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程振亞老師

  程振亞老師是我們的體育老師。由於他同時教好幾個班的體育，而且我對體育不甚愛好，所以在學校時很少交往。但1968年我下放到華閣公社華東七隊當知青時，才知道程老師愛人劉芝元的娘家就在這個生產隊。後期程老師一家都住在這裡。社員們都叫他「程大個子」。我們成了鄰居，也成了好朋友。

  在特殊時期，老師中受打擊最多的，就是程振亞了。究其原因，一是因為「出身不好」（他母親在香港），二是他口無遮攔，容易被人抓小辮子。幸虧他夫人劉芝元人品好人緣也好，這使他至少在回到華閣家裡的時候，周圍的社員都友善地對待他關心他，得到不少安慰。當然，我們這些學生知青的到來，更讓他高興得不得了。回想我在鄉下五年的時光，正是由於程老師一家和社員們對我的呵護和幫助，才使原本沒有前途的生活充滿了陽光。

  我們下放到華閣的時候，程振亞老師正在華閣公社的復興港中學教體育。他一個人的工資要養五口人，經濟相當困難（曾經蓋了房子一年多沒有大門）。而且縣城老是有人來找麻煩要揪斗他，處境很是艱難。但這位「程大個子」似乎天生就是一個樂天派，沒有愁眉苦臉的時候。只要是沒課就回來和我們一起勞動一起玩，快快樂樂過日子。

  我們吃水要到鄰近的華容隆西公社去挑。他挑擔不行但臂力好，就一手一個水桶，把水提回來。此事在全大隊都傳為美談。特別是到放寒假的時候，他可以成天和我們一起種菜栽樹挖紅薯，非常快樂。

  即使是在被造反派揪斗和監督勞動改造的日子裡，他也總是保持著樂觀的情緒。有次我去明山的五七幹校看望他，當時他被強迫參加繁重的勞動，每天到明山頭挑石塊。程老師腰不好，又不會挑擔子，因此受斥責挨批鬥是家常便飯，說是「抗拒改造」。但他見到我的時候，顯得很淡然，還給我講了兩個笑話：有次批判會，說程振亞曾叫母親從香港寄來一噸餅乾，破壞了我們國家的對外形象。程老師爭辯說南縣沒有哪個郵局能收寄一噸重的郵件嘛，只不過是一聽餅乾而已。主持人不懂「一聽」是什麼計量單位，問來問去也弄不明白，台下的人直發笑。還有一次，領導在大會上說：「有的人看見程振亞個頭大，就不敢揭發批判他。其實他個子再大，打得過我們幾百個革命群眾嗎？有什麼可怕的！」下面的人說：要幾百個革命群眾才能對付他一個啊，還說不要怕！

  「湖西中學」石碑具有歷史價值

  1986年夏天我去看望程振亞和劉芝元老師的時候，他問我有沒見到在南縣一中的禮堂門口，有一塊刻有「湖西中學」四個篆體大字的石碑。他告訴我，這是他和高紹球等老師在勞動改造挑水時，覺得池塘台階的一塊石板上好像刻有文字。用水沖洗後，發現刻有「湖西中學」四個篆體字。湖西中學正是新中國成立前南縣一中的前身。程老師認為這塊石碑見證了南縣一中從1938年創辦以來的辦學歷史，是一件有價值的文物。於是他們把石碑妥善地藏了起來，直到特殊時期結束才重見天日。我聽到這個故事，特意到石碑前拍了一張照片，以作留念。

  特殊時期結束之後，高紹球老師擔任南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而程老師擔任南縣的政協副主席多年，直到退休。對那些年的經歷的人和事，他都看得很開。對那些特殊時期對他不利的人也從不計較，認為是當時的形勢所迫，不應該記在哪個人的頭上。（他唯一不肯原諒的只有一個人：「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王×龍，他說王是一個心狠手辣的惡棍）。不過他認為，現在反思教訓的，都是挨整受害的人。而決策者和施害者的悔過極少。這不正常，也很難避免歷史的重演。

  對那些曾經關心幫助過他和他家眷的人，他更常懷著感激之情，總是說起別人的好處。2010年春我回南縣時，與王伯魁去看望大病初癒的程振亞老師，我們又回憶起在華閣華東農村的許多往事。程老師念念不忘鄉親。他說：「德安呢，那時候他們對我們的照顧是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喲！」我見他當時的身體狀況，如果邀他去華閣鄉下看看是不現實的，就提議把華閣的老鄉們請到縣城來聚聚。程老師非常贊同我的想法。

  程振亞、劉芝元老師一家

  鄉親們來的那天，他和夫人劉芝元老師早早來到賓館迎接。我們和鄉親們一起回憶那段艱難而又令人難忘的歲月，度過了愉快的一天。下午，程老師不顧年老體衰，和王伯魁一起，一直把客人送上車。

  從那年開始，我每次清明回家鄉掃墓，總是邀請華閣的鄉親們一起去看望程老師。我們相聚甚歡。他對我每年春節給生產隊的每戶老鄉送年豬的舉動也十分讚賞。

  補記：

  2019年春天，我回南縣掃墓。4月14日，又到老一中校園去看望程老師。老師顯著消瘦了。他告訴我說，患肝癌已到晚期，元旦時，長沙湘雅的醫生認定他生命只有一個月了。從長沙回來後就在南縣人民醫院做保守治療。現在過了三個月，看來還能挺得住。我說你當體育老師出身，體質好，再活幾年都沒事。但他夫人劉芝元低聲告訴我說，程老師現在飯量很小，靠服用瑪啡片止痛，南縣醫生估計維持時間不超過半年。程老師和我談了很久。他很感謝夫人劉芝元這麼多年的陪伴和照料，感謝學生們的惦記。他說李紅雖然從湖南省教育廳長職位上退休，但沒忘記老師。上個月還專程來南縣看望，並為程老師報銷了上萬元藥費。程老師也談到我創作的影視劇本《何去何從》，還談到特殊時期的一些往事。他送給我一本施隆慶老師寫的回憶錄《樹影》。由於施在特殊時期是掌權者，所述不客觀。他鼓勵我客觀地寫一寫特殊時期的南縣一中，他願意提供素材。我說自己1968年插隊下鄉後，對一中的情況已基本不熟悉了。這件事一定要親身經歷者來寫才行。他嘆息說，那就沒有人能寫囉。

  第二天，劉元英也回了南縣。我們又一起去看望程老師和芝元姐。回到賓館，我們的心情都不好。劉元英與當年一同下鄉插隊當知青的王伯魁和楊希明電話聯繫，大家都對程老師的病情和芝元姐的狀況表示擔憂。我們商定，先給芝元姐1萬元資助。（陳4千、劉3千、楊2千、王1千）。

  2019年下半年，新冠感染開始肆虐全球。我每年回家鄉一兩次的計劃被迫中斷了。在廣州每周與程老師微信聯繫一兩次。但是從十月份起，程老師竟然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回覆我的微信。我預感到情況不妙了。打電話給他女兒程芳，才知道他父親經常昏迷，幾次入院搶救。現在住在康復醫院，請了專門的陪護日夜照看。因為疫情暴發，不准家屬探視，每天只用手機保持聯繫。

  2020年2月28日，收到程芳微信通知說：我父親程振亞今天下午1點逝世，終年83歲。我給她打去慰問金3000元。農友劉元英和王伯魁都表達了慰問。蔣祖鋼和李志榮也委託我各付1000元慰問金。

  由於疫情，南縣禁止人群聚集。所以縣政協原來計劃在殯儀館舉行程振亞追悼會取消了，親朋好友也無法去向遺體告別，只有幾個家人到殯儀館把骨灰盒領回家了。

  那幾天，我心情沉重，將《不想說再見》重新修改譜曲，親自演唱，並將錄音發給劉芝元老師，以表達我的哀思：「動身走，難分手，一聲珍重淚雙流。山高水長路迢迢，歲月悠悠情依舊。不想說再見啊不想說再見，天涯何處盼歸舟？」

  2016年8月，拜訪程振亞和劉芝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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