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從軍前後

  我的童年時期，一直在窮苦中掙扎著，但其間也曾有過一度學塾生活。不過，為時不久，就又不得不丟棄了這個幸福，走上長征之途。

  1891年的秋天，我開始到學塾里讀書。這在有錢人家子弟看來，當然是一種兒童應享的福利，絲毫不覺得稀罕的。然而在我，家庭狀況是如此的艱苦，卻把它當作一個天外飛來的福音。

  父親是個因為沒受學校教育而飽受痛苦的人。他不識字的痛苦生活，使他深切地希望著：無論自己的經濟狀況如何窘苦，自己的兒子一定要讓他們有上學讀書的機會。

  我的家兄基道便在父親這種心愿之下，勉強人了學。

  那時還都是些「子日」「詩云」的私塾，現代的新式學校，不消說還沒有。先生的束惰，每年才六吊京錢，合現在三百個銅元。父親常常對家兄說：

  「北寶，咱家裡可不容易呀！你上了學，要好好地用功，才對得起我們。將來有機會我再替你補兵，那時就休想讀書了。」

  家兄於光緒十二年正月入學讀書，到了第六年，即光緒十七年九月間，他即補上騎兵之缺，吃一份馬糧，每月關得七兩二錢銀子，除養馬外，頗可補助家用。

  於是，他的學塾生活至此遂即停止，總計家兄上學共只五年零九個月。可是，這一年的束惰是已經繳給先生了，當然不能退回。

  算起來，下余尚有三個月，於是由我頂替了他，去補滿那三個月的期限。就這樣，我得到入學讀書的幸福。

  我平素羨慕慣了有錢人家子弟出入學塾的生活，心裡渴望著自己也能有這麼一天。可是，等到自己真要入學的時候，心裡又不免忐忑不安起來。那快來的新奇生活老在我腦子裡盤旋著，使我又是高興，又是害怕，一連興奮了好幾天。

  那天，父親帶領我去上學，見了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向他叩頭。父親說：

  「這是你老師，快給老師磕頭。」

  我恭而且敬地磕完了頭，就坐到預先為我安排好的座位上去，書房裡一切情景都使我感到新奇。霎時間，我覺得自己已經開始了新的生命，許多美麗的希望在我眼前閃爍，我小小的心裡充滿了快樂和幸福。

  先生姓陳，六十多歲，是保定府新安縣同口人，名字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他雖然是我開蒙的先生，但除了記得他愛用旱菸袋敲我們的腦袋而外，留給我的印象卻並不很深，這倒是很奇怪的。

  我開始照例是念《百家姓》和「人之初」，初次捧到書本，每個字對於我都是生疏的，它們在我眼裡亂跳，使我沒法把捉。捺下心思念了半天，才背得出幾個字，但也非常生硬，老是不成腔調，至於那字是什麼意思，那句怎樣解。不消說更是不知道了。

  念了三個月，就到了放學的時期。這時，我住到父親的營盤裡自修功課。

  在營中，每天的功課是寫字認字，溫習舊課。這期間給我影響最大，留給我印象最深的，要算營中的一位賈少書。

  我那時年紀小，模仿性特別大。賈少書的一言一動，我都覺得有與眾不同的地方。尤其那一筆優秀的書法，和他的豐富淵博的學問，更加強了我對他的敬佩仰慕之心。

  他成了我的楷模，我的典型。事事我都要學他。那種熱烈的情形，真是少有。每天，我跟著他認字寫字，聽他談書說理，心裡感到萬分的愉快。他對我也特別認真教導，在短短的歲月中，我有了很大的進益。從此我對於讀書的興趣，一天天濃烈起來。

  我每天練習寫字，可是買不起紙筆，於是就用一根細竹管，頂端紮上一束麻，蘸著稀薄的黃泥液，在洋鐵片上塗寫。後來，聽父親的朋友劉賀堂告訴我，說在方磚上也能練習寫字，並且比洋鐵片還好，所以我就改在磚上練習楷書。這樣，比較以前是更合用更經濟了。

  父親人事的關係愈複雜，經濟方面就愈感到拮据，每月十幾兩銀子的收入。無論如何是不敷支出。這時惟一的希望，就是把我也補上兵額，每月多領幾兩銀子，補助家庭的用度。

  保定府五營練軍，是有名的「父子兵」。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由兒子頂名補缺，普通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難補進去的。有時，即使一年半載能出一個缺，就有許多人來爭著補，各方面托人保薦。所以，我補了幾次，都沒有補上。

  父親境況困難，他的同營友好都盡情明悉。但彼此都是窮困中掙扎的旅伴。除了給他一點精神上的安慰而外，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記得那時他們常對我父親說：

  「秀公，等著吧，等老大老二年歲大了，您就用不著發愁了。」

  有一次，營中出了一個缺額，外人還不知道，管帶苗大人就說：

  「這回補馮大老爺的兒子。」

  旁邊人就問：

  「馮大老爺的兒子叫什麼名字？」這一問，苗大人也怔住了。接著那人就說：

  「讓我問問去。」

  這時，苗大人生怕他去一問，耽擱了時間，缺額又被旁人搶去，所以他隨即說：

  「我知道，用不著問。」於是他就隨手寫了「馮玉祥」三個字。

  本來，我們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這次補兵，因為苗大人隨便這一寫，以後我就沿用下去，沒有更換本名。

  這就是我的名字的來由。我補兵的這年，是光緒十八年，西曆1892年，我才11歲。

  補上兵之後，我並沒有隨營操練，除了發餉時到營中應名領餉外，其餘時間我仍在家中過活。這在保定府，叫做「恩餉」。

  第二年，我改入一位馬先生的學塾里繼續讀了一年書。馬先生只有三十多歲，年輕性躁，每天用板子責打學生，我所得的益處依然很少。因為，那種嚴厲暴躁以及糊裡糊塗讀死書的辦法，一點也不能引起我的興趣。

  不過，我要特別申說的，就是縱使是那樣的學塾教育，但居然也有我的份兒，我已經覺得萬分欣幸了——上學讀書，原是有錢人家子弟的專利呀。

  到了年底，由於環境的逼迫，我不得不結束了學塾生活。合計我正式上學的日子，一共只有一年零三個月。一生永不再來的童年教育時期，便這樣匆促地告終，然而這段生活，我卻永遠不能忘記。

  十二歲這年，我就到營中拿槍，練習打靶。那時，我的身體異常發達，身高足有四尺七八，我記得有一次同一個三十多歲的同伴相比，我還高他一寸多。

  這年春夏之交，保定府突然發生了空前的瘟疫，傳染迅速，死亡極多，後來越是蔓延，越是厲害。不記得是誰異想天開，出了個主意，要調軍隊進城，轟打瘟神。

  那天絕早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就奉命進城，我們都穿著滿身雲頭的軍衣，興高采烈地去執行這個奇怪的任務。進了城，隊伍分做若干排，每排十人，每走過一條胡同口，就砰砰地一排槍，從早到晚打了一整天，打得滿城都是火藥氣。

  那時，我就有忿恨外國人的心理，總覺得他們欺壓我們，不是好東西，我這種排外心理的出發點，當然只是一種幼稚簡單的民族感情。

  這一天，我們走到北門，路東恰巧有一座外人傳教的福音堂，我看見了不由得十分厭惡，就托起槍來，瞄準福音堂的上半部，砰砰打了兩槍，我看見門匾上立時黑了一大塊，心裡覺得很痛快，背起槍來，回頭就走，從這種幼稚的行為上，很可以想見當時一般民眾的情緒。

  晚清的時候，有兩次意義影響都極重大的對外戰爭：一是鴉片之戰，一是甲午之戰。前者是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的第一炮，並且加速了太平天國革命的爆發；後者完全暴露了滿清政府的懦弱與無能，使人民對它根本失去信任。戊戌政變和辛亥革命諸役，可以說大部分都由此釀成。

  保定府在滿清時代是京畿重地，自從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以後，軍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鮮事變甫起時，五營練軍即接到加緊操練的命令。

  這時，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謠言在流行著。一會兒說皇上不願打，一會兒又說李鴻章不肯對日本開戰。一般軍民對於日本，更有許多懵懂愚昧的估量，簡直荒謬可笑。

  1894年7月1日，清廷終於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戰，練軍前後兩營即奉令調開大沽口警備。命令剛到，官長尚秘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講話，宣布了開赴大沽口警備的命令，囑咐大家準備一切，決定第二天早晨開拔。

  命令一宣布，不啻晴天一個霹靂。同伴弟兄們平素過慣了自在安閒的生活。不要說對國外作戰。就是連鄉門都還未出過，驟然間聽說要向大沽口開拔，抵禦日本兵，大家立時駭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

  整個的下午，營中就同煮開了的水鍋一般，七嘴八舌，嘈雜不休。有的三三兩兩聚在房裡，指手畫腳地瞎猜胡說；有的聚在空地上交頭接耳，來回地走著閒談；有的躲在牆角里唉聲嘆氣，有的坐在板凳上撅嘴咋舌，種種奇形怪狀，不一而足，好像在演著一幕滑稽劇，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氣。

  家庭方面，聽說隊伍即要開拔，都紛紛到營中探詢，一探聽，果然屬實，回去的時候，也有拭眼淚的，也有垂頭喪氣的。還有些家長們走到營門口，大聲地對他兒子嚷著：

  「小三兒！你可不能去呀！家裡就剩我自個兒啦！萬一有個好歹。可叫我怎麼著？」

  這天晚上，大家睡在鋪上，好似熱鍋上螞蟻一般，滾過來，翻過去，整整一夜合不上眼皮。第二天起來一看，大家的眼睛都腫得像桃子一樣。

  怪劇接著出演了。

  這天早晨開拔，情形就如杜甫《兵車行》所描寫的一樣。軍隊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忽然看見當地的男女老幼——同營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們——手連著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

  我親眼看見一個老太太，拉著她兒子的手，淚流滿面，嗚咽不已，死也不讓她的兒子成行。這樣的情形，觸服皆是。從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號，聲震雲霄，只是不肯罷休。

  在不明底蘊的人看了，一定會以為是誰家大出殯，所以驚動這麼些人來哭送，決想不到這是保定府五營練軍開往大沽口警備，去抵禦敵人，為民族爭生存，為國家爭光耀。

  原來，他們只想著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人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復回的。所謂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在他們是淡薄到等於沒有的。

  至於這場關係中華民族命運的中日戰爭，意義有多麼重大，不消說更是絲毫也不懂的。這種可悲可惱的現象是怎麼造成的呢？我敢肯定地回答：這完全是專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的結果。

  我們的軍隊開到大沽口，日本軍艦正在對岸二十里名叫攔沙崗的地方「掛口」。這攔沙崗是多年海沙淤積而成的平地，在這兒開炮，正好轟打大沽口的炮台。

  我一到這裡，看見這樣被威脅的情形，就感受很大的刺激。心裡想：「今後我不當兵則已，要當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絕不許由我手裡讓日本奪了去！」

  現在看到，我們國家民族所處的境狀，再回想我那時的豪志，一方面固抱有極大的隱痛，一方面卻使我的意志愈加堅強，精神愈加奮發起來。

  這次戰爭的結果，中國大敗，旋即停戰，議和於日本馬關，清廷特命全權大臣一等爵肅毅伯李鴻章前去出席。和約成功，中國賠款庫平銀二萬萬兩，給與日本種種利益，朝鮮獨立，並把遼東半島和台灣澎湖割讓。

  日本獨吞了這樣大的一塊土地，立即引起歐洲列強各國的忌妒，特別是帝俄，那時正銳意侵略南滿。對於這事決不甘於默認。所以《馬關條約》剛剛簽訂，帝俄即聯合德法向日方交涉，將遼東半島的割地強行索還中國，由中國再出三千萬兩以為贖償之費。由此遂種下1905年日俄戰爭的根苗。

  和議進行的時候，我們的隊伍正奉令修築大沽口炮台。那時，我年歲尚小，抬不動土，白天除做些雜務外，就幫著掃掃土，夜間隨同父親巡營，整天過的都是軍隊中的生活。

  李鴻章畢竟不愧為一位深通洋務的大臣。為時不久，北洋海軍造船所，已在他的擘劃之下宣告成立，炮台上也新從西洋購來了十幾尊二十四生的新式大炮。

  政府迷信大刀，妄自尊大的心理，至此可說受到一個致命的打擊。炮台修了二年，才告成功。工程的偉大，建築的堅固，在當時的確稱得起全國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

  不幸的是，後來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列強逼迫中國將大沽口炮台拆毀，深可痛惜！

  我們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頗有幾件事情可寫。

  一是老兵吃新兵的故事。那時，駐守大沽口的各隊伍中，都招有大量的新兵。這些新兵，年紀輕，見識淺，又沒有受什麼訓練，因此，有些油滑奸詐的老兵就想盡方法加以欺騙恐嚇，從中獲取利益。

  老兵常常故意對他們說些恐怖的事，無中生有，誇大其詞。一會兒說：「日本兵在對面掛口了！」一會兒又說：「日本兵在對面一開炮，我們大家都成為碎粉，一個也別想活！」又說：「每月三兩三，就賣了我們的命，太不值得！」

  他們整天在新兵耳朵里這樣嘰咕，說得那些新兵們恐慌萬狀，都要想法子溜逃。要溜逃，白天是沒有機會的，必得在夜間。

  那時，他們的衣服用品，一件也不能帶，只能赤手空拳地逃走。於是，留下的東西都由那些奸詐的老兵得去，賣成了錢，就買肉來燉了吃。一邊吃著，一邊笑罵那些無知的新兵：「冤大頭！好好的兵不當。要溜逃！東西也不要了，給我們吃燉肉！」

  他們罵著，笑著，吃著，津津自得。回頭又用同樣的方法，去欺騙恐嚇另一批新兵，把他們嚇跑了，於是老兵又大吃燉肉。

  有一次，颶風襲來，立刻發生海嘯，大風大雨，翻江倒海，海浪拼命地往陸地上奔騰傾注，低洼的地方都成澤國。那時，有位曹總兵，統帶著二十多營新兵駐在大沽口的雙橋。

  那是一個窪地，在颶風駭浪的猛襲之下，立時水深二三十尺。那些沒有多少訓練的新兵一個個都慌張亂逃，也不看清方向，也不辨別高低。只是你擠我推，一個勁地亂跑，越跑，水越深，結果二十多營人都慘遭滅頂，一個不留。長官沒有周詳的籌劃，士兵沒有良好的訓練，其危險有如此者！

  還有，駐在大沽口的各軍，都毫無軍紀可言，官長以及士兵不受約束。荒唐百出，那兒的街市有東大沽和西大沽，都相當的繁華，士兵們就隨便上街逛窯子。

  在此駐守的還有個之字營，士兵都是奉天錦州人。我們的練軍則都是保定人。為了逛妓，兩方面發生衝突，一次兩次的打架，結下了大仇恨。

  有一次，因為爭風吃醋，又打起架來。當時練軍人手多，又都長於武術，之字營在場的人少，武藝上也不能相及，即被練軍痛打了一頓。

  之字營的弟兄吃了虧，氣憤得不得了，跑回去邀集夥伴，打開了倉庫，拿出槍彈來。練軍這邊也不相讓，立時兩邊排陣對壘，準備大打。後來，由韓協台和羅鎮台出面調解，費盡心力，方把一場風波平息下去，但兩方打傷的人已經不少了。

  這件荒唐的事鬧了出來，當地的報館——那時初有報紙，辦報的人往往藉此為要挾圖財的工具——覺得有生意可做，就聲言要把事情起稿發刊。直隸總督王文紹以此事太礙體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報館疏通，結果，是送報館二千兩銀子了事。

  到了1896年，五營練軍方由大沽口開回保定原防。這時，我才正式入伍，開始受軍事操練。

  在兵營中，最難得的是好長官好頭目，若是能遇著學術兩科兼優的熱心長官，那就是士兵們最大的幸福。

  我的最直接的長官是正目劉賀堂和哨長王春。他們兩位教導士兵，真可說循循善誘，無微不至。事無大小。他們無不一一詳加講解，尤能處處注意士兵的教育程度，按部就班地教練，非常認真。我正式入伍的半年期內，確實得了他們極大的益處。

  不久，我們的隊伍又開赴安肅縣「拉撥子」。所謂「拉撥子」，就是巡防地方，維持治安的意思。

  我們的隊伍開到安肅縣，當地士紳都派人來招待，並且請我們吃酒，一天，一家酒商宴請我們，在席上我竟演了一幕滑稽劇。

  我本來不能喝酒，但這天同伴們卻故意同我開玩笑，堅執地說我會喝酒，有的人又用話激我。說我喝半斤十兩不算一回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專門對付我一個人，我那時年幼無知，又卻不過情面，一時把不住主意。

  我是初次喝酒。一點經驗也沒有，既不知酒的分量，也不會取巧藏拙，每次都是一口喝乾杯。每喝一杯，大家就在一旁喝彩，叫號。越喝，他們越叫，越叫，越不由我不喝。這樣一連喝了幾杯。

  掌柜的以為我的酒量真很好，於是拿出頂上等的帶漿酒，要我喝個充量。當時，我的神經怕是已經麻痹，也辨不出什麼滋味，只是糊裡糊塗地喝下去，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喝到散席的時候，酒力突然衝上來，眼前一陣黑，四肢軟弱無力，已經再也不能支持。

  大家七手八腳地扶持著，才把我踉蹌地送回營里去。幸虧離營不過百步，路上倒沒有出什麼意外。次日，渾身發出透明的水皰，小的如黃豆，大的竟和蠶豆差不多，難受了好多天，精神也萎靡到了極度。

  從此之後，我深知酒的可怕，決心不再喝酒，而且事實上，也是看見酒就厭惡，遇有宴會，連杯也不去動。一般人都說我矯情，其實哪裡知道我有這個底蘊呢？

  在安肅縣，我新認識了幾位朋友，年歲都與我不相上下。他們有的在當地團練上服務，有的在鐵路上當警察，也有的正在修築車站上的站台。

  我們「拉撥子」的工作，本來很清閒，除了受人家殷勤招待而外，簡直可以說再沒有別的事可做。那時，軍中紀律也很鬆弛，沒到自己值班的時候，盡可隨便在外頭溜達。

  我是個初涉足社會的少年人，好奇與好動的心理整個把我支配著，一有空暇，我就愛找那幾個朋友去聊天鬥趣。一天晚上，大家正談笑得起勁，朋友中的一個忽然站起來，拉著我的手說：

  「走，咱們扣寶去！」一面說著，一面就拉著我往外走。

  這一套，在他們是玩慣的勾當了，惟獨我卻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子，受了慫恿之後，心裡又是恐懼，又是覺得新奇。

  就在這樣遲疑不決的情況下，我被他們拉拉扯扯地被拖到賭場裡，對於扣寶這門徑，我一點都不懂，下注也不會下，籌碼也不會擺，坐在那兒，隨著人家雲天霧地地賭下去。

  賭到半夜，就輸了十幾吊。起初，尚想撈一撈，希望能夠贏回來，怎麼也不願離開座位。那寶盒上好像有吸鐵石一樣，緊緊地把我吸住——兩眼直瞪瞪地對它望著。

  哪知，弄到後來，好像在爛泥坑裡掙扎，越掙扎，越爬不上來。看看沒有希望了，只好打了個哈欠，伸了伸懶腰，苦笑著離開那兒。

  一路上越想越追悔，越想也越焦急。輸了這許多錢，到哪裡弄來還帳呢？還不出來，又怎麼樣應付呢？

  這天回去得太晚，生怕父親追究，於是又預先編好了一套謊話，準備把事情掩蓋過去——原來一切惡習，都是連套著的，有了這樣，就自然有那樣，用不著壞朋友一一教唆。至今思之，猶使我不寒而慄。

  幾十吊錢！這樣大的一個數目，一時我是無論如何也還不起的，於是，想出了分期償還的辦法。商得對方的同意，每月八百五百不等，陸續地支付，如此一直鬧了三年，還有人同我要賭帳。

  這一次糊塗勾當，可真把我害苦了，三四年中弄得我上天無路，人地無門，每天都逃不脫那些賭博鬼的糾纏。從此我痛切地覺悟到，交結朋友，關係一個人的前途實在太大，非得小心謹慎不可。

  我經過這些刺激，心中的悔恨自不必說。回防後，即約束自己，向讀書和修養方面努力。

  我過去因為念過一年零三個月的書，又在營中受賈少書很多的指教，因此普通的文字頗能粗識一些。每逢操練餘暇，自己就愛看些武俠小說，一半是為的看熱鬧，一半也是企圖多識些字。

  我看的第一部小說是《封神演義》，其次，是坊間流行的《繡像彭公案》。初看時半懂不懂，只管囫圇咽下去。讀完一遍，從頭再讀，讀長久了，書中大意也漸能領悟。但字的意思和音讀，有許多依然摸不十分準確，以後接著又讀《施公案》。這是我最初自動閱讀的三部書。

  那時，我們的正目劉賀堂——別號叫做劉老喜——專門愛說《三國演義》。一到他說的時候，很快地就圍上一大堆人，聚精會神地聽著，連咳嗽也不敢大聲。自然，我也正是這些聽眾之中最熱心的一個。

  每聽到張翼德大戰長坂橋，趙子龍大戰長坂坡，樂得我心花怒放，恨不得手舞足蹈。於是，又引起我對於《三國演義》的興趣，立時借了一部來仔細閱讀。

  初看的時候，只見生字連篇累幅在眼裡亂跳，用手指按著。逐字逐句地慢慢讀，鬧半天還摸不著頭腦。不過我咬著牙，耐著心，隨時隨處向人家請教，我終於把它讀完。

  營中新認識的朋友，大般會幾套拳，我的一位頂要好的朋友，是同哨的馬老殿，他的拳術極好，在保定府稱得起第一。

  而且，他為人十分和易，平素同伴們在一起，大家最愛同他鬧著玩，有時甚至動手動腳。每次這樣的鬧時。他老是笑著讓開，有時也說一句「鬧什麼」！總不肯和人家打鬧。

  日子長久了，我心裡卻有點納悶：「為什麼他老是不還手呢？」一天，又有人同他動手動腳，他又是照例一笑讓開。我就忍不住問他：

  「人家打你，你為什麼老是不還手？」

  他含著溫和的微笑回答我說：「他們打我幾下，不要緊，我要是還手，他們可受不了。」

  我聽到他這話，立時恍然領悟，功夫是愈練愈爐火純青，愈練愈能使人有涵養的。地里空癟的穀子，總是高昂著頭，洋洋自得；但充實豐滿的穀子，卻總是低著頭的。

  每次關餉之後，我總喜歡花幾文制錢去吃一頓大餃子。這時，我情願多跑幾里路，繞過東關，到南大街去吃平老靜的牛肉餃子。

  這餃子鋪是開在一家當鋪的門洞中。我為什麼要跑這麼遠，吃一頓餃子呢？說起來倒也很有趣的。

  原來，這位平老靜曾在當鋪里當過一副包金鐲子，後來贖當時（正是年三十的夜間），不知當鋪夥計怎麼弄錯，居然還他一副真金鐲子，他拿回家去之後方才發覺，深怕因此逼出人命，於是毅然決然把鐲子送回。

  這一來，使當鋪老闆意外地驚喜了一場，除當時給他送了一塊「拾金不昧」的匾額之外，並且，把當鋪的門前讓給他開了一爿餃子鋪。

  市井貧賤之中，能有這樣的正直君子，的確令我欽敬。我覺得能夠在這樣的人物所開的鋪子裡吃一頓餃子，也是一件光榮的事，就是多花一些時間，多走幾里路，我也甘心情願。

  除了這一點之外，平老靜還收容著很多習武藝的徒弟，刀槍棍棒，應有盡有。這也很能吸引我這個正在充滿著習武狂的小小的心靈。可是別人卻不了解，因此都喊我「老冤」。我也只好報之一笑罷了。

  滿清的腐敗，不僅限於政界，就是軍界亦莫不如此。那時，軍營中每到初一、十五，有所謂「上衙門」這一個老套。

  到時候，各級官長都穿上袍子褂子，著高底緞子靴，戴著紅纓帽，騎著馬——文的文打扮，武的武打扮——一早上衙門。

  我因為個兒大，在營中當一個大旗手，所以也幸能參加他們這個勾當。初次看見這一套，總覺得很奇怪。心裡想，這是幹什麼呢？大概是議論軍機大事吧？不然，也是討論地方上的政務，或是各部隊相互間的重要事情。

  哪知道，不久我就發現這種猜想完全不對。原來他們那樣鄭重威嚴地到了衙門裡，大家一見面，不過彼此把腿一彎，互相請一個安，就同木偶一樣，站在旁邊再也不動了。

  俄頃，大家便出來，重複上馬，一溜煙飛奔走散，有的下小館子，有的去隨便玩耍，什麼事也沒有了。他們把這件無聊的事，做得如此鋪張，如此鄭重，我覺得真是滑稽到了極點！

  就因為「上衙門」，我又遭遇到新的不幸的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