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天 是非對錯已成風

  很多事情只要有了開始，就可能有過程，有結果。

  從我八十歲開始，每年必過生日——有時在家裡團聚，有時在飯店訂餐。

  每當兒女要為我辦生日宴的時候，我都會推辭再三。我不是故作矯情，而是真的不想讓他們為我破費和忙碌。但每次生日團聚，又令我既感動又慨嘆，我想這不是緣於貪念或享受，而是晚輩簇擁的熱鬧，遠遠驅走了我的孤寂，讓我暫時忘記了那些悲涼的時光。

  我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儀式，習慣了這種儀式帶來的內心感動。如果說八十歲的壽辰是我幸福的回憶，如果說最後的生日讓我溫暖，那也只是我後半生的福分。而前半生，幸福於我就像水中月，鏡中花。生活虧待了我，更虧待了他——他失去的更多，他從來沒有得到過什麼。

  每次在享受兒女生日祝福的時候，我的歡喜與幸福中，總會有些不安的情緒在悄然涌動——那是我對他的想念，還有放不下的心結。很遺憾，我沒有為他做過生日，兒女也沒有為他做過生日。他窮苦勞碌的日子裡，他苦悶壓抑的一生中，竟然沒有人為他點亮一星半點兒的希望之光。他七十三載的生命里程碑上，除了羞辱和不甘，竟然沒有一行文字，讀來能讓他溫暖和感動。

  他備受階級鬥爭之苦。自從六十年代開始，自從人民群眾隊伍中被清理出來，他的人生之路就荊棘叢生坎坷遍地了。這是他為年輕時候的年輕行為所付出的代價，只是這代價太沉太重，他用盡了一生來償還。他曾說，自從戴上那頂帽子，就一刻也沒有輕鬆過。他說，他就像水底一粒小小的沙石，本來掀不起大浪，卻被大浪蕩滌得體無完膚、面目全非。

  他聰明，有思想，又有幾分仗義，在他們那群人中，他有些特別。有一段時間，他被安排做了組長。這群人成分複雜，各有各的經歷故事，各有各的難言心事。他們雖然曾經有著不同的身份，但現在都是一樣的。給這些人做組長，組織他們學習和勞動，是需要能力和魅力的。但這兩樣他都沒有，他甚至都不能自保。但做了組長的他，還是願意把自己做成一個——有責任、有擔當、有愛的人。

  瘦高個子、總愛戴一副高度近視鏡的老李，之前是做科研工作的，出事以後回到老家和單身父親住在一起。因為不會幹農活兒，常常受到批評，因為晚間學習開會總是打盹兒，常常被批判。想到自己一生盡毀，老李一度悲觀厭世。他便常與老李說話，說說老李的老父親，說說老李不知去向的老婆孩子，說說或許為期不遠的解除勞教，還有可能光明的未來。一來二去，老李真的變回了原來的老李。老李高興，他更高興，高興時兩人常常會流下眼淚來。

  這群人中有一個漂亮優雅的女人，不到三十歲，還未嫁人，原來是個政府幹部。有人給她強加了罪名，有人對她惡言惡語，甚至侮辱毆打。她屢次病倒，倒在潑向她的污泥穢水中，但她內在的光芒卻時時閃現。每次看到她被揪鬥毆打，看到她如雨後凋謝的花朵，他都會有種代她受罪的衝動。但除了安慰她、勸導她，什麼也做不了。很多個狂風肆虐或雨雪交加的夜晚，他都會默默地陪她走完那段漫長而心酸的回家之路。他們成了最好的朋友，後來她得到平反，雖然身居高位，依然惦念並感謝他當年的幫助。

  宋某被人打倒，又加以踹胸踹頭時，他氣憤地吼出聲來。他自己尚在束縛之中，他的行為不但沒能救出宋某，倒為自己招來拳腳相加。宋某一病不起，無人照顧，他隔三差五去勸慰，或者送飯送藥。宋某死了，無人處理後事，他用破布單子裹著屍體，扛到山上。宋某入土為安，他卻長久佇立，不忍離開。宋氏後代沒有忘記這段家史，沒有忘記他當年的仗義相助。他們真誠的謝意給了他些許溫暖，讓他篤信曾經的做法沒有錯。

  他之所以能做組長，是因為一個人的推薦。一個山東人，一個退伍軍官，當時在鳳凰村做軍事委員會主任的弼姓老哥。在另一個四合院裡，弼姓老哥住北上房，我們住西廂房，大家都相互了解。

  但他的行為卻沒能保住組長的「頭銜」，當有人發現他的階級立場有問題時，弼姓老哥也保不了他。究其原因，除了他對「那群人」付諸太多的同情和幫助外，還因為他的京劇唱段中有「攻擊」的嫌疑和傾向。他唱《劉胡蘭》選段，有人說他褻瀆革命英雄；他唱《四郎探母》——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南來雁失群飛散，我好比淺水龍困在沙灘……有人說他是獨坐宮院的楊四郎，心裡可能想著反攻倒算……他為此一遍一遍地做檢討，做自我批判。但是，一定要強加於他的罪名，他又如何能解釋清楚呢。

  毫無疑問，他的管制時間又一次被延長。應該說，他的問題，除了歷史原因，更有現行責任；除了他人的指責，更有自己致命的缺點——不能謹言慎行，讓他吃盡了苦頭。