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康格莊

  在保定府城裡住了不久，全家即遷移到康格莊。

  遷移的動機，主要的是為減輕經濟上的負擔。那時，我大概才三歲的光景，對於人事雖然尚很淡漠，然已漸能認識。並且嘗試著要了解人生種種迷惑錯亂的景象。

  康格莊距保定府城東約有二里之遙，我們初搬到這兒，在村的小西頭路南賃了陳家的兩間西房住著。

  大約房主人的狀況也很艱難，房子很不好，房間怕只有一丈余長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親立起身來，舉手可觸著頂上的梁木。

  屋內，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飯的地鍋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陳設不消說，都是沒有的。客人來了，連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難，這時，父親那種謙窘的樣子，看了真令人難過。

  這與其說是家裡來了客人，倒不如說是父親的難關來了恰當，四圍的牆壁，因為年代久遠，風吹雨淋，都已漸漸地鬆弛崩潰，成塊的泥皮常常向下脫落，更因造飯的緣故，炊煙在牆上塗抹了一層很厚的黑堊，襯映得滿屋裡黑漆一團；

  最討厭的是吃飯的時候，一掀鍋蓋，頂上的灰塵就同秋天的落葉一樣，簌簌地往下降落，有時，猛烈的水蒸氣上沖，多年停滯在屋頂上的灰塵也會掉落下來，弄得滿鍋里烏涅白皂，令人看了無法下箸。

  平常坐在屋子裡，若稍微留心一下，就會看見細雨似的煤灰滿處飛舞著，地上，衣服上，被子上，無處不是塵屑。

  這兩間齷齪不堪的房屋，就是我們全家安身立命之所，會客、睡覺、廚房、餐室，統統都仰賴著它。

  經了長時期的辛勞刻苦，家裡積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錢，始在康格莊南頭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這所房子一共七間：三間正房，兩間東房，正房東頭另外還有兩問小房間。

  能夠住這麼多的房間，比較以前總算寬暢了許多，搬家的那天，孩子們固然歡天喜地興高采烈地呼喊，就是大人似乎也是異常欣慰的。

  一天黃昏，父親同母親正在屋裡坐著談話，母親一手抓著我的手，一手撫摩著我的頭髮，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著。一會兒，她對我說：

  「科寶，從前你受不了屋裡黑暗骯髒的苦，常常撒腿就往外跑。幸虧門神爺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沒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塊嗎？」

  母親說話的聲調愉快而自在，說完了，抬起頭來，望了望父親，兩位老人臉上都浮現出從未有過的可珍貴的微笑。

  原來，我的右耳朵大而長，左耳朵卻比較的方短，這大概因為在我吃乳的時期，習慣於向左邊側臥，大人又整天忙於操作，沒有工夫顧到孩子身體正常的發育，日子久了，左耳朵就比較右耳朵短小，沒有得到平均的發育。母親同我說的話，不過是藉此拿我取笑罷了。

  家裡生計艱難，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幫同大人操作，我七八歲的時候，便有時同家兄到野地里拔草拾柴。每天吃過早飯之後，各人背著自己的草籃，拿著鐮刀，下身穿一條露著半截腿的褲衩，跳跳蹦蹦地向草地里進發。

  這時，真可說是我一天中最愜意的時候。自然的幽美，長空的遼闊，煽發了我潛伏著的生命的火焰。清脆的鳥聲，唱著生命的讚美歌，委婉而動聽；

  迎面吹來的微風拂到臉上，一種愉快的感覺，似電流一樣，傳感了我的周身。情不自禁的時候，我就放大了喉嚨，喊上幾段梆子腔，發泄心中的積悶。

  如果湊巧成群結夥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們遇到一起，笑笑說說，跳跳唱唱，那就更熱鬧有趣了。拔草的地方，大都在高粱地里。拔的是一種黃草，可以用來餵馬，曬乾了，也是一種很好的燃料。

  一到收割麥子的時期，保定府附近，衣服襤樓的農夫常常成群結夥地去拔麥子。這時，我也隨著大家同去工作。

  農民生活的艱苦，如果不去實際體驗，怎麼樣也是難以想像的。勞動者的苦楚，只有勞動者自身才能夠知道。後來，我自己怎麼樣也難以克服的農民性格，都是我過去的生活遺留給我的。

  這種生活與環境，深切地影響到我日後的思想與情緒，影響到我日常處理事務的習慣，以及我訓練軍隊的方法，同時，直接間接也使我必然地傾向革命，並且時時刻刻忘不掉改革勞苦大眾生活的職志。

  現在略舉幾件事談一談。

  夏天，高粱快要成熟，稈上的葉子照例須經一次擗剝，據說，這與它的谷實的發育有很大的關係。

  保定府的慣例，擗葉子的時候要敲鑼，一敲鑼，大家都鑽進高粱地里去，誰擗了誰要。每年一到這時候，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顧，專門到高粱地里去擗葉子，因為這種機會實在太難得了。

  擗葉子的苦楚，到現在想起來還使我的頭暈。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籠，一鑽進去，就覺得窒息氣悶。四圍密集著的高粱，一株接連一株，一點風也吹不進來。上頭熱辣辣的太陽曬著。蹲在裡頭，簡直是麵包烘在火爐里。汗水雨似的滴著，頭上像有一個鐵箍緊緊箍著，胸口像有一團棉花塞著。

  這種苦，自然不是我自己願意受的。但一想起家裡的情形，又不能不狠著心，咬著牙，強打精神去擗。有時從早晨直到晚上，赤著腳，挽著腿，袒胸裸臂，在裡頭擗一整天，中間連飯也不吃，因為怕耽擱了時間，葉子都被別人擗完了。

  出來之後，低頭一看，脖子上，胸膛前和兩隻臂膊，都起滿了鮮紅的痱子。由於過度的疲勞，不僅飯吃不下去，連水也懶得喝。頭、耳朵，轟轟地作響，口腔和咽喉里淤積著一股很厚的苦澀的粘液，一噎上來就要嘔吐。

  到了冬天，原野上無草可拔，地里也沒有可尋找的燃料，於是就到樹林裡去投干枝棒。

  所謂投干枝棒，就是用一根較粗的枝丫，向樹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樹枝特別乾脆，只要擊中了，就很容易斷落下來。

  這樣投個半天，落下很多的干樹枝，收集起來，背回家去，可以燒一兩天。另外，我又常常穿楊樹葉。北方楊樹特別多，一到隆冬，樹葉兒完全脫落，遍地都是。

  穿楊葉的方法倒也很巧妙：是用一根細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系上一條長繩，把削尖的一端戳到葉子上，隨手捋上繩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

  我冬天的生活，大部分是在穿楊葉和投干枝棒兩項工作上消度過去。

  幼時，我穿新鞋的時候很少，所著的大都是「二鞋」。說起「二鞋」來，怕只有穿過的人才能道出原委。

  普通人家，常常把穿得半舊不新的鞋子賣給打鼓的小販，而後經過一番洗刷修補的工作，前後再打上皮包頭；這樣的鞋子，從外面看來好像新鞋似的，其實叫做「二鞋」。

  穿這種鞋，有一種缺陷，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適合自己的腳，也許小些，也許大些，穿長久了，腳上就會生毛病。現在，我腳上毛病所以特別多，都是因為幼時穿「二鞋」太多的緣故。

  這時候，家裡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當鋪發生關係。父親的薪餉不到月杪不下來，在那青黃不接的時期，要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惟一的門路就是上當鋪。

  大人因為礙著顏面，不好意思上當鋪去，每次都是由我同父親的一個護兵竇玉明外號叫竇老魁的一同去。贖當的時候，也是他跟著我去贖。

  每月上旬，所當的大都是些整齊的比較值錢的衣服；可是快到下旬，不僅家中隨手應用的什物要拿去典當，就是炕上鋪墊的褥子，也要揭下來送進當鋪了。

  這樣剜肉補瘡地勉強支持著，一直要到眼看著快斷炊，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當的東西來的時候，父親的餉才能發下來，餉一領到手，頭一件事就是贖當。

  這好像誥命似的，一點也不敢拖延，要不然，錢花光了當也贖不出來，下月的生計可就毫無辦法了。

  贖當的時候，竇玉明拿著扁擔在頭裡走，我在後頭跟著。這時我一面走，一面卻在算計當票的張數以及利息的多寡，生怕大人算錯了帳，多付了人家錢。

  到當鋪把當取了出來，用繩子捆好，兩人就抬著回家，長袍、馬褂、坎肩、衩褲、褥子以及各種應用的什物，統統都在裡頭。

  當鋪在保定府東大街，每逢贖當，東關是我們必經之地，每次到這裡的時候，父親的朋友老遠地就笑著問我：「餉下來了嗎？」

  經過這樣的一問，不由得我臉上就有點發熱。有時，不等把我應答的話說完，我就低聲催著竇玉明說：「快走！快走！」

  說也奇怪，這種羞怯的心理，只有在我經過東關的時候，才顯著地感覺到。一到東大街，特別是快要進當鋪的時候，不知怎的，羞怯的心一點也沒有了，代替而來的是一股憤懣之氣，從心裡一直衝到腦門上。

  每次進當鋪，總要使我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苦惱。最可恨的是掌柜的那副冰冷的面孔。

  每次走進去，抬頭一望，櫃檯後頭站著的，就是那個害貧血病的尖頭鼠腦的怪東西。這時，我的心房驀地感到壓迫，跳躍的次數驟然增加，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樣。

  等到把要當的東西雙手遞上櫃檯，自己就如一頭被宰割的羔羊，只有俯首帖耳，動也不動地在那比成年人還要高過一頭的櫃檯旁邊靜靜地靠著。

  待不上半分鐘，就聽見一種油腔滑調刁吝刻薄的，好像含有槍藥的聲音爆裂出來：

  「三百錢能當得了吧？」

  每個字眼裡都吐露著一種惡意——就是：「你多嘴，就立刻滾出去！」

  頭一兩次，我把東西遞上去以後，還離開櫃檯，退後一兩步，仰著臉，立起腳跟，看看他的臉色，希望他能多給我當些錢。後來，我簡直不敢再望他了。

  我幾乎每天要進當鋪受這樣的晦氣。那時心裡不禁反覆地想：「這比坐監牢好些嗎？」

  家裡日常吃的米麵，都是在一家雜糧店裡賒取。這家雜糧店的字號，現在我已記不清了，只記得地址在保定府東門外，正對著城門，因此外號就叫「迎門沖」。

  掌柜的姓米，人都稱他小米。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那種精奧巧妙的手段，真叫你不能不嘆服。

  我們賒用的糧食，都是暫時不付錢，按日把帳目記上摺子，日後再算帳。這樣的辦法，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虧，可是，實際上他卻大施其剝削手段，比較現錢交易還要賺的多。

  每次在他店裡取了麵粉，分量總是不夠頭，拿回來一稱，一斤至少要短二兩。至於小米，不僅分量不夠，並且還摻雜了很多的砂子。

  我們明知他巧妙的剝削方法，但是只有忍受，不敢和他理論。原因就是：我們拿不出現錢來買東西！除了賒取糧食之外，我家日用零錢也在他店裡挪用，這也是叫人氣憤的事。

  因為，在他店裡取的是大串錢，他就弄些小錢摻雜著，我們也看不出來，等到取回家，把錢串拆開來用的時候，三個錢的醋，四個錢的油，那些小錢就沒法花得出去。花到最後，剩下的一些小錢只好白白地扔了。到了月杪，餉下來了，白花花的銀子再給他送了去。

  在康格莊，我的母親戒鴉片時的那種痛苦的情狀，也是我所不能忘記的。父母早年都染有鴉片煙的嗜好。這在清末，已成為一種最普遍的風氣，尤其是軍政界，簡直無人不吸。

  那時，鴉片雖然便宜，可是我父親每月只有十二兩銀子的餉，維持全家日用必需，已經就捉襟見肘，當然難有餘力來負擔一筆鴉片煙的開銷。不得已，父母下了極大的決心，決計要戒菸。

  戒鴉片煙的苦痛，我真看夠了。開始戒的一兩天，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臥在炕上，像害了霍亂病一樣，呻吟嘔吐，不住地轉側翻騰。他們眼角里含著淚，清鼻涕不斷地向外流，哈欠，寒噤，連續地發作。

  端起碗來呷一口水，兩手就顫抖得厲害。一直鬧了三四天，才能稍稍安靜一點，但也像生了一場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

  記得最厲害的時候，他們簡直瘋狂了一般，仰臥著也不合適，坐起來也不舒快，左翻右轉，怎麼樣也沒有是處。那種痛苦難熬的情狀，叫人看了不寒而慄！

  他們難受得無法可想，就橫臥在炕上，把腿伸出來，令我同家兄兩個人每人拿一根捶布用的木棒槌，各按著一條腿去捶。

  捶上半天，筋肉才覺得舒展一些。精神也能安定一些，這才勉強合上眼，睡一兩個鐘頭。從這裡，我就深知道鴉片煙的可怕，以後我看見鴉片煙就要發惱，比看見仇人還氣恨，從心裡起一種不可遏止的憎惡之感。

  父親信仰佛教，到晚年尤其誠篤。

  我家裡正房的中央，懸著一幅白布繪的觀世音像，兩邊蒙著白布幔，中間只露一塊斜窄的三角形的空隙，從這空隙處，僅能看見觀世音的下體。

  黃布幔的上端，還橫蔽著一條黑布簾，底下拖出兩條綠布飄帶，襯托得異常精緻。每到初一、十五，或特別的祭節，父親即穿上開衩袍子，戴上大帽子，著上靴子，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禮。

  每次看見他行禮，我心裡總覺著奇怪，心想這是什麼事呢？有時父親行完了禮，仍不起來，趴在那兒，把頭伏在地上，嘴裡嘰里咕嚕不住地念誦，聲音特別微細，辨不出念的是什麼話，弄得我莫名究竟。

  有一次，我實在悶不住了，輕輕地走到他背後，側耳偷聽，才聽見了下面的一段話：

  「祈求老佛爺大發慈悲，救苦救難，保佑一家平安，升官發財，一順百順。」

  念完了，就在地上嘭嘭嘭地連磕三個響頭。

  他在家裡，閒常沒事就在炕上打坐，盤起兩條腿，像彌勒佛一樣，手裡拿著一串佛珠，來回沒遍數地數著。

  一天下午，他從營中回來，又到炕上打坐，這時母親突然叫喊起來：

  「蛇！蛇！」

  我驀然一瞥，一條七八尺長蠟黃色的毒蛇，正沿著南牆根爬去，駭得母親手忙腳亂，慌張地向外跑，我也未及細看，隨著母親一同跑了出來。

  父親真不愧為佛門弟子，的確有點鎮靜的功夫。母親驚惶失措的呼喊絲毫沒有擾亂著他，他依舊安靜自在地坐著，慢慢睜開眼睛，向那條正在爬行的蛇望了一望，而後，不慌不忙地站起來，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著上靴子，開始向那條蛇焚香叩頭，同時嘴裡還不住地念著：「阿彌陀佛！」

  原來，他竟把這條毒蛇當作了財神爺，財神爺居然進了家，他相信完全是他終年祈禱，感動了佛爺慈悲心腸的緣故。他的虔誠信佛，不是自費的了。

  從那天起，他就在連接正房東端的兩間小房裡設立了一座財神牌位。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每到初一、十五，替佛爺上供；初二、十六，就給這位財神爺上供。一家人常年在多神教里過日子。

  戒菸以後不久，母親就病了。那時我年歲還小，她生的什麼病，也弄不清楚。只記得，她因為家裡煮的麵條吃著沒有味，叫我到保定府城裡玉美軒去端麵條，並且順便請來一位姓宋的大夫。

  這位先生據說是專門針灸，到了家裡，醫生照例必須有的「望」「聞」「問」「切」四步手續也沒做，他就從腰裡掏出一根九寸多長的銀針，也不消毒，也不揩拭，對準母親胸部一直刺了下去，刺得很深很深。看去快到後胸，停留了好久，才拔出來——怎麼能刺進胸口裡去呢？真是怪事！直到現在，我還莫名其妙。

  俗話說：「炕上有病人，不得不信神。」我那時年紀小，每天受著迷信空氣的薰陶，而且，又一心希望著母親的病快好，於是許多迷信的勾當我都願意扮演。

  比如在家裡燒香禱告，遠遠地向著真高莊的劉爺廟叩頭，我都虔誠地照做。往往搬一塊磚頭放在面前，就在那上面叩頭許願。

  我在院子裡從黃昏一直叩到半夜，四肢漸漸地不能動了，腦袋疼痛難忍，像要脹裂似的，前額上突出了一大塊，好像另外生了個腦袋，而母親的病，不消說並未因此減少分毫。

  對於神的信念，這是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動搖。庚子年義和團起來，八國聯軍打到保定，劉爺廟遂被毀掉。它的無邊的法力，也一旦竟降伏于洋大人之手！可是聽說現在又有人重新把它修建起來，恢復昔日的盛況了。

  母親死了，照北方的風俗在家裡停靈三日。「接三」的那天，才到義地找了一塊地方安葬，說起義地，我還記得當日家裡的悲苦情況。

  母親死後，家裡一文不名。我同家兄終日啼哭，父親雖幾經籌思，也是一籌莫展。後來實在無法可想，才決定葬到義地里去。當時，假使稍微有一點兒辦法，是決不會把母親埋到那裡去的。以後，我一想起這件事來，就覺著如芒在背，坐臥都感到不安。

  民國十一年（1922年），我從河南回到保定，才把母親的靈柩從義地起出來，同父親的靈柩合葬於保定府西北新塋。幾十年來的宿願，這才得以償還。但這也恐怕是多餘的吧？

  我的家庭給與我的影響固然很大，但同時整個的康格莊的環境影響我的地方亦復不小。在這裡，我覺得也有一述的必要。

  康格莊的居民大約不下二百餘家。討飯的人雖然少見，但大部分都是窮苦的。他們大都以農為生，其中以自耕農和半自耕農為最多。每家土地類多在十畝上下。做生意的人這裡很少。販賣油鹽醬醋，算是村內惟一的營業。兒童玩具以及婦女用品，在康格莊都不容易買著。

  村里不到過年的時候，看不見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民的衣著十九都是襤褸不堪，滿身補丁。綢緞綾羅不消說這裡壓根兒就沒見過，就是洋布之類，這裡也很少有人穿。

  吃飯的時候，沒見過誰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葷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蔥、蘿蔔、鹽菜，是他們經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連鹹菜也捨不得吃，只臨時泡點鹽水吃。麥熟的時候，才有一兩家吃麥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麵等雜糧。

  談到房屋，稍微講究一點兒的人家，才在屋頂上抹一層石灰。所謂「石灰房」，為村內較好的屋舍。瓦屋全村里只有一二家，其餘都是些敝舊破壞狼狽不堪的屋子。

  有的人家連院牆也建不起，僅用秫秸紮成稀疏的籬笆，算做院牆。院牆內外，破亂的瓦器，瘦小的牲畜，是惟一的點綴品。

  到了冬季，特別是寒風凜冽的天氣，村內到處呈現著一種衰殘荒涼的景象。間或有人從村首走過，穿著臃腫的破棉衣，瑟縮著身肢，慢慢移動著，看來簡直像一個影子，像一個鬼魂。

  這時，如果一兩隻狗吃驚地叫起來，聲音也是那樣的悲慘，那樣的淒涼。這種種現象，都在反映著人民的生活是怎樣的乾枯與貧乏。

  村里遇有喜慶喪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隨一百三十錢的禮（合現在三個半大銅元）；交情深厚的，隨二百五十錢的禮（合現在六個半大銅元）。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齊端——白菜、粉皮、粉條、豆芽、豆腐泡等。飯是攙有很多細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時一不小心，就會把牙齒震掉。

  我們在這裡住了十餘年，只吃過一次葷席，然而那所謂葷席也者，也不過每碗裡蓋了兩三片飛薄的豬肉而已。

  人民除了完糧之外，很少和政府接觸。政府既不注意人民的生活，人民也不關心政府的作為。兩方面只是一面收稅，一面納糧，此外再無關係。

  保定府距這裡雖然僅只二里，然而村民對於那裡的城市文明並不感到多大的興趣，有時，卻反而以鄙夷憎恨的眼光去看它。這裡聽不到關於政治的談論，也聽不到列強侵略中國的痛史，外面種種巨大的時變，如同隔成兩個世界，很少波動到康格莊來。

  政府開徵錢糧的時期，里正一手提著鑼，一手拿著木棰，從村西頭一直敲到東頭，口裡大聲嚷著：

  「完糧哪！上忙銀子，每畝地四百六！」

  村人聽見這樣的鑼聲，並不見得馬上就去完糧。他們只沒精打采地走到門口，漠然地對里正望一眼，很快地就縮回身子，只當沒那麼回事一般。一直到了最後的限期，延無可延的時候，他們才三五成群地到城裡，去繳出他們的血汗錢。

  他們整年忙碌著愁苦著，惟一的娛樂就是看戲。自然，這樣的機會，也是非常難得的。保定府附近流行的戲劇有「哈哈」「二黃」「梆子」「老調」等數種。

  這類的戲劇，對於我們村民的影響非常深大，我們的人生觀、社會觀，都由此中漸漸地陶冶出來。

  我自己最愛看《老包斬陳世美》的一齣戲。每逢看到陳世美強派韓琦迎路去殺他妻子的時候，我的兩手總要握得緊緊的，全身的神經緊張起來，心裡罵著：

  「喪盡天良的陳世美呀！」

  這樣，直到全出演完，陳世美被鍘，我的一口氣才可以松下來。

  這時，心裡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痛快。但隨即又要生出模糊不清的疑念。心裡想：假如沒有鐵面無私的老包，這位喪盡天良的駙馬爺，誰敢鍘掉他呢？那麼，他妻子的冤屈到幾時才能伸雪呢？世界上真有老包這樣的官嗎？假如沒有，這些罪惡和冤孽有什麼法子可以解除呢？每次看完戲，我總要這樣興奮地自問著。

  受這齣戲的感動的當然不止我一個。上廟燒香的人，尤其是那些老太太，在燒完香回家的時候，一手拿著帶土的油條吃著，一手掠著頭髮，一路上還不住指手畫腳地大罵陳世美。

  此外，《溪皇莊拿花得雷》，也是我最愛看的一齣戲。故事是花得雷為非作歹，強橫豪霸，張耀宗奉了令去捉拿他。幸虧褚彪老英雄肝膽義氣，用盡心計，叫俠女張桂蘭等巧裝歌女，為花得雷祝壽，賈良等乘隙而入，裡應外合，一戰將花得雷拿住。

  那時我常常想：「以後我長大了，不能做老包，也要做個褚彪才行。」我一生疾惡如仇，這類戲劇給我的影響實在不小。

  離開康格莊後，隨軍飄流各處，再不曾回去住過，然而這裡一切情狀，我一經回憶，依舊宛然在目，歷歷不爽。

  這是我幼年時期的生長之地。它給我的印象，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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