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中原大戰

  「國民軍」既失敗，「改組派」在粵亦一事無成，南京因此得傾全力以收拾北方癱瘓之局，於是，閻錫山首當其衝。

  彼其取巧奸詐之術既窮，騎牆「放虎」之舉亦不容再演，乃返而作政治運動，極力拉攏國民黨各派各系，謀大團結以與中央對抗，務成旗鼓相當的新局面。

  一時間，河北、山西道上，太原、晉祠之間，冠蓋雲集，各方使者絡繹不絕。凡歷年以來，全國全黨之不滿於中央者，非親自命駕北上，則紛紛派代表來與閻氏接洽，如「改組派」之汪兆銘、陳公博，與「西山會議派」之鄒魯，及其他失意分子等均是當時寓晉之上賓也。

  當時，敗退廣西之四集團軍李宗仁等亦遙為響應，派代表北上參加。閻居然成為全國軍政主動的中心人物——「盟主」，執反動派之牛耳，而我則退居被動的配角而已。

  但是，我的潛力具在，陝、甘仍有殊不可侮之重兵，故各方亦如常看重之。閻與我雖仍不無芥蒂於心，至3月間，宋哲元、孫良誠向我痛恨被閻出賣，至欲揮戈渡河攻晉，我以為，時過境遷，此刻，同仇敵愾，患難與共，甘願合作奮鬥以圖共存。此則各派、各系、各軍大有聯合共進之趨勢也。

  我所念念不忘，比之生命還重要的，就是保存及整理尚在陝、甘的舊部，自退兵後，宋哲元、孫良誠等，雖彼此諒解前此之誤會，盡釋前嫌，再事團結，共赴患難，然全軍竟如群龍無首，領導乏人。

  其時，西北軍之「五虎上將」，張之江與李鳴鐘已退役，鹿鍾麟蟄居天津，惟宋哲元、劉郁芬二氏尚在軍中，但其資望才幹不足以掌帥印。

  他如蔣鴻遇早已物故，劉驥殊非統帥之才，以下孫良誠、孫連仲、劉汝明、佟麟閣等分屬後輩，更無統帥資格了。

  我決定以鹿代統全軍，鹿奉密令後，乃假裝勤務兵，隨同某要人秘密乘火車由天津至大同，復轉乘汽車往謁我。俟某人下車後，我即向他面授機宜畢，不動聲息，乘原車南開，過河直抵潼關。

  至則實行主持全軍，著實整理，宋、劉等拱手相讓，惟命是聽。不移時，原日「國民軍」之雄姿威勢，再次恢復，士氣提高，靜待後命矣。

  在晉方，軍事政治運動既醞釀成熟，閻乃於1930年2月10日，發出通電，反對武力統一全國之政策而請蔣主席下野，隨而南京與晉方屢屢互發函電作文字之戰。

  2月21日，汪兆銘（上年12月已被中央黨部開除黨籍），亦出名通電，攻擊南京。28日，閻迎蟄居建安村之我入太原。3月，閻先取行動，接收山西、北平各中央機關，繳中央各軍軍械，封閉黨報。

  3月15日，晉軍與馮軍各將領聯合通電，擁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我、李宗仁、張學良副之。孫良誠、吉鴻昌等隨即揮軍東出，直指開封。

  4月1日，閻、我和李就任聯軍總司令之職，惟張學良無表示，晉軍開入山東，我軍則仍在河南，雙管齊下，分路作戰。五日，南京下令討伐，紛紛調兵應付，但前線初仍取守勢，其後乃交戰。於是所謂「中原大戰」爆發。

  其時，北方的軍事組織及計劃以李宗仁為「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由桂攻湘、鄂；我為「第二方面軍總司令」，由陝攻豫；閻自兼「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指揮河北軍事，揮兵攻魯；石友三（前曾一度與唐生智反中央，失敗後北退）為「第四方面軍總司令」，由豫攻魯。

  廣西李宗仁、黃紹竑等聯同留桂之粵軍張發奎部，傾全省之兵，由李親自統率，冒險北上，與北方相呼應，並自求生路。他們計劃：經湘入鄂，與我軍會師中原。

  倘此南北軍事計劃得實現，則南京危矣，詎料李軍北進，前鋒已過岳州入鄂境，而粵方忽以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兩師北上占領湘南衡陽，切斷李軍後方之聯絡補充線。李宗仁不得不撤退南歸以應付危局。於是，會師中原計劃失敗，影響「中原大戰」全局之勝負不少。

  延至7月中，「擴大會議」在北平開會。8月下旬，各派共同組織「國民政府」，擁閻為主席。

  1930年9月9日上午9時，閻就主席職，此時我則赴豫親自指揮戰事矣。主席登壇後，忽有南京飛機翱翔空際，向清故宮三海投下炸彈，有一枚正中「中海」之「懷仁堂」前湖中，立即震醒「閻主席」的好夢，未幾，他即急急離平回晉。

  七、八月間，魯、豫兩戰場均有劇戰。三方各集中精銳作殊死戰，故傷亡甚多。至八月初，晉軍一敗塗地，山東盡失，不堪再戰。中央軍於是得傾陸軍、空軍全力集中豫省以對付我軍，其總攻鄭州者為陳銘樞之第四軍，最為得力。

  當時，中央軍蔣介石之總部設在開封東蘭封車站，離站不遠為飛機場，航空司令為張惠長。一夜，我軍騎兵千人襲擊機場，毀去所停之機。張急匿避，始得倖免。

  騎兵得手後，轉馳往蘭封猛攻車站。時，站上防守虛空，總司令部只得衛兵百人而已，蔣介石駐列車上，勢極危險，仍鎮靜處之。

  平常軍隊，凡遇夜襲者，多不還火，免露虛實，但是時侍於總部內之高級參謀陳調元，卻主張還火，以免坐以待斃。此兵法虛虛實實之妙算也。

  乃下令全部衛兵分布車站，密密射擊。攻軍皆騎兵，果以為車站有大部軍力，防備周密，否則不至還火；又在夜間不便大舉進攻，即行退卻。總部遂獲安全。

  然而，此次「中原大戰」之勝負，不決於疆場，卻決於政壇上外交手腕之間。方豫省大戰時，中央代表吳鐵城等在瀋陽與張學良磋商合作事。吳挈其擅長交際、善於辭令之愛妾及大量金錢與俱。二人施用闊綽的、機巧的外交手段，周旋於奉軍「少帥」張學良夫婦與高級文武幹部間，大奏奇效。

  聞有一次，張在一個公開的場合私對其妾作戲言：「您倆膽敢來這裡作說客；假使我將吳鐵城槍斃了，又怎麼樣？」她因面不改容、從容鎮靜地含笑答道：「少帥，別跟我開玩笑！像少帥這樣英雄人物，哪會幹出這卑鄙狠毒的事呢！」張聽了，哈哈大笑答：「果然說得妙！來！干一杯！」

  另一日，吳大擺山珍海錯最貴最盛的筵席，遍請張總司令高級人員與軍官赴宴。其妾周旋其間，恭敬招待。堂前設了十幾桌麻將，請各人就席娛樂一下。每人面前抽屜內各置鈔票大洋二萬元，輸贏不計，勝者盡入私囊，負者也無所損失。於是人人樂不可支，與他都成為朋友了。

  同時，閻和我二人亦派代表薛篤弼與賈景德兩個「老實頭」到瀋陽極力運動。無如囊慳術鈍，與吳比較，在在相形見絀，居於下風（即送禮三千元也要去電請示匯款方濟）。雙方均予張學良以特高位置、優異條件，拉其加入陣線。

  一直以來，張學良站在中立立場，無露骨表示左袒哪方，然以其時形勢論，奉軍勢力充實，地利得宜，在北方實居舉足輕重之地位，吳氏來後，不久即獲得好感。其間尤有決定性作用者，則張對南京雖仍有不愜意之處，然對我卻有不共戴天之世仇，而絕對不能與其攜手合作者。

  其實，早於1929年5月間，張已與奉軍將領有公開反對我的政策之表示。至是年，更於9月18日發出通電，主張國家問題，當由中央政府依合法程序解決之，是無異正式加入中央陣線之表示也。

  發電未幾，隨即派大軍入關。晉軍無能抵抗，遂由其連占天津、北平以及河北全省。閻見大勢已去，於奉軍開到之前，通電辭職，復由北平退回太原。

  9月22日，北平晉軍撤退。前二年，晉軍以「國民政府」名義克復舊都，今則奉軍亦以「國民政府」名義入據焉。「擴大會議」及其所組織之「國民政府」自然瓦解。各員與中央協議，汪出國，閻赴大連，而我則居山西。

  至於豫方軍事之結束，亦不決於疆場上之戰爭，而決於我的麾下另一部之叛變。

  一日，我在總部忽接在前線作戰之軍長吉鴻昌電話，說：「總司令，對不住，我走了。」原來，南京知道我的舊部李鳴鐘與吉感情素洽，乃著其往豫運動吉來歸，果然馬到成功。

  其時，李對我的確懷有怨望，已脫離我軍，張之江雖亦離軍，但未致叛我。而吉之叛變則因全軍為金錢所收買，而且梁冠英、張印湘等部亦隨焉，前線全軍盡喪。

  當下，我怒擲電話聽筒，氣憤之極，恍如昔年韓復榘、石友三等叛變劇之重演，全線崩潰在即，大勢已去，束手無策以挽回大局矣。

  於是，懸崖勒馬，即由鄭州渡河，挈少數衛隊，由新鄉經焦作西行復入山西，鄭州遂為陳銘樞攻下。我軍則盡退陝西、山西，戰事遂告結束。

  此次「中原大戰」，實為歷來內戰之最劇烈者，猶甚於前年豫東與奉魯軍作戰之役。

  中央軍之最精銳部隊，如馮軼裴軍，及十九路軍陳銘樞等部，皆參與。閻、馮兩方亦盡以所餘留之精兵出戰。雙方紀律均優，鬥志均旺，屢作殊死戰，以故傷亡皆極慘重，兩敗俱傷，不特四個集團軍一一瓦解，而南京實力也亦減縮。

  我入晉時，有駐豫北之孫連仲、張維璽等部猶欲追隨，我轉令其投歸中央，囑其以後務須服從南京的命令，為國效勞。孫等唯唯諾諾，遵令而退。其後，果然向中央報告：「奉馮總司令命前來投順。」蔣介石素知其忠勇可靠，即收編之，以後孫則矢忠中央，服從命令，始終不渝，方可紀也。其他諸部亦有受中央改編者，不過戰余幾部不到十萬人而已，精銳盡失矣。

  我在入晉深山野嶺之途間，忽有強徒攔路剪徑，當下，我大喝一聲，隨從衛士齊放手提機槍，小賊當場倒斃，我乃繼續行程，既抵太原，閻如前優待之。

  其陝、豫余郡宋哲元、劉汝明、過之綱等約四萬人相率入晉，均由商震奉閻令善為安置，擔負一切給養。其後，中央改編駐晉馮部為廿九軍，分兩個師，以宋哲元、劉汝明為正副軍長，馮治安、張自忠（由河南入晉）分任師長，由中央發餉。後來增編一師，以劉汝明任師長。此軍在運城、陽原等處一住三年，乃奉令往北平應付日軍之侵略，成為國家之干城焉。

  我復在山西寄居於汾陽（在太原西南），韜光養晦，生活安靜。時或致力於本地教育工作之促進，及他項為社會、為民眾之服務。

  大部分的清閒時間則消磨於讀書、寫字、著作、繪畫，尤喜歡作白話詩，吟詠內容類皆描寫平民疾苦，痛貶惡風敗俗，暴露貪官污吏，提倡儉樸生活，反對虛偽言行等等，是皆其一生之徹底主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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