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完成北伐

2024-09-13 17:47:55 作者: 馮玉祥
  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本,對於中國的一貫政策,就是竭盡智謀,用盡手段,阻礙中國的統一。

  把中國造成割據的局面,掀起長期的內亂,它們就可以為所欲為地攫取利益,實現其侵略與併吞的野心,它們仇視革命政權,必設法壓迫之、打擊之、破壞之。

  在這裡,中國的軍閥,被其挑撥離間,受其指使與操縱,做了它們的最忠實的鷹犬,最初是願意躲在它們背後的,借給款項,供給軍火,支持他們的政治生命,使中國一步步入於其彀中。

  一旦軍閥統治地位發生動搖,軍閥本身的力量不足以自存自衛的時候,它們就不惜把猙獰醜惡的面目完全揭露出來,親自出馬,給對方以破壞與打擊,而使之消滅。

  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在中國演出多次,郭松齡反戈討奉之役,功敗垂成,就是一個現成的實例。

  這次革命軍北伐,全國振奮,節節勝利,眼看著軍閥們已經一個個入於潰敗滅亡之境。當革命軍重新團結力量,繼續北進的時候,於是,田中內閣下令出兵,阻革命軍的北上。

  這回索性公然挑釁,不像破壞郭松齡那次的躲躲閃閃了,結果乃有1928年5月3日濟南慘案的發生。

  津浦沿線經過幾次殲滅戰,我方追奔逐北,使敵兵不能立足,都向黃河北岸敗退。蔣先生到了山東,一連拍給我兩三個電報,邀我到濟南會見,商談各項軍政要事。

  我在動身前,把隊伍略加調度,命石友三駐防洛陽,孫連仲、韓德元共駐潼關,其餘各部仍舊。處置妥當,即乘火車赴約,到了徐州。

  忽然又接蔣先生一電,說:「濟南有事,請暫中止前來。」我不知道什麼事,很是納悶。

  車子停了,我細細想,若是發生兵變,蔣先生不致還有給我電報的餘暇,若另有什麼危險之事,則患難生死必當相共,我更無半途而返之理,乃令車子繼續前行。

  到了泰安,打電話探問,方得到濟南被日軍占領的消息,又知道蔣和外交部長黃膺白先生此刻都在党家莊,既已明白這一確實情形,我益發覺得非去不可。

  我的左右都勸我聽從蔣的電告,暫不前去,蔣那邊也接連打電話阻我前行,以為党家莊距濟南太近,恐遭日本人不測之禍。

  我都沒有聽從,令車子一直開到党家莊,在党家莊車站一所清真寺里,我和蔣、黃膺白先生見面。這禮拜寺很高大,很潔淨,平常日子無人進去,這天特意開了門,讓我們入內座談,想不到這小地方有如此規模的建築。

  當時,蔣、黃給我詳談這次事變的情形,知道我方各部以連得勝利,不覺心滿意足,有點懈怠疏忽。

  他們一進濟南城,便忙著各去找樂兒,大官兒上大館子請客,小官兒下小館子喝酒,有的洗澡,有的買東西,有的各去閒逛。

  這些部隊本很複雜,如此一來,弄得滿街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秩序紊亂。這時,日本兵已經陸續開到濟南,就在街上向我們挑釁,兩下發生了衝突,賀耀祖與方振武部都拼死與日兵對戰,一時戰況很是激烈。

  結果,我們有一部分部隊被日兵繳械,城中建築有多處被毀,軍政人員及百姓受害者頗多。最慘的是我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先生,被日本兵捕去,百般污辱,終於被凌遲而死。

  日本軍閥的獸性,可謂發揮無餘。蔣先生和黃膺白先生幸虧防範的周密,不然亦難免受險。

  當下蔣先生問及我處置此事的意見。我說:

  「對於這事,各人有各人的身份立場。以我一個革命軍人的身份立場說,我主張不顧一切,拼命和日本鬼子干一於,馬上給他一個反擊,先把濟南日兵消滅,讓他認識認識中國的革命力量,不是可以隨便欺侮的!

  我們革命,是為民族求自由,為國家求獨立,絕不能因為他的壓迫,我們便放棄了革命。我這是說的一個革命軍人的本色話,至於為免軍事衝突,從外交方面與他交涉的辦法,也許較為穩妥;但這是應該是策士或外交家的主張,我不應該提出來說。」

  黃膺白先生接著說:「從實際著想,我們現在是不是有這個力量對日本開戰呢?這是要考慮的。」

  商量的結果,決定這回事件從外交方面著手辦理,蔣暫回南京去主持一切;軍事方面,各部隊全交由我指揮,撇開濟南的路線,繼續北伐。

  這天夜間,我和蔣、黃膺白同在車站旁露營,我們躺在地上,滿懷悲憤的情緒,久久不得入夢。仰面觀著天空,藍如靜海,上面綴滿著閃閃的繁星。看見天空之大,宇宙之不可思議,覺得自身渺小,簡直不如一隻蟲豸。

  我們談了一會應付日寇的辦法,又討論一會北伐的戰略,直至夜深,方始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轉回河南了。

  我從開封到了新鄉,接著又由新鄉轉到道口,心裡說不出的難過,到各地都集合官兵,詳談濟案經過,並作《五·三國恥歌》,印發各部習唱。

  隨即在道口住下,與朱培德、陳調元、方振武、孫良誠各部接頭,當即下令各部向前挺進。他們接奉命令,有的立刻前進,有的卻遲遲不前,好像讓日本兵在濟南鬧了這一陣,就不免有點心灰意阻,以前那種勇猛無前的精神已經喪失了似的。

  在平漢路上,自鹿鍾麟攻破張學良以後,此刻韓復榘已經一直打到石家莊,想到閻百川先生曾關照我,彰德以北的事我不需管的話,我怕韓復榘繼續前進,會引起誤會。即致電令其停止待命,但須隨時準備,以便於必要時可以迅速地進援山西部隊。

  我到道口不久,蔣在南京會議畢事,來電要來看我,我出道口相迎,乃在柳河晤面。他以人員更替的事征問我的意見,我說一切都請你主張;又商談了一些軍事問題。臨走時他很誠懇地對我說:

  「目前外交正在緊張的時候,我還得回南京去主持,所有隊伍仍都歸你指揮,我已經電令各部關照了。」


  這時,津浦線上張宗昌部隊尚在德州附近,我方陳調元部正向此方前進,惟動作頗嫌遲緩。平漢線上,張學良部退到保定、正定之間,又第二次進攻晉閻。

  當初,山西方面若早出兵,奉軍絕不能到石家莊,將省卻許多麻煩。可惜錯過機會,至石家莊為奉軍所據,及至韓復榘拿下石家莊,又關照我們不許過彰德,韓乃遵從命令,停兵不進。

  可是,奉軍二次進攻,勢仍猛銳,山西方面虞有不支,又派人來請我出兵。我說遵守你們的約言,所以不敢出兵相助。來人說,這次是求援,以前的話不提了。

  我覺得,與人相處,真不容易,只得令韓復榘前進,與奉軍接觸。張學良部隊經不住左右夾擊,遂即潰退。鹿、韓兩部進駐南宮,津浦線也攻下滄州,直魯各部潰不成軍。

  張作霖看著大勢已去,於6月2日夜間乘車逃出關外。張的行蹤,沿路都有天津的無線電台報告。先說張作霖離開北平了,繼說到了天津了,又說已經出關,接著就接到消息,說他到皇姑屯附近被炸而死,是日本人埋的炸彈。

  張作霖分明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多年的鷹犬。這次為什麼對他下此毒手?

  據說是日本要求張作霖履行二十一條,而張作霖沒有踐約之故,本來二十一條的提請履行,是那次日本代奉張攻擊郭松齡的交換條件,及郭松齡既被喬裝的日本兵消滅,日本即要張實踐諾言。

  張當時含糊其辭,只說待到了北京而後實行;及至到了北京,張又藉故推諉,遲延不肯踐約。日本帝國主義雖不如願,但還懷著希望。

  這次,見奉張兵敗出關,一蹶已難再振,看透他不但沒有履行二十一條的誠信,事實上也沒有履行的力量了,到頭落得如此下場,恐怕張作霖到死都沒料想到吧?

  我得到張作霖被炸身亡,奉軍退出關外的信息後,忽然病倒了。渾身發燒,咳嗽頭痛,上吐下瀉,四肢無力,眼睛看東西一片模糊,兩手麻木,連執筆寫字也不能夠,終天什麼東西也吃不下肚,只是吃藥發汗。

  熱沒退清,又忽受風,於是又得發汗,後來躺在床上,沉睡不醒,雖用手推大聲喊我也不知道。有時偶爾一醒,眼睛總睜不開,隨即又沉睡如故,宛如完全失去了知覺一般。

  我想到,我這次臥病的原因,實在就在張作霖和奉軍身上。這長時期以來,我是不分日夜,無時無刻不在緊張與繁忙之中。生活又過於沒有秩序,身體精神,早已到了疲憊不堪的地步。

  但因責任在身,大事來了,精神有所灌注,我仍然能夠一天天照常工作,而不覺其疲殆。現在,張作霖一死,奉軍潰退,關內宣告統一,我這方面的任務已大半達成,千頭萬緒的心愿都化為烏有,於是,緊張的心身立刻鬆弛,長時期日積月累下來的疲勞病困一時全部發作起來了。

  我這一病整整地躺了六天不曾起床。後來多虧一位楊大夫懋代我診治,才慢慢痊復。

  病好之後,我接到孫二哥禹行去世的訃告,使我非常震悼。我整整難過了一天,而後開了一個追悼會,以表我的悲悼之忱。


  孫二哥一生致力革命,尤其在天津、在南口,直到隨軍西退,以至五原誓師,都與軍閥殊死拼戰,不稍妥協。現在張作霖已倒,革命大業剛剛見了曙光,他便溘然長逝了,連收復華北後的情形,他也不能親見。

  他為人慷慨好義,有膽有識,愛國愛民的熱忱,尤其叫人敬服。這樣一位大有作為的人物,竟於此時逝世,真是令人傷痛!

  想著我們半生厚誼,想著多年同患難的經過,不由我越想越是難過。當開會之日,我一面講話,一面哭泣,至三四個鐘頭之久,終於不支,暈倒了過去,抬人室中躺下,又復沉睡多日。

  奉軍既倒,關內軍閥都已縮首斂翼,無所作為。為了處理這個新出現的統一之局,蔣特來北方,找我們商談一切。

  我原準備到開封和他見面,不想正從鄭州上車,車站附近忽然失火,彈藥庫亦被波及,爆炸聲不絕,建築被毀甚多,亦頗有死傷。

  軍民忙著救火,剛剛把火撲滅,蔣即到鄭州,同來的還有邵力子先生和宋美齡,邵先生我們是舊識,蔣夫人那時還是第一次見面。

  那次見面,我們談話很多。記得蔣先生曾問及我對於軍區問題的意見。我對這個問題本沒有特別研究,當時,只根據直感所及,說了幾句,以為我國幅員廣大,最好還劃作幾個軍區,較為適合。

  但是,每個軍區亦不可太大。滿清沿襲明制。多以兩省為一軍區單位,如兩廣、閩浙、陝甘、兩江等是。民國來每個軍區亦不過五省,此事可按實際情形斟酌定奪。

  我當時說話,毫無成見,只不過把個人意見隨口談出來,給他做個參考罷了。

  從這裡,蔣前去石家莊與閻先生會見,我派馬雲亭與劉子云等二位陪著同行。回來,我們又在新鄉與道口之間的一個車站上見面,談及擬將河北省並北平,交給閻先生,徵詢我的意見,我回談:

  「只要軍閥國賊剷除淨盡了,我便已經十分滿足。別的事怎麼辦都可以,還是請你酌奪吧。」

  蔣先生因又請我駐軍天津,因天津實為北方惟一重鎮。我的意思以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應使之真正統一,此時,大家都當解除兵權,交歸中央,同在政府中辦點大事或小事,不可仍舊各霸一方,形成割據之局。

  並且,山西軍駐河北,我們駐津,部屬之間恐亦不易處得好,因此覺得不合適,這回商談二三小時,所談大致如此。

  當時,我從道口移到新鄉,借住道清路段長的屋子,那房子有一個寬大的院落,養著不少的花草,我令手槍隊將院外的大坑填平,將院中花草移植過去,在中間設一小型圖書館。又置辦木馬槓子等運動器具,以為平民遊覽憩息之所。後來鄧哲熙亦在開封辦設幾處,只是數目還嫌太少。

  從新鄉我又移住百泉,其地在衛輝北門外,泉水甚多,故有此名。附近山有「嘯台」,為晉代孫登讀書講學之址。又有邵康節先生的「安樂窩」,本地姓邵的很多,據說都是康節後人。


  西邊有個邵公祠,現在還保存著。從邵公祠南行,有孫夏峰先生的祠堂。孫夏峰先生原是直隸容城人,因明末清初時曾在此間講學,故立祠以為紀念。離祠堂不遠的半山腰裡,有個大墳,石碑上寫著「餓夫墓」三字,我不知道來頭,覺得奇怪,就向本地人探問原委。

  後來查閱志書,才知道,這所謂餓夫,名彭了凡,明末直隸蠡縣人。當滿清入關之初,他與孫夏峰先生等幾位志士結合,到處倡導反清復明的運動,曾發動幾次義兵,都未成功。當最後一次失敗後,彭先生便跑到此地來,找夏峰先生商議再度舉義的大計,不知為了一個什麼問題,彼此意見不能一致,鬥起日來,彭先生便負氣走了。

  夏峰先生以為一定是往他處活動去了。哪知過了幾天,聽說有人在半山腰裡發現一具餓死的屍體,夏峰先生趕緊前去探看,原來便是那次負氣出走的他的摯友彭了凡先生,當時撫屍痛哭,又不敢聲張,即就屍體所在,掘土掩埋,並經立碑題字,以垂久遠。

  我看了這段民族英雄的故事,心裡不勝感動,曾作了一篇三百多字的墓序紀其始末,即於墓旁崖石上勘刻,使這段可悲可泣的英雄志士的事跡不致泯滅。

  百泉地方有一池子,周圍約百步。池子東西各有一所祠堂:一是共姜祠,一是元相耶律楚材祠。

  耶律楚材是一個投降蒙古的漢奸,只因他為元相。力阻元兵虐殺,人民感激,乃立此祠紀念。我以為他畢竟還是個漢奸,實在不配後世的奉祀,因此,把他的牌位移到旁邊去。

  這池子中心還有一個清輝閣,為乾隆時所建,閣前面有乾隆行宮,那閣子曾經徐世昌修葺,仍然完整(徐在此地有別墅)。距這裡不遠,有端方的墳墓。我寫了一首紀念國恥的詩刻在亭內石柱上面。

  百泉地方有幾個特點:一是蠍子出奇的多,長達二三寸,俗名大青蠍,可做良藥,每晚可捕到二三百頭;二是池中產魚甚豐,味道特別鮮美,想是水質好的緣故;三是每逢廟會,出賣藥材的最多,都是在別處少見的。

  我在這裡閒住著,每日遊覽讀書,又辦些零碎雜事。我在那乾隆行宮的廢址,建築了幾所屋子,作為軍政人員夏令會聚之所。後來,韓復榘又用這屋子舉辦村治學院。

  袁世凱在這一帶有不少的田產,我都把它充公,交給一位魏某負責改辦苗圃,後來頗有成績,地方隨處都有泉源,掘地數尺,即得泉水,但百姓不知利用這種泉水來灌溉土地。我乃和梁式堂先生帶著一團弟兄,察看地勢,著手掘泉開渠,以為百姓講求水利之倡導。

  我在百泉正忙著督隊掘渠,蔣來電報約我到鄭州會晤,我到鄭州的這天,蔣也到了,同來的還有吳稚暉先生等數位,下車後,大家到候車室談話。

  蔣先生這回是經過鄭州、保定到北平去,當時他們約我同行,我因有事料理,須稍遲幾天再去。這時,韓復榘部隊已到達北平,繳奉軍鮑旅之械後,已奉命由南苑退到望都(當時各路革命軍雲集北平,秩序頗亂,故令其退回待命)。同時,又電阻鹿瑞伯軍繼續北進,鹿部也就暫駐正定、望都一帶。

  過了幾天,我從鄭州到保定,先到我的父母的墳上掃墓。墳上的樹木都被砍伐,所有碑碣,都被挖倒,墳頭也被挖了個大窟窿。這都是張作霖、吳佩孚幹的事。

  從前唐朝郭子儀奉命轉戰邊疆,立功回朝,家裡祖墳亦被人掘壞。皇上和朝臣以及地方官吏都覺得對他抱疚,郭子儀道:

  「我帶兵多年,轉戰各地,對部眾定有約束不到,注意不周的時候,尤其挖溝築壘,恐亦不免有損及人家墳墓之事,現在我家祖墳被掘,正是不足為奇的。」


  我在墳上鋪了點草,略加整理修葺,整整地在那兒住了三天。此時,細思民國以來軍閥官僚政治的主要弊病,就是秉政者盡力排除異己,不能開誠布公。

  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都是這個作風,結果貽誤國家,禍害人民,造成數十年爭權奪利的內亂之局。

  這一次,北伐革命告一段落,我們萬萬不能再蹈此覆轍,必須真正的天下為公,真正的精誠團結,才有希望建造真正的三民主義的新國家。

  我把這番意思發出一個通電,籲請大家都交出兵權,使成真正直屬國家的人民的武力,不可再有私人的軍隊存在,政府對於各軍,須糧是糧,餉是餉,通盤籌劃,一視同仁云云。

  我在保定發出這個電報,因為病未復元,本想再住十天半月,借稍養息;只因蔣以及許多朋友都先後到達北平,一再來電促行,說已定好日期,在西山謁祭孫總理靈寢,我在保定即未久留,提前趕赴北平。

  我在北平西直門下車,許多朋友和軍隊都來歡迎。我自從1925年1月間離開北平,不覺三四年的光陰已經過去,這迴轉了一個大大的圈子,重又來到此地,眼看著賣國軍閥已經打倒了,國民革命告一段落了。

  可是,這個瘡痍滿目、積重難返的國家,是不是能夠從此國策一天天向前發展邁進呢?……我一路走出車站,許多感想都湧上心來。

  那天在西山碧雲寺祭靈,謁見總理遺容,大家都不免百感交集,空氣又是悲壯,又是嚴肅。

  接著,我就到南口舉行國民軍聯軍陣亡將士追悼大會,軍政各界朋友多來致祭,一時人山人海。這時,我仍嘔吐腹瀉,渾身發燒,早前的病都沒有脫體。

  當追悼會進行的時候,看見被收編的張作霖、孫傳芳和張宗昌的部隊,三里、五里,潮水似的向張家口宣化一直開去。我想如此粗心大意,假若他們有何動作,我們都會成為俘虜。那時大局方定,秩序甚亂,紀律亦弛,情形多如此類,把一種莊嚴肅穆的革命氣氛也破壞了。

  這時候,我深感軍人讀書的重要,當北平攻下以後,我曾通令各級官長,重新努力讀書,重新改造自己,乃購置新書數十大箱,其中史地書籍最多,分送各部,令以打仗精神來讀書。

  有些人頗能接受此意,亦有人以為革命成功了,為何還要讀書?我自己亦深感學識不足之苦,心心念念只想找個地方埋頭讀書。

  希望國內有個大學允許我作一個旁聽學生,我的興趣是在歷史和文學方面,以為惟有讀書是重要的事;要讀書,必須入學校方才得益。可是許多朋友卻說出種種理由,勸我不要作此打算,我的入校讀書的計劃既然不能實行,

  於是,又想到歐美各國去看看、學學。當時立下決心,擬在美國和德國各住兩年,俾可增長些見識,學些東西。可是,朋友們又三番四次地勸阻,把我的計劃完全打消。

  我想我當初若能逕行其志,則今日必有一些長進,或有小助於國家,至今思之,尚覺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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