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常德鎮守使02
哪知，他到任後，暴露出許多書生的弱點，最壞的是神經過敏、易猜忌、性急躁，因之辦事也魯莽滅裂，不能有個分寸。
那時，桃源有一個大財主，是地方上一大劣紳。他開了幾家錢莊，擅自印發鈔票，有一商人和他發生糾葛，告到縣衙里。王知事也不調查調查，也不想個近情合法的處置，馬上就派人把那富戶抓了來，打一頓板子，沒收其鈔票，並且罰他出錢修路。
這樣的做法，已經嫌其不當了。但是還不夠，又送去一塊「為富不仁」的匾額，勒令懸掛堂廳中。——這等於時時地打罵他，污辱他，等於永遠地打罵他，污辱他。以此，引起地方人民的公憤。
那土豪在忍無可忍之餘，又從而翻浪揚波，遂致王知事無法自存，只有自動辭職而去。我並不是說土豪劣紳不當得罪，相反的，我們必當嚴辦，以解人民苦痛，但必須持法律合情理，一步步地慢慢辦理，萬不能任意懲處，操之過急。
罰款修路，沒收錢票，都是不錯的，但罰了之後，即不必再加辱打，至於送匾之舉，那簡直有些荒唐了，王自此以後，一蹶不振，再也沒有什麼成就。至民國十八年，終以瘋病死於北平。
桃源縣城西南數十里有座桃源山，相傳陶靖節先生所描寫的世外桃源，即在此處。
我到那裡遊歷，正在春天，從一個山口進去，即展開一片田疇，油菜花開得正熱鬧，看著真有意思。由一高台階引到一座廟宇中，有許多牡丹花，此時舉目一望，實在太美麗了。
可惜，我不會寫文章，否則定要寫一篇《桃花源後記》，以饗國人。
桃源一條河灘，還產一種小石，大者如卵，小者如蠶豆，上有花紋，有似松柏者，有似花卉鳥獸者，很是好玩。
土人拾它起來，加一番洗淨磨光的工夫，更顯得晶澈玲瓏。凡是游桃源的人，必定買些以為紀念。比南京雨花台的石頭又是不同。
在桃源，有金牧師夫婦，美國人，都是高高的個子，瘦瘦的身材，說話很和氣，帶著兩個孩子，在此地教會多年，和我很熟識。
有一天，他們夫婦請我吃午飯。菜不多，有一碗雞湯，還有幾塊雞肉，看著極潔淨。我誇讚他們的好菜。金牧師說：
「真是慚愧得很，實在太不豐富了。可是有一點我要說明。我們已經一年沒有吃過葷菜，今天為請鎮守使才買了一隻雞。」
我問他是什麼緣故，他說：「自從我們美國對德國宣戰，動員了三百萬兵，我們一家就節衣縮食，余積些錢寄回美國去，獻給政府。」
他說這番話的時候，神色極嚴肅，聲音極懇摯，吃完飯之後，我到院子裡散步。這時，金牧師在屋裡，太太正照應孩子吃飯。恰好廚子走我身邊過，我順便問他道：
「金牧師平日吃些什麼菜？」
那廚子說：「早些時候是無葷不餐，近來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已經多時沒吃葷了。今天才宰了一隻雞。」
我站在院子裡思索著，實在不勝感想。覺得一個國家的強或弱，決不是偶然的事，這是國民文化水準的總表現。
我們中國到了今日，可算已經至最危險的時候，除了少數的熱血分子而外，大多數人誰有此心？
尤其許多驕奢淫逸的官僚軍閥、富戶買辦，成天為自己揮霍無度，欲其拿一文錢獻給國家，就比抽他的筋還難過。
我以為，我們要想在世界上活的像個人，要想我們民族能夠生存發展，一般國民文化水準的提高，是個很根本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我也要在此大書一下。
1920年年底，有一天，我的參謀長劉郁芬和我談話，偶而說起有一位同學住在他家裡養病，那人姓劉，是我的親戚。我恐怕住在他家裡，或者不大方便，就請他到我的寓所中來住。
那位劉君患的是一種神經病，原先住在漢口時，曾跳過一次樓，摸過一次火盆，但病時發時愈，好的時候和平常人一般。
一天，他的毛病發作了，我請羅大夫給他診治。羅大夫是美國人，中國名字叫做羅感恩，和他太太在常德東門開著一個廣德醫院，我自到常德，就和他熟識，官兵中患了什麼疑難的病，都到羅大夫處就醫。
羅為人極和藹，醫術甚高明，全城男女老少凡認識他的無不親熱他，信服他。我先叫趙登禹去雇轎子，打算把病人送到羅大夫那裡住院。等轎子雇來了，劉君卻死也不肯去，說怕人家笑他有病（這正是他神經病的徵象）。我趕忙安慰他說：「那就不住醫院罷，我去請羅大夫來給你看。」
羅大夫請來了，我陪著他去看病人，病人住在樓上，和我的臥房緊鄰著。我們一進房，病人就躲到床底下去，死也不肯出來，勸了半天，才把他勸出來。羅大夫診察了一會，和他說：
「你這病不要緊，只要多多運動身體，不久就可以好的。常德地方的人都極好，你可以每天多出去玩玩，走動走動，出些汗，身上舒服舒服。此外要多吃飯，多多地吃蔬菜。」
病人低頭聽著，倒也很好。我陪著羅大夫出來，說了一些閒話。又談到病人身上來。我問這病究竟如何。羅說：「最要緊的是多活動，但怕他不願意常常出去走動。最好要他做柔軟體操，每天要他做幾次。」
說著就站起來給我做柔軟操看。我覺得這個很重要，要求羅大夫當面教給病人。於是又到病人房裡，病人又是躲在床底下，怎麼勸也不肯出來，好容易才勉強把他拉出來，扭著脖子，非常生氣的樣子。羅大夫和他說：
「你不能生氣，若是生氣，病就不容易好。我教給你做柔軟操，你每天多做幾回。很快就可以好了。」
一面說，一面比著姿勢給他看。不料就在這時，病人不知從哪裡掏出一支手槍。說時遲，那時快，他手指發動機關，啪的一聲，就把羅大夫打倒。我連忙去抓他，對我又是一槍，把我左手打傷，肩亦中一彈，幾個傳事兵一擁而上，才把他拉住，用繩子捆起來。
一邊連忙看羅大夫，一彈正中他的左腮，從右邊脖子穿出，血流不止。急忙請了羅太太來，只因傷勢過重，抬回醫院，當天午後，就謝世了。我的傷勢幸而很輕，在醫院裡住了兩個星期始愈。
羅太太后來在湖州他兄弟孟大夫辦的醫院中為護士長，我曾屢次去看她，時年已七十多歲，身體仍甚健康。1931年我到上海，又與羅太太的一位大公子見面，說他的兄弟已經畢業，不久就要到中國來了。
1937年，我因公第二次到常德，曾到羅大夫墓上致祭，並且建立一塊墓石，將這一段故事記載於上，以垂永久。
有人說，外國人在中國傳教，意在使中國人民受其麻醉，他們完全是以宗教為其文化侵略的工具。這話的真確性如何，我還不敢一口說定，但外國的傳教士，有好的，也確實有壞的。
那種壞的不能奉行基督教義，不明白中國情形，有意無意地假其優越的政治經濟地位，或仗著教會勢力，在中國做種種越理越法的事，使人民對之起絕大惡感，確是常見的事實。
咸同間的教案，庚子年的義和團事變，大部分應該這種教士和教友負責。我在常德期間，對於傳教士或教友一律以法以理繩之，絕不寬容庇護。
一天，一位英國教友到常德，帶著他的行李進城。守城的士兵要檢查他的行李，他卻拒絕檢查。士兵說，這是奉的命令，非檢查不可。教士非常生氣，說道：
「我在中國，到哪裡也不讓檢查，難道你這裡不是中國地方嗎？」
那士兵笑道：「這不是生氣的事。在別處不讓檢查也許可以，這裡可不行。我和你沒有仇，你和我也沒有恨。
我要檢查是執行命令，不是隨便可以通融的。我檢查完了，若是開罪了你，那時請你吃飯，給你平氣也可以。但現在，檢查還是要檢查。」
那外國人也只好笑了，聽他把行李箱子打開來檢查。查畢，他來謁見我。說：「你的兵真厲害，也不和我生氣，也不和我打架，可是一定要執行他的命令。」
雖是這樣說著，但還是很生氣，好像受了侮辱一樣。我說：「難道你們國家不講法律嗎？難道你們軍隊不奉行命令嗎？」他也就沒有話回答。後來他把這事寫在一篇通訊稿里，在報紙上發表出來。
與此相同的，還有一位英國傳教士的事。那時，韓復榘為三團三營營長。在常德上游一個名叫河洑的地方駐防，凡由沅江上游下來的船隻，都須停止接受檢查。
那位教士帶著男男女女一大船人，經過此地，韓部即上船檢查，他不曾接受，問明白是我的兵，以為我是教友，應當對他通融。為掙這個「面子」，他跑很遠的路。特意到常德來找我。和我說：
「你的兵不應當檢查我。因為你也是教友。」
我笑著問他道：「你船上帶的有違禁品嗎？」
他紅著臉說：「沒有。」
「既然沒有違禁品，為什麼怕受檢查呢？」
「因為我們都是教友，用不著施行檢查的手續。」
我說：「你說錯了，正因為我們是教友，你更應該接受檢查。怎麼真是教友，還怕受檢查呢？」
他怏怏然回去，很不痛快，好像我有意和他為難似的。除了基督教堂而外，常德也有天主堂。這兒，許多都是強橫不法，和地方人民也處得很不好。
一天，薛子良接到一件訟事，是本地一個人家將其房產押給一個天主教教友，後來，這人家敗落，要將房產變賣。其時，賣價比典價多三倍還多。那教友強要買這屋，自以為有天主堂撐腰，應當占些便宜，不肯按房主的要價給錢，並不許賣給別人。屋主無法理喻，告到縣裡來。
薛子良即傳那教友，那教友竟避入天主堂，不肯出面。那教堂神父是義大利人，藏庇那教友，怎麼也傳不到案。薛氣極了，跑來告訴我，說外國神父這樣橫行不法，我們還辦得了事嗎！
我把事情問明白叫薛不要著急，我說我替你傳人。我帶著兩名手槍隊去找那神父，走到天主堂門口，神父就把我讓進去坐。我不肯進去，只和他說明來意。他回答說沒有這個人。我說：
「你能讓我搜一搜嗎？」
他說：「那不能。」
「人是明明在你跟前，你藏匿著他，不肯認。你這教友，若果然是好人。交出來，也自然無事，若是個壞人，我是不容你藏他的。何況你們教堂里不應當藏匿壞人！」
他仍是不肯。我說：「好說你不聽，我可要嚷了！」於是大嚷起來。說，「天主堂藏匿犯人，天主堂包庇惡棍！」嚷的許多民眾都來圍看。
那神父著了急，說：
「不能這樣嚷呀！請你進來罷，有事我們到裡面商量。」
我說：「我只要交出那個人犯，沒有什麼可商量的。你若不交，我就宣告全常德的人，宣告全中國人，宣告全世界人，說你橫行不法！而後我還要搜查，用法律解決。」
他知道再也不能抵賴，只得承認一切，說那教友現在不在，要求我答應他明日交出人來。我要他當日交人，否則就須為他自己找保。
後來，他請出幾位基督教的朋友為他作保，第二天才把人帶來。當即依法審理，終於按照屋主的賣錢買了那座屋子。這件事，常德人民都覺得痛快，因為天主堂包庇惡徒，已不是一天的事了。
這事過去後幾天，一個老人到鎮守署來見我。說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人天主教，二兒子入基督教。大兒子吃喝嫖賭，為非作歹，他看著情形不好，便給兩個兒子分家，各立門戶。
孰知，大兒子舊習不改，把自己分的產業花光，又要強要二兒子的產業。兄弟倆因此打起架來。老頭兒從旁勸解，不料大兒子竟敢用磚頭打他，幸虧他躲閃得快，沒曾受傷，只把牆上打了一個大坑。因此他告大兒子忤逆，請我依法辦理。
我叫袁軍法官調查屬實，把他兩個兒子都傳到案。二兒子面貌端正，言詞有理；大兒子卻面貌猙獰，一望即知是個不務正業的傢伙。
我問他說：
「你父親告你忤逆，你是被告，為何不跪下聽審？」
他答道：「我不跪，我是天主教！」樣子極是倔強。
我又問道：「你有兩重罪：第一，你不當強占你兄弟產業；第二，你不當用石頭打人，何況打的是你自己父親！你知道不知道？」
他說：「完全是父親不對，」又說，「這事只該天主堂問我，別人沒權審問我。」
我把他親戚鄰舍都找了來，問他平日行為如何。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他仗倚教勢，種種強橫不法。
我即令手槍隊當眾用鞋底打他嘴巴。打得滿口流血，哭著嚷道：
「大人，饒了我吧！饒了我吧！」
我問他：「只有別人的不對，你一點也沒做錯，有什麼求饒的？」
他說：「我以為進了天主教，誰也管不了我，我才敢胡作胡為，現在知道都是自己不是了，從此願意悔改了。」
當時把他好好地訓斥了一番，令他給他父親賠了罪，問明他原曾學過裁縫，那時我請李顯堂在軍隊中主辦工藝廠，即把他送入工廠中學習縫衣機。
每天工資兩角，他自己用一角，另一角去奉養父親。過了一個時期，他慢慢改變野性，才放他出來自力謀生。
天主教在中國，不能給一般社會以良好印象，其故即在於教士們自視為特權階級，要挾官府，包庇惡徒，種種行為不檢。有的是由於他們不明白自身事業，有的是由於他們不明白中國情形，但也有許多竟是存心作惡，不是為傳教而來的。
我們應當分別是非，認識善惡，不應當一味信任，也不應當一筆抹殺。
我們剛到常德，即把常德的娼妓驅逐淨盡。隨後，我又和薛子良著手辦理禁毒的事。
那時統計，常德居民打嗎啡針的占百分之五，許多年輕力壯的小伙子，都因此變成肌膚潰爛奄奄待斃的廢人。我看著這種現象，心痛難言。但一時又想不出有效的適當辦法。
乃和薛知事商量，請他先抓幾個打嗎啡針的人來驗看驗看，而後再想主意。第二天，即抓來六名，嗎啡真是可怕的毒品，凡打過一針，皮膚上即起一顆黑斑，接著就慢慢腐爛，不過半年工夫，即弄得體無完膚。
這六個癮客，已經遍體黑泡，潰爛得有如蜂窩一樣了。他們原都是殷實人家子弟，因染此嗜好，而傾家蕩產。此時，已窮得日無三餐，夜無一宿，但嗎啡針還是要打的。
我決定先成立一個戒菸所，所中請了醫生，制辦藥品，連伙食也為他們預備得好好的，又派專人管理監視，癮客除強迫而來者外，也有自願來戒的。
在初戒的幾天，他們痛苦欲狂，但六七天過去，即漸平復，一個月即完全斷癮。那時，原打算凡斷癮的人，即取保釋放。但繼而一想，他們出去後，沒有半點謀生的技能，仍不免流於下流，流為盜賊。
於是，我又仿照處理退伍士兵的辦法，送他們到李顯堂主辦的工廠中去學習技藝。有學織布的，有學縫衣的，有學織襪的，都要學得技能十分成熟，確實可以養活自己，才讓他們自由。
這樣一班接著一班地辦下去，辦到第七班上，戒絕的癮客已達三四百人。
一天，一位老太太到鎮守使署來見我。說她有兩個兒子，都打嗎啡針，她早就要送他們來入所，但他們死也不肯，她不知如何方好，說著滿眼含著淚。
我安慰她說：「老太太你不要傷心。這事交給我，我一定替你辦得好好的。」於是，派人把他兩個兒子抓來（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嚴厲訓斥了一頓，送入戒菸所去。
一個月後又送到工廠中習藝，只兩個月的工夫，那兄弟倆已經養得大白大胖，又學會了一套好手藝，我把那老太太找來，歡歡喜喜地把他們領去了，戒菸所中的癮客，像這樣的最占多數。
至於販運煙土的事，查辦亦嚴，各地駐防部隊，都指令嚴緝。因此，常常大批大批地拿獲，販運者有種種狡猾的裝運辦法，有些藏在桐油簍的底層，外用洋鐵封固，煙土都做成烙餅似的扁塊，疊藏其中；有的甚至分帶在褲子襠里。
但真能漏網的還是少數，查得的煙土，都解常德，後積至數萬兩，乃約請當地的正紳及民眾，在西門外空地上掃數焚毀。
我到常德，沒看見街上有一個乞丐。初時，還以為因地方富庶，貧人容易謀生的緣故，後來我打聽，才知道商會辦有一個平民習藝場。街上一發現乞丐，即由警察捉送場中習藝，所以，此場亦名乞丐收容所。
我聽說有這樣一個善舉，心裡極是高興。一天，我到那裡去參觀，可是使我大大失望，裡面有幾架織布機和縫紉機，大半壞了，真能得著機子工作的占極少數。
大多數的人——尤其老弱殘廢都關在一間潮濕黑暗的屋子裡，無所事事。吃的食物過於粗劣不用說，而且多是腐臭了的。
這種情形我沒法看得過去，禁不住對他們負責的人說，務要趕速設法改善辦法，改善設備。這樣說了一頓，才著手改良。我離開常德之後，又不知情形如何了。
常德市上紙幣極為紊亂，許多大商店出票，電廠亦發票，人們拿著種種不合法的紙票在街上買肉買布。我覺得這事應當整飭，遂與薛子良召集當地紳商商量辦法，四個星期即整飭清楚。
我所至之地，紙幣之亂無過常德者。我們清理得很快，也妥當，人民都說辦得好。
隨後，我又在街上建立石亭石柱，上面書刻曾文正公等的各種教人立身處世之道的格言。如教勤勞、教忠勇、教仁愛等，使街上頗有一種新氣象。
後來聽說，1930年時，完全被人毀去，不知弄到哪裡去了。石柱子二尺見方，石亭亦簡單適用。很好的東西，任意地去毀壞它，真是可惜。
常德城裡的街道，經數次撥用罰款，翻修一新。那時，我又開始注意到常德以外的數條交通要道。那些道路都太窄狹，大崎嶇，平時不便行旅，一旦有事，更不便運輸。
但是，經費無所出，抓工派款都是擾民的辦法，決不能採用，乃動員我們的官兵任其事。並由鄧鑒三、薛子良二位從縣政府中設法，凡公路所經，占用之地，悉免糧稅，凡被占過多者，必須給予地價。
又和地方紳商一再磋商。決定先修由常德經臨澧、澧縣以迄津市的一條路。路面規定寬闊一丈二尺，做得平坦端直，如今日的公路。那時在湖南還沒有公路，人民看見這樣闊坦的道路，都喜歡得不得了。
從常德至德山以東，那邊有一座大石橋，年久失修，早已塌壞，這也是一條要道，行旅至感困苦，請人估計石料後，亦動員部隊修築，做得很堅牢，並不比石工做的遜色。
我與常德的父老正紳常常會談，問問他們人民最感苦痛的是什麼，最需要我出力幫助的是什麼事。他們指出來，只要我能力所及的，無不盡力去辦。
一天，我又和本地紳士蔡一陶、高暉庭兩位先生問到這類話。他們才談起，每年初夏，山洪暴發，沿江水位高漲，往往平岸，西南角城牆被水衝擊，至為危險。若能把西南的城牆和城牆下面的石堤加以修築，那真是造福地方的大事。但是，就是這裡工程太大，當地各界年年集議修築，都以經費不敷，不能實行。
我和他們說，我們可以出人工，只需派幾位石工從旁指導，我們弟兄必能做得很好。高老先生等大喜過望，當即計劃修築。一直工作了兩個多月，始告完工。後來，我們離開常德不到一個月，常德即發大水，水瀕城頭，人們立在城堞上可以洗腳，但常德終未受災，因此地方上格外感激。
此外，飲水在常德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常德居民，大半都是吃江中的水，但每個埠頭都是很骯髒的。如南門外的江岸邊，一隻挨一隻地泊著民船，洗衣、洗菜、洗馬桶、倒垃圾污穢，無不在此，而人們的飲水也在這裡取用。中國臨水城鎮，都是這樣，常德自非例外。
這是最不衛生的事，我覺察此事之重要，故令部隊在江邊築起碼頭，從岸上搭條板，凸達河中五六丈，遠出污水範圍，以便居民得以遠離岸邊汲取清水。又因江水漲落無定，乃派人專管其事，隨時更張。這等事關係太大，而辦理亦並不難。
二十年後，我因公再到常德，江邊仍留舊跡，但條板已不如從前搭的長了。
我動員部隊，在地方上做這種種的事，人民都口碑載道地表示感激。其實這本不算什麼。人民出錢養兵、養官，兵和官替人民做些有益的事，還不是十分應該的嗎？
為人民做工服役，士兵們無有不樂為的，問題是在官長有沒有這番心，有沒有這種朝氣，這種精神，以為士兵表率。若是官長暮氣沉沉。根本沒有此心，那自然無事可做。
到了今日，許多軍隊進步多了，但壞的軍隊仍是不少。那種能消極不害人民的，就算得很好的軍隊；至若積極地能實實在在為人民做事的。還是稀奇少有。
其實，人民是最有是非的，對他們稍有一點好處，他們就感激得久久不忘了。再說士兵精力是越練越健旺，愈不用愈萎靡，若日久閒散，懶惰成性，那不只於人民國家為贅害，而且也毀了自己。
上面都是說的我在常德二年間，對地方辦事的大概情形。另一方面，對於部隊的訓練與整頓，也未嘗一日懈怠。
那時，局面動盪，政治窳敗，當軸握政者只一心對內，排除異己，擴張勢力，誰也不肯正眼看一看民族的地位如何黯淡，國家的處境如何危急。
我在常德住著，頭腦是清醒的，認識是明白的。我時時感覺我們職責的艱巨，應當隨時都有非常的準備。這不是容易的，我們必須真正能耐饑寒困苦，必須具有持久的戰鬥力量。要做到這個，又必須人人有強健的體格。
因此，我在常德訓練部隊的方針，首先即著重於體格的訓練。
自從在廊坊時成立軍官體操團，此時更進一步編製成隊，設種種獎懲的辦法，從事嚴格訓練。此外，又擴大軍佐隊，凡在軍中的人員，都一體參加，文職人員只有一位秘書長陳經綬（老拔貢）和一位軍需官賈玉璋先生，因年老體衰，未令加入，此外沒一個人可免，官軍中只有受傷殘廢者得免，其餘一律參加。
軍官隊和軍隊都各佩銀牌一塊以為標識，由參謀處規定課目，軍法處隨時抽查考績，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年終一總考。軍佐中有成績優良者，得改入軍官隊，並令其統率隊伍。
他們初練時，很覺不便，日久即越練越有興趣，那種書生氣派的文職人員，不久即一個個變成粗壯的武夫，也能盤槓子，拿頂了，更好的也能在槓上打車輪了。
後來，每至軍官會操。軍佐中體操好的也選令加入，軍官體操隊日益擴大起來，終於軍佐們全體加入，便成為軍官軍佐聯合組成的「官佐體操團」。
各級官佐除一般的體操外，和士兵一樣，也有跑欄阻等項目。欄阻是用磚及土築成，高八尺，厚二尺，一連八道，每道相距十五步。
跑的時候，須一躍而上，跑過一道，又來第二道。練到純熟時，可以用手一按，身體就跳了過去。毫不費力。這類較激烈的課目，軍佐們亦都有很好的成績。
兵士們最常練的是荷槍行軍，自官兵以至伙夫，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帶上，每兵身上的荷重約四十八斤，不停地連走七天。那時，最常走的路線，是由常德至臨澧，由臨澧至桃源，由桃源再返常德。
初時日行八十里，漸增至每日一百二十里，一百四十里。經常的每月舉行兩次，風雨無阻。這不但磨鍊體力，亦可以磨鍊精神，使人人知道真正作戰是怎麼樣的，我覺得在中國這樣交通落後的國家，行軍力的強弱關係於戰果者至大至切，平時多一次練習，戰時就多一分獲勝的把握。
常德城頭皆大磚鋪砌，很是闊坦，可走四路縱隊而有餘，除遠途行軍外，每至大雨之日，即率士兵至城頭繞著圈子練習行軍，每繞一圈約有十里。城頭上空氣鮮潔，遠望山河田原，景物至可怡神，故士兵們多樂為之。
為提高官兵們關於軍事的知識與技能，我特成立一個軍事教導團，內分兩隊：一為軍官教導隊，一為軍士教導團，由團、營、連隊選拔稍通文理的軍官及軍士為學員。
教導團以鹿鍾麟同志為團長，劉驥、門致中、劉郁芬、石敬亭分任教官。課目有戰術、率兵術、地形、兵器、戰史、築城及典範令等項。
最初，規定三個月一班，預計一年另三個月後，全旅各級官兵即可分別訓練完畢。後來提高課程標準，每期改三個月為六個月。到1924年，我駐兵南苑時仍繼續舉辦，改為二年為一期，一直辦到十六期。故國民軍一般軍官的教育程度，比起軍官學校的畢業生並不落後多少。
我部隊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貧苦家庭的子弟，自幼失學，一般知識程度嚴格地說都很不夠。但怎樣才算足夠，這也沒有標準。最要緊的還是要普通常識豐富，多識得常用之字，故首先著重加強他們的閱讀能力。這是我素來治軍的注重點之一。
在常德的期間，請陳秘書長和參謀劉驥編了一本軍人讀本，內選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
古文方面，多由《戰國策》及《國語》之類書中選出，今文則為梁啓超等名家的作品。這些文，按官兵程度之高下，分階段講授。教授方法，一是講解，二是背誦。
因為，官兵們大半已過學齡，記憶力低減。若不背誦，則過目即忘，亦不易理解，且不足以增長其閱讀能力。
連長以上的軍官，由我自己查考，背誦之後令其講，回講之後，再令默寫。一次不熟，二次、三次必須弄熟。規定五天讀熟一篇，一月讀熟六篇。每月一考：第一月考六篇，第二月考十二篇，以次遞加。
比這個較高的，有一漢文研究班，以便程度較高對國文有興趣者選習，亦由陳經綬先生選文，集成義勇小史六十篇，皆史記中摘選出者，以為讀本。
程度較低者，除印發在浦口時所編的《戰陣一補》令其熟讀外，復新編軍人教育一冊，又編一本八百字課，以為從未識字的士兵伙夫的讀本。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幫助一般官佐了解譯述的軍事書籍，並進而直接閱讀及翻譯外國軍事學名著，雖然進行很是遲緩，但選習者均有精神。
同時，又設一工藝班，分木工、鐵工、照相、修槍等數種，規定每個官佐，至少須習一種。先詢各人願習何種，而後分組請人教授，當時選習木工、鐵工及修槍者居多，故成立大組。
我自己學的是修槍，每日由下午一時至二時請劉正琳先生來教，受傷殘廢士兵，亦須學習一種技藝，體力不足者，至少亦須學習繪畫或類似的輕巧工作。
那時的陸軍規章，凡士兵從軍三年，即當退伍。這個規章無人遵行，我在常德時試著籌辦，即遇最嚴重最困難的問題，那就是退伍後的生活問題。
因為，自從帝國主義者的大炮打開中國門戶後，中國農村普遍破產，一般青年在鄉村中無法謀生，方大量地投軍入伍，以謀出路。
他們家中，既無可資溫飽的恆產，本身又無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即無法生活，結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軍中所學得的放槍瞄準的一套，而流為匪盜。
中國的許多規章都是從西洋原封不動地搬過來的。「三年退伍」的辦法，在西洋那樣的社會和徵兵制度之下。是適合的，但在中國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
為試辦退伍，我採用寓兵於工的辦法，在軍中成立一個小型的工廠，先在石友三主辦的學兵營中試辦，後補充基金為一萬二千元，委韓多峰專辦此事。又後，韓多峰升為機關槍營營長，不能兼顧，乃又委李炘為廠長。
廠中分織襪、縫紉、織毛巾、編藤器及紙工五科，後來增設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學習，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幾百個技術熟練的工人。後來，我在信陽駐防，即見有許多退伍的舊部在那兒經營小本工藝，都能成家立業，自立自給。
我們治軍的人，必須使士兵在軍隊時為保國衛民的好戰士，退伍後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這句話看去容易，要真正做到，就當拿出精神來處處實幹，方有效果。
苟不然者，在軍隊時為害民擾國之兵，退伍後為遊民匪寇，脫了軍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貽國家人民以無窮之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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