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天無二日，國無二主

  1966年春，中國進入了所謂的特殊時期。

  我那時年輕氣盛，滿腔熱血，對於各種運動熱情很高。父親卻是十分冷靜。

  1966年冬天，作為南縣的中學生代表，我去北京參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臨行前，父親給了我5元錢。那是當時他能拿得出手的最大的一筆錢了。父親說出去走走長長見識還是蠻好的。幸虧當時乘車和吃飯住宿都不需要花錢，我用這僅有的5元錢，在北京住了一個月。布鞋磨穿了底，只好每天把油布衣撕一塊下來墊在鞋底。返回湖南到岳陽下火車的時候，口袋裡還剩下幾角錢，買了2個肉包子。父母親對我在北京參加什麼活動並不關心，對北大、清華和中央高級黨校的大字報更是毫無興趣，但對皇帝的龍椅是什麼樣子、北京郊區的菜地是什麼樣子很有興趣。

  那些年，在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中，一批又一批風雲人物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又一個一個倒下來，成了批判對象。每次中央倒下一兩個，省里縣裡就會跟著揪出一批來。父母親對這些一概充耳不聞。他們對於天氣預報的關心遠遠超過關心政治。因為天氣關係到菜種和蔬菜的價格。

  對於我在社會上串聯、辯論、開會、遊行等等，父母卻從不干涉。他們對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莫參加武鬥莫打人，莫做喪德的事。有一陣子社會上比較混亂，時而槍聲四起，母親擔心我的安全，怕我在外面闖禍，希望父親以他的權威勸阻我。父親卻說：「他十幾歲的人了，能拴得住麼！他不吃點虧，也長不了見識，由他去吧！」父親大約是心中有數，知道我不會有什麼大的危險。南縣畢竟太小，兩派人之間基本認識。如果誰打傷了誰家的兒子，家長肯定會找上門去的，而且周圍的鄰居也會同聲譴責。所以特殊時期南縣一直沒發生過武鬥。當然，一旦我父親真預感到兒子有危險的話，也會幹預的。他就曾干預過我二哥。

  1968年我作為知識青年下放到離縣城30公里的華閣公社，我的政治熱情很快就消退了，基本退出了那場政治風暴。下鄉五年後，1973年秋天我去大連海運學院上大學，更與湖南的政治運動絕緣了。然而我二哥春安從部隊轉業回到家鄉，卻又踏上了我走過的路。

  本來，他在縣城郊外的一所中學教英語，工作比較清閒。1974年，南縣的「造反派」們成立了「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進駐各學校，指揮「上層領域的鬥批改」，推選春安作為退伍軍人擔任縣裡工宣隊辦公室的副主任，還搬進縣政府大院居住。那年冬天我從大學回家過寒假，竭力勸他放棄這個差事。但春安和我二嫂都不聽我的勸告。我只好求助父親。我告訴父親說：工宣隊是專門整老師的組織，在大學裡是人人都恨的。春安自己現在是老師，根本就不是工人，去領導工宣隊進駐學校，名不正言不順，將來可能「受處理」。

  父親不清楚春安調到縣裡來這幾個月究竟做的是什麼工作，他對於「工宣隊」這樣的組織未免太陌生。但他聽說有可能招致「飯票子過河」這樣嚴重的後果顯然是高度重視的。不過他並沒有當即對我表態，我知道他在慎重考慮。第二天一早，他對我母親說：「春安的事我要管一管」。那神情，說明他不僅下定了決心，而且也想好了對策。

  二哥二嫂回家吃晚飯。飯後，父親突然很嚴肅地對他們說：「有個事我要和你們講一下，從下個月起，你們每個月要給我交二十塊錢」。春安一時不解其意，沒敢吱聲。二嫂馬上抗議了：「一直都是我們和大哥每月各交十塊錢的嘛，怎麼我們要加倍呀？」他們當時工資極低，養兒子加贍養老人，負擔的確很重。每月要付20元，顯然承受不了。

  父親吸了一口煙，慢吞吞地說：「春安不是已經調到縣政府做官了嗎？」

  二嫂急了，她說：「春安到縣工宣隊搞辦公室主任，依舊在學校領工資呢，每個月的錢還是原來一樣多，又沒多一分錢！」

  父親裝糊塗：「怎麼，沒漲工資？從古至今都說當官發財。如果當官不發財，那當官做什麼！」二哥頓時明白了父親的意思，連忙解釋說，是朋友硬拉去的，實在推脫不掉，等等。

  父親說：「你推不推託那是你們自己的事。雖然德安和你媽媽都要我阻攔你，但我是不會阻攔你的。無論如何當官總是件好事嘛。不過，不管是什麼，當官不能不要爹娘。如果你還在學校教你的書，我不要你加一分錢；你要是調到縣裡來『負責』了，一月二十塊錢不能少！」

  全家都知道，父親的話是「最高指示」。春安當時就表態說：「我在工宣隊做完這個月，下個月就回學校當老師去。」沒多久，他就辭去了工宣隊的職務，回學校教書去了。

  二哥春安後來報考研究生，跳出南縣，調到深圳大學當教授，成為英國皇家語言學會會員並獲得美國教育部教育專家稱號，在美國從事教育工作直到退休。春安自己認為，這一切得益於父親那次堅決的態度。

  父親竟能以如此巧妙的獨特方式解決政治難題，真佩服他過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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