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步步上升

  楊柳青靠近小清河和運河，土地特別潮濕，石鋪的街道也很窄狹，到處都是污泥。地方上，雖有些大財主，可是對於這種公益的事業，誰也不去關心。

  我們在這裡住不到一星期，袁世凱派了人來挑選小隊子，出我意外的是，哨官竟把我藏了起來，使我參加挑選的權利就被剝奪了。

  那時，充當一名小隊子，餉銀每月十兩八，一個普通兵每月才四兩八，相差一倍還多，這件事，我委實萬分不高興，挑選的結果，同伴中比我個兒矮的也被挑走了，我要是能參加，一定可以挑得上的。

  我覺得，這是官長惡意拿捏我，一時心裡很是氣憤，後來，我回頭想想，才知道這是我的誤會。他們那麼辦，原是另跟看待我，有意要留下我的。

  因為，那時在同伴中，要算我最為用功，我們在楊柳青，租住著民房，大家都在地上打草鋪。我因為要讀書練字，特意買了一隻箱子，坐在地鋪上，就用箱子當作桌子，每天利用餘暇，埋頭讀書寫字，自己覺得非常自在，進步也很快。

  營中的功課，最注重野地實習，經常分成小隊，練習猝然遇敵的戰法。每天操演的陣勢和官長的說明、教訓，回來我都統統記下來，自己又加以研究，得益實在不淺。

  營長和哨官看見我努力的情形，又知道我會喊操，就暗中特別看重我，有時叫我喊一哨的操，有時叫我喊三哨的操，有時我們全隊的人，都交給我喊。

  他們的意思，是早就準備著要把我升用上去的。不過，我那時一心一意只想拿那十兩八錢銀子，心想經濟寬裕一點，可以把我父親接回來同住。所以，他們的用意，我根本沒有去了解。

  九月初，隊伍又奉令開往韓家墅，這裡距離天津整整二十里，到韓家墅後，隊伍暫時住在帳篷里，同時，即動工蓋造營房。

  十月尾上天氣冷起來，河溝里已經結了薄冰，營房的蓋造，須我們自己現脫坯，都是幾個人合在一起並伙做。我因為沒做過這工作，便自告奮勇，擔任了在坑裡取水的工作。

  在晌午陽光正暖的時候，這個工作還不怎樣吃苦，可是早晚溫度低冷，站在坑裡，先要鑿冰，而後才可到水裡去取水，這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這樣工作了一個星期，我的下腿遂受了寒，到而今，每到初冬，兩腿便隱隱作痛，就是這時種下病根的。

  不久，保定府籌辦二十營大規模的擴軍，新軍的官長，很多是由武衛右軍挑選去擔任，我之升為副目，也就是在這個時候。

  說實話，升任副目不是容易的，因為每連共計六棚，每棚十二人，合計要在七十二個正兵中挑選一個副目。至於正目就比較容易升，因為競逐正目的只有六個副目。

  我升為副目，頭棚里的士兵都很不高興，因為我是六棚中入伍不久的新兵。他們認為，我經歷太淺，沒有資格當頭目。正目丁守富也和我處得很不好，這人一個大字不識，操法也不懂，但是卻會千方百計地同我為難。

  那時，棚子裡有兩個兵——一個姓劉，另一個姓陳——正生著傷寒病，渾身發燒，鼻孔流血。就在他們這樣重病的時候，丁守富常常站在旁邊，手裡玩弄著皮帶，嘴裡嘮嘮叨叨對他們亂罵：

  「賤骨頭，好吃零嘴，不小心，自己作了自己受，活該！」如此這般，麻煩不已。

  他的面貌生得很醜，嘴唇特別厚，往上撅著，如同豬嘴一樣。因此，大家給他送了一個外號，叫做「老豬精」，罵人時候嘴唇益發撅得厲害，臉子也更加顯得難看。他常常對他們罵著，越罵越厲害，越罵越生氣。

  我在旁邊望著，實在有點看不過，有一次我就說：「他們生病，你應該侍候才對呀！你天天只會罵，難道他們的病罵得好不成？」

  丁守富聽了火上加油，接過來就同我吵罵起來。我一時按不住心頭火氣，跳起來把他按倒，照他身上打了幾十拳，丁守富就大聲地嚷起來，嚷得哨官李殿文知道了，把我們叫到跟前，問什麼事。

  丁說：「副目馮某打我。」李哨官問我說：「你為什麼打他？」我說：「你叫他自己說。」丁守富說：「我只罵了兵兩句，他就打我。」

  李哨官把兩個生病的兵叫出來，兩個兵就大哭，說正目如何虐待他們，李哨官知道了原委，鼻子裡哼了一聲，罵丁守富說：「打得好，該打！」同時，也申斥了我幾句。

  從此以後，這兩個兵的湯藥屎尿，一概由我照應料理，一直伺候了兩個月，他們的病才好。這事不但兩個兵感謝我，就是全棚子裡的士兵，也受了很大的感動，對我的感情一天一天地好起來。

  不久，全哨的士兵知道了這事，不約而同地對我生起敬愛之心。此外還有一件事，給我很好的教訓，我也在這裡順便一述。

  韓家墅有一個姓馬的大財主，擁有十幾頃地，街上開有一座大雜貨行。有一天，那兩個生病剛好的士兵上街買東西，在雜貨行門首遇見馬先生。

  馬先生和他們原是熟識的，就問他們倆為什麼好久不上街，兩個兵說是病了，並且將經過的情形也告訴他。馬先生聽見我打抱不平，以及細心看護他們的事，心裡十分高興，說：

  「你們的副目是什麼樣的人，我倒沒有見過。」

  「我們副目個兒頂大，操法好，極用功，他不大上街。」

  「你們想法子介紹我見見他不好嗎？」

  「好！」

  兩個士兵回來，就將上述的經過說給我聽，並且堅持要我上街會見馬先生，我當時笑了一笑，我說我不去。兩個兵很失望，百般央告我，無論如何要我去一趟，纏得我實在沒辦法了，只好答應去。

  去了以後，馬先生為人很誠懇，待人接物也都很好，我們相識不久，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那時，他已四十多歲，我卻是個青年。

  我說我是個營混子，你同我拜把兄弟。可要辱沒了你。但是，他堅持要拜，我也未再拒絕，於是就結為異姓兄弟。後來，我當了哨長，把父親接了來，一時沒有找得適當的住處，就住在馬先生家裡。

  馬先生全家對我父親都很親熱，招待得如同他們自己的老人一樣，1924至1925年，我在南苑駐兵時，曾把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新近他才故去的。

  1903年四月，我升為四棚正目，十二月中旬，又被提升為第二營右哨哨長。

  新升的官長同舊官長容易鬧意見，這差不多是軍隊中的一個慣例。

  這時，右哨哨官齊振標，是從袁世凱的小隊子裡升上來的。因為他的尾巴粗，來頭大，所以雖然一個大字不識，氣焰卻極高，張口就罵人。

  練操的時候，就是他罵人的時候，那些下流字眼，字典里都是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操場裡下操，因為士兵動作不整齊，他抓住了這個題目，就破口大罵，罵得人家簡直沒法受得了，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氣也不敢出，只瞪著大眼睛向我注視著。

  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看見這光景，我就對齊振標說：「咱們練兵，只是罵可不成，要是罵能練好兵，那咱們就不必下操了，專門來罵好了！」

  齊振標聽了我的話，惡狼狠地瞪了我一眼，接著就說：

  「我是哨官。我有權罵人！」

  「你有權練兵，你沒權罵人！」

  操場裡的士兵，看見我們吵起來，都唧唧咕咕地嚷：「打！打！打！」於是，我們就真的動了手，我一時性起，拔出刀來，一直向他腦袋上砍去。他一看不好。回頭就跑，他跑，我追，像這樣繞著操場跑了一大周。

  後來，他跑出操場，到騎兵王統領那裡去告狀，我就跟著追了去。見了王統領，他告我以下犯上，目無官長。我說：「不管犯上不犯上，先要論論誰有理誰沒理。」

  王統領外號叫做王蛤蟆，和齊振標同是小隊子出身。他說：「不問什麼理不理，我要先打了再說話。」

  當時，齊振標罰了跪，卻把我按倒地上，打了二十軍棍。第二天，王蛤蟆又做和事老，請我們倆去吃飯，叫我們消釋意見，言歸於好。

  我當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剛當哨長，又打哨官。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這種行為，並沒有什麼思想或主義上的根據，一般都是一種義憤和一種不平之氣驅使出來的。

  後來，民國十三年（1924年）我從灤平班師，發動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這種成分。

  1905年，武衛右軍奉令離開韓家墅，開往南苑駐防，改為第六鎮。原來第三營的中左右三哨，改成第六鎮第二十四標第三營前左兩隊，我也由哨長改任司務長。

  改編以後，一切都採用新軍的辦法，因此，軍中頗有一番新氣象。那時，統制是段祺瑞，協統十一協是陸建章，十二協是何宗廉，標統是王化東。

  王化東文武兼長，文筆固好，軍學也研究得不錯，並且為人態度誠懇，勤於訓練，這算是我從軍以來第一次遇著的好長官。

  我們在南苑訓練，每日官長目兵都上講堂，學術兩科並重，段祺瑞對於官長頭目的訓練，尤為認真。一時間，全鎮空氣緊張，人人興奮，是年7月13日，第三營後隊排長出缺，我便升補了上去。

  一天，「兩宮」到萬壽山巡遊，第六鎮廿四標奉命在路上警戒，那驕貴威武的行列走出西直門不遠，不想有一個喊冤的百姓，因為不能接近，化裝了衛隊的樣子，戴著紅纓帽，混了進來，等到兩宮駕到，就衝到轎子前面大聲喊冤。

  慈禧太后吃了一驚，幾乎從轎子裡衝出來。於是，太后大發威風，立刻下諭把當事的隊官撤職，標統和管帶的領帶摘去，段祺瑞也記了一次大過。

  這樣一來，隊官降為排長，各方紛紛保薦人去補這個缺。因為保薦的人太多了，無法決定取捨，乃舉行考選，以昭公允。

  這次考選，有四團十二營，共計四十八連，每連派一位排長參加。結果，我竟僥倖考取了第一，當升為廿四標第二營後隊隊官。

  我升為隊官後一個月，我父親即患肺疾，晝夜咳嗽，痰中微帶血色，請遍了附近的醫生診治，總是不見功效。後來，派人到北京請了一位陸大夫來。

  他是北京普仁醫院的內科大夫，醫術很精（現在徐州開醫院），但診治月余。依然不見起色。延至12月15日，即溘然長逝。

  父親北來不久，我即遭此大故，真是悲痛萬分！他老人家一生顛連艱苦，可以說沒過一天好日子。如今，我稍能菽水承歡，而他老人家竟與我長別了。這為我留下一生永不忘懷的遺痛！

  父親的喪事辦完，靈柩暫停離南苑二里的海子潘家廟。那時，南苑圍牆內不許停厝棺柩，因此隔了兩個月，又將靈柩運往保定府，安葬到安徽義地里。這時已是1905年了。

  我當第二營隊官，本營管帶名叫回富興的，為人忠厚怕事，完全是一位好好先生，不是一個有為的人。平素里，他認為官長不可信賴，常派幾個親信的頭目，到各隊中監視，這是他帶兵的秘訣。

  我帶領的隊伍中，有一個頭目名叫張青雲的，就是他派了來的。因為他偷東西，被我查明，立即把他開除，他就回去見回管帶，於是回管帶又讓他重返原任。

  我當時非常氣憤，戴上帽子，拿著刀，就去見回管帶。見了面，他說：「張頭目犯了錯，你應當教導他，使他學好才是，開除是不可能的。」

  我說：「這種害群之馬，非剷除不可，像他這種人，不但擾害別人，而且使別人受他的惡影響。如果不辦，將來隊伍里什麼事都不能辦了。」

  說著我把帽子摘下，連刀一起扔到回富興的懷裡，回頭就走。同時一邊走，嘴裡還氣憤憤地這樣說著：「能給好漢子牽馬墜鐙，不給賴漢子當祖宗。」

  後來，由統領王化東從中一再苦勸，我們倆才和好無事，我當了隊官以後，這一次又算是同管帶鬧了一場。

  關於帶兵，有幾點應注意的事，這裡我也順便拉雜說一說。

  第一，士兵知識淺陋，有什麼隱衷。都不能自己解決，或適當地應付。當官長的必須時常和他們接近，洞悉他們的苦衷，隨時替他們解決，或是予以安慰，否則就很容易發生弊端。

  有一次，我們營里後隊有一個兵，在屋內上了吊，企圖自盡，幸而被人發覺，未釀事端。消息一經傳出，標里協里鎮裡都派人來調查原委。

  原來這個兵，這天因為他的父親從家裡來，找他要錢，他就到左哨他朋友那裡去借，他的朋友把一份整餉借給他。他心裡很高興，就把借得的錢，連同他自己的餉包放在一起，和那朋友談起天來。

  不料轉眼之間，兩個餉包竟從桌子上不翼而飛。兩包錢丟了，除他父親沒法打發以外，他還欠棚子裡一元菜錢，棚頭正逼著他要，並且恐嚇他，說如果不還菜錢，以後就不許他吃菜。

  後來，大家都出外上操去了，只留他一個人在屋裡。他想：父親怎麼打發呢？菜錢拿不出，以後自己又怎麼吃伙食呢？他想來想去，沒有辦法，一時情急，所以上吊了。

  這事當時雖然沒有鬧出人命來，然而已經弄得人言嘖嘖了，說一定是官長打了他，不然，他為什麼自盡？所以當官長不但不可壓迫士兵，就是疏忽大意，也是極不妥當的。

  第二，帶兵的人互相鬧意見，隊伍就永難帶得好。我這一隊的二排排長徐得勝，原來是從隊官降級下來的。因此，他一天到晚不高興，最好同大家鬧意見。

  有一次他督工，一個患病的士兵向他掛號，說去解大便。過了一會兒，又要掛號，一連掛了幾次號，徐得勝就不耐煩，大罵他故意搗亂。

  這天因為下雨，中途收了工，士兵回來，從營房後門過，這兒有一口井，剛走到這兒，患病的那個兵，一時氣急心窄，忽然向並里跳了進去，大家見狀大駭，急忙打撈，幸而人多手快，才沒有出事。

  不過，後來隊伍中就嚷開了，說後隊的排長逼成士兵跳井的事。鑼鼓不齊沒有法子唱好戲，假如營長同連長鬧意見，那更是怎麼也帶不好兵的了。

  第三，營中的軍醫長應當慎重選擇，萬不可濫竽充數。

  有一天，我檢查內務，發現六棚有一個士兵名叫褚懷軍的，身染時疫，於是立即派人請軍醫長來看病。軍醫長來到，診完脈，一付藥吃了下去，當即把那個兵打發了。

  當時，那兵斷了氣，大家都不知道，只聽見他吃下藥去，直嚷肚子疼，以後就再沒有做聲。大家都以為他睡著了，等到出早操的時候，協統跑來查營房，大家急忙整頓內務，一看屋內還有一個人沒起床，喊了半天，不聽見聲音，走近去一看，原來早已沒氣了。

  當時，氣得我急忙去找軍醫長——他是協統的兒女親家，外號叫「催命鬼」——我問他：「好好的一個兵，不過生了點小病，你一付藥怎麼就把他吃死了？你這是怎麼治的？你這算什麼醫生？」

  「催命鬼」聽我質問後，竟這樣回答：「我是治病，可治不了命！」吵了半天，也沒有結果。我就說：「你不過是協統的親家，哼！……」

  那時，軍隊中用人，大多憑靠親戚關係，濫任私人，學識能力，往往不大管的。下級官長和士兵氣忿不平，也只好悶在肚子裡，無可奈何。

  清末，國家軍務組織中有軍學司的設置，職位很高。這時，任軍學司的是馮國璋。他不知怎麼犯了神經病，忽然上了個奏摺，大意是：

  行伍出身的只能當到司務長為止，排長以上的官長須任用軍官學校或陸軍大學的畢業生。

  消息傳到各處，隊伍中立即沸騰起來。我對於這件事情當時發生兩種感想：第一。其時軍官學校太少，而且開辦不久，一時訓練不出那麼些畢業生，以畢業人數論，平均一營也派不著一個。事先沒有詳細的計劃，就冒然提出這樣的建議，搖動軍心，不能不算是失著。

  第二，奏摺的用意，完全替富家子弟打算，根本沒有給窮人設想。

  因為能上軍官學校的，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和皇家權貴的親戚。並且升入陸大，必須有軍官學校畢業的資格。

  試想，窮苦人家子弟，如何有此能力？這奏摺雖然沒有立即施行，但因此軍隊中的窮苦弟兄們，都對馮國璋大大不滿，並且進而遷怒於昏庸的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