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天 世態炎涼

  我沉浸在對過去的回憶里，那些時代的烙印已經深深嵌入肌膚，刻在骨頭上。

  我沉浸在回憶里，儘管過去有些沉重，有些艱難，我依然願意在那裡找尋絲絲縷縷的溫暖。

  我的夢依然徜徉在漫長的舊日時光里——他被政治管制之後，祥哥與嫂子一家和我們幾乎斷了往來。祥哥是業務幹部，嫂子是行政領導，這樣的自我保護行為是必要的，但是他卻無法原諒他們。他與嫂子都是好口才，都是混過社會的，只不過嫂子出身正規，他來自鄉野。之前每每相聚的時候，兩個人也願意高談闊論，唇槍舌戰，好像樂在其中。這會兒，哥嫂像躲瘟疫一樣躲著我們，著實讓人不舒服。我心裡自是有芥蒂，但我知道在哥嫂之間，祥哥沒有說話的份兒。他卻無法掩飾自己的氣憤，常常出言不遜：「不就是個幹部嘛，有什麼了不起，我先前……」

  所謂世事難料，只是兩三年的光景，祥哥也出事了。他本是做業務的，幾乎不沾政治，前一場風暴擦身而過，後一場風暴卻把他席捲其中——他被發配到鄉下勞動去了。下鄉這件事本身沒什麼，但它傳達出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於是，很多人又開始出於自保地表明立場，就在祥哥被決定下放的同時，嫂子與他辦理了離婚手續。

  祥哥為人謙和，作風儒雅，待人真誠，做人過於本分，做事過於原則。這既是他的優點，更是他的缺點，這樣一個死心眼兒，被排除異己也就不奇怪了。只是，祥哥沒吃過苦，沒幹過重活，多少年來都是在嫂子的照顧下度日，現在需要一個人面對生活、學習和勞動，自然會亂了章法頭緒，狼狽難堪。但他能夠把現實的失落、婚姻的不幸，變成動力。他沒有半點兒對政策對上級對家人的對抗情緒，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學習和勞動上，他甚至享受這種只需干好事兒，無需看眼色處關係的簡單日子。

  我心疼祥哥，但又沒有辦法為他做點兒什麼。這些想法，我只能放在心底，不能說，怕是我一張口，又會引起他的滿腹牢騷。那段日子裡，在他和祥哥之間，我承受著雙倍的擔心和折磨。

  還好，梅姐那邊沒什麼事，姐夫依然以他的老實本分做著他的領導工作，沒什麼驚人的成就，也沒什麼失誤，沒招惹什麼人，也沒礙著誰的什麼事。

  這期間，梅姐又生了一兒一女，日子過得還好。我受了委屈或心情鬱悶的時候，依然會找到梅姐，她是我最好的傾聽者、安慰者和保護者。

  但梅姐畢竟住在城裡，我在鄉下，不是隨時可以去的。於是，工友於歌就成了我壞情緒的收納桶了。

  於歌年長於我，膀大腰圓，說話粗聲大氣。我羨慕她性格爽快，不像我唯唯諾諾沒有主意不敢聲張。她則認我手巧活好，她最看不得我受委屈，要是有人欺負我，她就會站出來替我說話。她的勇氣緣自她貧農的家庭成分和隸屬工人階級的丈夫。她有三個孩子，兩個女兒大點兒，一個兒子最小。

  我的手巧來自家族的遺傳，也受益於解放前那幾年做保姆的經歷。

  父親去世以後，我便輟學，想要出去工作，替母親分擔生活的壓力。恰巧，小學校長有一個日本熟人，在城區做駐地政府主事——那時候就這樣叫著，至於相當於現在的什麼職位，我就不知道了。那家的女主人大約三十多歲，因流產在家休養。我是去做住家保姆。

  我聽說過日本軍閥的兇殘，也見到過日本軍閥的暴行，我甚至害怕來這裡，擔心能否在這個家庭長時間待下去，能否身心安全地待下去。但出乎意料的是，這家男女主人都很溫和，他們從未對我發過火。這讓我驚異，軍閥與百姓之間竟然有著天壤之別。

  我的工作內容是收拾家務、做飯，中午給男主人送飯。剛去那天晚飯後，女主人帶我外出散步，指認丈夫供職的政府公務大樓。為防止我認錯路，男主人還為我畫了簡易的路線圖，標上地名、沿線重要標誌以及辦公樓層和辦公室名稱。飯菜大多是女主人安排好了，再教我做，實在不會做的，他們自己也下廚。主食大多是米飯，也有麵湯、麵包之類。蔬菜水果基本上都是我們常吃的，偶爾也有我不認識的。最好吃的菜叫「狗寶」，大概是這個名字，用糖油炒熟，香甜可口，很合我的口味。他們的飲食大部分是清淡的，蔬菜常常生吃。他們住的平房窗前有一小片菜園，男主人工作之餘大都在菜園裡忙碌。

  閒暇時間，女主人常常會拿出自己的衣裙，按我的身量改了給我穿。後來又教我改衣服、做衣服。幾年以後，我結婚了，孩子多了，生活拮据，我動手給孩子改衣服，便是藉助這個時期的學有所得。這一技藝不但使我受益，也使我的兒女受益。

  女主人還教我做各種手工，記憶最深的也是最值得炫耀的是——用帶魚的頭骨插展翅的白鶴。魚頭骨必須是完整的，數量不少，形狀完好。洗淨之後呈玉白色，經過一番穿插，一隻展翅的白鶴就亭亭玉立栩栩如生了。年輕那會兒，我還插過幾個給孩子玩兒。後來發生了太多的事，等我再次想起魚骨白鶴的時候，最小的孩子都已經有家有孩子了，而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來魚骨白鶴是如何穿插而成的，這真讓我覺得可惜。

  我能去這個人家做事，主要是因為我學了幾年日語，大多日常用語是可以自如交流的。但遇到特別的單詞或句子，我也用漢語一邊說一邊比劃，還是說不明白，我們就畫圖畫，總之交流沒有太大障礙。但離開這裡之後，不說，也不用，我的日語差不多就荒廢了。等到後來夏和春學日語的時候，我對日語的記憶，就只剩下幾個單詞了。

  不過，因為有點兒日語底子也算做了一次不大地道的翻譯，為一次尷尬的場面成功解圍。那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有一天，春的一位李姓朋友領來幾個日本人，說是研究中國民居文化的。那時候我的石頭房子已經是民居群里最為破敗久遠的建築，雖說房齡不長，但與周邊建築強烈對比，就顯得有些歷史感了。

  李姓朋友用漢語向他們介紹房子的情況，一邊說，一邊比劃，但對方很難理解。我站在一旁為他們著急，情急之下說出了幾個不連貫的日語單詞——眾人立刻譁然，那驚訝的場面到現在都還記得清清楚楚。於是，他們連連鞠躬，毫不吝嗇地對我加以稱讚。李姓朋友也因為對我的敬佩，把這件事當成故事講給很多人聽。

  這些偶得的微不足道的溫暖或趣味，在寒涼的歲月里，以其星火之熱，給了我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