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兄弟鬩於牆

  1928年夏北伐成功之後，全國軍事形勢，大概如下：

  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中正，統兵共約五十萬，駐軍區域在蘇、皖、贛、浙、閩、粵（廣東軍事由李濟深主持，自成軍區，仍屬一集）。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統兵共約四十二萬，分駐甘、陝、豫、魯（山東一部由青島至濟南仍為日軍占領）。

  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統兵共約十五萬，分駐晉、綏、察及河北。

  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統兵共約二十萬，分駐桂、湘、鄂（一部分留在河北）。

  此外，奉軍張學良全部仍駐東三省（人數未詳）。其他蜀、滇、黔諸省區雖在國民政府治下，惟各由本地軍人統率，人數、系統及防地，均未詳。

  是年8月，我赴南京出席國民黨第三屆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大會，在會中提出關於民食、民衣、民居三大建議。語雖合理，且悉符黨義，然措辭激烈，已招忌矣。

  在加上初次與南方同志多人接觸，共處與同事，因在生活習慣、背景、思想上多所不同，落落難合，而其修養功夫又未能使其容忍緘默適應新環境。

  因此，對異己者了解、同情及合作，對他人生活標準與方式之不如己者，輒以語言、文字、行為予以譏刺，使人難堪，是故彼此不能相安。

  例如：前時初與武漢各委員會議於鄭州後，充耳聽到南方同志生活之不嚴肅，嘗親自撰書一副諷刺聯送去，文曰：「三點鐘開會，五點鐘到齊，是否真正革命精神？半桌子餅乾，一桌子水果，忘記前敵饑寒將士！」上襯以四字橫額曰：「官僚舊樣」。

  我在南京，則出入乘坐大貨車，對各位官僚之住華屋、衣美服、抽洋紙菸等私生活，多方諷刺，不可勝錄了。我懷著「我比你較為聖潔」的態度和言行對待異己者，這是許多人很容易染得的普通病，所以，有好些政壇人物每與我同在一處，便有「芒刺在背」之感。

  有一次，我在南京聽說，在一次私人談話中，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季陶）於無意中吐露了一句心腹話，說：「沒有一個人能與老馮相處和合作的。」

  雖然我在中央有不少同情同道，仍然合作得來的朋友、同志，在戴氏這句評語可代表黨部和政府中大多數人——至少當權執政的一派一系人物——的意見、態度、情愫和反感了，這是重要的個人背景，應加以注意，然後可以明了。

  日後，我與中央人物，隔膜日厚，芥蒂日深，馴至公開破裂，演成「兄弟鬩於牆」的大悲劇、大慘劇之因果關係，我隨居南京，仍亦怏怏不歡。

  這時，豫、陝間樊鍾秀與岳維峻各有蠢動之虞，危及我軍後方，我即於是月下旬遄返河南處理一切。隨以鹿鍾麟負責剿匪，解決樊部於南陽，岳不自安，離軍遠去，後被蔣任為第一集團軍師長，此亦我所引為憾事者。

  1928年10月3日，國民政府改組，蔣介石被選任國民政府主席，為享有實權之國家元首，我被選任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部長。這可算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榮耀。

  平心而論，中央酬庸報功，待之可稱不薄，然而，舍這些個人顯位不提，我所爭持者則是要帶兵——因為多帶兵可以實現自己救國救民的理想。而其所最不滿者則為「編遣會議」之決定，此則以後大局變化、內訌頻起之癥結所在也。

  先是，有陰謀政客楊永泰者，自「首都革命」及北伐成功之後，在北京潦倒不堪，乃到南京多方夤緣，得某舊日政友介紹，滲入中央，乘著當局表示減縮各集團軍力「以樹立中央的權威，消滅割據的遺風，求全國真正的統一。縮軍節餉，從事建設」，乃呈獻「削藩論」為進身干祿之階梯。其大要是：「以經濟方法瓦解二集（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三集，以軍事方法解決四集，以外交方法對付奉張。」

  此論，居然視黨內孫先生的信徒、共同服膺三民主義的同志、一家同體的手足兄弟、北伐成功的元勛、支持中央的台柱、南北禦侮的屏藩，為昔時轉朝割據的「群雄」，為唐代與日本之「藩鎮」，與近年爭權奪利、互爭地盤、禍國殃民的「軍閥」，而務要一一消除而後已。

  因而引起幾次內戰，禍延中央、危害全國，固不特干城被毀，屏藩被撤，而且削弱己力，動搖國本，可謂罪大惡極。這個挑撥離間、煽動唆慫內訌之元惡罪魁，如其不死，吾恐其殃黨禍國，更有甚焉者。語云：「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豈其人歟！又云：「一言喪邦」，豈其論歟！

  1929年1月1日，「編遣會議」開始。會中，我在報告二集團軍中內容時，坦白率直，開誠布公，將自己手下的實力，一一公開出來。

  如有兵幾十萬人，槍幾十萬支，大炮幾百門，重機關槍與手提機關槍各幾千支，力量之強，他軍莫及，令人驚愕。

  開會後，提出裁兵案，大致根據第五次中央執監委員大會所通過之議案，以四個集團軍兵額平均為原則，計每集團軍留二十萬人。

  照此辦法，實際上，四集團軍原有兵額約符此數，不增不減。三集團軍則照額還須增補數萬人方足二十萬人之數。惟我的二集團軍則須裁去兵額之大半，因此深感人增我減之方案極不公平。

  當會內首先提出編遣二集團軍案時，我即表示反對，特別提出兩大原則（異於中委之四集平均原則）：（一）裁弱留強，（二）裁無功留有功。更明顯地指出中央一集團軍收編南北殘敗之兵十餘萬人應首先裁去；如今則先裁有功，是為不公。

  蔣介石答以一集團軍也有編遣計劃，我自然悻悻不懌。所以，「編遣會議」由是拖下去。

  不過，最初我還是亦盡力遵行編遣計劃，很熱心裁併，今日一電令，明日一電令，裁了八九師。但有一天，我看到光是我們裁軍，而其他集團軍都沒有動作，因此中止再裁：「人的十個指頭不是一般齊，削長補短，削足就履，總不是辦法。」從此，我對此事便持消極態度。

  當時，第二集團軍自北伐成功之後，共有九個方面軍：（一）孫良誠，（二）孫連仲，（三）韓復榘，（四）宋哲元，（五）岳維峻，（六）石敬亭，（七）劉郁芬，（八）劉鎮華，（九）鹿鍾麟。

  原有的十方面軍，還另有方振武一方面軍，已歸一集團軍。

  每方面軍總指揮下各有若干軍；全數共三十餘軍，兵員合共至少五十萬餘人，自岳維峻、劉鎮華兩部相繼脫離後，尚餘四十多萬。

  我亦曾實行編遣計劃，縮編全軍為暫編十二個師：（一）韓復榘，（二）梁冠英，（三）吉鴻昌，（四）馮治安，（五）石友三，（六）童玉振，（七）程希賢，（八）張維璽，（九）宋哲元，（十）劉汝明，（十一）佟麟閣，（十二）孫連仲。全體皆「國民軍」一軍嫡系將領也。

  但是，因為編遣費無著，且其他諸將士出生入死、奮戰經年、勞苦功高，若再行裁減，驟行編遣原案，未免難於下手。是故雖有編遣之名，雖下縮編之令，從未能徹底實行也。

  「編遣會議」為期一月，草草結束，效果不大，只就原先通過之議案，成立南京、武漢、太原、開封、瀋陽五個編遣區，徐圖實行而已，然日後之鬩牆巨禍已種因於此矣。

  自此之後，我便即稱病，不到軍政部辦公，只由鹿鍾麟代理部務，未幾，素工心計之閻錫山先脫身回山西。我看到這種情況，覺得自己也不能在南京呆下去，在一日，秘密離京渡江，直登早為之備的鐵甲車，遄程回豫，留書與蔣主席道別。

  這一去無異「猛虎歸山」，天下從此更多事矣，自此以後，我對中央人物，不共兩立。

  一次，我方在京漢鐵路某一車站之一輛篷車內（馮氏每出必乘此等車），馬伯援由南京來，似銜有使命為中央說話而勸我不要操之過急（但也許是個人自動為國為友盡力的而不是代表哪一方面的，不敢武斷）。

  我不俟其辭畢即怒火上騰，睜目厲聲，馬當時嚇至面如土色，噤若寒蟬，立刻住口不敢再說下去。

  溯自1927年秋寧漢合一而後，漢方之唐生智獨自抗命；中央遂臨以大兵。唐不堪一擊，迅即敗逃。湘、鄂兩省盡落四集團軍（桂系）手中。「武漢政治分會」即以李宗仁任主席。旋而中央派湘人魯滌平任湖南主席。

  1928年2月，四集團軍逼魯去職而以親桂之湘人何鍵繼任，由是又引起中央與四集團軍之衝突。蔣介石方面考慮，虎踞河南之二集團軍，如果與四集團軍聯合一致行動，則南京危矣。

  斯時，雙方各派代表赴豫與我商洽，各欲拉攏為助。當下，我堅決表示不參加黨內鬩牆之爭，且表示忠於中央，但又令韓復榘部由平漢路直下武漢。這一著，動機不明，雙方不討好。

  中央疑其乘機攫取漁人之利，而四集團軍則疑其前來夾攻。結果：四集團軍因內有叛將，於十八年（一九二九）四月四日不戰而撤退回桂。中央軍急進，先韓復榘軍到武漢兩日，韓部隨亦北撤，武漢自然全歸中央直轄。

  四集團軍是第一個被「削」之「藩」。長江上游之爭甫結束，而中央軍與我二集團軍直接接觸，爭端又起，其觸發爭端之尖點乃在山東問題。

  當時，北方政局之全貌如下：韓復榘繼馮氏任河南主席，孫良誠任山東主席，宋哲元任陝西主席，劉郁芬任甘肅主席，孫連仲任青海主席（新置省治），門致中任寧夏主席（新置省治），何其鞏任北平特別市市長（中央某人力謀此職不遂，乃多方挑撥，浸成禍根之一；閻以不得此地盤亦不滿）。

  而第二集團軍各部分散於各省區，防線東西橫亘長數千里。

  表面上，二集團軍得有六省一市，「地盤」不可謂不遼闊，但是，究其實則西北之寧、青、甘、陝，以及豫省皆貧瘠之區，收入短絀，無法養數十萬大軍及施行新政。

  本來，山東富庶之區，又有海岸交通之利，我原亦樂有此省；先命石敬亭代理主席，後於十月間，由孫良誠親到履任。（未幾，孫與財政部長宋子文因小事誤會，大發脾氣，彼此斷絕公文來往。國民政府斯時任命余為山東鹽運使，我亦勸余就職。雙方付以調解孫、宋任務，二人摩擦乃泯。）

  是時，青島至濟南沿膠濟鐵路一帶仍在日軍占據下，省治暫設泰安，省政府所治不過卅余縣（約全省三分之一），收入支絀（我曾以鹽稅支持）。必俟中央與日軍交涉退兵成功後，全省始可收復。

  至1929年3月，中央與日本交涉就緒。（其間，余屢代表孫良誠入京與外交部長王正廷磋商接收濟南事。）同時，日方與我方約定於4月16日退出濟南，由孫軍接收，日軍於5月初可完全離魯回日。

  不料，中央與四集團軍力爭武漢之役，解決迅速。中央既得完全勝利，忽於4月15日電令孫良誠勿進入濟南，同時，與日本商定改期接收。

  4月22日，中央復電令孫準備接收濟南省城，但同時另派他軍接收魯東青島沿海一帶，方振武一軍亦奉令準備入魯，其他魯省他地之雜牌隊伍又準備發難與孫軍為難，且孫良誠本軍某師亦露出不穩跡象。

  當時，孫軍只有四萬人，而其可能為敵之各軍不下六萬。如其不遵命令，妄事抵抗，爆發戰事，無異使二集團軍全軍與中央開戰。

  但是此時，我並未有在魯作戰之準備，且全軍防線太長，首尾難顧，容易中斷，駐魯之兵力既苦感不足，而中央則已有大兵北上，集中點在魯，且尚可續派。鹿鍾麟在南京，密令孫良誠多派偵探以偵察中央軍行動，可見雙方疑忌之深。

  況且，模稜兩可之三集團軍閻錫山在後方河北、山西牽制著；苟其服從中央，則二集團軍將處南北夾攻中部截斷之極不利的形勢中。

  不特此也，其時日軍在魯猶未撤退，大可藉口與中央協議而不移交防地與孫良誠。於是，在軍事、政治、外交三方面，均大不利於二集團軍；無論如何，我將無法可得山東全省。

  最後結果：我於4月下旬以萬急密電與孫良誠，告以本軍被拆散及包圍，陷於絕大危機中；全體面臨生死關頭，當以團體之生存為重，個人之地位為輕，務立即撤退全軍離魯。

  孫是我的愛將之尤，而且最忠於我的一人，他即於25日通電辭魯主席，職務交由省政府委員呂秀文（亦二集團軍將領，但所部非屬嫡系）署理，由呂所統率之少數民兵警衛地方。

  次日，孫軍全部由兗州退入豫、陝。同時，在南京之鹿鍾麟、唐悅良（外交次長）第二集團軍要員，亦匆匆離京。未幾，方振武奉中央命率部接收濟南，山東全省復歸中央治下。

  斯時，不獨山東的孫良誠部，連河南的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龐炳勛等部亦一律奉命撤退至潼關以西。沿途且將洛陽以東之隴海路軌破壞，以防阻中央軍之進攻。

  大部魯、豫軍隊陸續退至豫西且深入陝西，我本人則駐節潼關以西之華陰，這是消極的反抗中央之表示，但初時中央以及全國都不知其作用為何。

  5月間，戰事迄未發生，只用電報交換異見而已，我在電文指摘國民黨第三屆代表大會所選出之中央委員之不公，與分發軍餉之不平。

  中央方面亦數電我及二集團軍將領，並要我再入京共商大計，我當然不去。並且，二集團軍將領二十八人則聯名致電中央請蔣主席下野，同月15日，我決定成立「護黨救國軍西北路軍總司令部」。20日，通電北平各國公使館，請各國中立，宣言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並請勿借款與南京政府。

  越數日，中央執委會罷免我本兼各職，且發兵進攻。

  是時，北方三集團軍之閻錫山毫無表示，粵方之陳濟棠則效順中央。（當時，陳銘樞因在香港大酒店遇火災，跳樓傷足，不能治軍。）惟前由武漢敗回廣西之四集團軍李宗仁，重整殘部，躍躍欲試。

  中央派四集團軍叛將會同粵陳攻桂，李等乃於5月5日，打出「護黨救國軍總司令」旗號，出兵圖粵。但中央早已定計，令粵軍對抗。大戰結果：李軍不敵，敗退回桂。於是，我在陝孤立無援。

  原來，當時我與其總參謀長劉驥等所定是役之大軍略，是盡撤魯西、豫東之兵，集中於陝西，以全力壓迫閻錫山，使其合作；苟閻一致行動則四集團軍與二集團軍雙方亦將聯合而成一強大陣線，莫之能御。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妙計。

  初時，我確無興師開戰，以打誰倒誰之意，只是不滿於功高賞薄，編遣不公，心懷怨望，氣憤不平，猶且懷疑中央對己軍不利，故行此策，聯合三個集團軍，一致行動，以威脅中央，使改變政策，俾得保存多些實力，以實行其救國救民的大志願而已。

  這可說是「兵諫」。斯時，閻之處境既尷尬而又危險，中央方面亦因鞭長莫及，用兵為難，幾乎要軟化了。然而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尤其軍事發展，分子複雜，因果綜錯，變化莫測。

  在這僵局之下，忽然霹靂一聲，我遭受有生以來最大的打擊，致使其一生革命事業幾為之全部摧毀，而自己陷於身敗名裂的悲慘收場——這就是韓復榘、石友三等之叛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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