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 懺悔吧，馬拉！

  「你幹了什麼？」一個男子在街頭講演。

  這是一個逆風而行的儀式。不合潮流，不合時宜。

  這個男子的行為，似乎又回到了那種社會動盪或者國事傾危的時代；那種時代需要喚醒人們，自然需要先覺者來登高一呼，振聾發聵。可是現在是什麼時代？「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人心思定，靜如止水，你折騰什麼？況且大家都醒來了，還用得著先覺者去叫醒嗎？所以對這個男子的講演，人們不但有意地遠遠躲開，並且還發出不少非議。只是一些小孩子眼饞，停下來想要看個究竟，他們的家長沒法拉開孩子，只好嚇唬他們說：「警察來了！」小孩被嚇得離開了——拿「警察」嚇小孩，是過去時代的事；現在怕什麼警察？迷了路，找「警察叔叔」，只有大人犯了事才怕警察。

  「你做了什麼？」兜頭一句，讓你無從回應，不知所措。人們無法招架這種沒頭沒腦的發問，相當於「你是誰，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這樣的追問，人們根本就沒有想起過這些，遇到這樣奇怪的詰問，誰都會慌張起來，根本不知道怎麼回答。

  他似乎要提出更多沒有頭緒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行，有的人承認了，承擔了責任。其實那不是他們的責任，而是先人的罪責，後輩替先輩認罪來承擔責任，他們是偉大的民族，有寬廣的胸懷和勇敢的精神。可是有的人，有的國家的人就差遠了，他們不但不承認歷史，還想要賴帳，甚至想抹黑歷史，這是一種卑微的心胸，一種黑夜宵小的行為。當然我們追責那些殺人強盜的子孫，並不是要把責任加到子孫的頭上，只是希望後人，包括所有人的後人，都要記住這些慘痛的歷史，不要染上先輩的惡習。但是有些後人卻不理解，不只怕擔責任，也不願意自己長點兒心，學著做個真正的人，甚至反而要倒打一耙，往別人頭上扣腌臢物，嫁禍於人。如果連一點勇敢擔當的精神都沒有，就會長成一種品格不齊的人，將來很可能幹出罪惡的事來——我們是偉大民族的後代，我們有勇氣來承認錯誤嗎？」接著他語氣一轉，顯出誠懇的神情，勸導大家說：「我們要做一點貢獻，承認自己應該承擔的錯誤，承擔一些責任。否則就愧對一個時代，對不起那些為真理獻出生命的人，也對不起那些本不該死而白白送了性命的人……」他只是旁若無人地講自己的，並不要人們當下回答，似乎只是要人們去想。

  「你做了什麼？」

  ——這個人大概是個瘋子，問得人毛骨悚然，許多人都悄悄地隱去了。

  在他周圍遠遠地站著一些人，不是在聽他講什麼內容，而是在觀望，看他接下來還會有什麼出人意料的行為。他讓他們失望了，並沒有做出特別的行動，只是讓他們忍受那些聽不懂的話。

  可能有很多人都感到他是一種危險，主張驅逐他，就像當年梵谷在阿爾萊斯，全市的人都躲開這個有病的人，遊行示威，要求當局將他關起來。當然梵谷的行為也過於離譜，著實讓人害怕，如果不遠離他，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雖然後來歷史證明他是一位偉大的畫家，但是，世上總有許多無法預見的事，人們不知道應該怎樣對待它，只能事後悔恨惋惜。也許當時人們應該照顧一下這個偉大的可憐人，關心一下他的心理或神經，可是沒有人及時去做這個不太難做的事，以致最後釀成悲劇，讓人追悔莫及，演成了人類的一件憾事和恥辱。

  諾貝爾也曾經被人們驅趕過，不過他的神經好像一直都是正常的。他做事超出了常人的想像，太危險了，大家驅趕他是合乎情理的——誰也怕被他炸著，安全第一。

  這個講演的人，人們在十多年前就見過他。「四大」搞得熱火朝天以致昏天黑地的那一陣子，他也想乘「文化大革命」的東風。他可能有很多冤屈要訴，但是投告無門，於是只能提著一個墨汁桶和一把大刷子，見有空白地方就大筆一揮，一條標語就上了牆：「……萬歲！」「保衛……！」他就盡搞這些不起什麼作用的事。這些口號誰都會喊，多他一個不嫌多，少他一個也不嫌少，他在前頭寫，墨跡未乾，後面緊跟著貼大字報的，紙往上面一糊，還是「……萬歲！」「保衛……！」內容完全一樣，何必費這個事浪費人力物力呢？其實還是有區別的，關鍵在於標語後面的落款處，這一條是「紅色革命」什麼的組織寫的，那一條是「革命紅色」什麼的人們寫的，一顛一倒，表決心獻忠心，都為的是要搶一個頭功。這個男子的落款似乎更醒目一些：「拼命獨立大隊」，是根據一部電影的名字起的。看來這個人後頭也沒跟什麼人，所以人們送給他一個特殊的名號：「獨立大隊長」。後來果然有了分曉，「獨立大隊」真就是他一個人，他是一個典型的弱勢個體，力量單薄，沒有群眾跟他一起鬧革命。他雖然勢單力薄，但還是在奮力抗爭著。他於人群涌動的場合，站在一個高台上，用有點沙啞的聲音朗誦自己的詩篇：「我這顆心，是革命的紅心；我這顆頭，是毛主義武裝起來的頭！我怎能低下這顆高貴的頭……」「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確實給了人民發表意見的充分自由和權力，不管是強的弱的，都能在這個舞台上一顯身手。不過最終的勝利必然是屬於強者的，這個「強者」並不是指精神上的強勢，而是在物質力量政治權勢方面資本雄厚的群體。「獨立大隊長」是一個弱者，所以必然要失敗。果然不出人們所料，猛可地從斜刺里衝上來幾個身強力壯的小伙子，將他強行拖著架著押走了。

  十多年以後，「文革」已經結束，他又出現在大庭廣眾之中，以同樣的姿態朗誦著自己的詩篇：「拿出我們的良心，拿出我們的勇氣，把歷史的腸腸肚肚抖落出來……」看他那情態，就好像是為了「喚醒民眾」的那種激昂的樣子。

  有一位偉大的文學家曾經以為，在一個悶罐子似的鐵屋子裡，大家都要悶死了，但是都沒有感到臨死的悲哀，都在安靜地睡著，有人卻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對這個做法，偉大作家曾經懷疑地反問道：「使這些不幸的少數人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痛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嗎？」——他認為「鐵屋子」不容易打破，清醒者只會白受痛苦。當然，這只是偉大作家思想上一時的「彷徨」。他實際也有喚醒昏睡者的強烈願望，可是他還沒有找到營救昏睡的辦法，同時又感到沒有人來響應他的孤獨。他痛苦地經歷著無法忍受的寂寞，「叫喊於生人（活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一種怎樣的孤獨和悲哀啊！

  這位講演者，周圍也是一片寂靜，也沒有人響應。

  沒有響應，在他看來好似是早就料到的正常，他仍然十分地冷靜而鎮定，並沒有顯出像那位偉大文學家般的沮喪，仍以一個預言家的姿態面對碌碌眾生，微笑著，充滿著希望。他手裡舉著一本書，可能是自己的著作，就像揚著一面導遊的小旗，引領人們聽他熱情的解說，參觀歷史留給後人的遺憾或啟迪。

  「你真是問心無愧嗎，十年動亂，十年浩劫，你的靈魂有沒有過自責的顫抖？」他感情深沉地朗誦起了一首詩：

  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

  卻再也沒有人

  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他朗誦的是一位經歷了「二戰」的老人椎心地自我解剖，他的追悔顯然是「悔之晚矣」。但是從良心的修補來看，並不算晚，人類是需要不斷地修補的，為了當下，更是為了後代。講演者一臉高瞻遠矚的表情，緩緩地邁著沉穩的步子，走向了下一個地點。

  他走一段路，就停下來講一段，重複著大致相同的內容。他沒有灰心和失望，他覺得只要這樣重複下去，才能有它的作用——只要有人堅持，只要有人重複。

  聽眾中來了幾個人，是陳山垠、江其平和李慎遠。他們認出了講演者——是劉故芝。陳山的第一反應是，在這樣的場合，無論劉老師的身分還是社會氣氛，都有點不大適宜。儘管他很讚賞這種大膽直率的吶喊，但是，時勢變化了，誰還習慣他這種過了時的演說呢？況且，多數人對他宣講的內容和意義都不會靜下心來思考，說不定還真會把他當成一個說謊的「瘋子」。當然，現時的劉故芝不再是「獨立大隊」造反時期的他了：當時他投入「文革」，那是跟大多數人一起盲目地犯錯誤；而現在完全相反，是為了靜下心來思考那個「錯誤」，是為了不再犯那樣的錯誤。

  陳山走過去，態度淡靜地跟劉故芝握了一下手，大方地環顧了一下四周，似乎是一個同行者般地用平緩的語調說：「好了，就到這裡，我們去下一個會場吧！」陳山的舉動，顯示出他們是一個宣講團隊，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條不紊地在工作。

  劉故芝沒有識辨出陳山的假作，看到陳山鎮定自若的樣子，也不好執拗，只得跟著他離開了現場。而現場的人們，便很自然地散去，並沒有覺得講演有什麼「戛然」而止的不適。

  陳山與劉故芝一邊走著一邊說著話。陳山說出了自己的擔憂，並且作了一些合理的設想，使劉老師激昂的情緒平穩了一些。

  劉故芝為自己的做法辯解說：「我就是要往死水裡扔些破銅爛鐵，也許能綠成一些翡翠……」

  江其平靜靜地聽著，他默認了這一種激昂情緒的合理性，認為讓這一種表達方式在社會上顯露出來，還是必要的。所以他採取了一種聽之任之的態度。

  李慎遠在一旁試圖說服劉老師，但是又不知道從何說起，只得說不要著急，先干好我們自己的工作，形勢正在一天天地變好。這麼一說，劉故芝著急了，大聲地嚷道：

  「變好什麼？岑生的事就說明了一切。」

  陳山勸解說先不要管變好了還是沒有變，首先要善於保護自己。鬥爭策略是很重要的。

  幾個人相伴著一塊兒來到曲原租賃的一間平房，這裡是《印痕》的臨時辦公地點。那裡正有幾個人聚在一起，議論著什麼。

  俞瀹是師大歷史系的一位教師，正在跟大家講說一個歷史事件：「馬拉主張鎮壓反革命，鼓動說：『如果我主張讓五百個保皇黨人頭落地，這只是為了使五十萬個無辜的人能保住自己的頭顱。'『割下五六百人的頭顱，就能保證你的平靜、自由和幸福。』實際上當時很亂，群眾也分成許多派，互相衝突。在這種『徹底革命』的煽動下，殺了無數貴族、教士和無辜的人。馬拉這個狂熱的革命者，極端地鼓吹鎮壓，哪怕自己疾病纏身，也忍著病痛，不忘懷疑誰是『反革命分子』，將他們一個個送上斷頭台。」

  「馬拉是真正的革命者，那麼激昂，那麼熱情，是我學生時代的偶像……」江其平歷來推崇激昂的革命者，少小時代受到的濡染，使他一直保持著這樣固執的熱情。

  「馬拉意志堅強，信仰堅定，即使病痛折磨得他泡在浴缸里，還是堅持寫作，堅決主張要鎮壓更多的反革命分子。」

  「可他卻是個殘忍的嗜血者，很多無辜者在他手裡喪命。」

  「他自己後來被一個女子殺死了，死在浴缸里。」

  俞瀹繼續講述道：「殺死馬拉的女子叫科黛，她在『革命法庭』受審時，毫不畏懼，激昂地說：『我為了拯救十萬人而殺了一個惡人，為國家的安寧殺了一頭野獸。』她說的十萬比一的數字有一點道理。革命是洪水，泛濫起來會淹沒不計其數的無辜者。科黛在法庭上的辯解，也很像馬拉的講演，振振有詞，慷慨激昂……」

  「馬拉的戰友羅伯斯庇爾，也在法國大革命時殺了很多人，甚至連他自己的戰友丹東也不放過。最後，羅伯斯庇爾……」

  俞瀹解釋說：「羅伯斯庇爾的雅格賓黨執政期間仍然保留反動的《列·霞利》法，反對工人階級的正當權利——任何專制政權都害怕人民，都要使出鎮壓的手段，這是一個規律。」

  季青的思想里有著各種矛盾，既嚮往激烈的鬥爭，剷除不良現象，又不贊同「激烈」，怕它反過來又傷害無辜的人。他跟江其平各執一詞，互不相讓。

  「丹東主張寬容，反對恐怖政策。」

  「問題是對誰寬容，只有對人民才能寬容，對敵人要殘忍。」

  「要知道：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劉故芝用雨果的一句話來反駁，這句名言出自他的著作《九三年》。革命在混亂中會枉殺很多人，法國大革命也冤殺了它的共和國年輕而有才能的司令官郭文，因為他放走了一個反革命頭子，但是這個反革命是自願落網的，他為了挽救陷在大火里的三個孩子而自願落網。郭文正是讚賞這種人道主義才放走了他，但是自己卻承擔了責任而被處了死刑。

  「『人道主義』在任何時候都背黑鍋。」這個說法一時說不清楚，沒有引起誰的重視。

  俞瀹接著自己前面的思路繼續說：「人民只知道要『自由』，不知道要寬容，他們歡呼自由，在一次又一次的歡呼聲中砍下了無數人的腦袋，從路易十六到羅伯斯庇爾……『人民』經常對殺人場面興奮得不能自抑地發出歡呼，人民里有很多『群氓』，對什麼都歡呼，殺一個人就歡呼一次。」

  他又講起另一個歷史故事：史達林命令猶太鋼琴家尤金娜錄製她演奏的莫扎特鋼琴曲，尤金娜照辦了，當時在錄製現場的所有人都害怕得發抖，幾個樂隊指揮，幾乎都要癱倒在地了。只有尤金娜沒有發抖，並且在事後得到了史達林特批的兩萬盧布，她把這些錢全部捐給了教會，而且還給史達林寫了一封自取滅亡的信：「謝謝你的幫助，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我將日夜為你祈禱，求主原諒你在人民和國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會原諒你。」看了這封信，史達林是一臉不動聲色的表情，他就是用這個表情在1938年前後那個年代，殺害了無數自己的同胞，而他這一次卻放過了尤金娜，因為他也到了人生的末路。尤金娜只是靜靜地等待著，等著厄運的降臨，但最終並沒有等來厄運；倒是史達林陪著那支樂曲，聽憑碟片在唱機里無節止地旋轉——他自己死了。

  大家都被尤金娜的鎮定震撼了，劉故芝的結論是：「尤金娜的精神，是作為一個真正的『人』的精神，混沌抱朴，燕處超然，所以邪惡的魔鬼也會望而卻步。」

  陳山給大家講了劉故芝在街上演說的事。

  秦穹喜歡跟劉故芝開玩笑，他說：「劉老師，你那樣講演，我也會嚇趴下，別說那些小孩子。」

  「我也覺得，帳要算到自己頭上來了。」說話者輕鬆地笑了一下，好像是「帳」根本就算不到他的頭上來似的。有人認為聽眾的驚恐是自然現象，誰都怕追查責任。

  「要人們承擔『有責』以及『有罪』，真是不那麼容易。像某些戰爭罪犯的子孫，就庇護自己有罪的長輩。」

  這個說法，主要是指有的國家的青年，不知道他的國家曾經侵略過別國的血腥歷史，也不知道戰爭給他們自己的人民造成的災難，誤認為他們的先人不可能幹那樣的壞事。當然人們也擔心，再過若干年，我們國家的後代也有可能認為「文革」殺人是假造的神話，沒有人相信那段殘酷的歷史——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種頑固的社會病，病因很複雜，除了民族本身的劣根性以外，也有缺乏積極的正面宣傳教育的原因……」

  「但是教育不是萬能的。」

  俞瀹說：「人類發展，就是要靠教育，內因的變化需要外因促進。只要全社會都做修養人類本性的教育，就會有光明前途。」

  「讓那些人認罪就那麼重要嗎？由他去吧。」有的人流露出了一種不屑的情緒。但是大家都認為，「認罪」是靈魂的贖救，是人類的文明行為，大概除了吃飯，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認罪。人類在繼續犯著各種錯誤，必須有錯必糾，知錯必改，世界才有希望。

  反省自己就一定會要觸動靈魂，但凡觸動靈魂，就必然會「痛苦」一點；割除身上一個小小的贅疣，都要受一點痛，何況是靈魂。同時很多人對前景總是看不清楚：盲人掛在橋上，嚇得不敢鬆手，不知道下面有多危險；明眼人告訴他：「放下即平地！」他聽了話放開了手，原來離地面只是一點點距離；但是他放下的時候，還是要受一些顛簸和驚嚇。可是，拿這個道理去勸人觸及靈魂，就沒有那麼簡單，他可能不只是害怕，並且還有很多複雜的想法，阻礙著他坦然地面對自己的靈魂。

  「但是，把錯誤的責任歸給大家，是不公平的。」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但是，人們常跟著形勢跑，就會形成一股盲流。『趨之若鶩』里的『鶩』，就是由隨大流的群眾組成的。」有人回答他，「群眾里有好人和壞人，壞人是好人教出來的。『好人』有脫不了的干係。」

  這種觀點不是輕易能讓人接受的，要想通必須動一點腦筋。大家自然地提到了希特勒，說他是一個天生的惡人也講得通，說他是由人們「教」出來的，也確實符合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這樣看來，「好人」們真有推卸不掉的責任。

  陳山講了一個道理：「西方的諺語說：沒有一滴雨會認為自己造成了洪災。但是，每個『一滴雨』都不一定去想，造成洪水的千萬億滴水裡面就有它那一滴水。一件惡事，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其中處在不顯要的地位的人，都有理由覺得自己跟這個事關係不大，論起責任來，他們都覺得自己很無辜。『一滴雨』能造成洪災嗎？可是那洪災倒真是由一滴一滴的雨組成的，每『一滴雨』確實有推脫不了的干係。」

  劉故芝舉出了一些具體的事例來佐證：「德國納粹中有的人就狡辯，說他只是在『執行命令』，他們殺人是在聽從命令而不假思索。這純粹是推卸責任。他們把罪責推給了『殺人機器』，可是不想這個巨大的『機器』如果少了一顆螺絲釘，它能運轉嗎？納粹殺了600多萬猶太人，靠希特勒一個人，永遠也殺不完。」

  整個民族都瘋了，形成了一根惡行的「鏈條」，鏈條太長，輕易看不到它的全貌。人們在這個鏈條上，扮演著各自的角色，處在「遙遠」的環節上的人們，不會意識到這鏈條跟自己有多大關係，都有理由覺得自己不應該負那個責任。

  ——這個「道理」繞了好幾個彎子，想弄清楚太不容易了。

  江其平沒有加入熱烈的討論，這些道理在他心裡，都已經十分明白。他仔細聽著大家的說法，是為了進一步驗證自己的想法。在一個強權社會群體裡面，有中心人物，有幫凶，有倀鬼，又有幫閒，還有裹脅而來的附和者……在強勢威力的籠罩下，形成一張由各種人構成的網，就一起做了強權的工具。雖然各人充當的角色有大小輕重的分別，不能毫無區別地承擔責任，但總是有責任的，作為惡勢力的社會基礎，都有反省的必要。這樣來看，本來的無辜者，就成「有辜」的了——他仿造了一個詞。

  江其平由此想到了人的本性：不只是政策的「失誤」釀成災禍，人性良知的缺失更是造成罪惡最基礎的因素。政治是外因，人性是內因，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人若是頭腦混濁，就會製造出很多錯誤。看一看「文革」中，哪一件事不是跟人的本性有關係？一種不良的人性，到一定環境下必然要發作。所以，人性的救贖，是人類社會永遠不可懈怠的道德工程。

  江其平腦際經常跳動著一些人物的影子：愛傳閒話的「柳媽」，得了便宜又賣乖的「豆腐西施」，狗仗人勢作耗生事的「王善保家的」，還有桃花面刀子心的小翠、凶神惡煞宋天龍……這裡的一些人物是他從小就根深蒂固種在心裡的形象，是從自己的語文老師父親那裡聆聽繼承來的；而小翠、宋天龍則是蒙在他心上揮不去的陰影。當然，這些人畢竟是一些頭腦不清的下層人，是一些可惡又可憐的人，也是需要憐憫而挽救的人。然而，人性的覺醒，最重要的還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就是要從存身的那個群體裡自己竦身搖出，變成一個獨立的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有了這樣獨立的靈魂，就不僅會為「洪水」的形成承擔責任，並能為減輕災害盡一份力量。

  江其平凝神地想了一會兒，他感到改變人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很多「理論」都只能停留在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