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步步上升

2024-09-13 17:42:57 作者: 馮玉祥
  楊柳青靠近小清河和運河,土地特別潮濕,石鋪的街道也很窄狹,到處都是污泥。地方上,雖有些大財主,可是對於這種公益的事業,誰也不去關心。

  我們在這裡住不到一星期,袁世凱派了人來挑選小隊子,出我意外的是,哨官竟把我藏了起來,使我參加挑選的權利就被剝奪了。

  那時,充當一名小隊子,餉銀每月十兩八,一個普通兵每月才四兩八,相差一倍還多,這件事,我委實萬分不高興,挑選的結果,同伴中比我個兒矮的也被挑走了,我要是能參加,一定可以挑得上的。

  我覺得,這是官長惡意拿捏我,一時心裡很是氣憤,後來,我回頭想想,才知道這是我的誤會。他們那麼辦,原是另跟看待我,有意要留下我的。

  因為,那時在同伴中,要算我最為用功,我們在楊柳青,租住著民房,大家都在地上打草鋪。我因為要讀書練字,特意買了一隻箱子,坐在地鋪上,就用箱子當作桌子,每天利用餘暇,埋頭讀書寫字,自己覺得非常自在,進步也很快。

  營中的功課,最注重野地實習,經常分成小隊,練習猝然遇敵的戰法。每天操演的陣勢和官長的說明、教訓,回來我都統統記下來,自己又加以研究,得益實在不淺。

  營長和哨官看見我努力的情形,又知道我會喊操,就暗中特別看重我,有時叫我喊一哨的操,有時叫我喊三哨的操,有時我們全隊的人,都交給我喊。

  他們的意思,是早就準備著要把我升用上去的。不過,我那時一心一意只想拿那十兩八錢銀子,心想經濟寬裕一點,可以把我父親接回來同住。所以,他們的用意,我根本沒有去了解。

  九月初,隊伍又奉令開往韓家墅,這裡距離天津整整二十里,到韓家墅後,隊伍暫時住在帳篷里,同時,即動工蓋造營房。

  十月尾上天氣冷起來,河溝里已經結了薄冰,營房的蓋造,須我們自己現脫坯,都是幾個人合在一起並伙做。我因為沒做過這工作,便自告奮勇,擔任了在坑裡取水的工作。

  在晌午陽光正暖的時候,這個工作還不怎樣吃苦,可是早晚溫度低冷,站在坑裡,先要鑿冰,而後才可到水裡去取水,這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這樣工作了一個星期,我的下腿遂受了寒,到而今,每到初冬,兩腿便隱隱作痛,就是這時種下病根的。

  不久,保定府籌辦二十營大規模的擴軍,新軍的官長,很多是由武衛右軍挑選去擔任,我之升為副目,也就是在這個時候。

  說實話,升任副目不是容易的,因為每連共計六棚,每棚十二人,合計要在七十二個正兵中挑選一個副目。至於正目就比較容易升,因為競逐正目的只有六個副目。

  我升為副目,頭棚里的士兵都很不高興,因為我是六棚中入伍不久的新兵。他們認為,我經歷太淺,沒有資格當頭目。正目丁守富也和我處得很不好,這人一個大字不識,操法也不懂,但是卻會千方百計地同我為難。

  那時,棚子裡有兩個兵——一個姓劉,另一個姓陳——正生著傷寒病,渾身發燒,鼻孔流血。就在他們這樣重病的時候,丁守富常常站在旁邊,手裡玩弄著皮帶,嘴裡嘮嘮叨叨對他們亂罵:

  「賤骨頭,好吃零嘴,不小心,自己作了自己受,活該!」如此這般,麻煩不已。

  他的面貌生得很醜,嘴唇特別厚,往上撅著,如同豬嘴一樣。因此,大家給他送了一個外號,叫做「老豬精」,罵人時候嘴唇益發撅得厲害,臉子也更加顯得難看。他常常對他們罵著,越罵越厲害,越罵越生氣。

  我在旁邊望著,實在有點看不過,有一次我就說:「他們生病,你應該侍候才對呀!你天天只會罵,難道他們的病罵得好不成?」

  丁守富聽了火上加油,接過來就同我吵罵起來。我一時按不住心頭火氣,跳起來把他按倒,照他身上打了幾十拳,丁守富就大聲地嚷起來,嚷得哨官李殿文知道了,把我們叫到跟前,問什麼事。

  丁說:「副目馮某打我。」李哨官問我說:「你為什麼打他?」我說:「你叫他自己說。」丁守富說:「我只罵了兵兩句,他就打我。」

  李哨官把兩個生病的兵叫出來,兩個兵就大哭,說正目如何虐待他們,李哨官知道了原委,鼻子裡哼了一聲,罵丁守富說:「打得好,該打!」同時,也申斥了我幾句。

  從此以後,這兩個兵的湯藥屎尿,一概由我照應料理,一直伺候了兩個月,他們的病才好。這事不但兩個兵感謝我,就是全棚子裡的士兵,也受了很大的感動,對我的感情一天一天地好起來。

  不久,全哨的士兵知道了這事,不約而同地對我生起敬愛之心。此外還有一件事,給我很好的教訓,我也在這裡順便一述。

  韓家墅有一個姓馬的大財主,擁有十幾頃地,街上開有一座大雜貨行。有一天,那兩個生病剛好的士兵上街買東西,在雜貨行門首遇見馬先生。

  馬先生和他們原是熟識的,就問他們倆為什麼好久不上街,兩個兵說是病了,並且將經過的情形也告訴他。馬先生聽見我打抱不平,以及細心看護他們的事,心裡十分高興,說:

  「你們的副目是什麼樣的人,我倒沒有見過。」

  「我們副目個兒頂大,操法好,極用功,他不大上街。」

  「你們想法子介紹我見見他不好嗎?」

  「好!」

  兩個士兵回來,就將上述的經過說給我聽,並且堅持要我上街會見馬先生,我當時笑了一笑,我說我不去。兩個兵很失望,百般央告我,無論如何要我去一趟,纏得我實在沒辦法了,只好答應去。


  去了以後,馬先生為人很誠懇,待人接物也都很好,我們相識不久,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那時,他已四十多歲,我卻是個青年。

  我說我是個營混子,你同我拜把兄弟。可要辱沒了你。但是,他堅持要拜,我也未再拒絕,於是就結為異姓兄弟。後來,我當了哨長,把父親接了來,一時沒有找得適當的住處,就住在馬先生家裡。

  馬先生全家對我父親都很親熱,招待得如同他們自己的老人一樣,1924至1925年,我在南苑駐兵時,曾把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新近他才故去的。

  1903年四月,我升為四棚正目,十二月中旬,又被提升為第二營右哨哨長。

  新升的官長同舊官長容易鬧意見,這差不多是軍隊中的一個慣例。

  這時,右哨哨官齊振標,是從袁世凱的小隊子裡升上來的。因為他的尾巴粗,來頭大,所以雖然一個大字不識,氣焰卻極高,張口就罵人。

  練操的時候,就是他罵人的時候,那些下流字眼,字典里都是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操場裡下操,因為士兵動作不整齊,他抓住了這個題目,就破口大罵,罵得人家簡直沒法受得了,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氣也不敢出,只瞪著大眼睛向我注視著。

  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看見這光景,我就對齊振標說:「咱們練兵,只是罵可不成,要是罵能練好兵,那咱們就不必下操了,專門來罵好了!」

  齊振標聽了我的話,惡狼狠地瞪了我一眼,接著就說:

  「我是哨官。我有權罵人!」

  「你有權練兵,你沒權罵人!」

  操場裡的士兵,看見我們吵起來,都唧唧咕咕地嚷:「打!打!打!」於是,我們就真的動了手,我一時性起,拔出刀來,一直向他腦袋上砍去。他一看不好。回頭就跑,他跑,我追,像這樣繞著操場跑了一大周。

  後來,他跑出操場,到騎兵王統領那裡去告狀,我就跟著追了去。見了王統領,他告我以下犯上,目無官長。我說:「不管犯上不犯上,先要論論誰有理誰沒理。」

  王統領外號叫做王蛤蟆,和齊振標同是小隊子出身。他說:「不問什麼理不理,我要先打了再說話。」

  當時,齊振標罰了跪,卻把我按倒地上,打了二十軍棍。第二天,王蛤蟆又做和事老,請我們倆去吃飯,叫我們消釋意見,言歸於好。


  我當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剛當哨長,又打哨官。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這種行為,並沒有什麼思想或主義上的根據,一般都是一種義憤和一種不平之氣驅使出來的。

  後來,民國十三年(1924年)我從灤平班師,發動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這種成分。

  1905年,武衛右軍奉令離開韓家墅,開往南苑駐防,改為第六鎮。原來第三營的中左右三哨,改成第六鎮第二十四標第三營前左兩隊,我也由哨長改任司務長。

  改編以後,一切都採用新軍的辦法,因此,軍中頗有一番新氣象。那時,統制是段祺瑞,協統十一協是陸建章,十二協是何宗廉,標統是王化東。

  王化東文武兼長,文筆固好,軍學也研究得不錯,並且為人態度誠懇,勤於訓練,這算是我從軍以來第一次遇著的好長官。

  我們在南苑訓練,每日官長目兵都上講堂,學術兩科並重,段祺瑞對於官長頭目的訓練,尤為認真。一時間,全鎮空氣緊張,人人興奮,是年7月13日,第三營後隊排長出缺,我便升補了上去。

  一天,「兩宮」到萬壽山巡遊,第六鎮廿四標奉命在路上警戒,那驕貴威武的行列走出西直門不遠,不想有一個喊冤的百姓,因為不能接近,化裝了衛隊的樣子,戴著紅纓帽,混了進來,等到兩宮駕到,就衝到轎子前面大聲喊冤。

  慈禧太后吃了一驚,幾乎從轎子裡衝出來。於是,太后大發威風,立刻下諭把當事的隊官撤職,標統和管帶的領帶摘去,段祺瑞也記了一次大過。

  這樣一來,隊官降為排長,各方紛紛保薦人去補這個缺。因為保薦的人太多了,無法決定取捨,乃舉行考選,以昭公允。

  這次考選,有四團十二營,共計四十八連,每連派一位排長參加。結果,我竟僥倖考取了第一,當升為廿四標第二營後隊隊官。

  我升為隊官後一個月,我父親即患肺疾,晝夜咳嗽,痰中微帶血色,請遍了附近的醫生診治,總是不見功效。後來,派人到北京請了一位陸大夫來。

  他是北京普仁醫院的內科大夫,醫術很精(現在徐州開醫院),但診治月余。依然不見起色。延至12月15日,即溘然長逝。

  父親北來不久,我即遭此大故,真是悲痛萬分!他老人家一生顛連艱苦,可以說沒過一天好日子。如今,我稍能菽水承歡,而他老人家竟與我長別了。這為我留下一生永不忘懷的遺痛!

  父親的喪事辦完,靈柩暫停離南苑二里的海子潘家廟。那時,南苑圍牆內不許停厝棺柩,因此隔了兩個月,又將靈柩運往保定府,安葬到安徽義地里。這時已是1905年了。

  我當第二營隊官,本營管帶名叫回富興的,為人忠厚怕事,完全是一位好好先生,不是一個有為的人。平素里,他認為官長不可信賴,常派幾個親信的頭目,到各隊中監視,這是他帶兵的秘訣。


  我帶領的隊伍中,有一個頭目名叫張青雲的,就是他派了來的。因為他偷東西,被我查明,立即把他開除,他就回去見回管帶,於是回管帶又讓他重返原任。

  我當時非常氣憤,戴上帽子,拿著刀,就去見回管帶。見了面,他說:「張頭目犯了錯,你應當教導他,使他學好才是,開除是不可能的。」

  我說:「這種害群之馬,非剷除不可,像他這種人,不但擾害別人,而且使別人受他的惡影響。如果不辦,將來隊伍里什麼事都不能辦了。」

  說著我把帽子摘下,連刀一起扔到回富興的懷裡,回頭就走。同時一邊走,嘴裡還氣憤憤地這樣說著:「能給好漢子牽馬墜鐙,不給賴漢子當祖宗。」

  後來,由統領王化東從中一再苦勸,我們倆才和好無事,我當了隊官以後,這一次又算是同管帶鬧了一場。

  關於帶兵,有幾點應注意的事,這裡我也順便拉雜說一說。

  第一,士兵知識淺陋,有什麼隱衷。都不能自己解決,或適當地應付。當官長的必須時常和他們接近,洞悉他們的苦衷,隨時替他們解決,或是予以安慰,否則就很容易發生弊端。

  有一次,我們營里後隊有一個兵,在屋內上了吊,企圖自盡,幸而被人發覺,未釀事端。消息一經傳出,標里協里鎮裡都派人來調查原委。

  原來這個兵,這天因為他的父親從家裡來,找他要錢,他就到左哨他朋友那裡去借,他的朋友把一份整餉借給他。他心裡很高興,就把借得的錢,連同他自己的餉包放在一起,和那朋友談起天來。

  不料轉眼之間,兩個餉包竟從桌子上不翼而飛。兩包錢丟了,除他父親沒法打發以外,他還欠棚子裡一元菜錢,棚頭正逼著他要,並且恐嚇他,說如果不還菜錢,以後就不許他吃菜。

  後來,大家都出外上操去了,只留他一個人在屋裡。他想:父親怎麼打發呢?菜錢拿不出,以後自己又怎麼吃伙食呢?他想來想去,沒有辦法,一時情急,所以上吊了。

  這事當時雖然沒有鬧出人命來,然而已經弄得人言嘖嘖了,說一定是官長打了他,不然,他為什麼自盡?所以當官長不但不可壓迫士兵,就是疏忽大意,也是極不妥當的。

  第二,帶兵的人互相鬧意見,隊伍就永難帶得好。我這一隊的二排排長徐得勝,原來是從隊官降級下來的。因此,他一天到晚不高興,最好同大家鬧意見。

  有一次他督工,一個患病的士兵向他掛號,說去解大便。過了一會兒,又要掛號,一連掛了幾次號,徐得勝就不耐煩,大罵他故意搗亂。

  這天因為下雨,中途收了工,士兵回來,從營房後門過,這兒有一口井,剛走到這兒,患病的那個兵,一時氣急心窄,忽然向並里跳了進去,大家見狀大駭,急忙打撈,幸而人多手快,才沒有出事。

  不過,後來隊伍中就嚷開了,說後隊的排長逼成士兵跳井的事。鑼鼓不齊沒有法子唱好戲,假如營長同連長鬧意見,那更是怎麼也帶不好兵的了。

  第三,營中的軍醫長應當慎重選擇,萬不可濫竽充數。

  有一天,我檢查內務,發現六棚有一個士兵名叫褚懷軍的,身染時疫,於是立即派人請軍醫長來看病。軍醫長來到,診完脈,一付藥吃了下去,當即把那個兵打發了。

  當時,那兵斷了氣,大家都不知道,只聽見他吃下藥去,直嚷肚子疼,以後就再沒有做聲。大家都以為他睡著了,等到出早操的時候,協統跑來查營房,大家急忙整頓內務,一看屋內還有一個人沒起床,喊了半天,不聽見聲音,走近去一看,原來早已沒氣了。

  當時,氣得我急忙去找軍醫長——他是協統的兒女親家,外號叫「催命鬼」——我問他:「好好的一個兵,不過生了點小病,你一付藥怎麼就把他吃死了?你這是怎麼治的?你這算什麼醫生?」

  「催命鬼」聽我質問後,竟這樣回答:「我是治病,可治不了命!」吵了半天,也沒有結果。我就說:「你不過是協統的親家,哼!……」

  那時,軍隊中用人,大多憑靠親戚關係,濫任私人,學識能力,往往不大管的。下級官長和士兵氣忿不平,也只好悶在肚子裡,無可奈何。

  清末,國家軍務組織中有軍學司的設置,職位很高。這時,任軍學司的是馮國璋。他不知怎麼犯了神經病,忽然上了個奏摺,大意是:

  行伍出身的只能當到司務長為止,排長以上的官長須任用軍官學校或陸軍大學的畢業生。

  消息傳到各處,隊伍中立即沸騰起來。我對於這件事情當時發生兩種感想:第一。其時軍官學校太少,而且開辦不久,一時訓練不出那麼些畢業生,以畢業人數論,平均一營也派不著一個。事先沒有詳細的計劃,就冒然提出這樣的建議,搖動軍心,不能不算是失著。

  第二,奏摺的用意,完全替富家子弟打算,根本沒有給窮人設想。

  因為能上軍官學校的,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和皇家權貴的親戚。並且升入陸大,必須有軍官學校畢業的資格。

  試想,窮苦人家子弟,如何有此能力?這奏摺雖然沒有立即施行,但因此軍隊中的窮苦弟兄們,都對馮國璋大大不滿,並且進而遷怒於昏庸的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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