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我的抗日生活

  1 九一八事變

  胡漢民先生在國民黨內是老黨員，也是和孫中山先生革命最久的，比著蔣介石在國民黨的歷史深得很。

  胡對蔣的獨裁，深感不滿，他曾對蔣不斷地說，做事要尊重大家的意思，這下子，就使蔣懷恨在心。

  有一天，又討論民主和獨裁的事來，蔣馬上翻了臉，胡當然不服，蔣就把胡囚禁在湯山。

  1931年夏，國民黨一部分執監委員，因胡漢民在南京被軟禁於湯山事，提出抗議，與中央分流，召集黨代表於廣州開「非常會議」，另組織「國民政府」，汪兆銘亦率其「改組派」參加活動。

  後來，我派唐悅良來粵，只是觀察與接洽，仍未代表其正式加入此運動。未幾，局面變化，唐亦北返。不過，寧粵雙方只拍發電文，未至有軍事行動。胡氏旋被釋歸粵，南方同志之目的似已達到了。

  當時，第二集團軍、第三集團軍和第四集團軍有的半年不關餉，有的八個月不關餉，跟蔣要餉的電報很多，可是蔣都不答覆。

  可是，蔣的第一集團軍的餉不但一個月都不欠，同時，他還派人帶著現款到北平附近收買張、吳、孫等的軍隊，蔣介石這種做法，各集團軍都知道。

  第三、第四集團軍的軍官們見了面都要彼此問：「你們關餉了嗎？」都說：「沒有。」若是第一集團軍的軍官，他們就很乾脆地回答說：「我們的餉一個也不欠。」因此，軍隊的官兵對蔣很怨恨，為了蔣的待遇不平等。

  1931年始，我直接統率一支龐大的軍隊，這一時期已告完畢了。經我一手訓練，多年指揮的各部尚留有少數（最少十萬，迄無確數），分駐各省，皆直接歸中央改編、裝補和指揮。

  「第十六混成旅」、「第十一師」、「國民軍」、「西北軍」、「第二集團軍」，一律成為歷史的名號，我一生的事業，儘管告一段落，然而，仍未結束。

  「九·一八」以前，1928年張作霖由北平退到東三省，在皇姑屯的大橋底下被日本埋的地雷給炸死，日本人所要的權利還沒得到。1931年，看見張學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覺得這個時候可以發動了，在「九·一八」這天，先把遼寧的北大營占了，接著又把遼寧省城占了。

  東北的愛國軍人們看張學良不抵抗，他們自己就和日本帝國主義打起來，還有許多愛國青年如苗可秀他們拉起義勇軍來，對著日本人拼死命；像小黑山栗家窩鋪孫洪獻老舉人，八十多歲帶著他全家和孫男弟女三千多人同日本人打了幾次烈仗，房產土地全不要了，向熱河察哈爾退進來。

  當時，上海方面和國內各地的愛國人士都起來責備政府，並且捐了許多款項找朱子橋（慶瀾）將軍組織了東北義勇軍和後援會。

  「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後，眼看著東北三省全都要丟掉了，蔣先找孔祥熙給我一個電報 ：「國內嚴重，如何辦法，請指教。」

  我復電 ：「『九·一八』的禍首就是蔣介石，蔣要向大家認罪下野，然後可以商議，不然，我是不同蔣談話的。」

  過了兩天，接到蔣的電報：「一切的事都是我做錯了，請大家到南京來，趕緊商議救國大計，下野的事，已經完全準備好了，隨時下野。」

  我的老朋友劉允丞（守中），當時由晉南來看我，劉說：「蔣若誠心認罪，先生應當到南京去商量救國大計，這種危險的事情我也願意去。」

  於是，我同劉先生到了太原，知道閻錫山已由大連飛回來了，在太原北邊一個中學內，我同閻錫山並閻的朋友在一起談了一天。

  閻錫山說 ：「怕蔣介石沒有真的覺悟，他願意做兒皇帝，不願意抵抗日本。」

  我就同閻錫山說：「這是國家存亡問題，他不抵抗，我們也得抵抗。蔣介石既來電說：『一切都是他的錯，請大家去。』至於有什麼危險，我是不管。」

  我們由太原開車，到了娘子關，有位黃師岳師長上車來見我，看他的年紀有三十多歲，知道他是東北的軍隊。他請我下車看他的隊伍，我在車站上看他的隊伍，大約有一營人，個個都精壯得很，他就是東北軍張學良負責指揮的。

  我問他：「你們是東北軍？怎麼到娘子關來住呢？」那位黃師長落著淚說：「不是這樣，日本鬼子怎會把東三省占了呢？」

  我又問黃：「你們怎麼到這裡來的？」黃師長說 ：「蔣介石調我們到這裡來的。」

  開車後，由豐臺轉天津，都有很多朋友來看我。我對他們說：「東三省 丟了，我們要抗日。」

  我的火車到了濟南府，韓復榘是在車站上來歡迎我，我對他說：「只有拼命抗日，才是英雄豪傑，愛國男兒；也只有為收復失地，為雪國恥去努力才算對得住祖先，才算對得住先烈。」韓說：「我要謹記先生的話，我要奉行先生的教訓。」

  車到了浦口後，我在南京住在張之江先生家裡，我與蔣介石重會，前嫌渙然冰釋，在出席中央黨部講話時，我聲言來開會，是為共赴國難而來。若不如是，則抗日戰爭，何能聯合南北諸軍，全國人民，一心一德，衛護國家，抗戰到底！

  我每出席中央會議，一貫主張「我們要抗日，要收復失地。誰要阻止抗日，誰就是賣國賊」。有人警告他：「你這樣說話，恐有生命危險。」則答道：「我來即不怕，怕即不來。」

  就在這個時候，上海的朋友們約我到上海說抗日的主張，我坐的火車是下午兩點到的上海車站。

  那天車站上是人山人海，車剛停止，上海市長張群來接我，當時車站上放鞭炮的，放火炮的，喊口號的，拿著旗子的很多，非常的熱鬧，有一個多鐘頭才出了車站。

  在上海，我住在胡漢民先生的房子裡。一連幾天，每天都有三四次的演講，有的是為學生，有的是為民眾或社團，主要的意思，就是非抗日不可。

  接著，我又到南京開幾中全會，大家所討論的事情都是為了抗日。

  蔣介石和他親信的人大唱「抗日三天亡國論」。蔣說：「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麼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

  因為蔣這樣說，何應欽、汪精衛說得更厲害了。

  何應欽說：「日本有多少煙囪，日本人有多少工廠，我們如何能比，不抵抗還可支持幾天。」

  除了蔣、何、汪本人不主張抵抗外，他們的親 近人也都隨他們一樣的主張，因此，會場裡頭分成兩大派，一派即「三天亡國論」，另外一派是抗日派，說誰阻礙抗日，誰就是亡國奴。鬧得非常厲害。

  這種情形，當然日本人都知道了。執政掌權的主張不抗日，日本的氣焰就更高了，投降派裡頭的人很清楚地把會場的情形報告了日本人。

  此時國難當前，全國非實行團結、共御外侮不可，這時候，粵方也派孫科、汪兆銘二委員為代表，赴滬與寧方代表會議，決議寧、粵黨政改組，複合為一。

  全局即急轉直下，蔣介石下野離京，國民政府改組，一致推年高德劭的元老林森先生任主席，孫科任行政院院長。

  其間，陳銘樞斡旋甚力，其所統之十九路軍分駐南京至上海一帶，是為新政府獨一可靠之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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