悔的也很多。我們的願望是全社會有更多的人省悟過來。

  人世險惡，就是在薄冰上行走，在深淵邊為生，一不小心，就是萬劫不復的災難。熊友蘭和蘇戍娟就差一點栽在十五貫錢上，如果沒有蘇州知府況鐘的明察，他們就死定了。竇娥則沒有那樣幸運，最終不得不走上血濺白練六月飛雪的冤路。像岑生這樣由言論而獲罪，是現實中常見的事，也是亘古以來就不斷發生的事，歷史上那些「詩案」「文字獄」就是曠世的典型。文章以及言論一出來，人家就要分析，這「分析」可是個沒有深淺的坑，說淺了，能讓你啥事沒有，說深了，就讓你陷進十八層地獄。岑生就是掉進了這種深淺無度的坑裡。無論他活著還是死掉，都是具有同等的意義，這意義，不是體現在他的頭上就是體現在另一個人的頭上，總之都是積重太甚的歷史老人吃力的喘息。

  令人遺憾的是，冤案雖多，敘寫冤獄的文學雖有一些，但是正面地直擊要害的精到之作卻長久空缺。文人們不敢、不願、不屑於其事，是一個眾人皆知的原因；而國人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根性，依然是積久難瘳的痼疾。況且新生代更是冷漠，竟然說：「誰還有工夫管那些閒事！」一句話，將人心的溫暖良善，一下子扔到東洋大海里去了。

  世人只是樂於享受文藝作品的消極娛樂性美餐，而不太理會它的積極方面的意義，至多只當作閒暇一瞥的餘事，淺嘗輒止；而對於那些嚴肅的內容及作品，常會誤解排斥，不理不睬甚至不屑一顧。然而，不管怎樣誤解，匆促一瞥也好，不屑一顧也罷，客觀事實畢竟是一個不得不承認的存在，只要有頭腦，就應該多問幾個「為什麼」。筆者在書中引錄了一些事件的紀實，就在於留一點歷史事實的腳印，不致使它湮滅得不見蹤影。「文革」以後，許多有良知有良心的社會學人，以艱苦卓絕的精神，克服重重阻力以及誤解刁難，不辭勞苦地調查取證，為文革諸多殘酷的事件，保留了不少珍貴的資料。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很多不易得到的史料，就會損毀掩埋以致泯滅無聞，成為曠世遺憾。在此，我們特向這些可敬的人們致以崇高的感謝。許多人在堅定執著地進行著努力，鍥而不捨地做著對得起生命的事情。雖然他們不可能製作出包醫百病的靈藥，調不出眾口皆宜的美味，但是那些文字置於世間，總能為滌拭玄鑒盡到一點微薄的力量；退一步講，至少算是付過了一筆文債，於人於己，也權當是一個交待了。

  任何時代的劇變，都會有獻上祭壇的羔羊。好在許多人只是做了一個陪祭，並沒有付出性命的代價。「文革」結束後，一些胸懷事業理想的人，無奈地嘆惜，為荒廢了最好的敬業機遇而抱恨；沒有什麼理想的平凡人，也嘆惜青春流失無可挽回。只有丟了性命的人，不可能再有所嘆惜，那麼，就只有留給後人去嘆惜了。

  死的死了，死者長已矣；散的散了，散的會重聚。隨著高層的一紙令下，說「文革」運動全錯了，人們一下子張口結舌啞然失語。他們本來都以為自己是革命者是革命派，歷史的「正冊」非自己莫屬，不料一悶棍敲在頭上，連東西南北都搞不清了。不過，不愧是萬物之靈，一段時間之後，人們很快就換了另一副面孔，又精神充沛地去干那早已習慣的與戰天鬥地同時共生的擾人糾人的事情。人類世界，花團錦簇，檐牙高啄，難免勾心鬥角，斗累了，又可握手言歡，氣足了，難免再起烽煙。人與人之間的網絡及暗流的翻覆，剪不斷，理還亂。情尚存，脈不斷，暖人和傷人的事，是一個硬幣的共生共存的兩面，它們總會如影隨形，永不分離。

  對於「文革」的反思，經過一陣思想意識的調整之後，漸趨於全民共識：「文革」，人人不齒，天人共憤；人們斷言：「文革」這樣的醜劇永遠不會重演。然而，又過了若干年，在「文革」的幾十年「祭」里，又有以革命領袖和當年的「旗手」的名義，怪聲昂揚，響起「文革」偉大的頌歌，讓親歷「文革」之苦之害至今還活著的人們心驚肉跳。雖然為「文革」招魂鬧騰的事，也只是幾聲悽厲幾聲涕泣，但是畢竟是陰魂不散，是濁流捲土重來的真真切切的兆頭。對此，人們難免要經常提說，若不提說，人心就會冷漠；而經常提說，也正符合政治家對矛盾的絕對性（永恆性）的論斷。總之，無論社會走什麼道路，文革都是一個不可忽略掉的「坎兒」。「文革」的表層印跡，即我民族之劣根性，定會時隱時顯；「文革」的深層流漬，或許是一種浸潤性地腐蝕，滲入到哪裡都有可能，會正面和反面地沉積在人的記憶中和流動在人的骨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