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直皖戰爭爆發
夏令會辦在城北梁山的廟中，四周都是濃密的樹林，山水清幽，地方涼爽而恬靜。這裡內設琴棋書畫等娛樂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頓飯，常請名人講話，都是關於智體德群訓育方面的講演。
全體官佐，分為兩班，輪流換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個月的休假，都顯得興高采烈。我覺得，這個夏令會，於全軍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們有暇時，還練習泅水。因為，我們在長江流域駐防，必須嫻習此道，非徒增進健康，且所以獲得技能，於作戰時，遭遇意外時，都極有用。
有一次，恰好一個英國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傳道，我們都知道他是個有名的泅水家，他雖年已六十餘歲，曾在漢口泅水過江，把衣服脫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
沅江江面比漢口窄得多，他不費勁地泅了過去，又泅了回來，還覺得不過癮。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來回泅過二里多長的江面，見者無不嘆服。
我那時於公餘之暇，也在本地的中學師範各校教課。教的是軍事體操。如利用地物，目測打靶等。常由營中借真槍去，以為學生練習打靶之用。
我常常對學生們講話，宣傳救國雪恥的道理。說要救國雪恥，不是空口說白話所可辦到的，必須把身體操練得十分強壯，必須有真正拿槍作戰的本領，我每星期教課數次，教者學者都很有興趣。
1938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見那時上我的體操班的一位學生，他已經在當地當了小學校長了。
一日，我的副官長宋良仲從北京回來，和我見了面，就向我請假，說不幹了。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不能幹了。
原來，他從北京回來，經過彰德府，他的馬弁遇見一位張敬堯部下的馬弁，彼此相熟，說了幾句，那馬弁回來就向他辭職不干，說張敬堯部下的馬弁只幹了二三年，就回家買了數頃地。
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頭就有幾百元。而在我們這裡，一文錢的外快都撈不著，宋良仲說：「你看。連一個勤務都用不住，怎麼做人？」又說，他奉命到北京去辦事，什麼也辦不通，領什麼，沒有什麼。
人家的副官都有數千數萬的應酬費，和軍需司、軍械司以及總務司的官兒們，終日花天酒地地應酬著。他們辦公，就在窯子裡、飯館裡，打牌、喝酒、躺煙燈，和人家打熟了，無話不可說，無事不可成。
但他出差，卻只有四十元的路費，到了北京，沒處摸門路。「你看，這種情形，叫我辦什麼事？」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著急。
我說，只要你辦得到槍彈，我可以讓你再去一趟。他說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辦法。我給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數月，果然把槍彈領來。
第一次領槍二百支，子彈四十萬；第二次領槍四百支，子彈一百萬。軍服甚至水壺亦均發下，是我們從未有過的事。那時，在北京辦事，就是這樣的情形！
到了1920年的春間，為北洋官僚軍閥所操縱的中國政局，又起新的變化。長期以來，因為對南方護法軍主和主戰的意見不同，北洋軍閥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
其間，直派領袖馮國璋（馮死後，曹錕、吳佩孚、李純等繼為首領）雖曾一度對皖派屈服妥協，但畢竟裂痕宛然，實際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護法軍給分的，可是他們亦竟以此為號召。
皖系的兩員大將徐樹錚和靳雲鵬，橫行恣縱，不可一世，他們利用握有中樞的權勢，作種種擴張自己勢力，排除異己軍隊的活動。曾屢次向日本舉行大借款，假借對德參戰的名義招編所謂參戰軍，由徐樹錚、曲同豐統率。
歐戰告終，改參戰軍為邊防軍，另外又成立了西北軍，由段自兼，而由陸軍部部長靳雲鵬代理。其實，所謂邊防軍、西北軍，統是擴張自己，統是要使之成為段家軍。
而另一方面，則是盡力削減異己的部隊，始則不按期發餉，繼則將餉項由十足減至八成，再減而為六成、四成。越是認真訓練，紀律良好的部隊，越是不發餉，以使之消滅；而那種收容土匪，魚肉百姓的部隊，反倒特別優待。這都顯然有所用心的。
此外，還有明害暗殺的卑惡手段，凡稍礙他們眼的人，必除之而後甘心。如徐樹錚之捕殺陸朗齋將軍，並不免其職，亦不宣布其罪狀，糊裡糊塗即把他處死。這種種做法，猙獰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將領顯然感到只許他們胡作胡為，自己只有死路一條。
再有一件，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當護法之戰時，皖派軍隊在湖南屢次慘敗，時賴吳佩孚向南挺進，直打到衡州。若論功行賞，湘督一席自應由吳佩孚任之，而段先生竟任命了張敬堯為湘督。
這樣的做法，顯然是直派打仗，皖派做官。吳佩孚本人因大為不滿，其他將領亦很抱不平，孫總理中山先生看透這一形勢，故贈吳佩孚六十萬毫洋，吳即撤兵北上，七月間即對皖派開仗。
直皖戰爭終於爆發了。這一方面是使國家吃無窮之虧，人民受難忍之苦。一些訓練較好的軍隊，不能以之對外為解放民族保衛國家的義戰，即就此輕輕毀壞犧牲，一些有良心熱血的好將領，陷在夾板縫中，痛心疾首，而又無法擺脫。
但另一方面，亦不能不說是國家民族之福。這一批惡劣的軍閥官僚們，若不這樣的彼此殘殺，自相消滅，國家將至何時始能上軌道？人民將至何時始得免於厄運？
直皖戰爭即在北方發生，南方軍趙恆惕、譚延闓即率部進攻長沙，至此，無惡不作的湘督張敬堯始抱頭逃竄。
張敬堯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萬的湖南人民日處火熱水深之中。
他用人的標準有三：一是本家，二是親戚，三是同鄉。所謂「二帥」「三帥」「舅帥」「姨帥」之類，充滿了督軍署，布滿了全湖南，湖南人有諺道：「會說霍邱話，就把洋刀掛。」實非誇張之詞。
這一批批的大小官吏，無廉無恥，無法無天，終日吃喝嫖賭抽大煙，恣意搜刮以供淫樂。所統軍隊，比土匪還壞，對民眾姦淫搶掠，無所不為，反正沒有顧忌，沒有約束。
我在常德看著種種的烏煙瘴氣，沒法能夠忍受，曾和吳佩孚左一電右一電地打給段先生，請他設法勒制，再不能任他胡作為非。可是，我們越是說，卻越使段先生懷恨，而張敬堯也越發恣縱。
張敬堯軍退到岳州，沿途燒殺淫掠，當地人民畏之如虎狼，趙、譚先頭部隊到達長沙的時候，我接到代理國務總理薩鎮冰先生的一個電報。
電文中，對我治軍及為政很是誇獎，他說他已自動地致電孫中山先生，請南方軍不要與我衝突，孫已復電錶示同意。並把原電轉給我看，叫我只管安駐常德，不必移動。
我那時同薩先生並無一面之雅，竟蒙他這樣熱心關顧，使我欣慰極了。
趙、譚的部隊當時雖然沒有向我進攻，但我卻不能不有所準備。因留少數在常德，其餘都布置出去。南軍在距離我們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監視著，各不相犯。
一日，駐漢壽的馮治安報告，說該方面南軍進迫，離他防地僅只四十五里，仍繼續前進，恐有決裂之勢。那時，馮為連長，那一面防地只他一連人，我頗不放心。因令團長鹿鍾麟帶著一百多名手槍隊，夜間開了去，天明又轉回常德，天天如此，以防萬一。
有一天，南軍致函馮治安，說他們開來三四營人，請即讓開防地，似免殺伐。馮不肯屈服，回信說，我奉令在此布防，在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決不擅離防地。
南軍又來信說：「我們有三四營之眾，你一連人恐難阻止我們前進。」馮覆信云：「在我們一連人未死完以前，你們休想前進一步。」馮治安答覆如此強硬，南軍因即停駐，終於未敢進逼。
不久，北京政府給我命令，叫我們隊伍移駐湖北，我接到命令後，決定仍走二年前到常德來的舊路，先到津市。
那時，在津市的駐軍為王汝勤的第八師，我乃先發一電，將我奉令移駐湖北，取道津市的話通知他。哪知，我的秘書長陳經綬先生一時疏忽，竟將此電譯作明碼發出。
王汝勤接到我的電報，很是詫異，以為軍隊行動，當如何機密，怎麼不用密碼，倒用明碼。因此，他判斷我一定不會真的走津市，並未電問此真相。
陳先生發覺此事，難過得不得了，連說「該死！該死！」立刻向我引咎辭職。我知道，他是一時疏忽，不是有心之過，百般安慰他。
我說：「這不是你一個人的錯，我自己也應當分擔的。」他一面還是十分抱愧。一面辦事卻更細心，更發奮了。
陳先生為前清的老拔貢，瘦瘦的，個兒不高，學問深到，為人誠實義氣，在十六混成旅與我相處頗久，給我的幫助很多。我至今想起他來，還覺得慊慊不能自釋。
趙炎午和譚組庵兩位先生聽說我將開拔，先打電報來，繼又派代表帶著信。送來幾艘輪船，許多湘繡，並由常德商會撥交十萬元，以為慰勞我們全體官兵的盤費。
我只留下輪船和湘繡，將十萬的川資完全璧還，我和那代表說：
「這個錢我不能受，我們是國家的軍隊，目前雖不能按月關餉，但正經餉項還是有的。我若受了這個錢，我的良心不會寬饒我。
而且，若是十年八年後。和趙先生譚先生見了面，他們必定指我脊領，和人家說，這就是那年在常德刮錢的那位馮玉祥……」
那代表姓劉，很是會說，說出許多道理來，再三再四地要我收受。我說無論你怎麼說，我也不能從命。
後來，1927年，我在鄭州和譚先生見面，譚即談及此事，說：「那時不收錢，你要留下以後見面的餘地，今天可真的見面了！」說了許多過獎的話。
又後來和趙炎午先生見面，他亦談到這事。我以為「臨財毋苟得」是古人留給我們的立身處世的大教訓。北方有句俗話說：「非分吃了人家的，嘴軟；非分拿了人家的，手軟。」這話真有意思。
民國以來，我看見官場中的人，許多不免濫抓錢的毛病，他們抓了幾把之後，有的蓋洋房，住租界，不敢自由行動，時刻擔心著有人綁他們票；
還有的抽大煙，娶姨太太，賭博上三十萬、五十萬地輸去；有的自己縱能緊手穩步地過日子，可是到了兒子孫子身上。又像泥土似的把財產傾盪了。無論怎樣，結果都是毀了自己，毀了兒孫，為害社會，為害國家。
我聽見的真能廉潔自持的官吏，第一個當數王鐵珊先生，他為大吏數年，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廉潔，即一文錢，亦無不分明清白，他生前清苦一世，到老尤為寒素。
但死後，國家褒揚他，家屬發與恤金，最要緊的是社會上對於他的稱譽，即此一件，鐵老就夠不朽的了。我曾和鐵老談過這類問題。鐵老說：
「人家都說我不要錢，是矯情，是假的。確確實實是假的！錢，我確實也是歡喜的。但我讀過書，我懂得為人的道理，所以我能夠咬牙不要。要緊的是要做一輩子，直到我死了才止。」
這是真情摯意的話，極值得我們深思一番。我以為若是富有的人，明達事理，必定急公好義，錢越多，助益於國家社會者亦越大，那也是不朽的。否則，於自己，則濫抓浪費，於公於國，一毛不拔，那不但國家社會蒙其禍害，即自己亦必沉淪不復。
在中國，社會一般的落後，國家機構沒上軌道，而舊有傳統又太腐敗，此等立身處世之道，必當自己嚴格講究。若是政治清明，那「臨財毋苟得」的一條，是每個官，每個人的本分，有什麼稀奇處？而且你縱慾「苟得」，又豈容你苟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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