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24-09-13 01:04:46
作者: 王愷
都說70後也許是建國後最幸運的一代。孩童時不用忍飢挨餓、不用吃毒奶粉地溝油;少年時正值港台文化的黃金年代,又沒有國產山寨文化的毒害;在文革後商業化之前社會充滿正能量的80年代長大;在學費暴漲前上完了學;在房價飆升前又有了房。唯一的不幸是趕上計劃生育最嚴苛的時候,成長中充滿孤單。且不說這些網絡話語是否適用每一個人,但對於我這個純正的江南子弟而言,確實是在孤單一人的狀態下長大的,以至於進了北方的大學後居然成了同學中極少數的「獨生子女大學生」。現在看來,當年在大學的種種遭遇,都與這種身份有或多或少的關聯。
而且,我們這代已過期的大學生確實處於中國社會轉型期的一個重要時段。那時候,正能量的薰陶還非常明顯,但日後為害社會健康肌體的不良因素那時也初現了端倪,儘管破壞力還不算很大。
從招生說,90年代的大學生,既不像80年代那樣鳳毛麟角,也不像擴招後那麼泛濫成災,而是介於兩者之間。80年代,招生過於嚴酷,堵死了許多高考落榜者的後路,也逼得進入大學的幸運兒成了天之驕子,到哪裡都不會輕易放下架子。擴招以後的大學生,根本扛不住「膨脹後就會貶值」的規律,身價陡然走低,到如今也淪落到弱勢群體階層去了。而90年代中期,大學生雖沒有了多少天之驕子的心態(最多在大一新生的欣喜目光里可以找到些許餘緒),但畢業即失業的現象還沒有成為那麼嚴重的社會現象,大部分人還可以找到個過得去的工作。
從師資說,當時有恢復高考後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那時他們已成為中堅力量。這些人中像如今易中天、于丹這樣能說會道、口吐蓮花的不在少數。所以「逃課不逃覺」的現象儘管那時也已經很嚴重了,但主要還是逃那些講課不行又不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課。那時候真能在不少人的課上學到東西,也是個不爭的事實。更重要的是,當現在大部分80、90後都感嘆未能親身體會大師親臨的強大氣場時,90年代中期的大學生卻還有機會經常與許多老先生當面交流,使人不能不承認命運的分配並沒有公平原則可言。進入新世紀後,那些經歷過文革劫後餘生又能稱得上大師的老先生基本已經作古,更遺憾的是他們的衣缽大部分很難說後繼有人了。
從人際關係說,那時候已經較80年代變得錯綜複雜,明爭暗鬥比比皆是。許多學生幹部儼然是官場中人,非常善於拉幫結派搞關係,特別是懂得利用學校的力量來收拾對頭。但那時候這些學生幹部得到的實際利益不是很大,校園和社會提供的空間還不至於讓學生幹部們有中飽私囊的可能。這與擴招後學生幹部除了滿足政治能量外、都無一例外地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還是有很大區別的。當然,苗頭還是已經有了的。
說實在的,每當到了社會轉型的十字路口,會令人不知所措地彷徨,也會使人左右逢源地明睿,全在於是用執其一端的固執來面對它,還是用兼收並蓄的豁達來應用它。也許那個時代的許多同齡人並沒有那麼自覺的意識,不過那個時代的大學生卻實實在在地受惠於這十字路口的四通八達。70後能漸漸成為現實中的中堅力量,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這一代大學生是幸運的。
但問題是,事情往往有另一面:那就是我們這代大學生如今漸漸成為中流砥柱了,那麼眼前這許多惡,我們這一代到底有沒有參與?參與了多少?參與的程度如何?現在的不理想、不如意的狀況我們究竟要負多大責任?
關於這一點,我沒有答案,只說一點淺見。
我在工作之後,耳聞目見了許多醜惡之事鄙陋之人,卻發現自己多多少少還是可以理解或者說諒解的,卻唯獨對大學時候見識的無恥之事、無恥之人始終無法諒解。為了這點我思考了很久,這部小說可以說就是自己思考的結果之一。
因此在小說里,我沒有放棄對正能量的描述,也沒有放過對當時許多惡人惡事的揭露。也就是說,當大部分我的同齡人在遇見現實無奈而感嘆「青春無悔」的同時,我卻站出來大呼「青春也無恥過」。這麼做未免有點煞風景,也有被人指責過於矯情的嫌疑,但那恰恰是我的真實感受。講深一點,就是到底是「青春」的價值觀立腳點,使得「青春」的東西一旦接觸社會現實就會「惡化」呢?還是說某些「青春」的東西,會使得社會現實必然「惡化」呢?
對此我同樣沒有答案。
回想當年自己大學四年,經歷的事可真不少。說那四年是自己人生的一個高峰,恐怕並不為過。許多事情至今與人說起,還說得眉飛色舞的,當然也時常被好友同窗拿來做茶餘飯後的談資笑料。朋友們的鼓動,特別是大學時代許多朋友的鼓勵,直接導致了這部小說的問世。
話說回來,頭一遭寫小說,又是個長篇,幼稚和可笑看來是避免不了的。如果讀者一不小心遇見了,那麼隨手翻一翻,也許會有一點點回味的。
完稿於2019年4月
修訂於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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