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七 「典型化」的對話
「人」這個萬物之靈是最豐富最複雜的。社會上各種各樣的人，只從形式就能分出很多，除了以往按正統觀點劃分的英雄、常人、敵人以外，現在又可以細分出「右派」「地富」「叛徒」「壞人」等等；只這幾類人裡面，就蘊藏著豐富的人性資源，有說不盡的故事。
「右派分子」這個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製造出來的特殊群體，不是按階級的標準劃分出來的，也不是以政治意識分劃的，他們作為「人」的行狀也有點不倫不類。如果以財產來衡量，他們的經濟狀況各異，根本扯不到一塊兒；如果以思想來分，他們的思想意識又是千差萬別，也無法聯繫起來；如果按政治立場來分，更是複雜得難以歸類……總之，他們根本不是一類人。那就只有一個標準：「右」。這是一個「運動」的產物，是由一個「概念」劃分的一種人，一種特殊的人。歸到「右」字號裡面，是加上了一些讓人難以理解的「莫須有」的狀態，比如，你行為很彆扭，不聽指揮，說話異樣，不合規範，讓「我們」聽了撓心；你這個人好像是另一類，衣服不像樣，走路姿勢也怪，如此等等。那就是說人除了以財產、思想、政治立場分「左」「右」以外，還可以按「感覺」來劃分。
「右派」分子群里，有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有跟共產黨一起拋頭顱灑熱血的堅強的革命者，有學理見解各色各樣的學者文化人，有直率地見一說一見二說二的普通人，有乘機發泄不滿情緒的抗顏犯上的人，也有敏感到政治氣候不正常想閉口不說話可是又被逼無奈非說不可便說了兩句「今天天氣呵呵呵，請領導注意身體」之類應付差事的話便被懷疑有「二心」而給划進去的苦情人，更有因為上級「分配」的百分之幾的名額比例湊不夠數而趁他上廁所之機被填上名字上報充數的至死糊塗不明就裡的蒙冤者……
「右派」這個人群，以前在一些文學作品中寫他們一律都寫成了「壞人」，後來又把他們都寫成了「好人」，這就是一種概念化的藝術形象。其實，這個群體裡「好」「壞」都有，還有不好不壞的人；有豐富的人，有簡單的人，也有外表單純而內心複雜的人；成分雜亂，品格各異，真是色彩繽紛的一群。當然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這裡所謂的「小人」，是從人性學的角度來說的，而不是平常認為的害人利己品質惡劣的那一種人。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原本有自己的原生態特性，後來由於社會政治的原因，又生出了一些各自的品性：有為了獲取個人得救而誠心「改造」者，有為苟全性命而卑躬屈膝者，有心懷不軌而默默隱忍者，還有不少生性剛強品格端正並對所乾的工作一絲不苟好像要證明「是金子到哪裡都會發光」的那樣一種人。有的人，生來就是一個口頭流利的人，反應靈敏遇事愛說話，結果就吃了「愛說」的虧，被劃成了右派。就是這個性格，「嘰嘰嘰」「喳喳喳」，讓人很「討厭」，後來平反右派帽子給摘掉了，老毛病還是不改，總愛說長道短，有人恨他說：「這種人就應該打成右派！」還有個別人，在當「右派」的時候，見了人點頭哈腰唯唯諾諾，「平反」以後趾高氣昂，好像認不得人了……如此等等，都反映了這群人有不同的性格、人格。不過，不論他們有多少毛病和錯誤缺點，大體上說，他們都不是窮凶極惡，不是心腸歹毒，不是卑鄙無恥的人。他們除了「毛病」，當然更有諸多優秀的地方，不過他們的優點往往被人們忽視，而毛病卻很容易被人們想起來。
江其平認為，對這樣一個複雜的人群，很有寫頭，並不是因為他們蒙冤，而是他們的性格里有很寬的敘寫空間。這是一幫內涵很豐富的人，若是在他們那個「右」字標牌下來提煉創造故事，發掘拓展他們的人品、性格、才能、情感等等，就能塑造出各式各樣的人物。把他們寫得「壞」也可以，寫得很「好」也不為過，都是完全應該的。這是一個人群寶藏，能作很多情采紛呈的文章。
幾十萬「右派」，只有一點相同，就是結局相同：都是受到了政治迫害而後又被平反。大部分寫右派的文學作品只局限在這一點上塑造人物，千人一面，沒有什麼生動可言，只是一種遭受了政治迫害又被平反了的概念化的人物形象，而不是個性共性豐滿的「右」的形象。它是用「政策」這個標尺塑造出來的，沒有血肉在人體裡面。所以不管寫成「好人」或寫成「壞人」，都是某一特色情景下為了體現「政策」而「典型化」的。
「地主分子」也一樣，經過文藝的「典型化」以後就只有千人一面的富豪惡霸型的形象。這種形象固然是更「集中」更「強烈」了，但是並不具有「普遍性」。實際上，地主分子除了部分窮凶極噁心腸歹毒的以外，也有很多是並不像黃世仁、南霸天那樣的惡人；甚至還有不少是做了許多善事的人。藝術作品把他們最「惡」的人性「集中」地「典型化」進形象中，這個「典型」就只剩下他「那個」形象的意義，而不會有「普遍性」的意義。一些正統的藝術形象，都只是顯示某一類特定的性質，比如黃世仁和他的媽等等人，都是一些被「典型化」了的人物，他們只是些色彩單一的卡通式符號，比《紅樓夢》里的賈母要簡單得無法可比——賈母也是地主，但具有多重性格，含有豐富的內容。正統的主流文藝家運用他們「認定」的共性，用塑造土匪惡霸的方法創造形象，就只塑造了一個「個案」。而這樣的形象，讓他代表一個群體在社會上去「教育」人，在不更事的熱血青少年那裡，就會烙下很深刻很長遠的印痕——他們對極端的煽情和浪漫主義的騷動缺乏免疫力。為了讓後世子孫全面正確地理解世界，文藝家們應該更準確深入地認識人類社會，檢討一下片面不周的偏激觀點和作品的危害，不要讓那些假作再流傳了。
「地主分子」這個名稱，在中國現代的政治平台上，幾十年來被明詔大號地宣布為「非人」，讓人深惡痛絕。因其內容極其簡略，被簡化成卡通符號，對這樣的人的處治以及處死，往往十分簡單。地主分子打過窮人一個耳光，就成了革命勝利以後他被槍斃的罪證；而奪得政權以後的一個共產黨員打了地主分子及其子女無數個要命的耳光，卻難說有誰會去主持公道。這就是「小事」在不同時代不同階級被人為地「深化」渲染以後的命運變化，是一種歷來不曾多見的社會變異。每一個人都兼有正面和反面的性質，「地主分子」這樣的社會角色也有這樣的性質。儘管在社會大動盪中把他們划進了「反面」裡頭，但他們的「正面」還是具有一定價值的。
為了發動群眾，將一件偶然的事確認為「典型」，組織起強大的寫作班子，向宣傳政策的目標趨進，向主題靠攏，反覆修改，使它變成一個能鼓動人心激起群憤的事，達到「鼓勵」「教育」群眾的目的。這個普通的社會矛盾，經過「加工」，就被創造成了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但是人們不禁要問：它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現象嗎？經過考查就會發現，那些引發作者「靈感」的事情，很多都不是普遍的事，但是作者抓住它，就演繹成了一些煽情的故事。
曲原說，後代只知道，無產階級舞台上的白毛女、吳瓊花的苦難，但無法想像出「文革」中整個家庭被滅門的事。如果那些當時主持殺害這些家庭的領導人物，出現在文藝舞台上，人們會不會義憤填膺，會像延安時代那樣，發生戰士要槍打扮演地主黃世仁的演員陳強那樣的事？
陳山疑問說：「一個偶然事件被藝術典型化，成了代表一個時代的典型，而幾十萬以至千萬人，那樣的遭遇，為什麼不能成為典型代表一個時代？」
劉故芝解釋說：「這個原因就是『時代』的需求，時代不『需要』，他就不會成為『典型』。『典型』有真實的和人為製造的區別：生活中能代表很大一部分人和事的真正本質的，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典型；而另有一種是人為地特意創造出來的，尤其是出於政治目的，加進去很多強化了的『理想』化的特殊因素，生活的事實被扭曲了，不具有普遍性，那就不是真正的典型。人為地違背生活真實製造出來的『典型』，是虛假的，不能代表一個時代。」
陳山堅持問：「事實是，它就在冒充一個時代的代表！」
劉故芝補充說：「後代人更相信強者書寫的歷史；強勢的群體，把自己的意願強加給弱勢群體，在藝術創作上也是這樣。」
藝術上僵化的「典型化」手段，機械地運用「共性」，比如無產者的純樸堅強，地主的狹隘狠毒，資本家的靈變狡猾，一般凡人的平庸無能等等，都固化下來成為一個代表符號。其實那些特性，任何群體都會有，若是固定地專人套用，塑造出的形象必然是僵死的。這樣的形象，缺乏普遍性的社會現實基礎，僅憑「認定」的成見，唯心地想像臆造。這是某些人為了某種目的特用的一種創作手段，所以，我們有理由質疑這樣的藝術「典型化」的準確性和公正性，應該予以揭露，堅決地否定它，不能再讓它虛假地變臉坐大，成為一個永久的歷史謊言。
江其平說，人性的善良是普遍存在的，人裡邊的獸性也是客觀常見的，無論哪個群體哪個階級，都有「善」與「惡」，都可以分出好人和壞人來。無論先進的還是反動的階級，一定有善性沒有泯滅的人，也必定有泯滅了人性的人。所以，固定地用一種政治標籤特意地去塑造那個階級的「典型」，就難免是一個假作。
作家可以寫他那個階級的「共性」，也可以寫他們自然天性里或善良或醜惡的一面。一些不合正統標準的不入「主流」的人和事，也應該有生存的理由，我們有必要也讓他們在文字上正面地「活」一次。偉人可以進入史書，凡人進不了史書，只能進小說；小說就是寫人，是人都可以進小說。讓很多平凡乃至「反動」的人出現，占有一點位置，得到一個顯示他們的意義的機會，是有利於社會和諧進步的一種寬容的表現。
曲原插話說：「無論從人性還是藝術的角度講，都應該放那些『另類』一馬，讓他們穿戴正常的衣冠，在人前有臉面地走上一遭。」
江其平補充道：「這就是社會的包容。一個集團、階級、群體為自己謀利益的時候，要顧到其他的人，這才人道，才有愛心。」
這是大家都認同的一個想法：泱泱大國的自信，表現在讓弱者說話，讓那些奇特的不幸命運在文學裡存在一點，也算是給文學森林增添一抹豐潤底色的小草。當然很難排除毒草也在其中，畢竟生活是多色彩的；異類的存在，也許並無大害，只是由於各人喜好不同，在某一些人那裡，感覺有點異樣異味而已。
再有一說，歷來各種藝術，無論形式或內容，都出現過悖逆傳統的匪夷所思的現象，創造出了一些歷來沒有見過的「另類」；而這些另類，大都能反映人的思想的演進，而思想一旦活躍，都一無例外地推動人文思考的創造。人的思維是比大海、天空還要廣袤的境界，有什麼不能容納的呢？這是人們承認世界上萬事萬物的多面性、繁複性的一個有益的求索。搞文藝創作的人，要想把世道萬象客觀地揭示給讀者，就有責任「辯證」一點，「公正」一點，做一些積極的引導，讓人們的思路寬泛一些，這對人世是必然有好處的。
劉故芝提出了一個不常議論的問題，說「文革」一個重要的收穫就是人性的大暴露，這為研究人類的性質積累了豐富的資料。「文革」里，各種人都做了充分的表演，包括普通老百姓和上層人物，都有很徹底的展現。這讓人們思考，人為什麼會那樣？笑而含威，突然變臉，嚴正而偏狹，有人格魅力又毛病百出，等等。這正反兩面，是人類怎樣的一種性質？必定有他的人性曲折在裡面，這是人類學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
江其平由他的這些話聯想到了一個現象，說：「文學的最大缺憾，也許是還沒有成功地塑造過一個毛病百出的偉人形象。強勢群體特別反對寫他們內部陰暗的『暴露』文學，但是不描寫人的反面，就等於只允許白天而否定黑夜，只允許男人（或女人）的存在而不允許女人（或男人）存在。若是這樣，世界也就不存在了。」
誰都怕別人揭自己的短，但是常識告訴我們，人不經常檢查自己的毛病是不行的；這就提醒人們，必須實事求是，有錯必揭。不揭露錯誤和陰暗面就沒有批評，沒有批評，錯誤和黑暗就會暢行無阻。「文革」以及類似的一些政治運作，由於它們的荒謬污穢沒能及時揭破，就給社會帶來了很大危害。如今那些謬誤雖然表面上看不見蹤影，但是它的流毒又深又廣，當社會出現某種氣候時，有些人就想複製它，要重蹈覆轍，反人性的沉渣就會泛起。所以必須不時地喚醒人們的警覺，要經常提防那些瘋子的出現。
魯迅曾經嘆惜：「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這也是對我們當今的一種警示。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生的後代人在知識和情感上的疏離，對舊事全不放在心上。一些頭腦不清楚的後代，似乎不願意承認祖先曾經的壞事，甚至根本就無所謂是非了。這也是人性的一種常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見異思遷，喜新厭舊，乃至數典忘祖，都是經常會發生的。所以必須讓人們常存記憶和反思的情懷。
記憶和反思，是為了讓人們知道曾經的一切，免受別有用心者的「忽弄」，也包括那種在「全面」地「辯證」地看問題的口號掩蓋下，將「歷史」裝扮得面目全非，顛倒著忽悠世人。
記憶和反思，更是為了人性的覺悟及人的良知的成長。這中間離不開人們對錯誤的真誠的懺悔。懺悔是人類自律自新的一種精神精粹；不願、不敢懺悔就必然精神偏執，狹隘蠻昧，人格分裂，重複錯誤。相反，只有進行懺悔，才能勇於擔待，才能具備良知，才能獲得尊嚴，才能新生。
人類的殘酷性大概還要持續很久，必須給予充分的關注，讓人心柔軟的地方不要再往硬里變了。
「文革」是一段永遠不會消亡的「故事」。有的人想要塗抹它，滅掉它，據說是由於有些人不服氣自己的「失敗」而起此意。其實這些人大可不必多此一舉，因為歷史是抹殺不掉的，同時「文革」這樣的奇特故事，對人類的發展在客觀上也是有好處的，對「你們」也有益。據傳在一屆足球世界盃賽事期間，有的隊失敗了，要提前回國了，但是他們國家的人民卻在當夜通宵歡慶。為什麼？因為他們不以個人得失劃線，他們是在歡呼健康運動的永恆。這樣光明通達的精神品德，不應只體現在體育賽事上，更應該融化進人類精神的血脈里。我們有什麼理由不為人類精神的明智而不改變自己呢？我們、你們、他們，所有持各種不同理念思維的人們，都不要去塗抹對人類的成長有益的歷史。
江其平經常在心裡咀嚼那些往事：「文革」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理論性的問題，至今還在爭論；不論理論如何，爭論得怎樣，所有的人，不管什麼人，都必須記住它。無論英雄的光榮和在血跡恥辱上建起的輝煌，都是人類歷史不可避免的必然過程，記下它來，主要不在於表彰誰的功勞或者追究誰的責任，而是重在人心必然要進行修整，重在人的福安。他常重複這樣兩句流行的名言：
「記下這些，不只為這種事不再發生，更是為這種事還會發生。」
「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